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修憲欲蓋彌彰 張偉國 今年的全國人大會議，有一項主要的議題是根據中共的提議安排修改現行的 憲法，這個旨在鞏固江澤民權威的舉動，北京早在去年底已經敲鑼打鼓造輿論了。 從積極的方面去看，可以把這個理解成中共推進法制建設，用憲法的形式將鄧小平 倡導的經濟改革成果固定下來，以防止開經濟改革開放的倒車；此外，也使得憲法 更加反映當今中國的現實社會關係，促進社會轉型，使得中國的巨輪駛向法治的航 道。 這也是近年來，海內外的一些有識之士為修改憲法奔走呼號的目的，在自由 派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當中，也有一種主張被稱作是「憲政民主」派，對北京作出 的修憲動作，基本持比較正面的評價。根據憲法學家陳小平的定義，憲政主義者是 這樣一群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以推進中國的憲政化為目的，崇尚憲法和法律 的神聖性和至上性；關注中國政府權力的結構及其安排及其與公民自由的關係，特 別是與公民結社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和財產權的關係；憲政主義者不否認民 主化與憲政化之間的張力的存在，但是，憲政主義者特別關注民主化過程中制度安 排的重要性和權威性。 中國憲法是中共的權力證書人民的一紙空文 在中共傳統的法的觀念中，憲法只是中共通過革命奪取政權成功的一份「權 力證書」，是當權的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所以它在奪取政權以後，立即宣佈廢除 原國民政府的「六法」，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倣傚蘇俄的模式制定新的《 憲法》，即以憲法的形式來體現中共實行一黨專政的本質。由此也造成了一個十分 嚴重的後果，即中斷了由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家的法統，也使得中 共當權派現在急於推行的「依法治國」，落下了先天不足的禍根。現在，雖然有報 道披露毛澤東晚年對更改國號表示悔意，但是中共當權派至今為止對破壞孫中山建 立的法統、全盤「蘇化」的禍患，尚沒有真正的反省。 因為中共的整個政治運作機制是在封建人治軌道上運行的，主要權力集中在 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寡頭手中，所以憲法主要體現的也就是這些政治權威的 意志。這些權威作為人，總也有喜怒哀樂、逃不脫生老病死的客觀規律，《憲法》 的多變就成了「中國特色」的常態。又加上中共「急功近利」的特性，不要說一九 四九年的中國大陸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憲政，就是憲法已經制訂了達四部之多，（一 九五四、七五、七八、八二年），還不包括作為零時憲法的「共同綱領」和一九七 九年未出台的一部憲法，現行的八二年憲法，在八八年和九三年已經作過修改，如 果加上今年將要進行的修改，就創下了在十多年時間內修憲三次的記錄。 外界對於中共政治一直有一種十分神秘、變幻莫測的感覺，然而，幾乎每一 次重大的變化，也都通過重新制定《憲法》或修改《憲法》得到了體現。中國的憲 法學者陳小平批評說，中共變動《憲法》之頻繁可以說是舉世無雙，即使那些軍事 政變頻頻的國家也沒有像中共那樣隨意制訂、修改憲法。這種如兒戲般頻繁變動的 本身，極大的減低了憲法的權威性。「縣官不如現管」，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 共同經驗，有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是：《憲法》不如具體的法規條例管用，法規條 例又不如黨的政策文件管用，而政策文件又不如領導人的講話批示管用，所以堂堂 《憲法》，在實際生活中甚至還不如交通法規管用。 在現實生活中也的確如此，毛澤東發動的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對《憲法》的 破壞，這到文化大革命、剝奪國家主席劉少奇「生存權」的時候，就到達了登峰造 極的地步。鄧小平同樣如此，在他下令軍隊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槍的同時，呼籲 人大按照《憲法》規定召開緊急會議的人被投入了監獄。江澤民八九年靠封殺新聞 輿論起家，上台以來，凡是要求行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的人，都遭到了嚴厲 鎮壓，而且他最近還聲嘶力竭地再三重申要將其消除在萌芽狀態。所以，在中國大 陸，《憲法》向來是名存實亡的一紙空文；中共執政的五十年，可以說就是破壞法 治－－包括不斷破壞自己制定《憲法》的五十年！ 《憲法》是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產物，它在本質上是一個國家立國的基石， 它應該是一個國家的人民通過法定程序達成的最大限度共識，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上 台下台，就像海水潮起潮落一樣自然，他們可以有不同政治理念和施政手段，但是 在認同《憲法》上是應該沒有疑問的。但是在北京，當權者們已經習慣於把《憲法 》視為自己的「里程碑」和「廣告牌」，凡一個新的當權者上台，就想在《憲法》 上留下自己的烙印，或為了某種政治目的，隨意更改或突破《憲法》的規定。經濟 改革中對公有制的突破暫且不說，現行《刑法》早在《憲法》修改之前已經取消了 「反革命罪」，前些時候四川又發生了選鄉長的事，顯示現行《憲法》的權威性和 穩定性已經蕩然無存。聲稱「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為了保護少數既得利益者， 竟然不惜去動搖整個政權安身立命的基石，這種本末倒置的舉動，實在無法理喻。 中國社會的轉型主要內涵，就是從人治走向法治，在文革結束的時候中共在 自己的決意當中提出，實行法治將不因環境條件的轉變和領導人注意力的轉變而轉 變，也不允許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活著的人沒有這種特權，死去的人也沒 有這種特權，尤其是毛澤東對法治造成的破壞無人能比，現行的《憲法》卻堂而皇 之把他的名字記錄其中，中南海如果真正想依法治國，首先就應該是將包括毛澤東 在內的所有個人的名字從憲法中剔除掉（鮑彤、曹思源等國內改革志士也有類似的 主張和呼籲），使得憲法能廣泛的代表全社會的共識，同時也避免毛澤東等在將來 遭到清算時，再次殃及《憲法》。然而，江澤民的抉擇正好相反，他是要把另一個 曾經在八九年造成巨大「憲法危機」的強人－－鄧小平，也寫進《憲法》去，這固 然有助於他假借鄧小平的名義，在《憲法》中為他的其他政治目的爭取到空間，但 是也恰恰因此斷送了「依法治國」的旗幟。 修憲要廢除一黨專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 中國現行《憲法》確定中國是一個由共產黨實行一黨專政的國家，這也是中 國成為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國家的一個重要根源。有人因其執政黨的腐敗黑暗 不受監督，整個國家正在展開一場全社會腐敗的大競賽，稱其為「腐敗國家」；也 有人因為它濫用政府權力、肆意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稱它是個「專制 國家」；又有人因它主要依靠特務警察的暴力維持統治，把爭取和行使政治權利和 公民權利的人關進精神病院、勞改營和監獄，所以也稱它是個「監獄國家」。 說它是「監獄國家」，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監獄中被關押的人，在絕對數量上 占世界之冠；也不僅因為中共的監獄和勞改營裡關押了世界上最多的良心犯、宗教 犯和政治犯；同樣也不僅是因為中共監獄和勞改營，折磨犯人的刑罰手段野蠻殘酷 、拒絕國際社會監督以掩蓋其黑暗方面，堪稱世界之最，主要的是因為中共把整個 國家當作監獄一樣來進行管理，即中南海當權者執政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把廣大 的人民群眾就是當作監獄裡的「犯人」進行統治的。 首先，作為執政黨的中共，不但過去是，現在也仍然堅持自己是一個革命性 質的政黨，在「革命」成功、用暴力奪取政權以後，中共依然不放棄暴力，毛澤東 提出了所謂的「繼續革命」，鄧小平要以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 則」，江澤民則是堅守反對「分化」和「西化」的「和平演變」。在中國大陸，中 共堅持一黨專政的本質並沒有絲毫的改變，今天尚不存在革命與反革命之外的「第 三條道路」，雖然「反革命罪」已經從刑法中被取消了，但是任何敢於向中共「說 不」的言行、任何敢於行使公民權利的嘗試，都會被當作「顛覆政府」、「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犯，處以嚴厲的刑罰。 大凡是人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獨立思想，除了國家民族和社會以外，還有屬於 自己的利益，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裡，人的訴求自然也是豐富多樣的，表達自 己的思想、爭取實現自己主張、努力維護自己的利益，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這勢 必就贊成與中共的意識形態、與中共當權者的政策主張不一致，甚至發生針鋒相對 的衝突。在實行民主政治的現代國家裡，各種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媒體上自由表達， 各種利益可以有不同的政黨、社會團體組織來代表，分歧衝突可以通過議會討論和 表決來謀求解決。這一切在中共執政者的眼裡，就變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不穩定 因素」，江澤民三令五申要把它「消除在萌芽之中」。 其實，中共的「穩定是壓倒一切」主張，徹底的暴露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 機，因為它堅持「革命性」的原則立場，把管理監獄的專政手段用來統治國家，實 際上就把自己擺在與人民為敵的位置上不肯下來，所以儘管中共執政已經半個世紀 了，連社會發展最起碼的「穩定」問題，都一直無法解決。每年都有一連串影響「 穩定」的敏感時節，政府機器被當作了整天「繃緊了弦」的消防隊，那些長期的發 展戰略或種種動人的許諾，總是一再在突發性事件面前化成泡影。 於是，中共因為擔心「穩定」，而加強「革命」專政，又因為堅持「革命」 專政，社會無法轉入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軌道，「穩定」就更無保障。當權者只有 在「天下大亂」與「天下大治」的循環中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老百姓則被剝奪了 最主要的自由權利，像出入境自由等方面的權利，向來只是中共特權階級的專利， 這就不去說了，中共憲法上寫了公民擁有比民主國家並不少的政治權利，近年來， 中共簽訂了包括兩個聯合國人權公約在內的十多個國際人權條約，但這並沒有從根 本上改善人權狀況，主要是沒有改變中共象管理監獄那樣來統治國家的政治機制。 中國大陸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民間的社會空間有所推展，不少人以此為由為 中共進行辯護。其實在監獄裡的犯人，情況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拿中共目前的監獄 狀況來講，魏京生這樣的政治犯可以關在四面玻璃似的監房或長時間禁閉在暗無天 日的專關死囚的小監房裡；用刑事犯管制政治犯也是司空見慣的；但同時，也有些 犯人有每天被放風或勞動的機會，買通關節可以走私各種物品到監房裡去，甚至於 把家眷或者妓女送入監房過夜，最離奇的是「有本事」的犯人還可以代表監獄當局 半的公司企業，堂而皇之的到外面去做生意。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本質上他還是 犯人。 所以，中共只要一黨專政的本質不改變，中國大陸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監獄。 在中共監獄裡的囚犯們，常用來安慰自己的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坐牢有什麼了不起 ？其實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坐牢，只不過是大牆與小牆的區別，有形的牆與無形的牆 的區別！當中共執政者事實上剝奪了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時候，就是 把他當作了一個犯人，就是把整個國家當作了一個監獄。 其實，現代國家的監獄也往往通過廢除酷刑、接受國際監督，變得逐漸文明 起來，中共則還在通過年年不斷的「嚴打」，並不斷要求加強打擊力度，不論是在 監獄內還是在社會上，它的專制控制都大大超過了五十年前－－它奪取政權之前的 那個中國社會。一個監獄，表面上看上去可能是比較平靜和穩定的，但是它幾乎集 中了全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管理不當甚至還可以成為摧毀社會的禍患。中共 當權者內心對不穩定因素的恐懼，其前提也是把自己的統治的國家當作了監獄。如 果修憲是當務之急，中共就要廢除一黨專政，切實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 不開放新聞，修憲只是為新專制極權者作鋪墊 江澤民曾經以反攻為守的口吻向採訪他的外國記者問道，你看我像一個專制 獨裁者嗎？！的確，江澤民不是一個造反起家的「暴君」，而是一個有專業知識的 技術人員，會各國「英語」、彈琴吹蕭、唱歌演戲，背詩寫字，看上去「溫文爾雅 」很有修養……。但是，區別一個人到底是民主政治的領袖，還是專制極權者的標 志，除了看他的權力來源是依法民主選舉的，還是世襲的或用暴力恐怖政變等非法 手段奪取的，還要觀察他的執政行為，絕不能為他的做秀和言辭所蒙蔽。 專制極權賴以生存的兩個主要手段：一是採用暴力專政的手段，也就是中共 通常說的「刀把子」，對一切異己力量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如同最近江 澤民聲稱的要將其消除在萌芽狀態，這雖然在客觀上維持了中共政權的革命性質， 但其轉型為現代執政黨卻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二是控制輿論，即「筆桿子」， 毛澤東公開倡導凡要進行一場革命運動，先要造成革命的輿論，中共向來是把所有 的新聞媒體及其媒體工作人員當作工具和喉舌，把剝奪人民知情權的新聞封鎖和壟 斷，美其名曰「輿論引導」，實際上就是通過控制新聞媒體，達到讓人民群眾放棄 自己的獨立思想和自由表達的目的。 在和平年代，中共根據其政治鬥爭的需要，對這兩種手段往往是交叉使用的 ，有時以專制鎮壓為主，有時以輿論引導為主。到了「六四」，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喪失殆盡，所以鄧小平不得已採取兩種手段並用的策略，這也是一種「兩手硬」， 江澤民似乎得到了鄧小平衣缽的真傳。九十年代以來連續好幾年，中共都是世界上 關押新聞記者最多的專制政府，國際新聞自由組織評選世界上十個與新聞自由為敵 的人物，江澤民也被名列其中。 當年「六四」前夕，江澤民在自己的權力轄區裡，向推動新聞自由、政治改 革的媒體大開殺誡，整肅了當時最開放的《世界經濟導報》，這無疑是鄧小平、李 鵬在開槍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前，江澤民幫助他們進行「清場」，他們就像是一 對謀殺者，鄧小平、李鵬等江澤民先把燈滅了，立即就動手殺人了。「六四」後李 鵬和江澤民的權力分配，雖然有許多內部鬥爭平衡需要的因素，但其中也有一個十 分簡單的實事是不容視而不見的，即江澤民搶先一步「果斷」的對媒體下手，為他 搶到了「六四」的頭功，奠定了這幾年他所謂「第三代核心」的權力起點。 江澤民在中共權力格局中崛起的實事，說明了中共對輿論的控制與實行專政 壓迫，已經到了「合二為一」的階段，這是因為一方面是中共權力本身已經沒有合 法性的空間可供江澤民周旋，另一方面江澤民獲得權力的特殊過程業已形成一種慣 性，現實的發展已經證明，江澤民缺乏足夠的智慧和能力使自己的施政處事擺脫這 種慣性的軌道。新華社記者吳士琛因為把江澤民的公開報告，提前披露給香港記者 ，結果被判無期徒刑。就像江澤民即使兼了所有黨政軍大權於自己一身，還時時感 到有被顛覆的不穩定的恐懼。 在鄧小平去世以後，有些人便以為一個「江澤民時代」到來了，對於中共敷 衍輿論的「依法治國」那一套說辭，這些人將其描述成中共的統治，在毛澤東是靠 「指示」，鄧小平靠「政策」，江澤民靠「法律」，到江澤民結束訪美、去年下半 年簽訂聯合國人權公約以來，這些人更是不失時機的鼓吹江澤民擺脫了鄧小平的陰 影，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權力格局，把他看成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大救星」……。言 猶在耳，江澤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對國內民運人士的組黨運動進行了的嚴厲鎮壓。 去年所謂的「北京政治小陽春」突然變成「嚴冬」「寒流」，固然有中共內 部權力鬥爭（如李鵬在江澤民出訪期間接受德國記者採訪，對組黨運動擺出強硬姿 態，採訪稿等江澤民回國後政治局通過後即刻公佈，這使得李鵬對時局的演變搶到 了某種程度的主導權）、國際社會把焦點對準了美英與伊拉克的軍事衝突和對峙上 ，無暇顧及中國的「政變」、中共的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動暫告段落、明年將有建國 五十週年和「六四」十週年等多個敏感時節的交匯、民運人士在組黨運動中動作幅 度過大，超出了某些人虛擬的當局所能容忍的「底線」等重要因素。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去年九月聯合國人權專員訪問北京的時候，中共就 逮捕了《中國經濟時報》的編委、《政治中國》的編輯之一施濱海；此後又逮捕或 驅逐了台灣《中央日報》記者李福鍾、美國電視台的編輯助理劉青彥、日本《讀賣 新聞》駐北京記者中津辛久、德國《明鏡週刊》資深記者周勁恆、向自由亞洲電台 報道國內農民受迫害消息的張善光被判處十年徒刑（在此之前還修改法律把顛覆罪 擴大解釋到言論出版領域）、最近又有報道說，女記者袁業娟與四川異見人士劉賢 斌一起在湖南長沙被捕；此外，《政治中國》、廣州文化時報、粵港信息報、南方 週末、新週刊、深圳畫報等書刊報章，或被查禁，或被勒令停業整頓，更多的媒體 是被要求檢討、或採取組織措施撤換調離社長、總編和具體的責任者；甚至朱熔基 去年視察北京中央電視台，要求新聞更多的講真話、行使社會監督功能的精神，也 成了稍縱即逝的流星。 在一個一黨專政的社會中，將這些案例單獨拿出了看，人們也許會感到稀鬆 平常、司空見慣，但是如果將短短幾個月裡發生的這麼多案例集中到一起，前後聯 繫起來做綜合分析，就可以清楚看到以江澤民上海幫為首的中南海當權者的執政行 為軌跡，江澤民「壓住媒體，收緊政治」的做派的痕跡其實是非常明顯的。如果中 國繼續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利、不開放新聞，所謂的修憲只是為江澤民成為一個 新專制極權者作的鋪墊而已。 變憲政危機為走向憲政之路的動力 就在北京當權者宣佈將要修改憲法之際，香港終審法院作出的有關居留權問 題的終審判決，引起北京御用法學家的強力反彈，這種「井水」與「河水」的錯綜 複雜關係的演變，不但對聲稱要堅持「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構成了嚴重挑 戰，而且引爆了當今中國前所未有的一場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憲政危機。 依法治國就是憲政主義的具體體現，大陸領導人和社會輿論對於香港是一個 法治社會是有共識的，無論是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還是香港現行的司法機制，對 於促進中國「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各種問題，都是一個難得的示範。站在中 共傳統的人治立場上，大陸法學家們和親北京媒體對香港終審法庭的批評，似乎都 有他們的道理，香港終審法庭的確給中南海出了一道難題；然而，如果把它放在北 京目前正致力於修改憲法「依法治國」的背景上看，這恰恰是推進今天中國以憲政 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動力。 一百年以前，康有為告訴當時中國的開明皇帝光緒說：「變政全在定典章憲 法」；本世紀初葉，中國的立憲派說「立憲者昌，不立憲者亡，歷史陳跡，昭然可 睹。」只要翻翻中國近代史，便會發現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幾乎就是從憲政化變革 開始的。一個世紀以來，儘管王朝更替、革命迭起、軍閥混戰、狼煙四起，甚至倡 導憲政化的自由主義分子難有好下場，但是，憲政化的火種在中國百年歷史中從來 沒有熄滅過。陳小平指出，在憲政主義者看來，未來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激進派和 改良派的分界線將不再主要是什麼贊成暴力革命與反對暴力革命之別，而是主要基 於未來中國憲政化制度安排的抉擇。因此，憲政主義者主張海內外應當迅速推展關 於中國憲政化的制度化安排的討論與爭鳴，期望中國能夠出現更多的既具有自由主 義理想，又懂制度設計及運作的宋教仁式的自由主義者和政治家。 九十年代初期，天安門廣場刺耳的槍聲剛過，在對中國的改革和未來進行思 考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群體中，「憲政主義者以嶄新的名目出現」。嚴家祺等人 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支持下，自九三年開始經連續多年的努力，擬定了《聯 邦中國憲法（草案）》；著名的法學家龔祥瑞、於浩成、政論家阮銘、郭羅基等也 一再倡導以憲政精神為核心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著名的改革家、前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在重獲有限自由後也不遺餘力地倡導憲政民主；去年，內地 知識分子自由主義思潮的復萌，客觀上也為憲政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 礎。 如今在哥大政治學博士研究生王軍濤、目前在哈佛大學研究的原中國政法大 學憲法教研室副主任陳小平等大陸訪美學者的努力之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 究所、人權研究中心、美國新澤西天安門基金會、憲政民主論壇、紐約大傢俱樂部 及相關的出版和新聞媒體等，為了專門探討未來中國憲政化，最近開始舉辦「當代 中國的憲政道路」系列研討會活動。 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哥侖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和哥大法學院教授愛德華，前 幾年就已經開始陸續邀請嚴家祺、郭羅基、於浩成等兩岸三地的學者著手進行中國 憲政史的研究項目。在黎安友和研究現代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看來，倡導中國憲政 化的這些知識分子，「他們最有希望為中國的未來設計出可行的、穩定的和公開化 的政治制度。」 可以預期，在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富有遠見卓識政治家們的共同努力 之下，世人終將看到一幅中國社會邁向憲政之路的光明藍圖。從一定的意義上也可 以這麼說，類似香港終審法院判決引發的憲政危機，既是推動中國走向「依法治國 」道路的動力，而它本身也只有在中國踏上了憲政之路，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合理與 理性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