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陸鏗回憶，談「記者人格」 陳小雅 那還是去年秋天，與幾位朋友邀游荷蘭北海大堤。於飽覽金風蕭瑟，洪波湧 起的渾闊氣象之間，談起歐洲華人的文化生活。有朋友說，「今年歐陸最風行的， 是陸鏗的回憶錄」。可惜當時手邊找不到這本書，而我對陸先生雖然是久聞其名， 但對其人其事卻實在是有點「孤陋寡聞」，因此，也無從曉得他的回憶錄何以會有 那麼大的魅力。最近「陸大哥」托人帶來一本，一口氣讀完，深感朋友對此書的稱 □絕非溢美之辭，它招致眾人的喜歡確實其來有自。 「萬人爭看殺陸鏗」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之所以風行，以筆者陋見，主要有四個方面：獨特的 經歷、獨特的感受、獨特的風格、獨特的內容。而這四個獨特，從作者用寥寥幾筆 勾畫出的以下故事，便已經躍然紙上： 「1951年在中共搞大鎮壓運動時，我主要考慮的問題不是死亡，而是，如果 我是被確殺，新聞標題怎麼做？因為我當時被指控的罪名是代表閻錫山接收雲南， 又是雲南人，又在盧漢易幟所謂『起義』後，專機飛昆明。殺我的時候，看熱鬧的 人一定很多。我考慮了半天，終於想出了一個題目：『萬人爭看殺陸鏗』。自己得 意極了，暗暗得意了兩天；而那時同監房的人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愁眉苦臉。」 陸鏗先生的老朋友或熟人都說，這就是陸鏗特色。聯繫到他一生坐過國民黨 、共產黨雙方的牢，且歷時22年；不是被這邊認為有「特務」之嫌，就是被那邊視 為「不受歡迎的人」，到頭來，卻一點滄桑感沒有，成天樂呵呵沒事兒人一樣，友 人故名之曰「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 所謂樂觀主義，無非是對人對事都存一種豁達的胸襟、寬容的態度，對過往 之不 公平少有計較，對將來之發展多存以希望。以我們的人生經驗判斷，在那些見 過大世面、身世經歷過戲劇性變化、飽嘗世態炎涼的人之中，有許多是具有這種精 神的。而陸鏗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他出身於一個世家大族，卻在少年時代就目睹家道衰落。還是一個小學生的 時候，坐在課堂上唸書的他，就經常收到家中傭人送來的「今午不必回家」的字條 ，每當那時，他就會到親戚家去對付一頓。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他便遭逢八年 離亂，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混在逃難的人群中，獨自把老祖母從襄陽送回雲南老 家。途中還遭遇湘西悍匪的搶劫。自立以後，他仍不能擺脫家庭窘迫的困擾。在回 憶錄中，他記述了這樣一個情節，以說明其家庭的困頓和父親的性格： 「……一九四四年冬出國前，意外地接到父親從河南葉縣寄到重慶的信，沒 有上款也沒有下款：『現在河南葉縣正下著大雪。葉縣郊外一個茅草房裡，有一堆 稻草，稻草上睡了一個老太爺，他已陷入絕糧狀態。你猜他是誰？他就是你爹，趕 快寄錢來！』」 從陸鏗先生父親的這封來信中，我們不難想像，老爺子是個何等樂天的人， 都到了什麼地步，還有心思開這種玩笑！《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把自己的樂天歸結 於父親性格的遺傳，看來也不是沒道理的。然而，陸鏗先生不僅是那位有幾分荒唐 、幾分義氣的陸老太爺的長子，他還是一名優秀的記者和著名的報人，所以，筆者 以為，陸鏗先生的這種樂天精神現象背後，還有一種特殊性格的支撐。這種性格更 多的不是來 自遺傳，而是來自社會和人們的角色實踐。在這裡，我們權且稱之為「 記者人格」。 生逢其時，幾人得此風流？ 在陸鏗先生寫下上述那段「臨刑心理動態」之前，他從事新聞事業的經歷如 果從其擔任《仰光日報》特約記者的1938年算起，已經有13年的歷史了。在這13年 的經歷中，他有許多為每一個記者同行都會感到羨慕的經歷和堪為稱道的記錄，如 ：他是中國第一代廣播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作為中國派往盟軍總部的戰地 記者，曾登上納粹覆沒後廢墟般的德國，目睹了一個「優等民族」如何陷入飢餓的 恐慌；在希特勒結束生命的地下室裡，他看見了被那個「世界征服者」剩下的最後 一個紅皮蘿蔔；在紐倫堡審判前夕，他僅僅用一枚從希特勒總理府的辦公室裡撿來 的尚未來得及頒發出去的鐵十字勳章，就收買了看管戰犯的中尉，秘密探望了絕對 禁止與外人接觸的納粹戰犯頭子戈林；在歐洲之行中，他因偶然機遇會晤了已經當 了洋和尚的袁世凱的外交總長、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的簽訂者陸征祥，還受到 教皇庇佑十二世的「特見」；作為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代總編輯，他參觀了「再 造者」麥克阿瑟治理下的日本；他曾穿梭於國共和談之間，與馬歇爾八上八下廬山 ；他曾充當蔣介石「欺騙輿論」的工具，傳話胡適出面競選總統；三大戰役期間， 他因輕而易舉地預見了共軍渡江的地點，而被指有「通敵」嫌疑，坐進了國民黨的 監獄；脫險後，又於漫天烽火中「趕回」大陸坐牢。－－其活動的領域之廣，經歷 的歷史跨度 之大，以及其身份地位經常出現的極富戲劇性的變化，等等，構成了他 獨 特人格的稀有背景。 終身獻身於記者職業的經歷，的確是造就陸鏗先生「記者人格」的必不可少 的條件。然而，並非所有見過大世面、或擁有「資深記者」頭銜的人就自動擁有了 「記者人格」。按照筆者的體會，「記者人格」的成立，首先需要一種客觀的社會 條件，即在一個社會裡，按照社會需要，「記者」作為一種職業，對於其他角色的 獨立。 胡績偉與陸鏗記者生涯比較 在讀到陸鏗先生的《回憶與懺悔錄》之前，筆者曾有機會較深地接觸大陸著 名報人胡績偉先生的傳記資料。如果從辦報資歷而言，胡先生與陸先生相近，其報 人生涯都是從日寇侵華、全民抗戰開始的。在從業時間上看，胡先生似乎還略早於 陸先生。大概在胡先生接掌延安的《邊區群眾報》時，陸先生已經是一名戰地記者 ，之後任南京國民黨《中央日報》的採訪部主任或代總編輯。待到胡績偉入京，接 掌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任副總編時，陸鏗已經成為了共產黨的階下囚。 等到22年出牢房，陸老先生重顯英雄本色，胡績偉先生的「劫數」也就到了。而值 得玩味的是，胡先生此次敗陣，在於他強調「黨報應該有人民性」，「作為黨報的 《人民日報》，首先應該是一張人民的報紙，其次才是黨的報紙」。即《人民日報 》首先應該是一張尊從新聞規律，講究真實性、獨立性的報紙，其次才是「黨的宣 傳工具」。他的這一主張，被中共意識形態權威胡喬木斥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在 新聞界的表現，他因而被迫離開了自己已經從事五十年的「報人生涯」。而縱觀大 陸報人的命運，從鄧拓，到劉賓雁，類似者簡直不勝枚舉。筆者本人就曾因按照自 己的觀點撰寫《八九民運史》，在許良英先生等發起的「呼籲寬容」的公開信上簽 名，也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王忍之點名開除（筆者不是中共黨員）。理由是 「不搞 馬克思主義」、「發表觀點很成問題的文章」，這樣的人不能呆在社科院。 由此可見，我們所處的大陸社會，當時尚不具備那種適合「記者人格」 成立的社會 條件。 此次讀《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才知道所謂黨報的「人民性」問題（陸先生 的口號是「先日報，後中央」）並不是共產黨獨有的，原來國民黨的黨報報人，也 曾提出過這個問題。這說明，凡有記者存在的地方，「記者人格」的覺悟，是一個 遲早的、必然的、符合規律的事情。 所不同的是，陸鏗所在的社會，允許「記者人格」的萌發與成長。記者不端 國民黨的飯碗，還可以端「自由報人」的飯碗。而且，陸先生在國民黨內惹的禍並 不小於胡績偉，但他的結果，並沒有胡績偉來得悲慘： 根據陸先生回憶，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自己供職的國民黨中央機 關報《中央日報》上刊出了一條題為《孚中暨揚子等公司破壞進出口條例，財經兩 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這兩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權，八個月內向 中央銀行結匯三億三千四百四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占國家同期售出外匯的 百分之八十八。所刊消息俱為事實，但刊登卻是他自作主張的。此時正是國共決戰 時刻，消息發佈，自然是朝野震動，陸鏗本人、家人與同事均認為他此番必然下獄 無疑。於是，演出了一場蔣介石親自出面追查消息來源的戲劇。且看陸鏗先生的回 憶： 沒想到蔣老先生第一句話竟是：「什麼人告訴你的？」這個問題我已經被問 無數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著什麼。既已豁出去，我就大著膽子說：「報告校長， 是不是准我多講兩句？」蔣表現得很不耐煩，皺著眉頭說：「不用多講，講出什麼 人告訴你的就行了。這時，我不知哪裡來的勇氣，不管他願不願意聽，一口氣講了 四十分鐘，而且越講越激動。話題從參加前線慰問團講起，指出河南前線的士兵連 水壺都沒有，我說：「校長，他們是要流血的呀！結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這個 仗怎麼打？」接著，我介紹了社會輿論對當前時局的看法，認為經濟已面臨重大危 機……結論是黨和國家均面臨著危機。這時，我注意到，隨著我的慷慨陳詞，蔣老 先生原來皺著的眉頭，漸漸舒展了。不耐煩的表情也漸漸消失了。繼後他的頭竟有 時候隨著我的話語，自然地微微點了兩下，於是我斬釘截鐵地做了結語：「我為什 麼要用黨的中央機關報來揭發黨的要員的醜事呢？我想，只有這樣做，才能表明： 國民黨不同流合污，蔣總統是大公無私的。」… …「校長一再教導我們做人要講誠 信，要堂堂正正，做記者如講出 消息來源即不誠信，所以不敢將消息來源報告校長 。」 蔣老先生的反應顯然良好。我接著說：「校長，雖然我的動機是好的，但做 法是錯的，影響是很壞的。因此，請求校長給我以最嚴厲的處分。」 這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李惟果起來替陸鏗承擔責任，請求只處分自己。 沒想到，蔣介石說：「我什麼人也不處分。」事後，國民黨只是發了一個更正，將 那「三億三千四百四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二美元」的小數 點向前提了兩位，以了結 此事，並未對「肇事者」有任何懲戒。 相信大陸同行讀到此段文字，一定感慨良多！ 記者要不要對政治負責任？ 然而，如果認真，定會發現，從這裡又引出了另外的問題：陸鏗要不要對國 民黨失敗負責任？ 如果說陸鏗對國民黨腐敗的揭露，不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是幫助人民認清 國民黨的真相，是有助於共產黨奪取在大陸的勝利的話，那麼，結論就應該是肯定 的。推而廣之，鄧拓、劉賓雁、胡績偉等一切以暴露現實「陰暗面」為特徵的作品 ，都是有害於共產黨的統治的。而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壓制 乃至扼殺這類人物和作品，就成了「合 理合法」的事情。 在許多人那裡，這個結論是「明確」的。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會對它的黨員 提出如下要求的原因：你首先是一個黨員，其次才是一個專家、學者、作家、法官 、記者。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職業要求與你的黨的要求相衝突時，你應該服從黨。 這就是所謂「在政治上與黨保持一致」。按照共產黨的這個原則，端共產黨飯碗的 人，不應該出「主人」的洋相。陸鏗作為一個端國民黨飯碗的人，當年也就不應該 發表揭露國民黨腐敗的文章。後來的一些民運人士則認為，搞民主的人，不應該暴 露民運的 陰暗面。由此引申出的一個問題必然是：記者要不要對政治負責任？ 其實，稍微明晰一點事理的人都知道，問題並不在於記者對於社會乃至政府 、政黨弊病的揭露，而在於弊病本身的存在。「亡黨亡國」的是弊病本身和對弊病 的掩蓋以至對弊病治療的延誤，而不在記者。記者之所以作為一種獨立的職業分化 出來，正是適應社會事物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信息交流及自我監測（包括自我校正 ）需要的產物。從工具層面看，記者職業只不過是信息傳播的承載與報道者；然而 ，從價值層面看，它卻是社會良心的代言人和「人民利益」的監護者。記者的天職 是對事實進行準確迅速的報道，如果說他也有黨派、有主顧的話，他不能、也不可 能因此而改變事實的真相。因此，筆者認為， 記者的最佳立場是「置身事外」。 陸鏗先生之所以成為一個優秀的記者和報人，就在於他對這種記者的天職的 自覺，而「記者人格」的確立，離不開這種角色自覺。在《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中 ，我們看到，他不論對於何黨何派包括民運，均是同一立場。在我們看來，他是惹 了「大禍」的地方－－如因他的採訪為胡耀邦的政敵提供了「炮彈」，從而導致了 胡耀邦的下台－－對此，他僅僅只能表示遺憾而已。 置身事外不容易，將生死置之度外就更不容易。對於自己的幾次坐牢，陸鏗 先生曾說過：「不坐牢不是好記者」。但話說回來，有哪個記者又真正甘願為一條 新聞失去自由和面對死亡呢？像陸鏗先生那樣不僅是「沒心沒肺」地面對死亡，而 且簡直在「欣賞」自己的死亡，就不單是一個「記者人格」的問題了，由此，我們 可以看到，他對於自己從進入社會起就選中的這個事業，癡迷到何種程度。唯此， 才構成陸鏗陸大聲的獨有 「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