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是我們人類的共同傳統

  ——訪瑞典東方學學者史雯小姐


  本刊記者 茉 莉


      記者註:史雯小姐(Marina Svensson)是瑞典年輕的東方學學者,她自學生
時代起就開始研究人權問題,最初她所關注的是南非和東歐的人權,同時開始上中
文夜校。1984年她開始認真研究中國問題,隨後到中國留學,撰寫了一系列有關中
國問題的論文。
      
      1988年至1989年,史雯小姐在中國留學期間目擊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洶湧浪潮
和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這恐怖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她。作為國際人權組織的成員
,她對中國人權問題從同情到研究,選擇從歷史角度對中國的人權觀進行系統的研
究。

      在中國期間,史雯小姐曾經先後接觸訪問了許多為民主奮鬥的知識分子和普
通的中國人,還曾因登門慰問丁子霖女士被中共警方扣留審問。這對於這位來自高
度民主的北歐國家的公民來說,確實是深刻的一課。

      回瑞典後史雯小姐入瑞典隆德大學東亞語言系攻讀博士學位,著手以中國近
、現代有關人權的討論進行專題研究,目前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史雯小姐這樣表示她研究中國人權觀的善良願望:「為了這些為他們的鬥爭
已付出高昂代價的認識和不認識的中國公民,我希望這部著作可以作為某種激勵,
表明他們並不是孤立的。」

  茉莉:史雯小姐,你在完成你的博士論文《中國的人權觀,1898-1949年中國關於
人權的討論》(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Debate on Huma
n Rights in China,1898-1949)之後,又將在美國出版一本研究分析中國人自己1
898年到1998年有關人權問題的討論的著作。作為一個瑞典東方學學者,你對中國人
的人權觀進行了比較詳盡深入的分析研究,這段被中國官方所排斥的歷史被你重新
發掘出來,使我們中國歷史中的人權研究史這一空白得以彌補。我們因此很想知道
,為什麼你有興趣選擇這一課題?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去從事這種艱難的研究工作?


  史雯:我為什麼選擇這個研究題目,我自己不太清楚。反正我對人權問題一直很
感興趣,早於八十年代初我就開始關心南非等國家的狀況。研究歷史也是我的一個
愛好。那麼合起來就比較有意思,特別因為學歷史對瞭解現在很有幫助。我開始研
究中國問題時,發現沒有人研究過中國人關於人權問題的討論,我覺得很值得研究
。

  茉莉:你對整個中國歷史中的人權觀有何看法?對於中國歷史上從未明白系統地
提出任何人權觀的問題,你是否已有自己的答案?

  史雯:人權並不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但這並不等於說人權不符合中
國。人權是對人類的一種尊重,所以跟人道主義有很明顯的關係。眾所周知,可以
說中國儒家思想是一種人道主義思想。不能否認儒家思想也包括一些不平等的地方
,如壓迫婦女等現象。這些都不符合現代人權觀。但我們也要明白人權思想在西方
也並沒有很長的歷史。還要認識到,法國革命的時候,人權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
。譬如,那時候婦女沒有人權可言。人權觀不斷在變,又不能說中國完全沒有人權
傳統。現在可以說中國已經有了一百年的人權傳統,這是許多人,包括中國人都不
知道的。

  茉莉:你的博士論文的研究重點是本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有關人權的論述,你認
為他們整個的傾向是什麼?你最感興趣的是哪一位?你對梁啟超、梁實秋等人的人
權論述有何評價?他們在當年把人權觀念引進中國,是否起過一點作用?

  史雯:最早的知識分子,像梁啟超、嚴復他們,最關心的是國家存亡問題。他們
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對他們來說,自由、民主、人權等只是手段而已。他們認為中
國所需要的是獨立的、有責任感的國民,這樣的國民需要各種各樣的權利,像言論
自由、出版自由等等。但也有一些個別的人還認為人權是目的,是做人的最基本的
條件。後者的看法在五四運動時代更普遍。我很佩服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候
中國的存亡問題的確是很嚴重,但他們還關心個人的權利和幸福。我特別感興趣的
知識分子是以前沒有很多人重視和研究的,像馬君武、高一涵、羅隆基、周鯨文等
。

  茉莉:本世紀初中國的那些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人權觀點似乎比今天中國政
府的人權觀還要先進,這是為什麼,你有沒有考慮過?

  史雯:首先應該注意的是本世紀初,無論在東方或西方,人權並不是一個被人特
別重視的概念。不像今天那樣,人權在國際公約裡有保障,變得像一種國際性的語
言似的。所以四十年代以前的人權觀和四十年代以後的人權觀不好比。但是還可以
說,本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跟今天中國政府最大的不同,是他們肯定人權的普遍性
,認為人權符合所有的國家,很少有人說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還有,他們一般都一
樣重視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認為都是作人一樣重要的。如果你有飯吃但沒有言論
自由等,你跟動物和奴隸毫無區別。我想一個專制政府最怕的是言論自由,所以為
什麼它的人權觀跟那些知識分子不同。當然也有很多別的因素,像馬克思主義等。


  茉莉:凡是讀了你的書的中國人都會發現,原來我們中國自己的知識分子早就認
真地討論過人權問題,那麼,今天中國官方的那些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指責
就顯得很可笑。你認為,「文化帝國主義」也許是兩種邪惡中較輕的一種,一個極
端的文化相對論者都會走得更遠,跌得更慘,這意味著什麼?

  史雯:我認為極端的文化相對論是很危險的。我們當然應該尊重和容忍別人的看
法、政治意見、道德觀、生活方式等,應該承認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裡在這方面有不
同的看法。但是,又應該認識到在一個社會或文化裡也一樣存在著不同的看法。許
多政府拿文化做一個借口,認為某一個權利不符合他們的文化傳統或國情。但請問
,他們憑什麼說這個,特別是在不民主的國家,人民的看法可能跟政府不一樣。譬
如在中國,許多人的人權觀跟中國政府完全不一樣。所以你研究人權的時候,應該
看清楚是誰說話,是誰有權力,不只聽某一個政府的話。我認為在很多人權問題上
,譬如死刑,儘管有很多人和社會目前還保留和肯定死刑,但很難因為這樣有一個
容忍的態度。而且死刑並不是一個文化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同樣還保留著死刑,但
兩個社會裡也有人反對死刑。

  茉莉:近年來有中國、印尼、新加坡等在內的亞洲領導人發明了「亞洲人權觀」
,你怎樣評價這種觀點?

  史雯:我想他們是拿文化差異做一個借口,都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在那些國家裡
也有很多人反對所謂「亞洲人權觀」。

  茉莉:近年來有些西方漢學家和中國政府唱一個調子,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文化背
景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價值觀,因此並不需要西方的人權,你的研究告訴人們並非
如此。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那些西方漢學家會這樣輕易地接受中國政府的說詞,
不知你能否解釋這個現象?

  史雯:我也很難解釋。可能他們怕戴一個文化帝國主義的帽子吧。我想我們關於
人權觀還缺乏一個詳盡的文化比較研究。我相信文化差異在人權方面並不像許多人
想得那麼大。我的研究告訴我,中國人的人權觀跟西方人的人權觀同樣豐富多彩,
個人的差異大概比文化差異更重要。又應該認識到沒有一個固定的從來不變的文化
。可以說人權觀從前是西方的產品,但現在不是了。人權觀現在是我們人類的共同
傳統。

  茉莉:你在你的學生時代就關注過南非和東歐的人權問題,可否請你談談你這方
面的體會?

  史雯:我想我在這方面跟很多人一樣,從報紙上才瞭解南非等國家的人權狀況。
我很同情所有為人權而鬥爭的人,覺得我也有責任在這方面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參
加國際特赦組織。開始的時候,我對人權理論方面一點兒都不知道。我對人權的認
識有一個過程:從同情到研究。

  茉莉:1989年「六四」期間你正在北京留學,可否請你談談你當時的恐怖經歷?


  史雯:1988到1990年我在上海復旦大學留學,所以正好1989年在中國。這個經歷
當然給了我很深刻的影響,那個時候我決定了研究中國人權問題,而且認為應該從
歷史角度開始研究。

  茉莉:在你工作的瑞典隆德大學,一位法學教授主持了一個培訓中共監獄管理人
員的項目,分期分批邀請中國的監獄管理幹部到瑞典來參觀學習,他們希望借此來
改善中國監獄的人權狀況,不知這種做法是否有意義?你對此有何看法?

  史雯:這個工作剛開始,也包括檢察院幹部、警察、民族委員會幹部等。有人認
為這方面的交流一點兒作用也沒有,因為中國人權問題是一個制度問題而不是一個
教育問題。這種話當然也有道理,如果法院受到黨的影響而不能獨立,問題還存在
著。中國某一些法律已經很不錯,問題是工作人員不按法律條文辦事,這裡有政治
和非政治原因,譬如腐敗現象。我還是認為教育和交流是有用的,人和制度同樣可
以慢慢地變,要看遠一點兒。我相信有一天中國會是一個民主的國家,而那天它需
要人權和國際法方面的知識,那天這種知識也能使用。當然不要對這種交流抱太大
的希望。

  茉莉:聽說你還要繼續研究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權觀,你是否可以介紹
一下你這方面的計劃?

  史雯:對,我目前在研究1949年以後中國的人權討論。很多人已經研究過1978年
和1989年民運,但還缺乏一個專門、系統的關於那幾代中國人的人權觀的研究。又
缺乏關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這方面的知識。我發現1957年有一些所謂右派分子提
到人權,當然他們那時候沒有機會詳細寫文章,只以口號的方式要求人權。除了比
一比1949年以後大陸不同輩的知識分子,而且還跟他們的1949年以前的前輩比一比
以外,我也重視在台灣和香港的人權討論,譬如五十年代台灣有名的政治學家殷海
光關於人權的寫作。殷海光和雷震都因為他們在《自由中國》雜誌寫的文章而受到
了台灣政府的壓迫。我也重視在各個地方不同人的人權觀,譬如政府部門人員、知
識分子、異議人士和老百姓的看法。當然應該認識到他們裡面也有不同看法,譬如
異議人士的人權觀也不一致。

  茉莉:史雯小姐,你的這些有關中國人權觀的研究,我認為非常值得向普通的中
國讀者推薦,希望它能早日出版並譯成中文。

      從你的書裡看來,你對中國人民的人權觀念的發展持樂觀態度,認為一旦時
機成熟,它會跨越代際和文化柵欄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向四方八面輻射,我們希望你
的預料成為現實,在此我們向你這樣長期真誠地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並為此作出貢
獻的西方學者表示敬意和衷心地感謝!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於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