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制度改革和文化重建的深沉思索 ——記歐洲中國學社西班牙國際學術討論會 本刊記者 湛藍的地中海海水環繞著西班牙南部小城丹尼爾，春光燦爛。由歐洲中國學 社、北美華人社會科學家學會、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的制度改革與文化 重建——千年之際的回顧和前瞻」國際學術討論會於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這裡 召開。來自北美、台灣和歐洲各國的中外學者三十多人出席了會議，因故未能與會 的中國大陸、香港和美國的七位學者也向會議提供了論文。整個研討會包括「中國 大陸改革的檢討」，「當代中國的政治歷程及其啟示」，「新世紀國際格局與兩岸 關係走向」，「中國文化的變遷與重建」，「中國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五個主題 討論會以及兩場座談會——國內外時局座談會以及文化思潮與知識分子座談會。這 是繼一九九六年歐洲民運工作者協會參與籌備的在荷蘭召開的「民族主義學術討論 會」和一九九七年在德國召開的「鄧後中國學術會」之後的第三個在歐洲舉行的頗 具規模的學術討論會。歐洲中國學社主席、荷蘭萊頓大學訪問學者王鵬令博士作為 會議召集人之一全程主持了討論會，陳彥、楊子韶、陳奎德、白夏、劉賓雁、羅多 弼、阮銘分別主持了各個討論會和座談會，「歐工協」的常征、胡立俊、司馬泰、 陳良和葉國忠、劉明明參與了會議的籌備組織工作。 「制度改革」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課題 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歐洲中國學社顧問蘇紹智教授在開幕詞中強調 對制度改革與文化重建問題進行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今天在歐洲討論的這個課題 ，在大陸、在台灣都應該予以充分的討論。蘇教授從制度改革的題目出發，對制度 與人的關係發表了深刻的意見。他針對中外一些人持有的對中國總理朱熔基的普遍 的好感，指出朱熔基已經開始驕傲，不久前朱在記者招待會上的一些回答很不得體 ，這說明人們不能對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蘇紹智說，如果制度不改變，中國即 使有一百個朱熔基也是沒有用的。 著名漢學家，瑞典斯德哥爾莫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和漢學系教授羅多弼指出 ，今天在西班牙南部召開這樣一個由高級中國學者出席的研討會，是「不好的原因 導致的好的結果」。中國大陸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因此不能提供中國知識分 子所要求的自由討論的學術空間，這是不好的現象；但其結果是有多年來有許多中 國優秀學者，聰明、有學問的知識分子來到西方，這對西方的學術文化有啟發作用 ，對全世界都有好處，早晚也會影響到中國，因此對未來中國的發展也很重要。羅 多弼希望以後中國學者能夠為西方的媒體和學術刊物提供更多的文稿。 香港《爭鳴》雜誌總編輯溫輝在開幕式的發言中稱讚歐洲中國學社在提倡純 學術的爭鳴上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海外團結互助，共同發展樹立了一個榜樣。隨著時 間的推移，這個榜樣的作用會逐步擴大。《北京之春》雜誌經理薛偉也指出歐洲中 國學社召集的這個討論會為其更加制度化和規範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希望歐洲 中國學社能夠網羅更多的人才，在全世界樹立一個表率。 全面檢視：民主能否解決中國問題 對中國改革的檢討是會議首先開始的話題。著名作家劉賓雁在發言中向大家 展示了一個沉重的中國的畫面。他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經過二十年改革的中國究竟 是離開民主更加近了還是更加遠了?他認為中國的民眾長期以來是被排除在改革進程 之外的，鄧小平從右的方面完成了毛澤東從左的方面所進行的對中國人人性的破壞 ，其結果是中國官僚總體性的腐敗與人的群眾性墮落。這雖然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 產物，但是這已經成為中國民主化的致命障礙，它也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所能夠治療 的毛病。鑒於對俄國「雖然有了一整套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和相當充分的政治自由， 但是它的困境反而更加嚴重」的判斷，劉賓雁提出，在人與制度關係的問題上，不 是以往有人所討論的哪個應當放在第一位的問題，而是二者同等重要。他說民主未 能解決西方國家的社會問題，在中國尤其如此，即使中國實施資本主義了，實行民 主了，又會怎樣?民主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例如犯罪問題。當然沒 有民主，問題更加難以解決。這是一個難題。因此他強調，觀察和思考中國問題不 能專注於經濟或者政治層面，要把社會、人、人與人的關係置於重要位置。劉賓雁 還提醒人們不要忽視「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以非官方力量的姿態在維護現狀和敵視民 主運動方面所起的作用。 針對劉賓雁似乎「悲觀」的論點，蘇紹智指出，在整個世界的轉型中一定會 有很多問題發生，但是不要悲觀，他表示自己不相信人類社會會從此滅亡，民主制 度不會沒有前途。蘇紹智認為民主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原先的社會 主義國家轉型的根本點還是民主問題，制度很重要，制度不改變，社會轉型就不可 能。 溫輝在「東歐變革和中國」改革的發言中指出，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東歐的變 化是徹底的、綜合性的、全面制度性的和平革命，而在中國的變化則是局部的經濟 改革，所以前者可稱為變革，後者是改革，如果不從這個根本上觀察問題，混淆這 兩種變化，就會發生判斷上的錯誤。因此，他不贊成某些人以俄國和東歐國家在變 革過程中某一個時段的狀態作為其優劣成敗的判斷依據，認為這樣做是輕率的。他 還指出有些傳媒對東歐俄國困難的報導過於誇大。他相信東歐諸國在經歷了複雜困 難和逐步穩定的轉型期之後，會健康地發展。 未及與會的兩位中國大陸學者在遞交給會議的論文中著重分析了中國工人在 轉型期間的社會分層變化與社會不平等問題。論文指出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在職業聲 望、收入與福利等方面高於其他職業階層的中國工人，在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原先依 附的企業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單位身份制度發生了變革，其社會分層地位發生了 變化，受到了巨大的衝擊。「老大哥」的職業聲望下降到全社會的第四十六位之後 ，在經濟上也成了低收入者。文章還研究了中國一千萬下崗工人與失業工人導致的 城市新貧困問題，對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設立最低生活保障線提出了建議。 王鵬令在發言中提請大家注意的一個中國改革的死角就是「社會改革」，這 就是一切旨在形成、培育和發展獨立於政府的民間社會的改革。在中國大陸原有的 全能主義體系中，獨立於黨國的民間社會團體沒有合法存在的空間，只有官辦的「 人民團體」，例如工會和婦聯。改革的二十年中，官方領導者從來沒有把「社會改 革」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知識界也沒有在戰略層面上就社會改革問題達成共識。王 鵬令在分析了八九民運在組織上的教訓之後提出，要超越「經濟改革—政治改革」 的二元模式，重視社會改革的重要意義。社會改革是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的橋樑 ，是走向民主社會的重要內容，對中國平穩的民主轉型有重大作用。他認為他現在 的居住地荷蘭在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和調節社會衝突方面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可 以說歐洲國家有很多社會民主主義的因素。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白夏博士不完全同意王鵬令對社會改革的意見。 他指出，實際上政治改革的進行一定會推動社會改革，相反，只要共產黨的政治制 度還維持著，就很難會有真正的社會改革。因此在民主化進程中政治問題一直是十 分關鍵的，不解決政治制度問題，經濟的發展和個人的自由發展都不可能。對於是 否能夠把荷蘭等歐洲國家的政策措施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白夏也表示持審慎態 度。在大會發言中，白夏分析了中國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的關係以及 在每次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參與態度。他認為從五十年代開始的中國民間民主運動到 八九民運，都有中共黨內鬥爭的背景。他還指出以前中共可以根本或者基本上不考 慮國外對它的政策的反應，比如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判處魏京生徒刑的時候，現在不 同了，特別是八九民運之後，國際的影響變成了共產黨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不得不 考慮的一個「國內因素」，外交在當今的中國要比在美國來得重要。 中國政治改革：必須告別極端主義 蘇紹智在從對二十世紀給中國的歷史教訓出發展望下一個世紀世界發展趨勢 時，借用西方學者的用語，稱二十世紀是一個「極端時代」。在中國，從世紀初的 義和團排外運動到八十年代末期鄧小平的「六四」軍事鎮壓，中國的極端主義最為 長久和激烈。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一定的成功正是擺脫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分法 對立的結果，而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難以起步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堅持一黨專政的極 端主義，這是今天中國危機叢生的根源。蘇紹智認為未來世紀的趨勢是全球化、信 息化和民主化。一黨專政完全落後於時代潮流，因此中國必須告別極端時代，順應 潮流，進入世界文明國家之列。在這裡，文明的衝突不是主流，要承認人類共同價 值的普遍意義，要把民主自由人權作為全民的共識，遵循國際社會普遍的遊戲規則 。蘇紹智還強調，國家的強大不是依賴軍事力量，而是依靠民主化和科技的進步， 尤其要重視信息革命中信息自由交換的原則，從而完善新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法國國家廣播電台的陳彥在論文中分析了中共極權制度下革命與建設的雙重 邏輯，他認為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專政的共產主義極權制度下，革命與建設一直表現 出內在的緊張，這是中國頻繁的政治運動的根源。《留德學人報》的彭濤在對一九 八七年後中國現代化與政治發展的分析中指出，中共領導層對現代化的態度與定位 是通過現代化改革達到穩固其一黨專制的目的，這是對改革的工具化。因此中共對 現代化改革的內容與範圍也就限制在經濟和社會管理上，壓制任何政治民主化的要 求與行為，實際上這是阻礙中國改革的一個因素，甚至會使得社會倒退。彭濤認為 鑒於現實的中國政治改革面臨重重阻力與障礙，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需要一個長期的 現代化過程來促成。香港中文大學行政系教師吳國光在書面發言中闡述了當代中國 的「政治危機週期」問題。他認為在中國當代政治中存在著一個相當有規律性的危 機週期。這個危機同時表現為政治權威的危機、政治規則的危機和暴力在政治生活 中的合法化，過去的五十年中這樣的危機大體每十年爆發一次。吳國光認為，沒有 公開公正的政治競爭機制，國家和社會處於比較對立的狀態，是形成政治危機的主 要政治原因。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中國改革未能從根本上消除構成這種危機的政治 原因。他指出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解決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緩和國家與社會的矛 盾，將政治競爭制度化。因此，能不能在中國啟動民主化過程，是能否走出政治危 機週期的根本條件。因為政治危機週期與民主化轉型密切相關，就把握未來的戰略 選擇而言，通過政治改革走出危機週期就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重大課題。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博士主要回顧了中國的憲法歷史，對從一 九零八年清末的《欽定憲法大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八二憲法」和一九八七年 台灣解嚴之後建立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憲法》作出了詳細的比較。他認為中共統 治建立之後頒布的多個憲法的根本問題在於其立憲的基礎是將憲法當做統治階級意 志的體現，因而不可能成為全社會的公平的遊戲規則。在分析了一九四六年中華民 國憲法的制憲基礎和所經受過的歷史考驗之後，陳奎德認為四六年憲法是台灣民主 化的基礎，也有作為中國憲法法統的淵源及修憲的底本的資格。 國際格局與兩岸關係之前景 薛偉提供的論文題目是「在兩岸問題國際化的架構下中共對台的外交政策及 策略」，他首先分析了兩岸問題事實上的國際化迫使中共的對台政策不得不越出「 內政」的範疇，跟著國際化。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以來，就把台灣問題的解 決擺在一個國際格局變化的前提之下，從來沒有把台灣問題當作單獨的「內政」而 不顧及國際關係來處理。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已經成為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 基礎性和首要的條件。由於中共有著不容國際輕忽的政治與經濟實力，在國際各種 關係的互動中已經取得了不可或缺的地位，造成了中共之所以敢用對台的外交政策 與策略威脅國際社會，逼使國際社會步步退讓。也正是在這種原因的驅使下，國際 社會在處理對台問題中經常出現矛盾和不公的現象，某些國際政治家的懦弱、無能 、短視和功利觀念造成了錯誤的決策，給台灣的實際利益帶來損害。薛偉進而討論 了在國際化格局下的兩岸關係中台灣的安全係數。一九九八年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 向國會提供的一份報告指出，除非台灣驟然宣佈獨立，否則在未來的十五年內，中 共使用大規模武力進犯台灣的可能幾乎不存在。據此，薛偉認為十五年是台灣的一 個安全係數。危險可能主要在十五年之後。薛偉還認為中共對台外交政策與策略的 主要目標是削弱美國。中共「改革開放」的發展趨向非常可怕，其結果將會是中共 霸權的崛起，進而造成整個國際秩序的重新排列，最後導致民主制度的摧毀，給人 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對台灣、對中國乃至對人類發展來說都 甚為關鍵的世紀。如果台灣不能繼續生存下去，全球性的大災難就會降臨。 來自美國的程惕潔專門就「飛彈防禦系統(TMD)與台海未來局勢」發表了意見 。他認為首先應當確定的幾個前提是北京中共政權維護一黨專政的情況不變，台灣 維護自己主權和尊嚴的立場不變，美國堅持民主自由的初衷不變，東亞地緣政治的 基本格局不變。在分析了美國軍方和台灣當局對台灣海峽形勢的基本估價之後，程 指出要從中共政權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中共的對台政策。對中共來說，大陸正處於 一個十字路口，中共會利用外部危機轉移內部危機，利用外部軍事行動掩蓋內部鎮 壓，甚至利用戰時經濟，延緩金融危機爆發，利用解放台灣來重振共產黨的合法性 。所以在未來的三五年內，兩岸關係是凶多吉少，一個比一九九六年導彈危機更加 險惡的危機正在醞釀之中。 正在台灣大學執教的阮銘著重論述了中國、美國、台灣「三角關係」的形成 與歷史變化，阮銘認為現在台灣海峽的危險是「有張伯倫而沒有丘吉爾，有汪精衛 而沒有蔣介石」。江澤民就是當年的希特勒，而克林頓則是當年的張伯倫。阮銘認 為現在兩岸關係的可行之道是推進貿易領域中的平等互利交往形式，直接三通，這 符合雙方的共同經濟利益，應當超越意識形態，通過談判找到雙方可以接受的具體 途徑，這是台灣未來生存發展和安全不可迴避的現實的課題。他呼籲台灣的政界、 學界、企業界、輿論界應當對此認真探討，獲得共識。 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與文化重建 研討會上兩位女士的論文構成了對這一課題研究的主要支柱。來自法國高等 社會科學院的張寧女士的論文主要論述了二十世紀中國戲劇文化形態的制度性轉化 。而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歷史學研究者陳小雅女士的論文則從更廣闊的視野論述了當 代中國文化的整體格局變動。張寧認為本世紀是中國戲劇由世俗的民間文化形態向 精英政治文化形態劇烈轉變的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戲劇演變成了現代國家的 意識形態工具。在中共掌握國家政權之後，毛澤東親自對文藝問題進行干預，戲劇 也成為極權政治和一元意識形態的深化的表現。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中國的戲劇文 化格局是意識形態及國家統一管理和行政干預逐漸瓦解，在城市是小劇場和新型民 間空間多樣化，在農村是與地方民俗信仰習慣的重新組合，這是一種既非重返傳統 又非遠離現代的複雜的文化變遷。 陳小雅在分析了所謂的中國「革命文化」、「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 概念之後，敘述了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的「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到一九七九年 開始的「解凍時代」，到一九八九年開始至今的「革命文化」、「傳統文化」、「 西方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變動，以及三種文化形態的內在關係與存在格局。她指 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文化」本來來自西方非主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因而必然會 與西方文化發生衝突與紛爭，在改革開放中，這種衝突自然愈加激烈；前幾年中國 傳統文化借「國學熱」而試圖復歸，三種文化形態各自爭取自己的舞台。陳小雅強 調文化的多元化是民主社會的土壤之一，多種文化的交流與衝突會造成文化的進步 ，這是所謂「歷史終結」之後的一個重要動力。一些與會者讚賞陳小雅對中國文化 形態的整體分析，不過溫輝對所謂「革命文化」的概念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這 裡的「革命文化」若改稱為共產黨的「黨文化」更為適合，因為共產黨所稱的「革 命」實際上都不是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嚴格說來是「反革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王焱在遞交的論文中個案研究了中國史學大 師陳寅恪。他不同意將陳的思想學術界定為「廣義的文化遺民」的說法，認為陳寅 恪是中國自由主義史學的開山大師。王焱認為陳的史學體系是文化史，即以文化的 視角通觀歷史，將中國史認作中國文化的發生發展史，其政治史的研究也隸屬於文 化史體系，開創了文化史的政治史領域。陳寅恪的政治史研究的核心是發端於古典 自由主義的與國家相對立的社會觀念，認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價值就是「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直到其晚年的明清史的研究，也是張揚個人自由的理念。王焱還 指出，本世紀一個耐人尋味的政治現象是，保守主義的旗號常為威權主義盜用，自 由的理想往往為激進主義所裹脅，從而導致混亂；今天應當恢復保守與自由在古典 傳統中的本來意義。 瑞典斯德哥爾莫大學中文系講師，《今天》雜誌編輯陳邁平在他頗具形而上 意義的發言中展示了他在世紀末的一個思考內容：重建人文精神的空間。他認為， 對中國現代人文主義者來說，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敵意的空間，如果說一九四九年 前的中國是魯迅所稱的「吃人」的鐵屋，哪麼後來共產黨的統治更是將人文精神活 動徹底禁錮。在充滿敵意的「鐵屋」中，中國人文主義者歷來的活動表現為參與或 者疏離，成為「革命者」或者「局外人」。陳邁平說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文主 義者有必要重建自己的空間觀念，特別是要恢復正常「人」的觀念結構。他認為在 一個純粹的人文精神活動空間中不存在現代與傳統的對立，精神與世俗的對立或者 恐懼。 羅多弼教授在發言中闡述了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面對新世紀的兩個挑戰：一 個是怎樣處理市場經濟和國家政府之間的關係；第二是在全球化的態勢下，怎樣界 定中國人的認同和價值。他認為前一個問題是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市場經 濟為民主制度開了一個門，是政治發展的重要動力。全球化使得東方與西方，傳統 與現代的對立變得更加激烈。羅德弼闡述了自己的「宇宙人」的觀念，他不太強調 國籍膚色與種族的區分，而是更多認同人類的共同的地方和普遍的價值：對愛情的 憧憬，對知識的追求，對苦難的同情。羅教授還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鴉片戰爭情結 」以及中國「從毛神到財神」的當代社會現象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在知識分子問題 上，與會者還就羅多弼教授提出的「知識分子的參與和獨立性的關係」，「知識分 子是否有特別的社會責任」，「市場經濟與知識分子的地位」三個問題展開了熱烈 的討論。 未能到會的學者為會議提供的論文還有《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的「共產主義 與中國」、美國印地安那—普渡大學社會學教授蔡文輝的「關於中國低度開發的西 方經典理論」、翁松燃的「新世紀國際格局與兩岸關係走向」、美國艾莫瑞—漢瑞 學院助理教授王輝雲的「解析五四時期中國的現代化思潮」、鄭聰的「清朝貨幣政 策和貿易政策的研究」，這些論文將發表在會議的論文集中。兩天密集型研討會結 束了，與會者在分別的時候不忘相約下次見面的論題。前後參加了三次歐洲學術討 論會的蘇紹智先生感慨地說，這三次會議開得一次比一次好。劉賓雁也稱這是一次 成功的會議，收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