薩拉馬戈和他的政治寓言


(瑞典)傅正明


      獲得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作家在接受媒體的採訪時說：「我相信我
的獲獎不是因為我的政治傾向，而是奠基於我的文學。」薩拉馬戈之所以作此解釋
呢，是因為許多讀者和批評家都認為薩拉馬戈是一位有強烈的政治傾向的作家，一
位共產主義者。但是，薩拉馬戈認為，如果因此而把他的獲獎主要歸因於他的政治
傾向，就會貶低乃至忽略他的文學成就。但這一番表白，又正好表明作者的確是一
個有政治傾向的作家。當有人調侃地問薩拉馬戈：怎麼又把諾貝爾文學獎的勳章頒
發給一個共產主義者？薩拉馬戈回答道：這個世界的幾乎所有的諾貝爾(指諾獎得主
)都叛逆了他們自己原初的政治傾向(葡萄牙期刊Angela'98，見internet英譯)。薩
拉馬戈從反法西斯專制的共產黨人轉變為反共的民主戰士，轉變為為共產主義的全
面失敗唱輓歌的歌手，他的叛逆精神和心路歷程，他的作品的社會批判鋒芒是富於
啟發意義的。瑞典文學院給薩拉馬戈的評獎頌詞是：「憑借想像、同情和反諷所支
撐的寓言，不斷促使我們再度理解不可捉摸的現實。」這裡譯為「寓言」的一詞，
瑞典文原文為liknelser，也可譯為「比喻」，英譯作parables，指一種說教性的道
德寓言、隱喻或諷喻，我以為，道德雖然具有超越政治的一面，但也可以把「政治
寓言」囊括其中，因為道德與政治從來就是密不可分的，就像真、善、美的三位一
體一樣。當然，他的「政治寓言」同樣是奠基於他的魔幻的想像、尖銳的對比、巧
妙的反諷和黑色幽默的基礎上。

反專制的共產黨人

       薩拉馬戈出生於葡萄牙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據說父母都是文盲，小時候他
窮得連鞋子都沒有穿，經常打著赤腳丫，十七歲中學尚未畢業就不得不靠自己謀生
，一生與苦難抗爭不已。在他的詩作「與宇航員談論老掌故」(1966)中，詩人寫道
：「這裡，在這片土地上，飢餓繼續，/苦難，我抗爭……」。這很可能與作者自己
的童年的記憶有關。在這樣的背景下，薩拉馬戈早年認同共產黨應是題中之義，他
於1969年正式加入葡萄牙共產黨，因為與中共同齡的葡萄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曾經
起過積極的作用，馬克思主義感染了無數的歐洲作家和知識分子。
       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薩拉馬戈1947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罪孽之地」，小
說出版後。作者為該書文學上的粗糙感到羞愧。從此擱筆文學創作，而且一擱筆就
是二十年。但是，箇中原因，除了他認定自己在藝術上還不成熟以外，還因為他認
為：在葡萄牙獨裁者沙拉扎(Salazar)的名為共和實為專制的嚴酷的政治制度下，一
個知識分子首先應當為反對專制而進行鬥爭，因此，他在為生計奔波時，主要選擇
記者職業，以新聞為突破口。他的報道絕非照相式的實錄，而是或隱或顯的包含政
治評論的專欄文章。薩拉馬戈自言在1972年至1973年間，他在負責編輯工作時，幾
乎每天都在與限製出版自由的檢查制度作艱難的鬥爭。
      處女作問世二十年後，大器晚成的薩拉馬於1977年再度出版了長篇小說「書
法和繪畫指南」，主人公H是在富人家裡為他們畫肖像畫的貧困藝術家，雖然作品主
要涉及生活與藝術的關係，但作者為窮人作不平之鳴，否定了資產階級的崇尚物慾
的價值標準，表現了作者在沙拉扎專制制度垮台之後的葡萄牙的新的民主時代的新
的希翼。專制制度的殘酷，他還記憶猶新，他的短篇小說集「幾乎是物體」(1978)
，政治寓言的色彩十分鮮明。例如其中的一篇題為「一把椅子」的小說，寫作年代
當在沙拉扎垮台之前，影射沙拉紮在1968年的一次腦出血實際上已經使得這個政治
老人成為一具行屍走肉，從而失去了對時局的真正控制，終結了他的政治生涯。薩
拉馬戈以一把椅子來象徵沙拉扎的戲劇性的被迫退位。
      薩拉馬戈的長篇小說「從地上站起來」(1980)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政治主題，
歷史視野更為開闊。小說直接描寫葡萄牙在1932年至1968年的專制制度下工人階級
的貧困生活及其反抗壓迫的鬥爭，作者自己曾將它界定為一本「社會小說」。這些
年代是近代葡萄牙歷史上的最黑暗的一章，在小說中，可以看到偽善的沙拉扎自我
標榜的「有機的民主」的真貨色，在當時的高壓政策和嚴酷的檢查制度下，一般人
噤若寒蟬，敢於以言犯禁的共產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異
議人士」飽受種種政治迫害。這部小說的畫面與歷史學家的文獻可以互相參看。據
統計，六十年代，在人口僅九百萬左右的葡萄牙，沙拉扎的秘密警察人數就高達兩
萬人，而當時的葡共就是反對外來的法西斯主義和內部的專制統治的主力軍，他們
動輒被逮捕監禁，被嚴刑拷打，慘死在集中營或被迫流亡國外。在專制制度垮台前
，葡共中央委員會的二十二位委員，幾乎每人都在監獄中度過十幾年的黑暗歲月。


反共的民主戰士

      一個為反法西斯主義和專制制度曾經付出了如此之大的慘重代價的共產黨，
希望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慾望是不難理解的。四十年代以來葡共領袖昆哈爾(Cunha
l)據說是就是一個極富人格魅力的崇尚權力的斯大林主義者，五十年代一直被監禁
，後來亡命國外，直到1974年才回國參與政治活動。
      昆哈爾認為歷史的契機終於來到了。七十年代，葡萄牙所屬的非洲殖民地民
族獨立運動蓬勃興起，葡萄牙當局決定以武力鎮壓，結果，兩百多下級軍官聯手於
1974年發動軍事政變，即所謂「武裝力量運動」，這一運動意在阻止一場鎮壓殖民
地的大規模戰爭，結果導致不流血的革命，一舉推翻了專制制度。在葡萄牙從專制
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的歷史過程中，各種政治力量和政黨都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葡共想貪天之功，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當時葡萄牙重要的十二個黨派，如
社會主義黨，社民黨，社民中央黨，一致要求實行民主制度以公平競爭，相互合作
，扮演各自的政治角色，唯有共產黨持反對態度。就這樣，薩拉馬戈這樣一位「共
產主義老戰士」，如瑞典批評家薩卡爾(NathanShachar)指出的，「在1975年11月的
戲劇性事件以後，斯大林式的葡萄牙共產黨，薩拉馬戈的黨，竟然摧殘脆弱的民主
，這對於他來說已經不可能繼續站在那一邊了。這種困境反而使他有幸開始認真地
寫作」(見瑞典《每日新聞》1998年10月9日)。在這種情況下，像薩拉馬戈一樣的共
產黨內的知識分子可能不在少數。此後的幾年，葡共在選舉中所獲得的議會席位每
況愈下，終於成不了大氣候，但它一直沒有放棄獨攬大權的野心，直到1988年，葡
共召開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才不得不在黨章中正式承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基
本原則和多黨制的政治制度。對於這樣一個政黨，這位富於正義感和自由精神的作
家曾經長期無法與它在思想上「保持一致」。
      在沙拉扎的專制制度的年月裡，薩拉馬戈曾經是這種制度的勇敢的反抗者，
在葡萄牙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時期，他又是以新聞報道為武器的最活躍的民主戰士
。薩拉馬戈從不諱言他自己與共產黨的分道揚鑣。回顧諾獎評選的歷史，我們可以
開列出這樣的長名單，如前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1958)、索仁辛尼(1970)、俄裔美
籍詩人布羅茨基(1987)，波蘭詩人米沃什(1980)、辛波絲卡(1996)、以及上屆得主
、意大利的達裡歐·佛，幾乎無一不是從共產主義營壘中分裂出來的叛逆者。他們
青年時代的選擇共產黨是一種政治的選擇，也是一種道德良心的選擇，他們中年乃
至晚年與共產黨決裂同樣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是因為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或分享權力
之後的專制、腐敗和官僚主義。因此，這些作家，像薩拉馬戈一樣，往往以文學為
武器反戈一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家作為共產黨的叛逆者，往往仍然自
稱為「共產主義者」，也就是說，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而正好
表明了各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一旦有了權，共產黨就再也不能代表普
羅大眾了。1975年底，葡萄牙實現了初步的民主時，薩拉馬戈已經出任《新聞日報
》副社長職務，但這位民主戰士無意仕途，他為民主制度所進行的鬥爭，目的並不
在於他自己當官從政。他全力轉向文學創作以後，力求以藝術形式來總結、反省葡
萄牙的歷史和現實。薩拉馬戈的歷史小說吓 (1982)和  里斯本圍城史?1989)就是
將歷史與現實、哲學與政治熔於一爐的傑作。前者以十八世紀的葡萄牙為背景，廣
闊反映了葡萄牙的歷史和文化衝突，尖銳諷刺當時的「政教合一」的權力政治和異
教裁判所的殘酷的檢查制度。後者在愛情故事中展現一部與官方版本不同的歐洲中
世紀的十字軍圍城史，同時不斷勾起讀者思考葡萄牙的現實問題，政治眼光同樣集
中於對書報檢查制度的嘲諷。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家出版社的校對員，一天，他突
發奇想，擅自決定在一段歷史學家的文章中增加一個「不」字，結果，出現了這樣
一句話：「不，在公元1147年，十字軍不曾協助阿鋒索·安裡克國王去奪回被阿拉
伯人佔領的里斯本。」但明眼人一看，便會明白這句話的諷刺意味。這一最有趣的
細節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寓言。如作者所寫到的：「如果給予所有的校對員以自由，
廢除比刑事法更束縛他們的手腳的種種禁令，他們很快就會改變這個世界的面孔，
建立起普遍幸福的王國，給飢渴的人以飲食，給動盪不安的人以和平，給悲傷痛苦
的人以歡樂，因為他們僅僅通過改變詞語就能做到所有這一切……」在這裡，作者
亦莊亦諧，雖然以誇張的手法誇大了文字的力量，但可以看出作者的寓意在於：言
論自由、出版自由乃是民主社會的最基本的自由，是實現人類普遍幸福的基本前提
。

共產主義全面失敗的輓歌

      崇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偽宗教，這一點，中國人已
經領教得很多了。薩拉馬戈始終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對共產主義從真誠信仰到半信
半疑的懷疑傾向，往往以宗教懷疑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點，最鮮明地體現在小說
「耶穌基督眼裡的福音書」(1991)中。作品取材於聖經，描寫耶穌基督在人間傳播
福音的故事，卻變動、改造了許多聖經原有的事件以及人物的思想和行為特徵。該
書的扉頁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一段話：「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
。訴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
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
確實的。」這一番夫子自道，正如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所言，作者親見親聞
的幾個女子，俱是循綜按跡，不敢稍加穿鑿，致失其真。可見，薩拉馬戈的「耶穌
基督眼裡的福音書」就其實質而言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儘管帶有魔幻色彩和
西方的」前衛派」文學風格。書中的耶穌與他的人間的父親約瑟、母親瑪利亞之間
的關係往往表現為一種既愛又恨的二重矛盾關係。耶穌與天父耶和華之間的精神紐
帶也是脆弱的，緊張的。發展到最後，甚至是帶有敵意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是時
代的一面鏡子，只不過是一面寓言的鏡子罷了。
      在薩拉馬戈筆下，作為父親的上帝是人間的最高權威的象徵，獨裁者的象徵
，雙手沾滿了基督教殉道者的鮮血。上帝的歷史並非神聖的歷史，他甚至與魔鬼簽
訂了密約。上帝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不透明的，耶穌也無從得知。書中的魔鬼也有
他的良心發現，但上帝不容許不接受魔鬼的懺悔，「因為我不能沒有你所代表的邪
惡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為上帝。」也就是說，沒有魔鬼上帝
就會失去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就不能成為人間正義的化身。這一衝突，是本世紀
重大的歷史衝突的一種折射。如葡萄牙批評家考特(RafaelCount)所言，這部小說表
達了「一種明顯的宗教的辯證法觀念----上帝與魔鬼的共存」(葡萄牙報刊ABC,199
2年5月21日)。
      這是薩拉馬戈最具爭議的一部小說。作為一個寓言，從接受美學的觀點來看
，它可以誘發讀者關於現代世界史的豐富的聯想，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具有深刻
而廣泛的藝術概括力。加拿大著名批評家諾思羅普·弗萊在《批評的解剖》中深刻
地表達過這樣一種思想:我們決不會為一個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人獻身,卻可能真
誠地為一個邪惡的或殘忍的人獻身。因為那些最能激發他人為之獻身的人,恰是那些
表面上看來最不需要這種獻身的人。薩拉馬戈筆下的上帝，是一個善惡同體的人物
，卻佯裝為或誤以為自己就是人間的絕對善，絕對正義，只有耶穌有所覺悟，但覺
悟得太遲，悲劇已經發生。某些政治上的領袖人物，也是這樣佯裝為或誤以為自己
是民族的乃至人類的救星，而盲目的狂熱的追隨者也往往陷於同樣的真誠的誤會，
結果必然要遭到歷史的嘲弄，這種生活現象，既具有悲劇性又具有喜劇性。
      在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當不少教徒指責該書褻瀆上帝時，有一位名叫列戈
(Ant髇ioRego)的神學家卻是具有政治眼光的明眼人，他認為這部小說的問世，標誌
著「仍然是該作家的偉大信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悲喜劇性的終結。」列戈是否詳
盡論證，不得而知，但從小說創作和出版的年代來看，正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之
後，即整個西方世界的共產主義陣營全面崩潰之後的1991年，可見列戈的觀點與作
者的創作意圖可能是吻合的。
      據我看來，就作品來分析，這一「悲喜劇性的終結」，只能從耶穌這個人物
的傳播福音和最後的受難來給予解釋。薩拉馬戈對這個人物的塑造，與聖經相比，
有幾處重大的改變：在聖經中，上帝先讓聖母瑪利亞受孕，再讓她與約瑟結婚，在
小說中，約瑟與瑪利亞先結婚，耶穌同時也是約瑟的親生骨血；在聖經中，耶穌是
禁慾主義者，在小說中，耶穌甚至與妓女有染；在聖經中，耶穌絕對服從上帝的旨
意，在小說中，耶穌對上帝的意圖產生懷疑，他也懷疑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耶
穌最後希望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死，不是作為神的兒子，而是作為彌賽亞……即猶太
人期望中復國的救星，一個反抗暴君希律王的「游擊隊隊長」。他最後被以「宣傳
煽動罪」判處死刑。這就意味著，耶穌既是超凡神子，又是凡夫俗子，既是為整個
人類贖罪的受難者，又僅僅只是猶太民族的犧牲品，這就給基督的復活和再度降臨
人間打了折扣提出了疑問。莫非這就意味著：共產主義不但失敗了，而且不可能死
灰復燃，捲土重來！我們必須尋找別的意識形態以引領人們走出人類的悲劇性困境
。這樣一來，一部「耶穌基督眼裡的福音書」也就有了「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妙趣
，像一部《紅樓夢》一樣，道學家看見淫，文章家看見俗，基督徒看見瀆神，哲學
家看見辯證法，而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卻看到了共產主義的全面失敗！它之所以是
一場悲劇，是因為國際共運的初衷，有解放無產階級乃至解放全人類的訴求或幻想
；但同時又是一場喜劇，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踐上的不可操作性，權力必然被
腐化，從而演化為權力的喜劇乃至笑劇、鬧劇。
      在這裡，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矛盾現象：薩拉馬戈早已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但
他仍然力求堅持共產主義信仰，而他的偉大作品，由於其現實主義精神，卻正好反
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誤區。這一點，正如恩格斯在致英國作家哈克奈斯的的著名
書信中對法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的分析：一方面，巴爾扎克把他的全部
同情傾注在貴族身上，但另一方面，作者又把貴族描寫成為除了滅亡以外不配有更
好的命運的人，從而使他的《人間喜劇》成為必然滅亡的貴族階級的一曲無盡的挽
歌。同樣，薩拉馬戈的這部小說也是共產主義必然在全世界範圍內全面失敗的一曲
無盡的輓歌。如果說，薩拉馬戈的宗教辯證法是「上帝與魔鬼的共存」，那麼，他
思想裂變過後的政治辯證法就是各種政治勢力的共存，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共存，正
統和異端的共存，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共存，富人和窮人的共存，英雄與歹徒的
共存，每一個具有同等價值和尊嚴的人類個體在人類群體中的共存。因此，我們完
全有理由說，這部小說不但是深刻的道德寓言，同時也是傑出的政治寓言。它也許
可以啟迪我們：靠「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戰爭文化來解決人類的悲劇性困境的
道路已經行不通了。但是，資產階級和獨裁者，例如當今的中國共產黨，應當有所
收斂，應當給窮人以活路，給異議分子以政治權利，一句話，應當有「共存」意識
，否則，一味「趕盡殺絕」，逼到絕路時，流血的革命仍然難免發生，歷史的怪圈
仍然難以走出。

文學與政治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已經是文壇的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從薩拉馬戈的文學創
作來看，我們仍然可以得到許多新的啟示。在那些標榜超越政治甚至超越道德的所
謂「純文學」的作家手裡，只能捏出或高雅或無聊的擺設，於嚴酷的現實無補。一
切為現存政權歌功頌德的作家都成不了大氣候，社會批判鋒芒始終是進步文學的閃
光點。當然，現實是「不可捉摸的」，僅用政治話語也無法闡釋，而寓言的話語，
有深意存焉，可以幫助我們領悟人生的真諦。
      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曾經把《共產黨宣言》改寫為詩歌：「歷史涉及比人生
原樣規模更大的人類的行為；/他們命運的潮汐，他們大軍的前進和退卻，/或者涉
及帝國的盛衰。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精華在於描繪階級的戰爭……」這
樣的標語口號，外國有，中國也有，在文革中多得出奇，算不上真正的詩歌。錢鍾
書先生在𣿫敢章薊中說，「理之於詩，如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有味。
」同樣，政治傾向之於文學，也應當如此，最好讓讀者在無形中玩味出來。
      西方寓言的始祖，偉大的希臘寓言家伊索是一個出身奴隸的作家。他有個寓
言說，宇宙之王宙斯喬裝打扮來到一家雕刻匠的店舖裡，他見到自己的雕像，想看
看自己在人間的身價，便問雕刻匠：這個宙斯雕像值多少錢？雕刻匠答道：如果你
買其他的兩個，這個就作搭頭送給你不要錢。這難道不是一個絕妙的嘲諷權威的政
治寓言？對於一切自命不凡的政治家和權勢者，我們都需要伊索筆法，薩拉馬戈的
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