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遇難者的見證 徐玨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 吳向東，男，出生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遇難時二十一歲；生前為北京 東風電視機廠四車間工人、北京儀器儀表職工大學企業管理專業三年級學生；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時左右於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四日晨死於復興醫院，骨灰 安葬於北京西郊八寶山人民公墓。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八時，向東送女友出門一直未歸，約於當日晚二十一時在 長安街復興門橋遭解放軍射擊中彈，當時被市民送往復興醫院搶救，約六月四日凌 晨與世長辭。 六月三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歸家，來回於長安大街尋找，並在一家 商店門口焦急等待。直到四日凌晨五點左右，仍未見兒子歸來我們夫婦倆決定騎自 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在行進路上，見一群淒淒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 著被坦克壓扁的學生，我們心急如焚地只顧騎車向西單方向去，慘狀更是觸目驚心 ，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纍纍，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 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玻璃櫃窗上到處用鮮血寫著「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 再往新華門走，正遇上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與橫肉跨在長安街的坦克、裝甲車部隊 相抗衡的壯烈場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債定要血來還！」 可悲啊！是誰挑起中華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長安街頭的血流事件？我們拖著 顫動的雙腿繞道宣武門直奔前門，一路上房牆上子彈也密集。到了前門，解放軍早 已把天安門圍得水洩不通，路人勸我們快到各個醫院去找吧！廣場早沒有學生了。 此時已是四日中午，我們在回轉的路上，見早晨放在街上的軍車現在正冒著熊熊大 火。接著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 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約四百多人，大家都簇擁著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我們 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屍體中一個個去辨認。可憐哪 ！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輕人，但仍未見到兒子。在眾多市民的 建議下，輾轉來到復興醫院。這時已是下午五點多，我們見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外 排著長長隊伍的市民正在圍觀著死難遺體。 我們看到了一份名單，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吳向東」，我還以為是受傷的名 單，詢問病人住在哪個病床？這時一個青年人跑過來說：「這五十多個名單都是放 在車棚裡的死人。」我頓時頭腦裡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醒來時， 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一張長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陣亂槍震撼窗玻璃的巨響驚醒的後來 知道這是戒嚴部隊和市民搶奪死難者屍體的抗爭戰。我立即站起來，奔向我兒子的 屍體，醫生們扶著我，囑咐我說：「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軍仍然會一搶屍 體的，他們要來毀滅罪證！」當我向兒子屍體那邊走去，見周圍密集地擺動著一具 具淒慘悲壯，憤恨不屈的英烈們的遺體。我一見兒子的屍體，發瘋地撲向他，大聲 喊著：「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了！」我要擁抱我那屈死的兒子，我要親吻我 英俊的、視死如歸的兒子；他臉色蒼白，雙眼未閉。但還沒有等我撲倒在兒子身上 ，幾個壯實的年輕大夫就把我架了起來。我嚎哭著，掙扎著要掙脫他們把我往外攙 扶的雙手。 我看完兒子屍體從醫院出來，來到大街上，眾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個 小伙子對我說：「你兒子是好樣的，我們都是你的兒子！血債定要血來還！」一輛 出租車免費把我們送回了家。七日，在三十萬戒嚴部隊警戒著北京城的夜晚，在眾 多單位、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把向東遺體悄悄地送到東郊火化場急 速火化。當時在吉普車內，我看見我的兒子連血跡也未擦掉，在換衣服時，見到槍 口是從左邊鎖骨之上脖子射進，從後邊近脊椎處穿出，子彈進口為１－２厘米，射 出口為２－３厘米，傷口四周被灼燒成一個圓洞。 我的兒子離他父母匆匆走了！不！他沒有死，他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那二 十一歲短暫的生命，將永遠是光輝燦爛的一生！我兒子曾在五月的天安門廣場寫過 一份遺書，遺書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 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有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生前的諾言。 九月底，我們在八寶山人民公墓買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吳衛東騎 著一輛黃色自行車，車後安放著胞兄「吳向東」的骨灰盒，就算是「靈車」。我身 著白衣騎車緊跟衛東衛護著向東的「靈車」。一路，長安街兩旁一隊隊頭戴鋼盔、 手持衝鋒鎗的戒嚴部隊士兵槍口對著大街，街上不時馳過全付武裝、裝有機槍的軍 車。我們是在這白色恐懼下安葬兒子的。我們為兒子立了一聲墓碑，碑上刻著紅、 黑二種體字，紅的寫著「吳向東之墓，生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死於一九八九 年六月四日。」黑的寫著「立碑人：父吳學漢，母徐玨」。但是，誰又能想到，一 九九五年十一月，兒子向東墓碑上的立碑人「父吳學漢」四個黑色字體竟也改寫成 了紅色字體。父親也跟隨兒子向東走了。這位生性善良、憨厚、正直的壯年漢子終 因悲傷抑鬱過度而得了絕症，抱恨而去了。生前他為了討回公道多次求告無門幾年 後，我們一起加入了「六四」遇難家屬群體，從此他獲得了力量，同其他難屬一起 從事難屬的救助活動，一起為討回公道奔走呼號。但是，我們也因此長期遭受「安 全部門」的跟蹤、監視。蒼天哪！你的天理何在？難道能讓視生命為草芥、視法律 為兒戲、任意踐踏人類生命尊嚴的劊子手李鵬永遠逍遙法外！ 我們，一群「六四」難屬，向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已申訴了五個年頭，可那些 所謂的「委員長和委員們」，對我們的要求始終置之不理。現在我們醒悟了，站起 來了。真理屬於全人類、全世界。我們要走向世界，懇請、呼籲聯合國和世界人權 組織為我們死去親人討回公道，用國際法懲辦殺害無辜人民的罪魁禍首李鵬！讓真 理的光輝照亮全世界各個角落！ 徐玨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袁可志的證詞——「六四」遇難者袁力的父親 袁力，男，出生於一九六零年七月七日，北方交大碩士研究生畢業，在電子 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遇難前已接到美國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 究生部的新生入學通知書，並已取得出國護照，預定九月以前赴美深造。 八九年六月三日子夜（約晚間十一時四十五分）在木樨地遭戒嚴部隊槍殺， 臨近六月四日零時被人送海軍醫院，因身上無證件，被列入二號無名屍體。遺體右 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聲□處射出。現 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八九學生運動發生後，北京市全民響應，萬人空巷，袁力因堅持工作，並沒 有積極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時刻關注著學運的發展情況。當父母因對過去歷次政治 運動所受衝擊心存餘悸而勸他不要過多介入運動時，他則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 責。他還憂心忡忡地說：「一旦學運挫敗，那該怎麼辦呢？」在八九年「六四」以 前的半個多月時間裡，他幾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學廣播站聆聽學運消息。 五月二十日晚，偶遇參加絕食的理工大學學生李ＸＸ，袁力與他暢談良久， 並要求李ＸＸ給天安門廣場學運指揮部領袖們捎個口信，建議停止絕食。他認為民 運已經行動起來，也無必要繼續採取傷害自己身體的斷然舉措。後來袁力聽到柴玲 宣佈停止絕食的消息，興奮不已。六月二日下午，袁力在辦公室內與同事們談論戒 嚴部隊在六里橋被民眾堵截受阻，有人認為戒嚴部隊可能開槍，袁力則說絕不可能 ，人民解放軍決不會向人民開槍。他對官方宣傳的所謂「軍民魚水情」深信不疑。 六月三日下午，袁力去清華大學找一位研究生，因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門廣場，於 是袁力立即前往尋找，正遇學生們在府右街附近拉住一輛偷運槍支彈藥和鋼盔等武 器的卡車，而且還有人用槍尖刺刀舉著鋼盔示威。袁力認為這是學生們的一次正義 行動，大快人心。此時駐所在人民大會堂裡面的解放軍企圖衝擊人群奪回武器，袁 力與清華大學的同學一起手挽手攔住解放軍，勸說他們退回人民大會堂內，直到晚 八時才回家吃晚飯洗澡。 當晚約十一時半，袁力聽到軍事博物館至木樨地一帶槍聲大作，就立即騎上 自行車前往木樨地，他母親拉住他的自行車說：「危險，危險！已有人被打死，千 萬不可前去！」袁力則說，你們老年人尚且上街打聽消息，我一個單身小伙子怕什 麼？當時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褲，頸上圍一條白毛由，說是為了碰上催淚彈等毒氣 時捂鼻子防毒之用。他執意跨上自行車，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豈知這竟是最後 的訣別。我與他母親通宵達旦沒能合眼。六月四日凌晨沒見他回家，我們意識到出 事了。我們請鄰居幫忙找來了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尋找，並向西城 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詢。所有人都建議我們到各醫院尋找。從六月四日起的半個月 裡，由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從長沙趕來的姐姐以及其他親友們一起，找遍 了北京市區內的四十四家醫院，都找不到袁力，連屍體都沒有見到。莫非是被戒嚴 部隊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慮、恐懼……這樣日子實在不好過。直至六月十九日 ，我們再次到各醫院拉網尋找，終於在海軍醫院太平間裡見到了他的屍體。原來袁 力身上沒有任何證件，所以成了無法找到親屬的無名屍。在這段時間裡，袁力的遺 體曾被北京市彈簧廠的工人誤認領走，兩天後才送回。幸虧海軍醫院的一位老者想 盡辦法保存好屍體，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沒有腐爛。 在尋找袁力的半個月時間裡，所到四十四座醫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復 興醫院，屍首堆積如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四百具以上，而已 經陸續被認領運走的還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間，袁力失蹤的消息一傳出去， 不僅許多親友來我家探望慰問，而且還有三位素不相識的青年人來訪，講述六月三 日晚到六月四日，他們在木樨地橋頭下和在橋側高樓腳手架上親眼目睹的殘酷情景 ：六月三日晚十一時戒嚴部隊先遣步行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 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以單膝跪姿，用衝鋒鎗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 ，多少人應聲而倒。方隊過後，不少人用三輪板車或自行車槍運屍體及傷者送往附 近醫院。相隔不到半小時，第一列車隊自西向東緩緩駛過木樨地橋，有人看到一青 年高舉右臂，大聲喊道：「我是清華研究生……」話音未落，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 之中…… 從袁力的屍體我們發現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 由咽部射入，後背尾□處射出，鮮血染紅了背心和整條牛仔褲（血衣猶存）。我們 斷定袁力的右手是被搶托擊傷的；子彈是從軍車上舉槍往下射向袁力的，彈道幾乎 是直上直下。袁力屍體臉部，雙目睜瞪，口微張，作喊話狀。在火化前我們才為他 瞑目合嘴。 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八寶山第三告別室舉行了向袁力遺體告別儀式。參 加者約三百人，在儀式開始前，我們親眼看到兩個一人來高、裝得鼓鼓的黑色大塑 料袋，被人送入火化室，遠處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惡臭。對「六四」慘案死難人數 統計中，像這樣的遇難者，恐怕是很難調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後人以「六 四」國恥日來紀念他們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內，舉行了袁力骨灰下葬儀 式，袁力墓碑碑文是這樣寫的：慟哭吾兒未及而立之年猝然離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 隕落天公如此不公喚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雙親吾兒七七墜地六三升天短暫一生不幸 始終全家心碎永失歡笑立碑誌哀。 十年來，袁力的死留給親人的心靈創傷是無法彌合的。殺人者希望大家淡忘 「六四」慘案，但這只會使我們對殺人者的憤怒和對無辜死難者的痛苦記憶在心底 裡埋得更深。從天而降的突然打擊，精神上的強烈刺激，導致袁力的母親高血壓症 病情加劇，心臟病多次惡性發作，特別是向袁力遺體告別儀式時因暈厥而退場。從 八九年以後的幾年中，袁力的母親每年都因高血壓心臟病惡化而住醫院治療。再加 上每年清明節、「六四」在萬安公墓掃墓祭奠時，總是受到軍警、便衣的監視，這 種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們遭受身心雙重打擊。安度晚年已成絕望。 袁可志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日 蘇永嫻的證詞——「六四」死難者趙龍的母親 趙龍，男，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出生於上海，遇難時二十一歲，生前在家待 業，臨時在隆福商場打工；八九年六月四日晨二時左右，在西長安街民族宮至六部 口地段遇難，左胸部三處中彈，現骨灰存放在家中。 趙龍高中畢業後未考取大學，經兩年磨練，認識到讀書的重要。他說：「媽 媽，我要攢點錢交學費上學了。」我兒子是一個天真爛漫的青年，心地善良，富於 同情心，樂於助人尊長愛友。他彈得一手好吉他，電子琴也彈得動聽。他的存在使 我們家裡充滿了活力與歡樂。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廈打工。五月的北京是不平靜的，百萬學 生和民眾發起了反腐敗、爭民主的示威請願運動。趙龍與他的商場夥伴關注著這場 運動，多次走上了街頭。他還常常在下班後去天安門看望讀大學的朋友，送食品、 送水。北京戒嚴後的一天晚飯時，我說：「龍龍，你別去遊行了，也別去天安門了 ，你還小，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他說：「媽媽，你放心，我只想作一個歷史的 見證人。」我發現他學會了自己思考問題，好像一下子長大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飯後，我們四人圍成一圈。我說：「今晚咱們誰也不 許出動！」因為晚飯前我去西單路口，看到長安街上氣氛異常，高音嗽叭聲嘶力竭 地警告民眾不要出門。我女兒米蘭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動看看，趙龍和他們也一起下 了樓。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們歸來，深夜十二點多了，仍不見他們回家。這時外 面突然槍聲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聲，宿舍樓裡的人們一下驚呼起來，爭先 恐後地奔向樓下，紛紛言論著是真槍還是橡皮子彈？我驚恐萬分，隨著人群到了西 單商場對面的西斜街睡口。在這裡，我突然看到電話亭旁一輛三輪車上躺著一個被 子彈擊中的青年，腸子流出了體外。而在大街上，幾輛坦克由北向南呼嘯而過，青 年們飛車也向西單路口衝去。在路燈下，我一眼看見穿黃色Ｔ恤衫的龍兒，他飛車 進了胡同，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算是落了地。我對身邊的丈夫說：「你騎車回去看看 ，別讓龍龍出來了！」我丈夫說他的車在民族宮，人多車多不好找，他就步行著回 家。過了好長時間，丈夫回到路口說：「龍龍不在家；院裡的阿姨們不讓他再離開 家，龍龍說要去找媽媽，又騎車出動了。我丈夫說龍龍機靈，不會有事的。這時已 有四日凌晨一點四十分了我十六歲的女兒說到西單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開 路的戒嚴部隊一路自西向東掃射，她撲倒在地，射在花壇後面，根本無法從長安街 上尋找哥哥，於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六月四日凌晨五點多，我上了長安街，想去 天安門找龍兒，或許他被困在那裡。戒嚴部隊手持衝鋒鎗，自紅牆至電報大樓處， 面向西席地而坐，封鎖了去天安門的通道，待憤怒的人群喊著：「打倒法西斯！」 衝向他們時，部隊就扔出燃燒彈，群眾就往西邊退，地上一灘灘鮮血，有的已經變 成暗紅色，萬分慘烈，萬分悲壯…… 從六月三日深夜到六月七日，我們開始了漫長的尋找。龍龍的朋友、同學、 我的朋友、同事分頭去了各大醫院。在郵電醫院，我們翻撿過成堆的屍體，卻沒有 龍龍；在人人民醫院，門口貼出了一百四十位死者名單，也沒有龍龍；在復興醫院 的屍體大部分已被認領，剩下的一具屍體躺在冰櫃裡，腹被刺刀捅爛了，眼睛還睜 著；這裡也沒有龍龍。我們猜疑龍龍被抓走了，向公安系統的朋友及監獄的朋友們 打問，他們說當晚沒有抓人。六日晨，我丈夫終於在辟才胡同路口見到了趙龍的自 行車，我們判斷他沒有走遠，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們找了好久仍然沒有找到， 七日，有位同事說他女兒任職的一家位於宣武區四川飯店附近的醫院，還有好多屍 體無人認領。那時長安街仍被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封鎖著，並不時傳來槍殺群眾的 消息。我丈夫說他一個人去，他迂迴到佈滿坦克的復興門立交橋下，繞道到了那家 醫院。院方讓他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認定二號就是，進到太平間細看，水泥 地板上躺了九具屍體未被認領，二號屍體的臉和下身都腫得變了樣；但從他那被鮮 血染紅了的黃色Ｔ恤衫、淺蘭色短牛仔褲、自色耐克鞋等辨認，他就是趙龍。他左 胸連中三槍。據院方講，六月四日凌晨二點多被送到醫院時已經殘廢。在場的一位 首鋼體育教練說是他和他的夥伴用平板車把龍龍送來的，他死在六部口一帶。 七日下午，我們拿著我妹妹親手縫製的潔白被褥覆蓋了龍兒的遺體。他們怕 我支持不了，不讓我接近龍龍的遺體，我哭喊著：「我學過解剖，我不怕，我要見 我的兒子！」我兒子的遺體被抬出來放在我腳邊，女兒跑在哥哥的身邊連連磕頭， 大聲喊著：「哥哥對不起，那天晚上我們在一直就好了！」六月八日，我們去八寶 山為龍兒火化、送行。這時的長安街上仍然戒備森嚴，兩側站滿了頭戴鋼盔，手持 衝鋒鎗的士兵。我們到八寶山已經是晚上六點鐘了，大門已關閉，我們叫開了門， 當班的師傅同情地說：「收，都收下！」接著又有幾輛運屍體的車開進來，院裡、 廳內放了很多屍體，師傅准許我們把龍兒的遺體停放在過道內。那種慘狀至今仍歷 歷在目。其中有一位剛從四川來京當保姆的老太太在木樨地高層樓陽台上被子彈槍 殺，她四十歲左右的兒子從四川來京奔喪，哭著對我說：「大姐，你給我母親照兩 張相吧！」我為那位安靜地平躺在車上的慘死的老人家照了幾張相，老人的兒子給 我留下了四川萬縣的地址。可惜膠卷在沖洗時爆光了。三天後，我們把龍兒的骨灰 存放在老山骨灰堂。那是六月十一日，這天到這裡存放骨灰的人很多。 此後，我們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一九九二年上半年，派出所來人要我們把 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走，否則否則他們就要統一處理了。儘管我們提出了強烈抗議 ，仍不允許放在那裡，我們不得不把龍龍的骨灰存放在家裡，一直到今天。 蘇冰嫻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 丁子霖的證詞——「六四」遇難者蔣捷連的母親 蔣捷連，男，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出於北京，遇難時，剛滿十七歲生前為中 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十一點十分左右，於木樨地 復外大街北側二十九樓前長花壇後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 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 八九年四月，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蔣捷連就十分關切。他 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往來於人大、北大看大字報，聽大學生講演。四月十九日，北京 各高校大學生就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參加追悼大會等問題，聚集在新華門前 互助合作請願，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衝突。蔣捷連作為一個中學生參加了這次請 願活動。此後又多次參加運動。五月十三日，北京各校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 食靜坐後，他常於夜間騎自行車前往廣場參加糾察隊維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學校 上課。五月十七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蔣捷連與班上數名同 學組織所在學校人大附中二千餘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 ，這是首都中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走上街頭。五月十九日李鵬發佈戒嚴令後，他又 多次於深夜外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 的行動。六月三日傍晚，中央電視台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 切後果自負）後，他在家裡坐立不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 去天安門。我在家裡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最後他掙脫了我，衝進衛生間，倒插 上門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六月三日蔣捷連離家的時間是晚十點半。他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 同學，兩岸相約騎車去天安門但到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此時木樨地橋頭整個 地段人潮如湧，與自西向東強行突進的戒嚴部隊形成了對峙的局面，戒嚴部隊奉命 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了血泊之中。當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時，蔣 捷連和他的同學射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二十九號樓前長花壇後面；但是，他和 他的同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 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余穿心臟。那位同學聽到蔣捷連輕鬆地說了一句： 「我可能中彈了！」說罷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 黃色的Ｔ恤杉。這時的時間是晚十一點十分左右。當時，周圍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 把他抬到二十九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槍車，把他 送往醫院搶救；後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出租車，由兩名至今不知姓名 的民眾把昏迷的蔣捷連抬上車，送往了醫院。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我們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 地等待。六月四日清晨六點氏，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來我家裡報信，說蔣 捷連受了重傷；他由於當時出租車裡已擠不下人，沒有能隨車去醫院，因而也就不 知道蔣捷連被送往哪一個醫院。 四日晨，我們親屬、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二十多所醫院，所到醫院死傷者 難以計數，但均未找到蔣捷連的下落。四日下午，北京兒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 去認領屍體。原來我兒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兒童醫院。據後來醫院的大夫說，蔣捷連 是第一批送往這所醫院搶救的傷員，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台時，他早已 停止了呼吸；後來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為「來院前已死亡」。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 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 六月五日凌晨，人民大學校方派車把蔣捷連的遺體轉到學校附近的中關村醫 院，存在在該院的冰櫃裡。六日下午四點，我們父母、家人、親友、師長等二十餘 人在醫院為他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我們在他那濃密的烏髮周圍扎上了那條他引 以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 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苦。 六月七日，蔣捷連的遺體避開戒嚴部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 的親屬和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著「愛國光榮」的輓聯 覆蓋在他的遺體上。父母因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親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 信，放在了他的貼胸處。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蔣捷連是中共當局在內部情況通報中正式承認並見 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難中學生（現在已知的遇難中學生已不下九名）。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即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我們把他的骨灰迎回家裡 ，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櫃正面，他父親為心愛的兒子刻 下了如下碑文：這短暫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 ／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丁子霖 一九九九年二月 孫承康、於清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孫輝的父母 孫輝，男，一九七零年出生寧夏石嘴山市，遇難時十九歲生前為北京大學化 學系八八級四班學生；八九年六月四日八時左右於北京人門附近遇難，現骨灰存放 在石嘴山家裡。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八時左右，孫輝騎自行車去尋找四日凌晨從天安門廣場 撤出而未歸的班長和幾位同學，當他行至復興門附近時中彈，子彈從左腋窩穿過心 髒由右腋窩射出，鮮血染紅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當時孫輝穿有印著「北京大學 」字樣的背心，字跡清晰鮮明。（事後他的一位老師說，如當天不穿此衣，也許會 躲過這場災難）當時民眾把屍體送到北京市兒童醫院，醫院根據孫輝的衣著及學生 證打電話通知了北京大學。當時北大學生情緒激奮，要求抬屍遊行，學校很害怕， 立即下令停課將學生放假。我們趕到北大是一個星期之後，我們看到孩子身上幾乎 全是血跡，其狀慘不忍睹。 孫輝的遺體是在八寶山火化的，當時有北大化學系幾位領導、孫輝的老師和 孫輝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學在場。起先我們想把孫輝的骨灰帶回家，校方考慮當時北 京局勢緊張，勸我們寄放在八寶山；我們於三年後把孫輝的骨灰取回寧夏，至今仍 存放在家中 孫輝是一個非常勤奮好學的孩子，從小學到高中都是班裡的第一名，三好學 生；他性格開朗，熱愛同學，孝順父母，在家鄉尊老愛勸，是鄰居公認的好孩子。 當噩耗傳到故鄉時，親戚、鄰居、同學及很多同情者，排著長隊來家弔唁，人人痛 惜英年早逝。孫輝的死，毀掉了我們一個幸福的家庭，他是我們全家的驕傲，是我 們的希望和未來，而現在一切都沒有了，留下的是一堆白骨！ 他母親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頭髮全白了，心臟病越來越重，怕看電視， 怕聽電視裡的槍聲，人衰老得不成樣子。十年啦！仍然念念不忘愛子，經常以淚洗 面，經常住醫院每年都花好多錢，全家經濟變得十分緊張。 孫輝的祖母痛失愛孫一場大病不起含恨撒手而去，不到一年我家痛失兩位親 人；我雖然剛強無淚，但一年內牙都掉光了，從此家裡再沒有歡樂氣氛。 孫輝遇難後，當局嚴格限制我們的行動，不准我出差，出遠門必須經保衛部 門批准，一言一行居委會都進行監視；孫輝的姐姐在他遇難的第二年畢業，當局規 定只能回原籍，不准進機關，不准重用，不准調離，最後只好辭職。 九五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鄭族女兒家養養病，可我們人還沒到鄭州，而鄭 州的派出所及女兒單位保衛部門已安排好監視我們的人員。由於我所在單位效益不 好，養老金不能按時發放，老伴天天吃藥打針，我只好在鄭州租個房子，搞點小買 賣，可是當局況派人找到房東，說我們是政治犯，房東嚇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給我們 了。 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壓力，我活得比死還難受。 我的兒子被李鵬這個屠夫殺害了，如今我又年邁。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中 國無我立足之地，處處受監視，無一點自由，我要大聲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們支持 我們討回一個公道，還我們兒子的血債！懲罰中國屠夫李鵬！ 孫承康、於清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 吳定富、宋秀玲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吳國鋒的父母 吳國鋒，男，出生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遇難時不滿二十一歲，生前為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八六級學生；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難，遇難地點 不祥，在北京郵電醫院找到屍體；現骨灰一直存放在四川家中。 我們遠在四川成都新津縣，八九年六月八日上午十點，鎮政府派人通知我去 談判，到了鎮政府，當官的告訴我：你兒子吳國鋒在北京遇難了，詳情不知。當官 的要我們到北京去料理後事，說由白副書記陪同一起去。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真是晴 天霹靂，不知所措，由政府官員扶持，跌跌撞撞回了家。到家後我只有哭，國鋒母 親問我為何要哭？在再三追問下，我只得如實相告。國鋒媽媽當即大叫一聲，從凳 子上昏倒在地，一直到傍晚才醒過來，以後就不吃不喝。 六月九日，我們從成都乘火車上北京，兩天一夜國鋒媽媽未沾一點飯食，只 喝了一點點水。到了北京，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一位姓張的副書記，是個女的， 她到車站把我們接到學校招待所，要我們先休息，第二天談事情。 第二天，系主任和張副書記向我們通知了「六四」前學校和國鋒的情況，問 我們有什麼要求？我們要求把國鋒的遺體運回四川。答覆說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 化。我們說，國鋒還有爺爺、奶奶，不能把遺體運回去，也要讓我們照幾張相片帶 回去，好向老人家交代。也們答覆說，可以，但要嚴守秘密。六月十三日，我們在 西單郵電醫院為國鋒舉行了告別儀式，國鋒在北京的同學都到了，學校其他系的學 生被勸阻沒有參加告別儀式。儀式告別後，我們將國鋒的遺體送到了八寶山公墓火 化，當天下午取回了骨灰。 國鋒死得好慘啊！他後腦一槍、肩、肋骨、手臂都有槍傷，肚臍右下有７－ ８公分的刺刀創傷。可以斷定，當時他連中幾彈後還沒有死，後來又用刺刀把他捅 死的，他的兩個手心裡還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壓刺刀時劃傷的。我們見到 他的遺體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慘不忍睹。 國鋒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以每門課程平均九十分以上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 ，遇難時差一個月才滿二十一歲。他本來是我們全家的希望！國鋒遇難給我們全家 帶來了極大災難：爺爺奶奶想念孫子變成了半瘋狀態，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 父親經不起這麼大的打擊，肢體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一百 多元病退的生活費度日；母親因得知兒子遇難後跌倒在地，頭部留下嚴重創傷，落 下腦痛後遺症，一想起兒子就頭痛，一見到國鋒的同學就哭，引起視力嚴重下降， 也已失去勞動能力。 吳定富、宋秀玲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