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感言 (北京) 許良英 （一） 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一九八九年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 以其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結局震撼了世界，導致東歐、蘇聯極權主義政權的全面崩 潰，結束了持續四十年的冷戰，改寫了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也必將改寫中國的歷史 。 這次運動發端於含冤去世的前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由於胡耀邦是兩年 前被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斥之為「反自由化」不力而遭罷黜的，稱胡耀 邦為「中國魂」的學生的悼念活動自然惹起鄧小平的惱怒。他於四月二十五日頒下 諭旨，認定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動亂」，對於它「不能手軟」，要避 免流血，但也「準備流血」，有軍隊可對付。「不怕形象不好，只要經濟上去就行 了。」胡耀邦的錯就在於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不堅持，否則不會有今天的動亂 。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這個諭旨立即普遍傳達，並成為第二天《人民日 報》社論的基調，成了當局決心鎮壓學潮的信號。可是，這個殺氣騰騰的諭旨並沒 有激起學生的猛烈對抗，而是以一次理性的、和平的、有循序和自我克制的遊行， 要求當局收回這篇社論。對這次遊行，當局也採取了容忍的克制態度，沒有製造流 血事件。當時雙方理性的克制態度，令人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景產生了希望。遺 憾的是，當局拒不收回給學潮錯誤定性的社論，學生也不願意無安全保障下復課。 於是出現了曠日持久的頂牛局面，最後導致三千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無限期絕食。如 此眾多的青年學生以這種自我犧牲方式為中國民主事業而抗爭，激起了全國人民的 同情，在北京每天有上百萬人上街遊行，全國各地也紛紛響應。多年來為人們深感 憂慮的社會風氣的敗壞竟奇跡般地驟然消滅，長期渙散的人心自發地凝聚在一起， 發現了中華民族不愧為偉大的民族。 這樣一次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可歌可泣的群眾自發運動，竟以血洗十里 長安街為結束，這是稍有人性的人都難以想像的，但卻是鄧小平早在四十天前就明 白無誤地下了這個狠心，並在罷黜了同情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之後，親自調動數十 萬軍隊包圍北京來實現其意圖。如今，這個可以隨著罷黜總書記的太上皇已經死去 兩年多，當政者應該挺直腰板，鼓起勇氣，打破鄧小平設立的新「凡是」的精神枷 鎖，客觀地重新評價一九八九年的運動，為「六四」死難者和一切受害者平反昭雪 ，切實履行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果敢地結束中國幾千年來 延續至今的以言論、文字治罪的歷史，廢止書刊和新聞檢查制度，開放報禁，確保 公民的思想、信仰、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當政者如果真想對中華民族有所貢獻 ，希望留下能為後人稱道的業績，而不是遭人唾罵的惡名，不妨傚法晚年的蔣經國 。他繼承了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治權，但在晚年終於有所醒悟，順應了民心和歷史 潮流。開放了報禁和黨禁，隨後實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民主選舉。值 得注意的是經過將近二十年變化，至今國民黨依然是台灣的執政黨台灣人民仍懷念 著蔣經國。顯然，對於當政者，這是一條可行的光明大道；否則，恐怕難逃菲律賓 馬科斯和印度尼西亞蘇哈托的覆轍。 （二） 民主的的實現，不可能指望自上而下的恩賜，只能通過自下而上的奮鬥去爭 取。歷史上，從十六世紀的荷蘭、十七世紀的英國，到十八世紀的美國的民主制的 創立，都是經過武裝革命鬥爭。但自從一九四五年全世界反法西期戰爭勝利後，民 主已成為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武裝鬥爭已非必由之路，特別是中國，十二年戰亂 之後，又經歷了十九年的自我折騰，實在再經不起一次大的動亂。而四十年代以前 的中國歷史告訴我們，以暴易暴所得到的不過是另一種暴政，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換 代。民主運動決不是中國傳統上「打江山、坐江山」的造反運動。 對於受了五十年排他性的封閉式教育的中國人來說，民主概念是十分陌生的 ，而造反則太熟悉了，尤其是親自經歷過文革時期造反運動的青年人。手腕遠比馬 基雅維利(Machievelli)高超的技術「天才」毛澤東，培育出一批又一批造反派，像 蝗蟲毀滅莊稼一樣，毀滅了文化和人性。表面上，「文革」早已被全面否定，毛澤 東的種種暴行和醜行也為公眾所痛恨，可是他的造反思想依然很有市場，當年受他 蠱惑的造反派的令人發怵的心態，至今在海內外不少民運活躍分子中間還是屢見不 鮮。這種心態主要表現有三：（１）自認老子天下第一，拉幫結派，佔山為王，搶 樹旗幟（狂妄的領袖慾）；（２）迷信有權就有一切，就可為所欲為（貪婪的權力 欲）；（３）崇拜權術詭計，認為政治上無誠言，謊言說一千遍成為「真理」，說 假話不臉紅，為了達到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摒棄了良知和人性的基本準則）。 這種心態，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中也曾出現過，但不普遍，顯然是由於八十年代的 開放和自由民主思潮的影響。 （三） 走向民主的道路，必須經歷一個民主思想啟蒙階段。西方各國現代民主制， 是經過了十四－十六世紀的文復興運動和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才得以確立的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根深蒂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十九世紀才開始傳入 ，五四達到高潮。一九一五年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 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九年一月他更是大聲疾呼，只有德（Democracy）和賽 （Science）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思想一切的黑 暗。並誓言，即使為之「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一氣壯山河的豪語，不僅影響 了整整一代的青年，也為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是中國文化史上有劃時代意義 的「五四精神」的標誌。 可是，五四運動後，由於國際形勢變化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陳獨秀開始 接受馬克思主義，並積極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 級專政理論，使他完全否定了他自己原來對民主的主張。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還說 過「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Democracy），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到了一九 二０年九月就改口說，德漢克拉西「是資產階級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 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二個月後在《共產黨》月刊創刊號上，他號召：「我 們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產階級，從他們手（中）搶奪來政權，並且 用勞動專政的制度，……建設勞動者的國家。」於是出現了一幕奇特的歷史悲劇： 五四的民主啟蒙，被啟蒙的倡導者親手扼殺了。 多年來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什麼五四後啟蒙「讓位」於救亡。這種說法只 見到歷史的表面現象，而看不到深層的意識形態的變化。五四民主啟蒙的幼芽是被 當時洶湧而起的階級鬥爭的革命風暴夭折了。雖然那時仍有胡適、羅隆基等受過西 方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的知識分子堅持宣揚民主、人權，但他們勢孤力單，而且兩面 受敵，影響甚微。一九四九年實現陳獨秀當初所嚮往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後，西方的 民主、自由、人權思想全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到批判、封殺，被拒於國門之外。 一九七八年結束了閉關鎖國，終於可以呼吸到外面的新鮮空氣，但是，被「 第三代核心」捧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卻仍把自由民主思想當作異端邪說， 每隔一年總要發動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因此， 民主問題的探討，成為很少有人敢於問津的有很大風險的領域。一九八七的有人統 計過，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間全國1800種報刊上有關哲學社會科學的十三萬篇文 章中，專門論述民主的只有一篇。而據我所知，這僅有的一篇是《政治學研究》上 一篇斷言美國經濟學家阿羅（K.J.Arrow）的「一般可能性定理」是「對傳統民主理 論的挑戰」的論文（兩年後有人據此，撰文叫嚷西方傳統民主理論「破產」了。） 對於這篇完全曲解阿羅原意並且充滿邏輯錯誤的論文，我已於一九八八年予以批駁 。一九八八年前後，官方報刊上也出現了一些談論民主的文章，但大多是偽劣產品 ，有的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民主，鼓吹新權威主義、精英統治、強人政治，甚至種族 主義。而批判這類謬論的文章卻難以發表。「六四」鎮壓後，在政治高壓、意識形 態嚴密控制和輿論一律下，更是不言而喻了。 （四） 有人認為，經濟發展了，自然會有民主。這是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試問， 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難道低於2500年前的雅典和200年前的美國嗎？經濟已經相 當發達的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和竭力宣揚所謂「亞洲價值觀」（實質上是封建專制 文化傳統）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政治上實行的又是什麼制度？ 有人說中國的民主化希望在於中產階級。這話只對了一部分。因為經濟轉型 時期出現的中產階級，情況很複雜，有些是權錢交易中的暴發戶，有些是官僚集團 的寄生者，即使是靠個人的努力在市場競爭中發展起來的，目前他們關心的是與個 人利益直接有關的經濟問題，很少有關懷政治問題的眼光和熱情。 要實現中國民主化，首先需要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和獨立批判精神 的獨立知識分子。他們不依附於任何權貴和勢力集團，而具有民主意識和社會責任 感，通過自己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去影響社會，促成民主。所以要強調獨立知識分 子的作用，是因為歷史上任何先進思想都起源於獨立知識分子，有風險的民主思想 啟蒙工作只能由知識分子來承擔，而且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有「天下興亡，匹夫 有責」的優秀傳統。 所謂啟蒙，首先應啟知識分子自己的蒙，徹底打破官方意識形態所養成的自 我封閉和夜郎自大的心態，虛心地學習西方文明國家早已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並有 效地實行了幾百年的東西。說來慚愧，我自己雖然青年時代也投身於民主革命鬥爭 ，向國民黨政權要民主要人權，但由於迷信馬克思教條，實際上根本不懂民主和人 權的真正意義，以為只要代表多數人民利益的共產黨掌了權，就民主了。經歷了三 次民主族大災難後，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猛然醒悟，然後通過不斷的認真學習，總 算搞清楚民主概念的內涵。鑒於民主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格格不入， 我們這一代和「紅旗下長大」的知識分子，不經過一番抗爭和努力，不可能真正理 解民主的真諦。這種努力就是反思和學習的自我啟蒙。 有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獻身精神， 還應有冷靜清醒的頭腦和獨立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的矛頭當然主要是應指向當政 者的專制壓迫、踐踏人權和一切黑暗腐敗現象；但對於民運陣營中所出現的各種不 良傾向和惡劣行為，也應予以必要的批評，而不應縱容姑息。只有這種是非鮮明的 不偏不倚的批判精神，才能保證民主力量的健康成長。 （五） 中國的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不應該再走武裝斗 爭和暴力革命的老路。民主是要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爭取民主的手段也應合於民 主原則，應該合情合理，光明磊落，不可採取以往各種造反運動所常用的秘密組織 和地下活動。秘密組織必然是上下等級森嚴，通過一套嚴格的紀律和保密制度而運 作，與民主精神完全相悖，很可能成為培養幫派、特權和私慾的溫床，甚至淪為黑 社會。 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將是漫長而崎嶇的，需要有韌性、有遠見、不可浮躁、爭 於求成。我們應該認真地總結並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對當前的現實和主客觀條件應 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群眾的民主運動中，口號和要求的提出，應事先充分考慮 其實際的可行性。明知達不到的要求，不可執意堅持。否則，會使問題複雜化，節 外生枝。產生難以逆料的不利後果。任何群眾性行動的號召，都必須對群眾的生命 安全負責。以熱血青年的生命為兒戲，為賭注者，決不是民主政治家，充其量不過 是翻雲覆雨、謀取個人權勢的政客。 「六四」前幾天，有人聲言在期待流血，並且「血流成河」，以激發全國人 民奮起反抗，而自己卻不願同大家一起流血。這一心態令人震驚，似乎是曠古未聞 ，但仔細搜尋，卻隱約地見到毛澤東、江青陰魂的幻影。「六四」一年後，有隔岸 觀火者在進行「反思」，責備學生不該撤出廣場，而應「冒死堅守」，以求「轉敗 為勝」。所慣用的策略，居然被不動聲色地用到民主運動上來，豈不是人民的生命 也成了賭博投機的籌碼？真正有志於民主事業的人都應該知道，民主首要追求的是 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是對人的尊重，是保障人權，而人權的諸多內容中，首先是 生命權。視他人生命如敝屣，怎可自稱為民主派？ 去年大陸突然出現組黨熱，先是杭州，隨後山東等地都紛紛有人宣告籌建「 中國民主黨」，海外媒體為之吶喊助興，彷彿大陸已出現了民主的春天。由於我是 浙江人，對故鄉的事自然比較關心。當王有才在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時電話告知他 們已去申請成立民主黨，我即給他潑冷水，指出，目前連言論自由都沒有，怎麼有 可能組黨？如要堅持，必引來鎮壓，不會有好結果。隨後獲悉，山東等地去申請登 記時，向官方保證：維護當今國家元首和執政黨的地位。這與現存的作為擺設的八 個「民主黨派」有何區別？充其量不過是想做第九個花瓶而已，實在是對「民主」 的褻瀆。這股組黨熱，類似一種泡沫現象。王有才被判十一年重刑，暴露了權貴們 內心的虛弱和缺乏自信。 （六）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宣揚自由主義的清風，這是一個可喜 的現象。雖然它沒有直接撞擊現實的政治問題，而只在抽像的學術思想領域中游弋 ，但它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根基，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產生的衝擊和震撼，是明 顯可見的，使毛澤東三十年代開始念的緊箍咒《反對自由主義》和鄧小平用以整人 的法寶「反自由化」全部失靈了。這無疑是對中國民主啟蒙的重大貢獻，並且使自 由主義思潮成為當前民主思想啟蒙運動一個重要的也是最活躍的組成部分。由於傳 播自由主義的學者談論的是歷史，是思想，避免涉及敏感的現實問題和當權者的直 接利益，言論空間自然比直言不諱者要大很多倍，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會是大 有作為的。 令人遺憾的是，在欣喜之餘偶爾聽到了一些不諧和的刺耳的噪聲。例如有人 把自由和民主對立起來，虛構一種所謂「反自由的民主」，而對民主加以貶斥。一 位在介紹自由主義和憲政理論做過大量有益工作的政治學者，以絕對化的語言作出 這樣一個具有完全普遍性的論斷：「一個純粹的民主政治（直接民主），只能帶來 極權民主或蛻化為個人專制，不可能實行憲政。」這一論斷，貌似言之鑿鑿，重如 九鼎，可是歷史事實並非如此，而且與舉世公認的民主政治的涵義完全相悖。 大家都知道，民主政治起源於二五００年前的希臘雅典城邦，他們實行的就 是直接民主每月開三、四次全體公民大會，決定城邦一切政治事務。這種民主的特 點可用伯裡克利（Pcricles,公元前495-前322）也認為：「民主政體的精神為自由 」；「在許多事例上，群眾比任何個人可能作出較好的判斷。……多數群眾也比少 數人不易腐敗。」在雅典實行民主制的二百五十年中，雖然曾多次出現過政變，政 權為「僭主」（即暴君）所竊取，但是他們的統治都是短命的，而且在雅典有明文 規定，任何殺死企圖建立獨裁政制的人都無罪。而雅典民主制的結束，是由於外族 馬其頓的軍事入侵。所謂直接民主「只能」蛻化為「個人專制」，純屬無稽之談。 所謂「極權民主」大概是指法西斯式的假民主。因為「極權」（Totalitari an）這個詞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權建立後才出現的，它指 的是一黨專政，中央集權，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輿論進行全面 的嚴密控制，公民自由權利完全被剝奪。一九三三年開始的德國納粹（民族社會主 義）政權，以及當時的俄國也如此。一九三七年，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確曾洋洋得 意地叫嚷過，當今的意大利和德國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健全的民主國家」，因為 他們通過暴力鎮壓、意識形態控制和蠱惑人心的欺騙性宣傳，能驅使成千上萬群眾 上街歡呼萬歲。如果這了可冒充為民主，中國「文革」的專幹打、砸、搶的所謂「 大民主」更要壯觀十倍這種所謂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實質是反民主的。因為從古 希臘到今天，真正的民主都是與自由密不可分的，任何剝奪公民自由的群眾暴政， 如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專政和中國文革時的群眾專政，都與民主無關。怎麼可以說 純粹民主「只能帶來極權民主」？？ （七） 這種對民主的天方夜譚式的恐怖議論，加上近十多年從海外傳來並已有很大 市場的新儒家否定「五四」的喧嚷，以及指責五四所宣揚的民主不過是「高調民主 」的高論，使不少人對民主的認識產生了混亂，甚至一些為民主化事業盡過力的朋 友也諱言民主。有人提到民主要不是把它與「民主集中制」、「大民主」這類反民 主的假民主混為一談，就要在它頭上戴上一頂「憲政」帽子，稱為「憲政民主」， 以示正宗。 殊不知民主是同自由（首先是思想、信仰、出版自由）、平等（人格上、法 律上和政治權利的平等）、人權（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法治（人人受法 律保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容許任何不受法律約束的個人和權勢的存在）融 為一體的。民主政治並不是簡單的「多數決定」（Majority decision，過去一般誤 譯為「少數服從多數」，引出許多錯誤的推論）和自由選舉（並非強迫的或受操縱 的虛假選舉）。以反對執政者的監督等措施，而必須始終如一地事事處處貫徹著自 由、平等、法治精神，並以保障公民與生俱來的種種不可轉讓的權利為宗旨。自古 至今，凡是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都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古代雅典城邦也不例外。 他們雖然沒有成文的憲法，但有各種習慣法對政治權力進行約束。英國自一六八八 年光榮革命以來，情況也是如此。由於他們實行的是君主制，而實際權力完全為議 會所掌握。為了區別於傳統的專制君主制，他們稱它為「立憲君主制」（Constitu tional monarchy）。以後，人們把受到法律（首先是憲法）約束並對公民負責的政 體通稱為「立憲政體」，簡稱「憲政」。按照這樣的理解，即使是雅典的直接民主 制，也是屬於憲政範疇。由此可見，要在「民主」前面加上「憲政」兩字，完全是 多餘的累贅。 當然，從現代的民主發展水平來衡量，雅典民主制是有嚴重缺陷的，最令人 痛心的是，由於當時缺乏明確的人權概念（這是直至十七世紀才產生的！），公民 大會上的多數決定有時會侵犯少數人的合法權益，甚至象蘇格拉底（Socrates）這 樣偉大的思想家也被誣陷處死。但這一冤案十四年後就得到平反，誣告者被處死刑 ，並沒有發展成為後人所擔心的「多數暴政」。至於保障人權作為前提的現代民主 政治，「多數暴政」根本無容身之地。對民主的恐懼症，要不是特權既得利益者的 惡意詆毀，就是一種虛幻的歇斯底里。 十年前，為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和法國《人權宣言》發表二百週年，我們希望 開展一個以爭取人權為主題的民主啟蒙運動。十年後的今天，由於六四屠殺，人們 對人權的認識是大大提高了。但由於政治局勢的嚴重倒退，以及有志於中國民主化 的朋友自身的種種原因和困難，一般的民主啟蒙進展不大，反而出現了一些混亂， 也出現了一種猶豫。回顧這十年，深切地感到中國民主思想啟蒙的艱難和緊迫。我 們必須毫不猶豫地回到五四堅持發掘五四精神，堅持以民主與科學救治中國之黑暗 的決心，堅持任重而道遠的民主思想啟蒙。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