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的開創性力作 ——喜讀郭羅基新著《共產黨違法案紀實》感言 （北京離休老幹部）逯茵 要改變中國現狀 就得批判共產黨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聽了鄧小平代表黨 中央所做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其中，引起我特別注意的是形成極大反 差的兩條：一條是他反覆強調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條是他定為「反革命」性 質的上海一個民主組織提出的「堅持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口號。為什麼這兩條 引起我的特別注意呢？因為，我對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特別反感，關於這一 點，鄧小平在報告中說得異常明確：「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 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而我對「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這個口號格外讚賞 ，因為，只有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極左路線，才能從 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民多災多難的命運。 對一個共產黨來說，這種想法十分可怕。因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三 個光環仍舊罩在黨的身上。雖然黨犯的一次又一次大得可怕的錯誤，給這三個光環 潑了一層又一層污泥濁水，使光環黯然無光，以至面目全非，但黨從來沒有說過自 己什麼時候已經不偉大，不光榮，不正確了，誰敢提出哪怕一點異議呢？更談不到 對黨進行什麼批判了。不止此也，黨還在繼續為這三個光環塗脂抹粉！ 一九七九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向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 會議提交了一份書面工作報告，郭羅基的書中引用了報告中敘述的「文革」期間判 處的反革命案件冤假錯案的比例較大之後，寫道：「不經過法院而由共產黨黨委定 案的『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五一六 反革命分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等，恐怕百分之百是冤、假、錯 案。多少人含冤終身，離開了人間」。接著又引了江華報告中的兩句話：「我們今 天複查糾正冤、假、錯案，正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說明了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的優越。」作者對中國共產黨這種犯了錯誤彷彿與己無關，一旦糾正了錯誤，就立 即歸功於自己的惡劣作風做了批判：「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怎樣製造 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未置一詞；而蒙冤的無辜者的鮮血又成了炫耀『社會主義 制度的優越』，『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的油彩。」 可見，對共產黨，只能繼續歌頌它的「偉大、光榮、正確」，對黨領導的社 會主義，也只能繼續歌頌它的優越性，怎能允許批判？誰要批判共產黨，豈能不當 反革命？所以，我這種想法，即使對家裡人的親人和友中的知己，也從未作一絲一 毫的透露。而以後的實踐證明，我的想法完全正確。 一九七九年初，遵循實現了大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精神，根據黨中 央決定，由胡耀邦主持的規格空前高、規模空前大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召開了 。參加會議的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在黨內生活了多年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還有幾 位百年之後會尊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物，他們沒有辜負黨的培養，沒有辜負人民 的期望，以大無畏的革命勇氣，在迷信橫行、禁區林立的學術理論領域進行了勢如 破竹的撥亂返正鬥爭。與會者集中批判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批判了 以《五一六通知》為綱領性文件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批判了以毛澤東為代表 的左傾路線。使這次會形成了解放思想、衝破禁區成績輝煌、意義非凡的會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鄧小平在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 「現在敢出來講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一點。」如果 按照這個標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先進分子不是「多一點」，而是絕大多數， 佔了絕對優勢。可是黨內這些「先進分子」，對促進黨在理論占線的大轉折做出突 出貢獻的黨的理論工作者的命運如何呢？ 由於反映會議實況的簡報，不斷發給黨內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很快就受到 那些頭腦保守、思想僵化的黨內高層人士的惡毒污蔑和放肆攻擊，使得與會者受到 極大的政治壓力，彷彿這次會議犯了彌天大罪似的。 這充分說明，黨的上層那股積重難返的左的勢力同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理論務 虛會，是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這也就觸及鄧小平那根在政治上異常保守的神經 ，對成績如此突出的務虛會做了非常低調的評價，卻大講什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實質上還是要堅持過去那套在政治上左的東西。而且大批「反革命」，大批在 廣大知識分子中出現的值得黨嚴重注意的情緒和要求。尤其難以容忍的是，好像鄧 小平批判的所謂「反動的」、「反革命的」現象與理論務虛會有什麼關係似的。 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果然，理論工作務虛會結束之後，當時新任剛成立的 社會科學院院長，也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報告的起草人胡喬木談起這次會 議時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們同那些自由化人物，「從此分道楊鑣了」。原來 如此：他們和「凡是派」走到一條道上去了！這就難怪，為什麼以後在黨的領導人 的講話中也好，在黨的內部或公開的文件中也好，絕口不再提理論工作務虛會了。 顯然，在鄧小平看來，理論務虛會對黨的重大錯誤的批判，是違反了「四項基本原 則」的，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以及毛澤東 制定和堅持的那條左傾路線，倒好像符合「四項基本原則」似的。因此，怎能再提 自由化人物得勢、「凡是派」受壓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呢？他們是企圖把這次會議從 黨的歷史上徹底抹掉，也期望人們永遠把這次會議忘掉。 從此，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共產黨繼續實行封建政治，堅持個人獨裁，廣大 人民尤其是廣大知識分子繼續處於被壓制、受奴役的地位。接著就批判白樺的《苦 戀》，批判周楊的異化論，批判什麼精神污染，批判形形色色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 化。深得黨心、民心，在意識形態領域主張寬鬆並有效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 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也相繼被迫下台。最後，由於反對「自由化」不力而 去職的胡耀邦的逝世引發規模空前的學潮。在學潮中，廣大學生以及支持學生的人 民群眾是那樣歡欣鼓舞，而黨中央的領導卻如此驚慌失措，說明黨已極大地脫離了 群眾，黨已完全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了。鄧小平眼看黨的封建專制和自己的獨裁 統治受到了挑戰和威脅，感到批判的武器已經失靈，於是乾脆改用武器的批判，釀 成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血案。 這再清楚不過地證明，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用革命詞句偽裝起來 的「堅持一黨專政和一人獨裁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一貫宣揚自己是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可是，一旦需要，就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生命來為維護自己的專 橫統治服務了。這就是說，不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不把「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些維護封建專制、個人獨裁的理論揭破，不改變共產黨 在政治上的左傾路線，就不能把廣大人民，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從精神桎梏中解放 出來。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應當受到批判，還因為她的領袖人物，比如毛澤東和鄧小 平，不管他們犯了多大錯誤，從來不做像樣自我批評。「三年困難」是「人禍」所 致，毛澤東是禍首，可他的自我批准只有四個字：「我有責任」。一九五七年，作 為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是領導反右派運動的毛澤東的主要副手，他的自我批評同樣 是四個字：「我有責任」。他們犯的錯誤是如此駭人聽聞（三年困難中，餓死的人 至少有兩千萬以上；反右派運動中，把五十五萬共過患難的朋友，辛苦工作的幹部 ，忠心耿耿的黨員，突然打成人民的敵人，使他們蒙冤受難二十餘年），而他們的 自我批評都這樣輕描淡寫。「自古君主不認錯」，說明他們維護「君王」的尊嚴是 何等的負責任，而對黨、對國、對人民的切身利益又是何等的不負責任！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曾提出黨應該具有三大作風 ，之一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而這一作風，在全國解放之後，用毛澤東的口氣 說，那就是被「全部、乾淨、徹底地」丟得不知去向了。執政以後的中國共產黨一 下子變得驕橫不可一世，只能它批評別人，容不得任何人批評它；只能它監督別人 ，不允許任何人監督它。中國共產黨，尤其是他的領袖毛澤東，成了中國歷史上最 具權威、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大獨裁者。這一點盡人皆知，高層人物體會尤深。中國 十大元帥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葉劍英就對他的義女戴晴 說過：「只要有這人（毛）在，一切反抗都是自取滅亡。」 馬克思說過，「歷史大約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女神。」的確，歷史 往往會捉弄人。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寫了《新民主主義論》，其中引用了一句古話 「人莫予毒」，批評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而且以輕蔑的口氣說，「那不過是封建主 的老戲法」。可是，曾幾何時，也不過十來年，批評蔣介石「獨裁」的毛澤東，自 己也「獨裁」起來，而且文網之密、言網之緊，尤遠過之；毛澤東曾經認為，「人 莫予毒」，「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結果，他自己又成了更加「人莫予毒」的 更大的「封建主」了。 中國共產黨恐怕是世界上以及歷史上最大的組織全國性批判運動的政黨了， 對它認為錯誤的、反動的、反革命的思想、言論，持續幾十年地進行了「殘酷鬥爭 ，無情打擊」式的批判，而且，被批判者總是立即就被「批倒」、「批臭」，有的 甚至被「批死」。因為，這種批判，雖然不能「以理服人」，卻絕對可以「以勢壓 人」。那麼，這麼多的批判運動，有哪些次，不，有哪一次是批對了的呢？這好像 「聞所未聞」。僅此一一端，中國人民「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數之眾肯定是「曠 古絕今」。「物極必反」，千百萬吃共產黨批判之苦的人們，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能不起而批判共產黨的這種暴政嗎？ 本書作者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新啟蒙》。所謂「怕處有鬼」， 共產黨就特別害怕這「啟蒙」二字，因為，他們深知自己把人民「蒙蔽」的太久了 ，人民一旦常情，不受「蒙蔽」，共產黨的統治就面臨垮台的危險。這啟蒙的一個 重要方法，就是批判中國共產黨，扯掉那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開始變色，爾後完全 變了質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光環，剝去諸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呀，「沒 有中國共產黨就不能發展中國」呀，「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呀，以 及對於中國的人權狀況「人民是滿意的」呀，等等的偽裝。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存，逆之則亡。」這是本世紀初孫中山的預 言。二戰之前，特別是二戰之後，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成了世界潮流，以後代之而 起的是這些國家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世界潮流。專制和獨裁的蘇聯及東歐的 社會主義國家已被這股潮流席捲而去。連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都放棄了獨裁和專制， 開放了黨禁和報禁，沿著民主化的道路在前進，中國共產黨如果仍然要「逆」這股 潮流，維持自己的專制與獨裁，前途決不會美妙的。 中國共產黨是個龐然大物，不僅有多年積累的堅持專制和獨裁的經驗，而且 還有不少「擁護」它的統治的「順民」，要改變這種現狀談何容易。但是對它時行 批判也就是對人民進行「啟蒙」的工作，必須堅持下去！ 最近，我在海外反覆讀了由郭羅基撰寫、香港民主大學出版的批判中國共產 黨的精采著作《共產黨違法案紀實》。海外出版的類似的文章和書籍，我也讀過一 些，但像讀到如此全面、如此具體、如此深刻、如此生動而又如此具有說服力的批 判中國共產黨的著作，還是「破題兒第一遭」。所以我的文章的標題才是《徹底批 判中國共產黨的開創性力作》。古人云：「紙墨之壽，永於千金，」在徹底批判中 國共產黨這方面，郭羅基這本著作不但功不可沒，而且將功垂青史。 中國共產黨是扼殺人民個性的劊子手 一個國家的人民具有各種鮮明的個性，是這個國家獨立強大的精神基礎，也 是這個國家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重要源泉。英國哲學家穆勒說過：「什麼時 候一個民族會停滯不前呢？當人民中的個性陷於消滅的時候。」在共產黨的統治下 ，中國「人民中的個性」正面臨「陷於消滅」的威脅。這是因為「人民中的個性」 的存在和發展，也威脅著共產黨獨 統治的緣故。 當代科學巨大愛因斯坦談到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作用時寫道：「因為，由於 他（指知識分子——引者注）受過特殊的訓練，他對輿論的形成能夠發揮特別強大 的影響。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力圖把我們引向獨裁政治的人們，特別熱衷於恫 嚇知識分子，並封住他們的嘴。」這是對世界上一種政治歷史現象的準確的概括。 回顧中國共產黨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就是主要恫嚇、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嗎？ 不也收到「封住他們的嘴」的奇效了嗎？不也在知識分子中「接著」了大批至少在 表面上順從和支持獨裁的奴隸了嗎？不也「培養」了眾多的「東風大向東風，西風 大向西風」的「風派」人物嗎？不過，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總的說，聽到的是「 東風狂嘯，」難得感到「西風吹拂」，因此，「風派」人物，實質上也就是支持獨 裁統治的「兩面派」人物。郭羅基這本著作就刻劃這類典型，一個是Ｓ教授，一個 是Ｌ副教授。 Ｓ教授與郭羅基在北大和南大「長期共事，相知頗深」，而這位Ｓ教授是「 運動一來，他就深刻檢討，而且還要揭發我；運動過了，照樣發怪論，又是好朋友 。如是者再三。」在發生『六四』血案以後，Ｓ教授更成了批評郭羅基的積極分子 ，因而更受信任，「經常應召進京，參與各種批判文章的寫作。」 Ｌ副教授則又不同。郭羅基從北大「發配」到南大以後，Ｌ副教授是黨小組 長，郭受到了保護。書中寫道：「一九八六年，我被選為『優秀黨員』就是他提名 的。在一次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韓培新參加的座談會上，他為我仗義執言，要求取消 對我的不公正待遇。韓培新還表示『要解決這個問題』。」黨員重新登記期間，一 次，Ｌ副教授同郭羅基，還有另一個黨員聊天，他說：「現在支部裡只有我們三個 人能談談心了」，還動情地說：「這個黨員當得有什麼意思？我和老婆半夜醒來一 起商量，不當黨員了。後來一想，家裡有老人孩子，不行。」關於郭羅基的登記問 題，他肯定地說：「支部通過是沒有問題的，我可以保證」。可後來「保證」了沒 有呢？書中寫道：「過去，他因支持我而為領導不喜歡。他估計，中國的現狀還能 維持二十年，二十年一過，自己的一生也完了，所以決定『轉彎子』。第一天的會 議上，他在發言中說：『你既然不能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來不要做黨員 了』。」以後，領導就「喜歡」他了，於是，「好處」接踵而至：提了教授，當了 哲學系副主任，拿了「特殊津貼」。在大陸，只要「順」了獨裁統治，既可得名， 又能獲利。知識分子能抵得住這種誘惑的，自然就不多了。 Ｓ教授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講的話也好，Ｌ副教授在黨員登記中「轉彎子」以 後講的話也好，都是假話。也許有人說，如果不敢講真話，起碼不要講假話，可以 不講話嘛！不，作者的親身體驗是，在中國「沒有講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講話的自 由。」人們在既不敢講真話，又不能不講話的形勢下，只能講假話了。從來如此， 「文革」尤甚。因此，當時流行著一句話：「辦公室裡說假說，走在路上說笑話， 回到家裡說真話。」 在「六四平暴」的「槍聲血影」的「恫嚇」中，中國大地上又捲起了一股說 假話的浪潮，也就是扼殺和扭曲人性的浪潮。書中對這種現象的批判言簡意賅，恰 中要害：「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善於開展表態運動來獲得人民的支持 。表態運動往往是說謊運動」；「『六四』以後，對『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一片擁 護聲，也是大規模的說謊運動。人們用謊言來迎合政府，保護自己」；「中國知識 分子中的許多人加入了說謊運動，玷污了知識，辱沒了人格。曾經激昂慷慨地譴責 政府不民主的人，槍聲一響，又對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擁護了。人民的沉默、容忍， 以至『擁護』，是不民主的政府存在的條件」；「因為政府太壞，逼得人民不敢講 真話；正因為人民不敢講真話，政府就可以壞下去。」 建國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在全國範圍展開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知 識分子出於保護自己的目的，不敢講真話，只能講假話，是同黨對他們的思想改造 分不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院、因反對戒嚴下台的李慎之，作過一篇悼念 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的文章，題為《先輩儀型在》，其中寫道：「用葉淺予先生悟 道有得之後所作的概括就是：所謂思想改造的目標，就是要改到人人能自覺說假話 ，結果當然是人心大壞。」葉先生這話，已不是「談言微中」，應是「談言狠中」 了。 思想改造的最普遍最經常的形式，就是學習中共中央的文件，學習黨的領導 人的著作和講話，學習中央黨報、黨刊的重要評論和文章，然後座談心得體會。這 就使廣大知識分子逐步摸清了黨的精神，也逐步學會了按照黨的精神發表意見的本 領，不管這意見是他同意還是反對，因此，這種本領也就是說假話的本領。 這種思想改造，對於許多有良知、有個性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強制的，是痛 苦的。原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國政協黨委千家駒，在他寫的《七十年的經歷》 一書中舉了一個例證：「農工民主黨中央有個幹部張雲川，被劃為右派，後得癌症 離世。臨終之前，有位朋友去看他，他說『癌症也有兩重性，有壞的一面，也有好 的一面。癌症可以致命，這當然是壞事，但生了癌症，可以不參加民主黨派學習， 這又是好事了。』」足見，思想改造對他強制和使他痛苦的程度了。古人說：「所 惡有甚於死者」，思想改造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有以近之。 這種被改造的痛苦，連當代兩位文學大師：巴金和茅盾，也難倖免。 「文革」中，巴金被趕進牛棚，像他在《隨想錄》中所寫的：「任何人都可 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當時，他和老伴蕭珊早晨起來說的一句話就是「日 子難過啊！」其實「日子難過」，不正是幾十年來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靈寫照？ 從批《武訓傳》開始，批胡適、批俞平伯、批胡風、批馬寅初、批楊憲珍、批孫治 方、批翦伯贊、批丁（玲）陳（企霞）、批白專道路、批「三名三高」、批「大、 洋、古」，不管是受冤枉挨批的，還是說假話批人的，只要這人良知未泯，「日子 」能不「難過」？ 茅盾則又是一種痛苦的情形，文學博士沈衛威寫的《艱辛的人生——茅盾傳 》中說：「許多人因不敢對外說話而對內——在日記中向自己說。而茅盾的日記中 ，同樣封閉了自我。……六十七本日記，基本上都是『起居記』式的，流水帳式的 ……很少有自我對話，當然，沒有思想外露，不正是體現著一種不敢外露思想的心 態嗎？沒有自我對話的下面，不正是有『潛對話』，說明他不敢說話。這首先是不 具備『外在的自由』所造成的，以致也失去了『內心的自由』。」 中國共產黨改造知識分子的「成功」，是同它偽裝自己成功相一致的當然， 這種偽裝成功得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中國共產黨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特別 是消滅國民黨反對統治的鬥爭中，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在人民中、也在知識分 子中，樹立了崇高的威信；另一個條件是，中國共產黨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在給予 民主黨派人士和著名的知識分子相當高的政治地位及物質待遇的同時，發動一次又 一次政治運動，以懾服那些敢於向黨提出這樣、那樣意見的人。開始，他們還沒有 發現偽裝，當以後發現時，又不敢揭露這種偽裝了。像愛因斯坦指出的，在共產黨 的「恫嚇」中，「封住」了自己的「嘴」。但在黨內，也有人指出這過這種偽裝現 象。五十年代，由於批評俞平伯，得到毛澤東的表揚而與李希凡同時出了名的蘭翎 ，八十年代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就批評說，現在，社會上風行打假，這當然是必要 的，但是，人們忽略了一種危害更大的假貨，這就是有人不斷宣傳的假馬克思主義 。據說，他的發言，獲得一片掌聲。鄧小平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這類東西， 共產黨及其喉舌成年累月向人灌輸的也是這類貨色。比如，明明是要求民主的群眾 ，偏偏說是「反革命暴徒」；明明是政治犯、言論犯、思想犯，偏偏要說成企圖顛 覆政府的刑事犯；明明是封建主義專制，偏偏說是社會主義民主；明明是對人民作 威作福的老爺，偏偏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明明是一塊橡皮圖章，偏偏 說是最高權力機關；把郭羅基調到南京明明是對待不同意見者的懲罰，偏偏要說成 是「正常調動」、「工作需要」，還有，明明是既符合實際、又反映民意的正確觀 點，偏偏被斥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等等。 因此，在中國是下面說假說，上面也說假話。下面說假話，是為了迎合上面 的假話，保護自己的安全；上面哲學下面的假話，是因為獲得下面的支持，有利於 維護自己的統治。孟子曾提醒梁惠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可這「上下作假 」，國又會怎麼樣呢？能不讓人擔心？ 具大勇氣、富大智慧、兼大手筆的郭羅基 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中，也有堅持講真話，決不講假知，寧可自己掉頭， 不向暴力低頭的不屈不撓的可欽可敬的人物，像遼寧的張志新、北京的遇羅克、上 海的王申酉、吉林的史雲峰等等。不過，他們或者是小幹部，或者是大學生罷了。 在很有名氣、甚有地位的大知識分子中，也有頂住橫逆，決不低頭的人物， 這就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著名哲學家梁漱溟。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闡述了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方針，是 對國家和人民的歷史性的重大貢獻，本來應受重獎，卻遭到中國共產黨錯誤的荒唐 的批判。他正氣凜然，毫不示弱地表示：「我雖年屆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 刀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曾有一位中共領導人勸馬老不要堅持下去，檢 討一下便過關了。馬老的回答是：「我決不檢討，決不承認錯誤。我要為北大學生 樹立一個好榜樣，我要為真理而鬥，決不屈服於暴力」。這是何等高的氣節，何等 大的氣魄！就這樣，馬老一直堅持到給他平反的那一天。主張和支持批判他的中央 領導人一個個死去了，他活到百歲高齡，這不是「不富貴，亦壽考」應是「大氣魄 ，亦壽考」了。 「文革」期間，批林批孔高潮中，梁漱溟表示「林可以批，孔我不能批」。 於是，全國政協開了好幾次座談會，對他進行批判，他的反映是：「三軍可奪帥， 匹夫不可奪志也。」 在中國共產黨的暴政面前，兩位老人為了堅持真理，表現的這種矢志不移、 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氣，真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中國人民的驕傲。 尤其值得中國人民驕傲的還有一位名人，就是本書作者郭羅基。 郭羅基是一九四七年參加革命的無錫少年地下黨員，上過國民學城防司訟部 的黑名單。一九五五年，進北京大學讀歷史系，後留校任教。「文革」中，由於反 對聶元梓，批評「軍宣隊」、「工宣隊」而受到打擊迫害。一九七七年當選為北京 市人民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破天荒地開創了敢於批評領導人，敢於投反 對票的新風氣，而且驚動了當時的「英明領袖」華國鋒，立即發出指示：「一定要 把他壓下去！」為了把一位發表了不同意見的人間代表「壓下去」，大會居然延長 了五天。可見，中國共產黨對不同政見是何等害怕；也可見，所謂樹立機關又是多 麼虛弱，真正是橡皮圖章一個。 以後，郭羅基又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兩篇影響很大 的文章，一篇是《誰之罪》，另一篇是《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這就觸怒了「 今上」，於是，決定將郭羅基調出北京。 由於遭到北京理論界、新聞界、教育界，特別是北大的廣大師生強烈反對， 調令始終未能執行。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又發表郭羅基《要認真 杜絕個人崇拜》一文，上面認為此文「政治上和黨中央不一致」，由中宣部向全國 發出文件，批評了文章作者和《人民日報》。於是，報社和出版社將他的文章和著 作紛紛退稿。 一九八二年初，鄧小平親自發話：「我說了兩年了，郭羅基為什麼還不走？ 」又說：「叫郭羅基去南京，不去就開除黨籍；開除了黨籍還要去，再不去就開除 公職。」這樣，郭羅基一家終於被悲壯地而又淒清地「發配」往南京了，我所以說 「淒清」，是因為，一九七八年真理標準討論之後，郭羅基結交了那麼多風雨同舟 、患難與共的朋友，可離京之時，竟沒有一個人敢去車站送行。這當然不能說明朋 友們絕情，而只能說明人個獨裁的暴政在人際關係中形成的氣氛是何等的恐怖和無 情。 郭羅基被調到南京大學當了哲學系的一名教員。雖然遭了這等懲罰，郭羅基 還在堅持他那倔強的個性。李白有詩云：「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這樣的「 君子」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並不稀罕，甚至可以說極其普遍。他們公開大講假話，往 往是為了掩蓋不敢暴露的真「心」。郭羅基最難能可貴的是，不擔「不改心」，而 且「不改行」。他仍然堅持「政治上和黨中央不一致」，對共產黨的錯誤堅持批評 的立場，這當然繼續不能為黨所容。因此，郭羅基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一位最出類 拔萃的、人們難與比並的偉大的君子。一九八四年的整黨中，沒能通過登記，被「 掛」了起來，就是很自然的的。到了「六四」鎮壓後，他更「不改心」，尤「不改 行」，使他同黨的錯誤路線的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此文的題目是《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的開創性力作》，郭羅基在同黨的錯誤 的鬥爭中不斷出現這類「開創性」。 此如，一九八三年，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在黨的二 中全會上，說「郭羅基是『三種人』的標兵」。還派人來南京，傳達中央指示，要 郭羅基檢討，遭郭羅基拒絕。到一九八八年，北大給他的結論做出來了，沒有一條 證明郭是「三種人」的根據，他立即提出控告，要求「對誣陷誹謗者鄧立群予以制 裁」，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來的人面對以如此嚴正不苟的態度對待黨的領導人的 錯誤指責，能不認為具有「開創性」？ 又如，「六四」之後，即將開始黨員重新登記，有人希望郭羅基帶頭貼出「 退黨聲明」，還說會有十幾個人跟上，郭羅基不同意，說：「如果我不是黨員，現 在決不參加這個黨；既然我是黨員，現在決不退出這個黨。」因為，他認為，孫悟 空還要鑽進鐵扇公主的肚子，才好發揮作用。已經在共產黨的肚子裡的孫悟空，為 什麼要自動退出呢？但是，當總支書記和支部書記找他談話，要他談談「對重大政 治問題的看法」時，他的回答竟如此是非分明，截鐵斬釘：「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是堅持封建主義專制化，『六四』事件的性質是鎮壓人民；『黨員重新登記』 違反了黨章，這就我的三點看法。」一個不願退黨的共產黨員，在黨員重新登記這 個當口，卻旗幟鮮明地不與黨中央的錯誤保持一致，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無畏勇氣和堅定精神，能不覺得它有「開創性」？ 再如，即將將鬥爭引向深入，又得小心保護自己，郭羅基把自己所受種種政 治迫害訴諸法律，狀告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政府。按照法律訴訟程序，依次、分 別向南京市中級法院，江蘇省高級法院，以至北京最高法院遞交了起訴書、上訴書 、申訴書。他告的是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南大校長曲欽岳、哲學系主任林德洪、 以及南大黨委書記韓星臣。這些訴狀具體地、深刻地、全面地揭露、控訴、批判了 共產黨及其政府殘酷迫害廣大知識分子的暴政。不過，它與一般的訴狀絕對不同， 它是一篇討伐繳文，但又不能把它看成反共文章，因為它又是名副其實的訴狀。因 此，南京中級法院和江蘇高級法院，不得不依法接待，而且態度友善。共產黨統治 的中國，居然出現了共產黨員狀告共產黨及其政府的現象。 要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同共產黨的錯誤路線作鬥爭，既要有大勇氣，更要有 大智慧郭羅基就是二者兼備的大知識分子。他的大智慧的突出表現：根本原則是必 須堅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合法鬥爭；主要方法是依法起訴迫害他的頭頭腦腦 們。鬥爭結果，收效甚宏，使得受害他的人一籌莫展，十分狼狽，百般尷尬。 郭羅基從他的切身體驗中懂得，要使人民得到法律的保護，人民就要奮起護 法。書中寫道： 「共產黨不守法，政府不守法，法院不執法，怎麼辦？人民起來護法…… 列寧講過一句大實話：『什麼是憲法？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寫了好幾張紙，也還要紙。列寧又提問：『真正承認這些權 利的保證在哪裡呢？』中國正為這個問題而困惑，列寧自問自答：『在於人民中意 識到並且善於爭取這些權利的各階級的力量。』中國的問題就在人民如何意識到， 如何顯示力量，去爭取自己的權利。首先是人民保證憲法的實施，然後才是憲法賦 予人民以權利；首先是人民護法，然後才是法護人民。列寧不過是講出了法制國家 在現實生活中公認的常識。法制國家的政治家們也不是天生守法、樂意守法的，恰 恰相反，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想逃法、枉法、違法，但人民不答應。尼克松在『水 門事件』被揭露以後，陷入四面楚歌，抗議的電報如雪片飛來，批評的電話常鈴聲 不斷，報紙譴責，國會彈劾，這個總統怎麼當？只好下台。被美國人民唾棄的尼克 松成國了中國領導人的好朋友。毛澤東和尼克松的女兒、女婿談話時說：『水門事 件』不就是兩盒錄音磁帶的事嗎？有什麼也不得？在中國，再大的事也沒有什麼也 不得。毛澤東的幽默是以人治的標準去奚落法治。反之，如果以法治的標準衡量人 治，中國的問題恰恰出在破壞了法制也沒有什麼也不得。人民護法運動就是要解決 這個問題：破壞法治在領導人看來沒有什麼了不得，人民要讓他知道不得了」。 書中鼓勵人民開展護法運動說：「人民護法運動是平靜的、持久的歷史運動 ，……人民將在護法運動學會使用法律武器，不是像按長官意志開展的『普法教育 』那樣，人民只是消極地接受灌輸。人民自身當然要守法，更重要的敢於手持法律 去與黨和政府論理。法律只能制裁壞人，必須保護好人；決不允許縱容壞人，傷害 好人。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有苦訴苦，有冤申冤，到法律去起訴、上訴、申訴，狀 告政府，狀告共產黨。」 近二十萬言的郭著，敘議交織，情理交融，極具吸引人、感動人、啟發人、 說服人的力量。在讀的過程中，我多次動容，幾番落淚。全書不僅正氣凜然，而且 思想燦然又加文采煥發，真是美不勝收，摘不勝摘。我勸關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關心中國人民命運的人們都去讀一讀這本書吧，它一定對您多有啟益，使您大有收 獲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