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 朱學勤 今年是在科索沃危機中迎來「五四」八十週年。紀念部分知識分子和留學生 群眾在聲討北約的聲浪中，出現反美反西方激烈情緒，與八十年前那一代知識分子 受巴黎和會刺激急劇轉向左傾，十分相近。這就給今年的紀念出了一個題目，正好 以此為題，認真反思一下五四以來八十年的歷史教訓。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以「五四」來統稱此前的「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 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不恰當的，因為兩者宇宙空間是有嚴重的斷裂。 胡適事後對兩者之間的斷裂，曾有體認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國青年的 大解放」，「經此轟動」，「方纔有中山先生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 另一方面，他堅持認為五四運動「實是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 轉變成政治運動」。胡適還在留戀他的文化決定論，但政治變革確實不能長久以運 動方式「轟動」前進，卻是真的，然後還應指出的是，新文化運動的標議是「德先 生」和「賽先生」，「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外御強權，內懲國賊」。當時民族危 機深重，提出後一口號是正確的，但同樣不能迴避的，後一口號蘊涵的民族主義長 期遮蔽前一階段的民主主義要求，以致今天中國「德先生」和「賽先生」還遠遠沒 有落實，也是不爭之事實。 事實曲折回歸近代文明主流 新文化運動承洋務思潮、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而來。從上一個世紀中葉開始 ，中國人以英美為師，先器藝，後政制，終於把遠東第一共和的近代憲政體制搭出 一個輪廓。至一九一九年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順勢而動， 成績斐然。但也不是沒有缺點，比如說，過於強調文化觀念作用，形成文化決定論 ，在打倒孔家店這一問題上留下了遺憾。雖然，以英美為師融入近代民主潮流這一 大方向，健康發展，還沒有逆轉。 逆轉發生於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對中華民族利益的出賣。這一事件和此前 傳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交織在一起，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束，也是五四運動 的開始。此後知識分子的大規模左傾化，還有一次，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如果說前 一次左傾化是受激於外，抗議西方列強的外交密謀，後一次則是受激於內，抗議國 民黨政府腐敗及其造成的社會不公，由此也涉及美國，當時還來不及叫「跨國資本 」，就叫「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被 五四之後的民族主義浪潮裡脅而去。社會變遷從此折向另一方向，經濟、文化、政 治參照系從洋務運動以來的以英美為師一變為五四以後的以俄為師，這一變就是半 個世紀，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始，中國大陸才從以俄為師之歧路旁出，曲折回歸 近代文明的主流。事後平議：當時之抗議，皆應抗議，確實理直氣壯。但抗議以後 出現的歷史轉折，為何都為眾人所不曾預料？從知識分子認知模式這一點說，就有 一些教訓。 五四一代人的迷誤 其一，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是否應該超脫對國際外交的期待？蘇俄片面 終止前政府與各國的條約其中對中國的欺騙與覬視，已經為斯大林新沙皇行徑證實 ，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國家而論，他們的外交活動既是其國家內部特定價值體 系的外延，也有國家利益的具體盤算，如果不是這樣，倒反而奇怪了。 就東方國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樣？五四那天，一代人 上街遊行，就是因為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國家利益的衝擊？因此，對 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活動，該支持就得支持，該抗議就得抗議，其中最為關鍵的一 點，是將自己的價值追求，不是拴緊於西方政府的國家行動，而是定位於從西方歷 史中發源的自由、民主傳統，前者如水流轉，朝是夕非，後者有普適價值，恆定不 易。 五四一代人的迷誤就發生在這裡：先是將自己的民主自由價值追求栓緊於西 方某一國政府的賢人外交，如威爾遜的「公理戰勝」，一旦發現對方在「公理戰勝 」下還有具體的外交盤算（或者確實是賢人卻受制於內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 上當受騙，不僅正當抗議此類外交運籌損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將此前的民主自由價 值追求棄若蔽帚，掉頭而去，遺失入另類價值體系的懷抱。 其二，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兩種批判立場？一是從自由主義立場出 發，旗幟鮮明地批判社會不公，同時維護自由經濟的空間與憲政民主的漸進路徑？ 二是從激進革命的立場，在批判社會不公的同時，將自由經濟和憲政民主視為社會 不公的老根，要連根拔除「西方資本主義的罪惡」？ 上述教訓中的錯誤認知模式，其一是與民族主義糾纏在一起，其二是與民粹 主義同根共長。 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潮流之所以一波三折，國際地緣政治中日、俄為禍，橫暴 插入，當負主要責任，國民黨政權抗戰後的急劇腐敗亦難辭其咎，不能全部歸因於 知識分子的觀念選擇。但從知識分子本身的反省來說以俄為師標誌的那股左傾力量 ，能夠從政治思潮變化為思潮政治，挾政治之暴力，橫行天下，確實有沉痛教訓可 尋。 民粹主義的兩個來源 民粹主義有兩個歷史來源，一是觀念來源，中國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國近 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多半為兩截：上半截為政治自由主義，下半截為經濟社會主 義。下半身的思想資源，浸潤於儒家《禮紀·禮運》篇裡的「天下為公」理想。這 一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使知識分子殊難理解市場經濟的特殊結構，及其為民主憲 政所提供的必要條件。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這是 俄式社會主義在它的家鄉就與上一世紀的傻民粹主義難解難分而中國人聽到「一聲 咆響」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識分子的下半截：經濟上的農業烏托邦，一個積累千年 的巨大癢處，「千年巨癢」！兩者一拍即合，俘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浪漫激情。二 是社會結構來源，中國士農工商社會向工商社會演變，此前四民之首－－士，多半 不能適應這一社會轉型，很容易與最為相鄰的農民階級發生相互扶持共同抵制的不 平之鳴，而且還能帶領道德抗議的制高點。民粹主義可以表現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 化復古，五四以後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熱烈演說－－「庶民的勝利」，也可以 表現為三十年代流行於上海亭子間左聯作家和酸澀文人的「懷鄉小說」，還可以表 現為世紀末「後現代」新左傾思潮，內裡追求與國際新潮學術接軌，外觀則借用這 一口號反社會不公在國內社會生活中的道義激情。符號一變再變，卻變不脫中國知 識分子從農業社會「士」蛻變不久，對社會結構轉型的前現代隔膜與不適應，就在 那個「千年巨癢」上搔來搔去。 民族主義的兩種表現形態 民族主義來源於中國近代歷史受盡外敵凌辱的集體記憶。民族主義有兩種表 現形態。一是理性的既能嚴守民族氣節，又能與左傾排外劃清界限。其最佳事例， 是在五四運動激進風潮失敗之後，丁文江在談判桌上據理力爭，迫使英國當局放棄 上海徂界的領事裁判權。二是狂熱的，借愛國而排外，百年內頻頻發作，至今沒有 得到清理。 後者肇禍莫過於義和國扶清滅洋，以辛丑條約收場，民族危機跌入更深一重 。此後中間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燒英國代辦處，暴露左傾政治與扶清滅洋的內在 聯繫；至本世紀末，終於出現「中國可以說不」那樣的裝腔作勢、北大學生對克林 頓提問時的拙劣姿態，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機發生，部分留學生撇開海外能看到的多 元報道不說，卻有意迎合大陸傳媒的片面報導，提議成立「抗北援南軍」，緊急呼 吁朱熔基推遲訪美等各種亢奮表演。 五四以來的歷史教訓當然還不止這些。但是僅此兩端，已經把近代中國折騰 得夠受了。老話說：「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裡說的「慶父」，不是指人指的 是民粹主義和病態民族主義這兩個精神病灶，時時冒煙，常常發作。已經是本世紀 最後一個五四紀念日，再不清醒，則將病症帶入二十一世紀。那我們就會在二十一 世紀中看到更為熱烈的發作，熱病發作之後，則難免有更為沉重的歷史代價緊隨其 後，那真是「魯難不已」，伊于胡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