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的相關人物 張偉國 在中共建黨七十八年之際，我翻閱了與中共黨史和人物相關的幾本書，心中有一 個讓大家一起來分享的念頭。 一、中共創始人的悲劇下場－－讀《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一八七九年生於安徽安慶，一九零三年在家鄉籌備「安徽愛 國會」，一九零四年去蕪湖創刊《安徽俗話報》。後來負藉東瀛，回國後擔任北京 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學長，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成為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進 步刊物，在五四運動中他成了青年學子的精神領袖。作為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他在 中共的前五次代表大會上連任總書記，但在共產國際操控的「八七會議」上，被缺 席免除了總書記的職務。這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更迭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例，從 此以後就像中國大陸著名作家戴晴在八九年所言，幾乎沒有一個中共總書記是有好 下場的。 陳獨秀畢其一生為無產階級革命貢獻心力，先後曾五次被捕。他把自己革命的一 生概括為對清王朝、北洋軍閥、封建思想和帝國主義的四個「反抗」。他說自己在 五四運動前專注知識分子方面，五四後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但因陳獨秀篤信 托洛茨基理論，結果被中共開除黨籍，當他最後一次在國民黨監獄裡的時候，又被 第四國際扶持的托派中央開除，最終以「托陳日特漢奸匪幫」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中 結束了他的生命。 這本《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在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後指出：長期以來 被中共教科書批判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是陳獨秀在代人受過，中共當時 的許多右傾決策，如集體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鎮壓工人運動和共產黨的時候，還 繼續要求中共黨員一切服從國民黨、擁護汪精衛蔣介石，等等，都是出自斯大林和 共產國際之手。恰恰是陳獨秀對這種做法表示不滿和抵制，並且提出「中國的革命 ，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 如果從中共的角度來講，承認這些歷史事實無疑是給陳獨秀落實政策進行「平反 」。但是，陳獨秀至今仍被中共被當作一位「反面教員」打入另冊。「中國共產黨 的領袖們的悲劇就是脫不出共產國際的國民黨情節」，共產國際的錯誤就在於把國 民黨視作中共從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專政過渡的天生同盟軍。同一個黃埔軍校的師 生，因為信仰關係，更多的只是遵照軍令站到了各自的隊伍，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昔日的同窗師友突然變成了敵人，於是認定自己一方是在推進歷史，把槍 口對準了對方，於是在消滅北洋軍閥的同時，一批最優秀的民族精英和他們的工農 同伴亦被殺害。王觀泉揭示了這種「讓人掉了魂似」的歷史沉重感。 目前居住在大陸的王觀泉先生認為，中國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是由一群知識分子 組成了中國共產黨之後掀起的。二十年代的國民黨是依靠中共嶄新的資產階級民主 思潮和強大的後盾－－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援助才制服了北洋軍閥，其苦果是「 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敵人」，不少英烈尚未醒悟過來就已經倒在血泊之中祭了軒 轅。一九二四至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是辛亥革命遺留、南北分裂、國共雙方 在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下的合作等錯綜複雜的歷史組合的悲劇，它既不能完全責怪 中共的政治失誤，似乎也不能責怪國民黨方面的運動。 王觀泉是哈爾濱社會科學院的退休研究員，著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 傳》、《天火在中國燃燒》、《被席捲在最後的黑暗裡－－郁達夫傳》等。他在這 本由台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的陳獨秀傳中不無感慨的寫道，中國史學界中人碰到難以 啟齒的，不好說透的事，或者碰上敏感問題或是政治禁區，總是來一句「由於眾所 周知的原因……」，於是作者擺脫政治困境，讀者體察箇中奧秘，歷史在苦澀中沉 沒。如今，歷史正在－－或被迫－－逐漸透明，才感到「由於眾所周知」云云，已 經使沉沒的歷史僵成化石。陳獨秀研究尤其如此，縱觀他一生，……幾乎每個時期 每相活動都被蒙在一層能見度不良的帷幕裡，大量能「顯露他的重要生命力」的書 報刊物文件檔案和知情人口碑資料，不被化為灰燼亦被鎖入石庫不容人見，……江 河湖海考不出其水之源頭！（P14）不過，陳獨秀晚年的民主主義思想近年來在大陸 知識界重新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重視。 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寫道：普羅米修斯是人類哲學日曆上最高尚的聖者兼殉 道者。王觀泉撰寫的陳獨秀傳，把陳獨秀視為「順乎世界革命大潮在中國興風作浪 的弄潮兒」，他的確是為中國現代民主化獻身的殉道者，不過他是終於沒有走下高 加索山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中共的六千多萬黨員中，如今有多少人知道他們 的創始人陳獨秀的悲劇呢？ 二、中共黨內最早的反對派－－讀《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中國著名的托洛茨基派代表人物鄭超麟，乃福建漳平縣城人氏，生於一九零一年 四月十五日。去年八月一日他在九十八歲高齡去世前夕，有幸得知香港天地圖書公 司為他正式出版的三卷本《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其中包括了他早年 寫的回憶錄）。據著名報人羅孚不無遺憾地介紹，他只要再多活半天，他這本晚年 文選的第一部書，就可以從香港趕到上海，送到他的手上。 鄭超麟一九一九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二年參加建立「少年共產黨」，一九 二三年春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同年九月回國，任中 央宣傳部秘書兼上海地委委員，中共第四次黨代會記錄員，上海大學教授，上海工 人第三次武裝暴動時任特別宣傳委員。一九二七年四月去武漢參加第五次黨代會， 任發言權代表，「五大」後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後主編《布爾什維克》，二八年 任中央特派員赴福建整理黨務，同年年底辭職，避居。 鄭超麟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運動，同年年底被開除中共黨籍。 據鄭超麟回憶，中共創始人陳獨秀與他等堅持信奉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戰 略與策略的主張的黨員，遭到中共以「機會主義者」的罪名開除黨籍，一九二九年 秋中共著名領導人彭湃、楊殷、顏昌頤被捕，從獄中通過特別途逕寄信給中共負責 人，表示厭惡黨內一切陰謀詭計，在他們自知生命已經無望之際，希望中央能用和 平手段解決內部的爭論。鄭超麟認為，周恩來當時是黨內最大的實力領袖，組織部 長兼軍委主任，開除托派造成中共分裂「他應負組織上責任」。 不過鄭超麟也指出，中共開除他們只是執行第三共產國際指示奉命行事。「當時 第三國際各國支部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發生分裂。各國支部差不多都有『左派反對派 』成立起來，選出領導機構，出版刊物，進行國際團結。國際左派反對派也成立了 ，這就是後來第四國際的先驅。」鄭超麟等被開除的人仍然自視為中共黨員，但另 外組織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並認為，列寧如果在世，也會像托洛茨 基和陳獨秀一樣，站在他們一邊。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托洛茨基的書信的撮合下，「我們的話」、「十月」、「明天 」和「戰鬥社」四個托派組織舉行了托派統一大會，陳獨秀任總書記，鄭超麟當選 為宣傳部長，發表了名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當時有八十多人簽名；托派 組織了幾個支部，出版了一個名為《無產者》的機關刊物。據鄭超麟介紹，左派反 對派是在一九二三年最初形成的，當時黨內爭論的是蘇聯問題，一九二七年形成新 反對派的時候，爭論的問題又增加了英蘇工會委員會問題、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茨基有「不斷革命論」的主張，他認為，中國革命是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 革命的性質，而非如斯大林提出的中國革命要先完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在 托氏看來，處於殖民地地位的中國，革命愈發展，資產階級愈趨向於聯合帝國主義 來進攻下層勞動階級。民族和土地問題亦如此，中國本無貴族地主階級，地主與城 市資產階級有不解之緣，中國土地革命本身就含有反對資產階級的性質，資產階級 不僅不會贊助，而且要反對這個革命。托氏始終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二五 年他正式建議中共退出國民黨，「四一二」前夕他指出國民黨領袖要背叛革命。在 革命陷於低潮時，他又提出「兩革命間」時期的策略－－發動國民議會運動，以准 備第三次革命。 托氏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主張，是在革命失敗以前提出的；他的關於國民議會的 主張則是在革命失敗後提出的，可是這兩方面的主張同時傳到中國並為鄭超麟等中 國的托派所接受，期間造成了不少的混亂。有一次鄧演達問道：「你們托洛茨基派 主張中國革命屬於無產階級性質，但提出國民議會口號；他們斯大林派主張中國革 命屬於資產階級性質，但提出蘇維爾口號。兩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嗎？」 當時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等人堅持的斯大林主義佔據了主導地位，毛主張「槍桿子 出政權」，鄭超麟指出，毛不僅輕視工人運動，而且輕視一切與槍桿無關的運動。 陳獨秀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反對「紅軍」運動，提出革命應注重城市工人、依靠廣 大群眾的力量，軍事武裝只有輔助意義。這一段曲折的歷史，今天所知的人實在不 多了，如同出版者推薦辭所言，鄭超麟的這部晚年文選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和中共 黨史研究，都極有參考價值。 瀏覽《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我有兩點感想：一是，鄭超麟一生坐了 三次監獄，一九二九年三月第一次被捕，關了四十天；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五月被 捕，判十五年徒刑，因為國民黨政府在日軍的炮火下準備棄守南京時獲釋，實際關 了六年三個月；中共執政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第三次被捕，直到一九七 九年六月五日恢復自由。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不能容忍鄭超麟這樣的托派，足 見中國政治環境的殘暴黑暗，一個知識分子畢生追求理想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代價 呵。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確如羅孚所稱道的是一個「老戰士、老英雄，毫無愧色 名副其實的二十世紀的世紀老人！」 二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中共不到十年時間，就分裂出一個「左派反對派」，他 們的領袖居然就是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這表明中共這個在共產國際一手扶植起來 的政黨，一開始就先天不足，缺少容忍不同意見、容忍不同政治派別的機制。毛澤 東曾經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中 國的民主政治改革有一個重要的環節：作為執政黨的中共要率先實行黨內民主，要 容忍不同意見，反對派可以公開活動。當年如果能夠容忍陳獨秀、鄭超麟那樣的托 派，中共也許會有一個健康的發展，甚至可能避免後來一直持續到目前的專制政體 。 三、真正認識中共的「啟蒙老師」－－讀司馬璐編著《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近年來，中國大陸隨著傳統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衰落，煽動民 主主義的情緒成了其「自保」的救命稻草，鄧小平給民族主義批上「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外衣，江澤民又以民族主義作為與國際社會討價還價的籌碼，李鵬則通過對 民族主義火上澆油謀求開歷史倒車的政治資源。但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是真正的民 族主義者，相反，要說它是歷史上最大的民族利益出賣者也並不為過。 最近重新翻閱了一九七三年在香港初版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這是由著名 中共黨史專家、原抗大圖書館館長司馬璐先生編著的，其中就辟有專門章節論述「 共產國際直接插手中國政治的開始」，該書引述包慧僧、李達、張國燾等中共創始 人回憶錄及相關歷史文獻指出，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產國際，是在一九二零年 春開始插手中國政治的，當時共產國際派了維丁斯基等人到中國，通過蘇聯駐華使 館和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偉聯絡到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具體討論並部署了在全國 各地展開中共的「組黨運動」。在中共一大會議上，第一項議程就是由共產國際代 表馬林、李克諾斯基作長篇報告，並在他們的具體指導下制定了「黨綱」和「勞動 運動計劃」。 用毛澤東的話來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事實上中共 長期以來一直是「以俄為師」的，乃至五十年代到達了中蘇兩黨兩國的「蜜月期」 ，「同志加兄弟」的結成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盟，在冷戰中共同成為東方「 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堅。所以從一九二一年至今，影響了現代中國七十八年歷史的 共產黨，實際上是徹頭徹尾的舶來品，如同一顆外來的種子在中國土地上發育出來 的「怪胎」。長期以來，主張開放的自由知識分子一直被中共保守派指責是「全盤 西化」，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清楚了，整個中共在本質上已經全盤「蘇化」了 ，在有些方面甚至於還有過之，以致於蘇聯在放棄了共產主義之後，中共卻無法自 拔。 在司馬璐編著的這本《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中，還具體寫到了十月革命後蘇聯 政府曾發表宣言稱：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列寧本人也在共產國 際代表大會上發表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但這僅僅是一種宣傳而已，「在實 際會談中，兩國代表對中東鐵路、蒙古地位、帝俄庚子賠款及建立中蘇邦交程序四 個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岐見。」尤其令人憤慨的是，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間蘇聯通 過共產國際在中國組建共產黨的同時，蘇聯紅軍進駐外蒙古的烏蘭巴托，策動外蒙 獨立，並聲明「外蒙是一個自由國家」，「這一個國家中的一切權利必須要屬於蒙 古國，任何外國人都沒有干涉蒙古內政的權利」。 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宣佈獨立後，儘管當時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表示了抗議 ，而且至今仍然不承認外蒙；相反是中共在它還沒有執政的時候，就以承認外蒙獨 立同蘇聯進行政治交易，以換取對武裝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中共這樣一個靠出 賣民族利益起家的既得利益集團，如今卻以民族利益的代表自居，一邊在國內欺壓 、歧視少數民族，一邊又在國際上在大肆鼓吹諸如「中國可以說不」，與進行種族 清洗的米羅捨維其沆瀣一氣、互通曲款，甚至有人重新揀起五十年代的舊破爛－－ 鼓吹要「聯俄抗美」，這倒是世人不能掉以輕心的！ 司馬璐編著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共有十二部，從中共建黨一直寫到西安事 變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揭露了中共早期歷史上的許多內幕。一九七九年我在上海 讀大學時，「中共黨史」是大學基礎教育的一門必修課，記得那時上「黨史」課的 時候，桌上放著官方編印的黨史教材，手上卻捧著從香港走私進來的這套「內部參 考」書，而且同學中排著隊爭相傳閱、互相交流讀書心得，「相見恨晚」和豁然開 朗是當時大家對這本書的印象，對於我來說，這本書則是我真正認識中共本質的「 啟蒙老師」。二十年後重新再讀司馬璐先生這套書，對觀察中國大陸的情勢，仍不 斷有新的啟發。 四、中共與知識分子關係的悲劇性－－讀《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 在中共政壇紅極一時的陳伯達，其大起大落的經歷揭示了充滿悲劇性的中共與知 識分子關係。他一九零四年生於福建惠安，二七年初參加北伐軍，在「四一二」事 件後加入中共，同年秋天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三一年在天津被國民黨政府 逮捕，經營救得以因病保釋。三三年在張家口參加抗日盟軍，三五年參加領導北京 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曾主編《實話報》、《華北烽火》、《國防》、《長城》 、《人民之友》等救亡刊物，三六年秋發起文化界的「新啟蒙運動」，宣傳抗日和 民主，出版過文集《真理的追求》、《在文化戰線上》，擔任過中共中央北方局宣 傳部長。三七年秋赴延安，曾在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並曾擔 任過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同時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 書。在延安期間，陳伯達發表了《三民主義概論》、《評「中國之命運」》、《中 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和《孔子 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墨子新論》、《近 代中國地租概說》等學術論著，成為中共著名理論家。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國後，陳伯達先後出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科學院副院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發表過《論毛澤東思想》等論著，並且是《毛澤東選集 》的主要編輯者。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七年曾兩次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分別同斯 大林和赫魯曉夫會談。在中共八大陳伯達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主要起草人。文革中，陳伯達由周恩來推薦、毛澤東 提名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官至 中共黨內第四號人物。在一九七零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為了打擊林彪的需要率 先批判陳伯達贊成「天才論」，之後在全國展開了「批陳整風」運動，陳伯達在中 共「十大」上被以所謂「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的 罪名永遠開除出黨，自一九七零年十月便被四人幫投入監獄，十年後又被中共最高 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判處十八年徒刑。一九八八年刑 滿釋放，派安排在北京文史研究館，一九八九年九月去世，終年八十五歲。 由陳曉農編注的這本《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司一九九八年版），彙集了陳伯達生命最後十年所寫的五十七篇文稿，包括獄中自 述及所撰寫未曾面世的文章。陳伯達雖然沒有寫回憶錄，但這些文字作品，為研究 中國現代政治、中共黨史和文革提供十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譬如，本書披露了陳 伯達在為八大起草的決議中，提出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階級矛盾而是先進的社 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翻譯成中共現在的術語就是要以發展 生產力為中心）；他曾主張以發展電子新技術為中心帶動中國的工業革命，但在當 時受到了批評和否定。文革中，在由各級黨委派出的工作組與部分群眾發生衝突的 情況下，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主張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從而 與劉少奇、鄧小平當時的主張相分歧。在運動開始之初，他曾率先反對以人們的階 級出身定是非的做法，指出那是一種「血統論」。 無論是作為與毛澤東共事時間最長的一個知識分子，還是他致死不渝地推崇毛澤 東，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共與知識分子關係的悲劇性。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據本 書披露，陳伯達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前夕就向毛澤東正式提議編輯出版《毛澤 東選集》；被大家當作毛澤東思想一個重要標籤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最早 實際上是由陳伯達提出來的，可悲的是這被毛澤東當作了一種「引蛇出洞」的「陽 謀」；在成為中共官僚以後，陳伯達也被一黨專制的機器所同化，他也參與整人（ 用他自己的話講是「有官氣」），文革中不遺餘力地執行毛澤東批判「黨內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政策，最後卻被整到了自己頭上；陳伯達雖然寫了聞名天下 的討蔣檄文，但他坐國民黨的監獄總共不到一年的時間，況且還不是因為寫文章的 緣故，但是他把自己一生都貢獻給了中共、貢獻給了毛澤東，僅僅只是贊成了林彪 的「天才論」，結果卻被在中共監獄裡關了十八年，而且至死都帶著中共給他的「 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 五、中共的出路：改組與改名？ 中國大陸的內政外交正在發生一種危機性的胚變，其癥結是在科索窩戰事和法輪 功事件的交相作用下，中共依然拒絕順應時代的潮流和平演進，繼續堅持一黨專政 的政治體制、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維持「六四」血腥鎮壓和死不認錯的結論，加緊 對國內民運人士的鎮壓力度，使中共與民意和世界文明潮流越來越背道而馳，這種 「勃烈日涅夫時期」綜合症嚴重阻礙了中共所追求的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的健康 發展。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大陸人民對於中國的前途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即改革開 放是「找死」，不改革開放是「等死」，反正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老百姓是沒有「活 路」可走的。最近聽到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的一個說法：「世界 上至今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改革成功的」。陳對中共領導的 改革開放事業可謂是立了汗馬功勞的，這種判斷由他來說自然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但不管你怎麼看，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它掌握著中國大陸大多數政治資源，不管你 對未來中國前途如何期望，都無法迴避中共這一龐大政治實體的現實。據聞，中共 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也曾說過，他想來想去，中國發展進步代價最小的辦 法就是促使現在的當權者往前走。陳一諮表示「未來中國發展，促成共產黨自身的 改組，是一種損失最小的選擇。」 中國大陸著名改革活動家曹思源先生最近則提出，「中國即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那就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將改名為中國社會黨！」在他看來中共改名為社會 黨以後，可以比較容易的放下肩上的歷史包袱，像反右運動、象文革、象「六四」 那樣的欠帳，都可以比較理性的面對，這正是一種進步而非倒退。據他預計，在中 共改名之後大陸政壇將引發一系列的深刻變化。這裡隱含了一個前提，如果中共繼 續由李鵬等保守派主導，不管是「改組」還是「改名」，僅僅只能成為良好的願望 而已。 人們一直期望中共通過自身的理性反思，逐漸拋棄一黨專制的傳統還政於民，使 其通過改組、改名轉型為一個現代執政黨。不過這有點近乎幻想，「六四」以後被 千夫所指的李鵬繼續穩坐他的權力寶座、在他離開總理位置以後竟繼續主導中共的 內政外交，實在也暴露了中共保守僵化的本質。也許有人在期待奇跡出現－－象打 倒「四人幫」一樣，通過非常手段把李鵬等保守派拉下馬，此舉雖然有一定風險， 但屆時通過重新審理六四舊案，推倒當年加在愛國學生頭上的動亂、暴亂帽子，平 反冤假錯案，以民主和解推動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重新構築民意基礎，重新融入 國際社會，無疑將就成為一個「綱舉目張」的契機。不然，整個中共乃至整個大陸 就會成為李鵬等的殉葬品。 在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歷史上，這種做法也有不少的先例，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 就是在出訪期間，被蘇共政治局會議罷黜的；十年前李鵬、陳希同也是趁趙紫陽出 訪朝鮮期間，向鄧小平告「御狀」將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動亂」，使得趙 紫陽等改革派失去了掌控整個局面的先機。從社會發展進步的角度來看，抓住時機 果斷地解決「李鵬問題」，也許是代價成本最底的一種選擇。中國大陸深明大義的 有識之士，千萬不要辜負歷史賦予良機。 對此，無論是海內外還是中共黨內外相當多數的人是有共識的，這個問題解決得 好，就可以視為鄧小平給後任中共當權者建立新權力基礎的一筆巨大的政治遺產。 憑借六四鎮壓起家的中共第三代當權者，重審六四幾乎在否定自己，在古今中外的 歷史上，要當權者放棄自己的利益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實在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 但是，只要承認這個世界還有正義和公理，有些事總需要有人來做，在歷史關頭也 總會有人挺身而出的。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這種把握主動的機會正越來越少 。 六、民主黨的新生和中共的衰亡 杭州民運人士王有才去年六月二十六日申請籌建中國民主黨，轉眼就滿一年了。 以王有才公開申請建黨為發端，在全國各地出現的一個頗具規模的公開的「組黨運 動」，並且受到了全世界的矚目。在中南海大舉慶祝中共建黨七十八年之際，我覺 得紀念剛滿一週年的中國民主黨籌建活動也許是更有意義的。 王有才等國內民運人士的義舉，實質上就是在行使一個普通公民的憲法權利。在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北京當局去年簽署的《公民 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公民結社自由亦有明確闡述：「 一、人人有自由結 社權利，包括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二、除依法律之規定， 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秩序、維護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 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權利之行使」。 如今，王有才等中國民主黨 在各地公開從事組黨活動的人士，雖然大多已經遭到中共的大肆逮捕和全面鎮壓， 有的要麼被判處長期徒刑，要麼被送去勞教，要麼被趕出國門，但這等於是在全世 界面前再一次揭穿了中共「依法治國」的欺騙性。雖然冷戰在世界範圍結束了，中 共甚至與和它批評為霸權主義的美國結成了所謂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是 它對於自己的人民卻依然堅持著一黨專政的舊思維，繼續把一切和平從事言論、出 版、結社活動的人們視為敵對勢力，誓言要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共這種延 續冷戰的所作所為，客觀上把憲法和聯合國人權公約變成了一紙空文，把自己和廣 大人民、社會公正與正義放在了對抗性的位置上。 中共對民主黨組黨運動的鎮壓，也從反面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他們在改善了自 己物質生活的同時，也開始覺悟要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和享有精神生活的自由；王 有才被判刑時法庭外面當時出現了抗議人群，他和秦永敏、徐文立被判處十年以上 的長期徒刑後，組黨運動出現了更大的規模和更強勁的勢頭，更多的人作好了坐牢 的準備－－前赴後繼地投身到組建民主黨的運動中去。據報道，整個大陸除了西藏 以外都出現了公開籌組民主黨的活動。在中共增加鎮壓力度的同時，公開的組黨運 動居然呈現出方興未艾的態勢，實在是中共執政半個世紀中前所未有的。 一個政黨就像一個人一樣，有新生、有衰老、也有死亡。如果講，一九二一年建 立的中共，從開始爭取人權民主，到因為在執政後蛻變為封建政治的專制極權而變 得衰老，並因為拒絕進行順應歷史潮流的政治改革而正在走向死亡；那麼一九九八 年王有才掀起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民主潮流，代表了中國大 陸的民主政治尚存一線希望的新生；雖然中共看上去是一個龐然大物，仍舊掌握著 絕大多數的政治資源，並且開動了專政機器全力鎮壓民主黨和其他異議人士，但是 它終究無法抗拒新生必將取代衰老和死亡的客觀規律。 倒是中共從建黨之初的一 個受壓迫者到執政後成為一個壓迫者的轉變，更像是一種歷史的嘲諷。當年中共的 建黨活動如果遭受今天民主黨這樣的壓制，歷史也許就沒有中共自稱的天翻地覆似 的「進步」；那麼依照同樣的邏輯，容忍民主黨的存在和發展不正是為中國未來的 進步做新的貢獻嗎？！相反，因為民主黨代表的理性的和建設性的政治力量被鎮壓 以後，勢必會製造出「逼上梁山」的效應，社會上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暴力恐怖活動 、社會犯罪的手段更趨殘忍狠毒，背後大多有社會反抗力量對中共採取「以其人之 道還之於其人之身」方法－－以暴易暴的因果關係，這無疑將增添人民群眾的苦難 、增加社會發展的成本、也將加速中共的最終覆滅。 中共如果想要避免最終滅亡的下場，理應認清現代政黨政治的遊戲規則，通過政 治改革自覺地把自己轉型為一個現代執政黨，不但要釋放王有才等中國民主黨的組 黨人士和一切政治犯，而且要切實保障一切公民行使憲法和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基本 權利，把自己放在與中國民主黨和所有其他政黨平等競爭的位置上，尊重人民在自 由選舉中的抉擇，中共應還可以得到「新生」，並有繼續執政或重新執政的希望， 這在完成了轉型的東歐國家裡和海峽對岸已經得到了證明。這也應驗了孫中山先生 的一句明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