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世昌、段祺瑞到華國鋒 （西安）林牧 歷史上有一些阻礙過時代前進的人物，在當時令人切齒痛恨。但是，當類似 的歷史重演的時候，前後對比，又會讓人們感到前人比某些後人還是較為開明的， 在歷史評價方面應當實事求是地還他們一個公道。 從袁世凱到徐世昌、段祺瑞，北洋政府的統治思想是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 忠孝節義，他們大興尊孔、讀經之風。一九一五年以後，高舉科學、民主和文學革 命大旗的新文化運動，正是沖決從孔夫子到北洋政府的封建主義統治思想的思想革 命運動。以徐世昌和段祺瑞為代表的北洋政府曾經企圖取締「新潮」，禁止《新青 年》發行，但卻始終沒有動手。他們沒有罷黜和拘捕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 、李大釗、錢玄同、傅斯年，也沒有禁止他們發表進步的言論。可見當時還有較多 的思想、言論和學術自由。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為了反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喪權辱國的行為，北 京大學等十餘所校、院的三千學生遊行示威，並火燒了賣國賊曹汝霖的趙家樓，痛 打了另一個賣國賊章宗祥。北洋政府逮捕了許德珩、楊明軒等三十二名學生。但在 北京和全國民眾的強烈抗議下，對民運持溫和態度的總統徐世昌命令警察廳於五月 七日將被捕學生用汽車送回各自的學校。五月中旬，比徐世昌反動的國務總理段祺 瑞得勢，一面通電主張中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下令為賣國賊曹、陸、章辯護 ；一面任命號稱「屠夫」的王懷慶為步軍統領，加強對民眾的鎮壓。北京學生於六 月三日到五日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段祺瑞於六月三日拘捕學生178名，六月 四日拘捕學生七百餘人，還拘捕了親自上街演講和散發傳單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 獨秀。這兩次大逮捕激起全國各界更強大的抗議運動。上海率先罷市，江蘇、浙江 、天津、安慶、蕪湖、廈門、九江、濟南、武漢等城市相繼罷市。上海、唐山、長 辛店和長江輪船的碼頭工人奮起罷工。「五四運動」發展成為全國、全民的運動。 反動殘暴的段祺瑞凶鋒頓斂，不敢出頭。六月七日，總統徐世昌派出總統府和教育 部兩位官員向被捕學生道歉，褒獎並勸其出獄，被捕學生拒絕出獄。六月八日，北 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作出決議，以學生聯合會的名義隆重迎接被捕學生出獄。陳獨 秀也被釋放。六月十日，徐世昌批准曹、陸、章辭職，六月二十八日，北洋政府代 表陸征祥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以勝利告終。 段祺瑞在許多問題上比黎元洪、徐世昌反動。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 市民和學生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反對一九００年大舉侵略中國的日、俄、德、 英、美、法等國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八國最後通牒」。當天下午，部分遊行民眾二 千餘人走到執政府，呼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的口號，並要求面 見段祺瑞。段政府的警衛旅開槍鎮壓，當場打死四十六人，打傷一百五十五人。色 厲內荏的段祺瑞一面驚呼「一世英名，毀於一旦」；一面發出顛倒黑白的通電，誣 蔑和平請願的民眾是「暴徒」，誣蔑請願民眾「擊死憲兵二人，傷警廳稽查與警察 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支。」段祺瑞屠殺民眾又倒打一耙栽髒誣 陷的手段後繼有人，而且青出於藍，凶殘百倍。可是段祺瑞的罪行，不僅受到全國 人民和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而且招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三月二十日，孫岳 、張之江、李鳴鐘、鹿至麟四位高級將領在電報中指出：「現政府既為國人所厭棄 ，敝軍自今日起，專任維持地方之責，至政府如何組織，法院如何接續，完全聽之 法律解決。」三月二十日，直隸（即河北省）軍政首腦孫岳通電全國，痛斥段政府 槍殺民眾的暴行，並自動解除直隸軍務督辦及省長等兼職，「以促政府覺悟。」三 月二十三日，馮玉祥鑒於「無法應付當前局勢」，留書與部下告別，準備離職前往 蘇聯。而在段政府控制下的京師檢察廳，也不像後來許多司法機關那樣昧著良心， 背叛法律，為虎作倀，指鹿為馬，而是如實肯定：「群眾並無犯罪行為，且未達到 不正當侵害之程度，黨院衛隊實無開槍之必要，不能認為正當防衛。」在場的警官 和警察也都在法庭上證明，遊行學生除傳單、旗幟外，沒有什麼武器。 正是由於當時民氣高漲，統治集團中也有許多人尊重民意，尊重法律，社會 環境並不十分惡劣。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學生為死難同學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 抬棺遊行，送殯者一千餘人，並未受到軍警的干涉。而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 》，朱自清先生的《三月十八日執政府大屠殺目擊記》和林語堂先生的同類文章， 內容指辭都很尖銳，在當時還能夠公開發表。可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並沒有 被段祺瑞的槍炮所扼殺。四月二十日，段祺瑞政府全體狼狽下台。這固然是各派軍 閥爭奪權力的結果，但是「三一八」慘案無疑是段政府下台的罪狀之一。例如：四 月十日，京師警備司令部的佈告，指出：「段祺瑞自任執政以來，禍國殃民，無所 不至，最著名如金佛朗案、三一八慘案，尤為國人所痛恨。」 下面再說華國鋒。 在打倒「四人幫」中建立了不世之功的華國鋒，一度受到全國人民的感謝和 擁戴！聲譽如日中天。他後來被拉下台，主要的過失是「堅持兩個『凡是』」和搞 個人迷信。所謂兩個「凡是」，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在汪東興授意下寫進《 人民日報》社論中的兩句話：「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 主席的批示，我們都堅決遵循，努力貫徹。」提出兩個「凡是」的主要目的就是反 對鄧小平復出和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會議上，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紀登奎在這個問題上口徑一致。可是，這種 局面只僵持到當年七月，華國鋒就對第一個問題作了讓步，讓鄧小平恢復了一九七 五年的職務。只是對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抵制了兩年之久。後來，天安門事件的平 反基本上是在自下而上地進行。民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最遲在一九七七年一 月就開始了。一九七七年九月初，復刊後第一期《中國青年》發表了在胡耀邦支持 下寫成的一篇文章，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人民的真正的和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的 體現。」汪東興下令禁止這一期刊物發行。六天以後，北京幾家主要報紙都刊載了 一篇「評論員」文章，不指名地批評汪東興的禁令。接著，在九月份最後一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經過改革派同「左」派的激烈爭論，會議決定：撤銷對《中 國青年》的禁令，並任命林乎加代替直接鎮壓天安門民眾的吳德任北京市委一書記 。林乎加到任一個半月以後，在十一月十四日公佈的北京市委常委會議的公報中宣 布：「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 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北京市委的公報實際上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但是因為 中共中央沒有明確表態，不便標明「天安門事件」的字樣，更不便為整個事件定性 。當時的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三人商 定，趁此機會發一條消息，標題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 行動／對於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 一律平反，恢復名譽。」新聞界三巨頭做了這件事後還擔心華國鋒干涉或者不認帳 ，可是，華國鋒看到報紙又聽到林乎加匯報以後，沒有講什麼話，卻在十一月十八 日為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題寫了書名，並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 消息和手跡。十一月二十五日，華國鋒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二次講話中明確 表示：「今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清明節 ，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 命的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 復名譽。」 我們不知道華國鋒對北京市委的決定是事前同意還是事後追認。不論哪一種 情況，華國鋒這樣做是值得讚揚的。 由此可見，華國鋒對兩個「凡是」是持而不堅，更沒有堅持到底。 至於搞個人迷信，華國鋒是有這個過失。他在執政的前期講話太多，題字太 多，愛聽逢迎奉承的話，什麼「英明領袖」啊！什麼「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 出了個華政委」啊！生活上的特殊化一度也比較嚴重。但是，同前人和後人相比， 他是望塵莫及的。何況，他在執政後期已在改正「個人迷信」。請看中共十一屆三 中全會公報中有這樣一段話：「華國鋒同志在會上鄭重強調了黨委的集體領導。他 建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另外 ，在「真理標準」討論中，華國鋒似乎持中間態度；在平反「冤、假、錯案」中， 華國鋒對許多案子是支持平反的，對「一部分案子」有所抵制；而在一九七九年取 締「民主牆」、逮捕一大批民主青年時，華國鋒並未插手。後來，把華國鋒一擼到 底，只保留了一個掛名的中共中央委員，看來是做得過頭了。可是，華國鋒並沒有 反抗。否則，以他在打倒「四人幫」中所樹立的功勳和威望，製造一些麻煩以至小 的動亂是有可能的。可見，此人對個人權位並不是太熱衷的。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徐世昌是一個封建官僚，根本沒有現代知識和民 主意識。但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和倫理道德使他懂得「民為邦本」、「眾怒難 犯」、「民心不可悔」、不能「殘民以逞」等等。 段祺瑞是一個反動無知的封建軍閥，他如能任意而為，什麼壞事也可以做得 出來。不過，他當時沒有一個組織嚴密又能壟斷一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特權 的專制主義的政黨，他還不能不受到民意、輿論、法律和統治集團內部異己力量的 制約，他還沒有力量完全鉗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他雖然憑借武力囂張於一時， 卻不免在屠殺民眾一個月之後狼狽下台，而且永遠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華國鋒確實思想保守，知識欠缺，不是一個能夠領導現代化改革的人才。但 是，此人人品較好，忠厚老實，不大會搞陰謀詭計，沒有喪失正常人的良知，在保 守派中不失為一個比較善良和明智的好人。把他同前前後後的某些專橫愚昧、頑固 不化的領導人相比，優劣自現。當然，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也和現在不同。當時的極 左派大多同林彪、「四人幫」有牽連，在清查運動中大多被趕下台，新上去的省一 級、部一級領導人中贊成撥亂反正的佔優勢，他們對華國鋒的讓步起了很大的推動 作用。 徐世昌那樣的封建官僚，只能借鑒，不值得傚法。華國鋒還是值得一些領導 人傚法的。中國人重視晚節，對於知過能改的人也比較寬容。「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嘛。不過，屠刀，要放得誠懇，放得不失時機，放得乾淨徹底，而不拖泥帶水 。我們試目以待！ 【註：關於「五四運動」和「三一八」慘案的情況和數字，引自三聯書店一 九七八年再版的、陶菊隱著《北洋軍閥時期史話》。關於華國鋒的情況，引自於光 遠所寫的《天安門事件平反真相》等文章，還有作者保存的資料。】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