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讀報隨想 江棋生 我喜歡讀《南方週末》。讀這份報紙總是快不了，只能慢慢讀、細細讀，也 願意這樣慢一點、細一點。我也讀其他報紙，如《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 但總是三下五除二，很快就翻完，不想細，也慢不了。在我看來原因就在於《南方 週末》上真話多，實話多，自己的話多，批發來的少。我覺得，誰要想對中國有一 個比較真實的把握，讀《南方週末》是一個好辦法。 前幾天，當我拿到《南方週末》第792期時，腦子裡正在琢磨為「五四」運動 八十週年寫下一點紀念文字的事。我想再一次問問自己：八十年有，中國的賢達英 傑和熱血青年所全身心地認同和呼喚的「民主」，在今天的中國，是否有了模樣？ 又到底有了幾分模樣呢？我邊讀邊想，心中的看法越發明晰起來。 這期《南方週末》頭版，詳細披露了河北省安平縣大何莊鄉報子營村的事。 在這個靠弄虛作假起家的豆腐渣「小康村」裡，村委弄權，村務腐敗。最終，不堪 重負的村民忍無可忍，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召開村民大會，罷免了村委會，並派出代 表逐級上訪，從而跨出了從順民走向公民的第一步。然而，就是這個第一步，立即 遭到了專政機關的迎頭痛擊：先是縣公安局抓了七名村民代表，隨後又大搞「有罪 推定」，在未被起訴、未經審判的情況下，五名代表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他們胸 前赫然掛著「擾亂社會秩序犯罪分子」、「妨害公務犯罪分子」的大牌子；繼而由 縣檢察院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妨害公務」對五名代表提起民公訴，最後是縣法 庭開庭審理。 顯然，在報子營村，在安平縣，人權和民主遠遠不成模樣。那麼，在其他地 方呢？「中國人大量地（背後）談論批評當權派－－使我不禁想到在當權派面前， 他們卻是那麼恭順無力。」是因為中國人天生就有奴性基因麼？不，這是因為說出 真話，不當順民就會禍從天降。報子營村村民代表的煉獄之災即是最新的例證。當 然，「不敢當面說實話」，並不是說什麼實話都不敢當面說（否則《實話實說》電 視節目就辦不起來），而是總有些要緊的實話不敢當面說，說了就沒有好果子吃。 比如，美國的報紙可以評論批評總統克林頓，評了批了啥事都沒有。但是，任何中 國的報紙，你就是借給報社社長十個膽，上面也不會出現批評「核心」江澤民的文 章或句子，任何地方報紙，也絕不會刊登批評地方一把手的文章或文字。換句話說 ，中國存在制度性言禁。而設有言論禁區的國家，肯定不是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國家 。 本期《南方週末》第五版上《權力的批發者》一文，生動、辛辣的描述了「 廉政標兵」盧效玉賣官封爵的大醜聞。我除了再一次被「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先 見之明所折服外，還特別注意到盧效玉被刑事拘留後對辦案人員說的如下一段話： 「我的案子省裡說了算，你們別瞎折騰了，過去在縣裡當書記，檢察院怎麼辦案， 法院判幾年，都得聽我的。」我認為盧效玉說的是大實話，除了「你們別瞎折騰了 」屬估計錯誤外（他誤以為對他的案子省裡還沒有發話）他的這段話真切地暴露了 中國司法不獨立的人治實質。「都得聽我的」，不能理解為他直接充當七品官斷案 的角色，什麼案子都由他來審定。而是說，只要他對某類案子感興趣從而插手干預 ，司法機關就得聽命於他。無獨有偶，就在報子營村一案中，我們看到，當衡水市 委書記劉德中獲悉五位農民被告的消息後，打電話給安平縣委書記劉蘇勞，「責令 立即放人」。而如果不出意外，劉當然是責令法院放人，這就是說，相對於第一把 手而言，司法機關只是「聽喝的」。而在中國，又有哪一個地方不是這樣的呢？常 識告訴我們一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不分立，第一把手「說了算」的國家，肯定 不是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 在第十一版上「不入道的教育」一文中，有一段文字點到了認定一個國家是 否民主的又一個重要判據。這段文字是這樣的：「一個小學校長在會上正告全體教 師，雖然本鎮提了三位人民代表候選人，但上面的意思是只選我和鎮黨委書記，你 們的票不要太分散！下面坐著全鎮為人師表諸公，沒有驚詫，沒有私議，甚至可能 也沒有腹誹。」小學校長一語道破天機，中國式選舉的真諦，是要按「上面的意思 」來選舉！說白了，這樣的選舉就是偽選舉。而中國的多數選舉，依然集體無意識 地「投下莊嚴的一票」，以成全這樣的選舉。不難明白，真正的選舉，乃是自由、 公正的選舉，是開放公平競選、按選舉人「自己的意思」來投票，並保證選舉人不 因這樣的自主投票而受到為難和迫害的選舉。而在中國，除了某些村委會選舉之外 ，哪裡還有這樣的選舉呢？很明顯，一個按「上面的意思」進行選舉的國家，肯定 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南方週末》的「縱橫談」欄目，是有口皆碑的好欄目。儘管鄒烈山先生的 名字不讓上了，但文章還是耐看耐讀耐人尋味的。本期「縱橫談」上，余衛國先生 正氣凜然、怒目圓睜，直把狗官罵得狗血噴頭、無地自容。不過如何解決邪門愈開 愈大、狗官愈來愈多的局面呢？余先生開出的藥方是：「首要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 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先提高他們的素質，使他們心存起碼的良知和敬畏，不敢 濫用人民賦予的簽字權，干傷天害理的勾當。」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 藥方。尤其是在「縱橫談」上開出這樣的藥方，更讓人覺得沉重和悲涼。試問，這 種歷朝歷代都有人開出的「清官」藥方，如今還能再繼續開下去麼？為什麼不從「 領導幹部是靠不住的」這一事實出發，去設計和構建政治上的「收銀機」機制，從 而有效保障對於不可靠的人的篩選，以及對不可靠行為的監督和制約呢？八十年前 國人就叫著喊著要的「民主」，不就是政治上的「收銀機」機制麼？如果說，一個 店舖僱員面對無人看管的錢箱會濫用伸手權的話一個執掌權力的人在缺乏有效制的 情況下，就會濫用手中的權力。兩者都源於同一個人性的弱點，難於拒絕巨大的誘 惑，從而接替起碼的良知和敬畏。承認這一事實人們發明了「收銀機」，人而使雇 員無法濫用自己的權力，只能老老實實按規矩辦事。承認這一事實人們建構了民主 機制，從而使官員不得不收斂自己的權欲而老實巴交起來。令人痛心的是，由於一 再誤入歧途，八十年來民主機制一直沒能在中國確立，以致於先進國家早就基本解 決的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問題，在中國大陸似乎依然是一個不入其門、不得其 解的斯芬克思之謎。 光陰荏苒，歲月匆匆。想到五四運動距今已過八十週年，想到中國沒有矗中 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任何認同民主理念，不願和不甘自外於世界主流文明的中 國人，能不汗顏、焦灼乃至憤激？對此我深表理解。然而，我同時認為，對中國的 政治前途沒有必要過分悲觀，更不必黯然絕望。君不見，在中國台灣，民主政體已 然確立，並大體良性運行。在中國香港，民主政體正在成形，其趨勢難以逆轉。而 在中國大陸，也有許多令人振奮和鼓舞的東西，預示著專制的失寵和民主的曙光。 在本期《南方週末》上，我們就能找到不少有說服力的事實。 先讓我們看看普普通通的報子營村的村民。他們中間儘管也有給錢就靈魂缺 位，「專門按幹部們編好的謊言說」話的，但是，更多的人開始說真話，開始追求 公民的生存而不是順民的生存，開始將人的生存與動物的生存、農奴的生存區別開 來。當他們由於精神上的站立而與專政機關發生正面交鋒時，他們沒有怯懦，也沒 有狂躁。「在連續三天半的庭審時，上千名群眾等候在法庭外，但秩序井然。」我 猜測，在這上千名庭外人群中，報子營村村民是佔了大頭的。在中國，有些人常常 說，因為農民太次，所以中國不能實行民主。我看到，在人均年純收入不到250元的 報子營樹，這種「民主後行論」根本站不住腳，而民主前行恰恰是人心所向，推之 欲出。我相信應當這樣來看中國的國情，而有些人之所以力主「中國國情不適合搞 民主」，我以為多半是因為自己不喜歡民主，因為自己太次。 在報子營村一案中，來自北京的呂寶祥、李民、代煥銅三位律師，當庭為五 名被告作了完全徹底的無罪辯護。他們的良知和勇氣得為人稱道。作為律師，或許 不方便正面肯定和褒揚五名被告充滿民主精神的公民行為，但能夠做到「完全徹底 」地為被告作無罪辯護，至少明確透出了中國律師界獨立自重的執業精神和與國際 接軌的內在追求。 再看看「百姓茶坊」欄中的普通老百姓。他們是一部分敢於站起來當面說實 話的人，是一部分思想上、言論上先自由起來的人。他們的文章為《南方週末》增 色不少。那篇題為「不敢說實話」的文章，裡面說的儘是大實話，尖銳、理性、得 體。「保護馬俊仁？」一文，則說明老百姓對人權和法治的真知灼見，往往為什麼 「委員」所望塵莫及，關於綦江虹橋案所發的三篇議論文章，篇篇言簡意駭，直指 要害。二篇「教育話題」徵文，點出根本，發人深思 。 最後，我們說說《南方週末》本身。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一九九九年，《 方法》雜誌被停刊，作家出版社被整肅，「深圳畫報」社被兼併，但《南方週末》 在頑強生存。儘管他也被注了水，因而不再完全是原汗原味，但基本上守住了自己 的精神家園，維護了自己的價值指歸。四月二十五日，數萬名法輪功弟子秩序井然 、令人歎為觀止的中南海靜坐正在遭至當局的及時算帳；《法輪功》一書已成為禁 書。但我相信，當局並不敢進一步冒犯眾怒，砍掉或閹割《南方週末》。《南方周 末》的讀者群，已經成為中國大陸上公民精神和權利意識較為突出的一個先進群體 。他們珍惜自己的精神家園，也懂得如何以抗洪精神來擊退專制洪水的肆虐，捍衛 自己的精神家園。 二十世紀是民主戰勝專制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民主進一步戰勝專制的世 紀。在以往的歲月中，中國人沒有表現出制度創新的大智慧、大聰明，因而沒有趕 上民主化的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然而，在必將到來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 我們決不能再錯失良機。不僅如此，我們還應力爭成為領頭羊，在實現自身政治民 主化的同時，引領北朝鮮、緬甸、古巴、利比利亞、伊拉克等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 ，從而迎來民主獲得完勝、專制從此絕跡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