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主義論 ——對嚴家祺先生的民族主義觀的看法 艾爾肯 隨著中國的改革及對外開放帶來的富強，參與國際間事務確立了中國的地位 。同時與周邊國家接觸也帶來了一些國際間的摩擦，甚至受到西方國家的圍攻和對 抗。在這種政治環境下中國興起一次民族主義浪潮。尤其是共產主義信仰崩潰後， 大陸中國人處在一種信仰危機中，能添補這個真空的信仰則成了中國民族主義。雖 然一部分中國人逐漸對佛教、基督教和東正教產生興趣，然知識分子崇尚民主主義 。嚴家祺先生作為中國的一名知識分子，一個政論家，一個政治學者也跟隨了這個 潮流。嚴先生自「西單牆」下就開始搞民主與自由的活動，寫有《首腦論》、《文 化大革命十年史》及《思想自傳》，受到趙紫陽及鮑彤的青睞。流亡海外後繼續為 促進中國的民主，人權和法治而奔波，並為中國的統一設計了中華聯邦的藍圖。然 而在這方面在所建樹且受人尊敬的一個政論家，在世界各國政治家避諱的民族主義 問題上進入歧途，實際上是對其政治生命的一次衝擊。 嚴家祺先生的民主主義是大漢族主義 在一次西藏流亡政府與海外民運組織聯合籌辦的《漢藏對話，尋找共同點》 研討會後，參加此會並受到採訪的嚴先生很真率地表達了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並 且是「民族主義有理」（見《前哨》月刊，九八年四月號61-65頁）。採訪人安琪並 為其主張作註解：「流亡的體驗給了他更多的思考餘地和空間，對中西政治、文化 、意識形態等領域有了更深層的理性飛躍。當他坦稱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時，相 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句話所凝住的深厚的民族文化歷史背景，以及政治理念的特 殊涵義。」是的，流亡海外過久的中國人深受海外遭遇，產生愛國戀土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些人帶著濃厚的中國化文化情結不能適應洋人生活及受到洋人不公正的歧 視，而且失去了中國土壤的安適而產生偏激思想也是正常的。但作為一個政治家應 在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中理論中討論自己的思想，不應該感情用事，此為政治家的 一大忌矣。嚴先生在這篇採訪中流露出了自己的感情：「我很想回去，但是現在我 不能回去，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想我自己的國家。所以我不可能不是一個民族主義 者。」「我在美國買東西，難買到美國的東西，我看到好的都是Made in China；在 美國，價格不貴，東西又好的，許多是中國產品。沒有辦法，我的身上根深蒂固地 流著中華民族的血液。」從這些語句來看，嚴先生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實際 上是愛國主義(Patriotism)，即愛的中國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血管中流 的必是漢民族血液無疑。 嚴先生曾在一九九五年二十世紀中國基金會召開的《中國人權學術研討會》 上提出起草《中國人權九十九條》，並與其他三人共同起草徵求稿。其中「少數民 族權利」條款下例有九十八及九十九條，提出少數民族應有自決權及維護少數民主 的文化、風俗和生活方式。此二條的內容除自決權一題外，其它內容還不及其《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篇第六章的內容豐富，權利之多，更不及《自治區法》。 但能直截了當提出自決權，則表示民運的一大進步。人權是國際社會所有人應擁有 的平等權利。然《中國人權九十九條》則特殊，突出中國，已是違反了國際人權的 精神，更為錯誤的是人權居然還有中國漢族及中國少數民族之分？此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有什麼區別？人權是不分民族和種族的，嚴先生在此犯有概念上的錯 誤，還是摔脫不掉中國文化打下烙印。借此可以看出嚴先生潛意識裡的民族主義實 際上是不公開的漢民族主義。基於這種觀念，嚴先生參加的某些會議上針對中國民 族矛盾激化現象沒有找到一項合理的建議；一方面提供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有自決權 ，可以獨立；一方面又提出為了中國統一（大一統），防止獨立，應搞聯邦制。真 是「以子之予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嚴家祺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由來已久 正如採訪人安琪所揭示的，嚴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與其歷史文化背景是分不 開的。中國人自認為是華夏人，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尚書，武成）， 甚為優越。孔子針對非華夏民族採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 佾）的態度，所以「德以予中國，刑以威四夷」（左傳卷十六）。孔子著《春秋》 的思想亦即「不例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不以中國從夷狄」（春秋谷梁傳卷 十五）；「不與夷狄之執中國」（春秋公羊傳卷三）。對周邊民族採取壓迫和剝削 的方式即以「要服」上貢天子，以「荒服」伏認天子；不服從則以「修刑」處理（ 周禮大司馬，大行人）。並且翻譯外族之名時常用「蟲」或「犬」字眼而貶之。借 此可以看出華夏民族並不包括當年的夷狄，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 的祖先與華夏民族不同宗。更為甚者，晉朝的江統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晉書，江統傳）。真是承前啟後，發揚光大，至使這種宗族至上的思想和觀念於今 氾濫不盡，並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奉為法寶。 中國歷史上唯獨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與眾不同：「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 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為父母。」「夷狄亦人耳，其性與中夏不殊；人主蓋 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漢恰，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 仇敵。」（通鑒貞觀二十一年）。唐朝產生這種觀念的原因也許是皇室中有異族成 份，也許是南北朝時期異族大量移入中原而致使中國人對外族歧視觀念淡化，也許 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之大一統及混 一六合思想駁倒下而形成的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唐朝是個開放的國際性朝代，朝中文 武大臣一半是外族，並且一視同仁，故有些種開明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一閃而過。以 後的元朝和清朝不也是這樣的嗎？中國歷史上能容納外族的朝代都是強大和富強的 國家。李世民的「愛之如一」，「四夷可使如一家」的各族平等觀念造就了強大的 政權，也顯示了其大一統的氣魄所在，有如當今國際社會流行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想 之早現。共和國制的建立者孫中山先生在當初也未能逃脫漢民族主義思想。其在《 軍政府宣言》中曾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漢民族主義口號，召集了百萬華 人奮起反清。此口號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交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才有 所改正，將其內涵改換為反對帝國主義，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並提出「今者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種族平等問題解決，政治不平等之問題 亦同時解決，永無更迭紛爭之事。」雖然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和經驗，但當初 也要反滿興華。孫中山先生也許是為推翻滿清政府的需要而採取這種種策略，但從 這與可以看出百萬華人的漢民族主義意識是多麼的強烈。孫中山先生的「五族一家 」與唐太宗的「四夷可使如一家」之觀點有相似之處。但兩者的民族理論中有同化 政策之嫌，並未做出實際貢獻。國民黨統治中國期間也未能解決民族間的矛盾。這 與他們心靈深處還藏有漢族主義意識是分不開的。事過境遷，台灣總統李登輝在一 家日本雜誌記者採訪中回答離休後做什麼時說：「我想為維護原住民的權利而努力 ，也想幫助殘障人士」（中央日報，九八年九月十日）。偉人往往能超脫某些思想 意識而流芳百世。李登輝總統的一句短語使其偉岸、慈祥、通達的形象表現致盡， 其政治功績自不必說，大陸及海外民運人士中能找到這一類的人嗎？相反打著民主 人權旗號而違反民主人權觀念和原則的人大有人在。民主的、公正的、法治的、自 由的一個社會必定能緩解中國境內的矛盾，包括民族間的矛盾。美國和歐盟，甚至 台灣不就是一個榜樣嗎？相反在這些國家裡提出民族主義論調（不管是哪一種）會 受到社會譴責的。在這些國家提出愛國主義眾人接受，一但提出民族主義眾人以為 是在搞納粹主義（Nazism）。想必嚴先生可以理解其中的含義。 嚴先生主張的聯邦制思想也與其歷史文化背景是分不開的。嚴先生承認民主 ，人權所提倡的自決權，也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可以獨立自主；但又提出要搞聯 邦制來統一中國，不讓獨立。中國歷代君主以一統天下安定萬邦作為其成王立業的 最高理想及標準，而且成為歷代史有評說歷代君王功績的主要標準之一。一統天下 ，混一六合則成為歷代君主平定天下建政立業的堂而皇之的旗號。中國老百姓也深 受感染，最怕國土分裂，君主則怕身敗名裂而遺臭萬年。嚴先生可能也有同感而自 一不能公開明確表達自己觀點的矛盾中。目前中共領導無人敢面對藏獨及疆獨問題 ，其根源則是大一統思想在作怪，都怕當「賣國賊」。面對這些問題不是用疏導而 是用堵塞的方式，壓制的手段，其結果則如同歷史上曾發生過的一系列事件一樣， 適得其反。 嚴家祺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基點流於感情化 嚴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基點也很簡單，既中共的殘暴致使中國落後受人欺 ；再則日本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而引起憤慨，維護民族利益和愛國主義思想油然而 生。「所以我還是個民族主義」，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應該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整個中華民族應該成為世界各族中平等的一員；而且要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國走 向富強，自由，民主和統一」。「民族主義就是這麼簡單，民族主義是維護我們民 族的整體利益」。由於中共和日本的緣故嚴先生就是成了民族主義者。那麼嚴先生 所維護的是哪個民族？還是今天中國境內所有五十六個民族？若用中共宣傳的中華 民族一詞來解釋則包括五十六個民族；若用傳統的觀點來看則是華夏民族無疑。嚴 先生所言的民族是華夏民族，但採用的是具有模糊概念的中華民族一詞。歷史上「 中華民族」並不包括除漢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中共則用共產主義的「民族消亡論」 同化其他民族，並在這個意義上將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強加於漢族之外的其他少數民 族。誠然這也是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但其中有壓迫和不平等的成份，並不是 自然同化的現象。中國有蒙古族、吉爾吉斯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難道境外 的蒙古人及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人，哈薩剋期坦人和烏孜別克斯坦人都是中華民族 嗎？政治上的民族概念與文化上的民族概念是不同的，政治上的概念是無生命的， 而文化上的概念則是有生命的。既是如此，嚴先生仍用中華民族一詞代替華夏民族 。因為嚴先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維護漢族的利益。但是其潛意識裡存在著濃厚 的漢民族主義思想。嚴先生在許多蒙藏維漢研討會的發言以及其中華聯邦制構想都 離不開尊夏攘夷的觀念。若依嚴先生以上所示的民族主義基點出發，中共的殘暴統 治使西藏、內蒙及東土等少數民族地區又落後又貧窮，而且還受到中共地方政府的 欺奪和殺擄；那麼這些民族都起來說我是藏民族主義者，蒙古民族主義者或是維吾 爾民族主義者以及要求「成為世界各族中平等的一員」時，嚴先生有何想法？日本 沒有侵略東土及西藏，也沒有屠殺藏族和維吾爾族，難道就不應該成為民族主義者 嗎？相反國民黨和共產黨統治東土，西藏，內蒙時大量屠殺這些民族的有識之士， 使其伏首貼耳。那麼這些地區的人民起來反對漢族而自稱是民族主義有理時，嚴先 生對自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有何想法？嚴先生在公開雜誌上坦率而無顧忌地可以提 出「我是個民族主義者」，如若巴赫先生也提出「我是個蒙古民族者」時，相必會 被生活在美國的民運人士整他個粉身碎骨而後快矣。 嚴先生針對《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評價也與其民族主義思想有關。「《說 不》這樣的書儘管它有不妥當的地方，但是我不會因為他出了這樣一本書反過來我 就要成為民族主義的反對者」。誠然當今中國的現狀及其經歷的苦難有人憑感情提 出民族主義無可厚非；《說不》和《還說不》之類的書籍的確起到了鼓動民族主義 的作用。但這種民族主義在中原來說是針對美國、日本，而在中原之外的民族地區 則產生相反的作用，演變為大漢族主義。在這些民族地區，民族主義是相生相乘的 ，不是相剋相侮的。大漢族主義越猖獗，地方民族主義就越興旺。如此只能激化相 互之間的矛盾，擴大相互之間的差別，造成相互之間的不平等，致使少數民族的民 族主義洶湧突起，並且鼓動其採取極端手段維護自己。 嚴先生還基於這種民族主義思想解決國際關係問題。如由於中國經濟及軍事 的增強，再加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引發了東南亞國家的恐懼，打出了「中國威脅 論」的口號。嚴先生則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上說「對東南亞國家採取睦鄰政策，讓 他們感到中國不是去威脅他們，讓他們相信中國。」就目前來說這些國家能相信這 類的善言妙語嗎？再如由於日本侵略過中國，屠殺過中國人，故「對日本就要採取 強硬政策」。日本能坐以待斃嗎？對台灣則要用聯邦制統一。作為一個政論家站在 民族主義的立場上用感情化的政治策略應付複雜的國際問題，實在與其身份不符。 另外嚴先生還用民族主義觀點批評中共領導人的政治策略，「江澤民等把美國和西 方看的很重，這不是壞事，反過來講，江澤民的民族主義少了一點。」 民族主義意識在民運裡有不同的看法 不僅僅是嚴先生，國外有一大部分民運人士及人權維護者或公開或私下場合 裡，當談及中國境內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矛盾時，十足地表現了他們的大漢族主義傾 向，公開其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和仇視心誠。按理來說，在西方國家生活的民運人士 應該深受民主與人權思想的熏陶，拋棄這種狹義的民族主義情緒，推動民主進程， 維護人權。事實相反，這些人的民族主義更旺盛，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在海外，曹長青先生寫西藏問題，民運人士議論紛紛；巴赫先生為少數民族申難， 遭到圍攻；梁冬製作《天山狼嚎》則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用這種觀念做事只能走向 深淵，其後患無窮。應該知道，「寒極生熱，熱極生寒」，「陰陽失衡，百病縱生 」，故「上醫者，不治已病治未病。」當然，不是所有的海外人士崇尚極端的民族 主義，如馬悲鳴先生的《請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駁大漢族主義者的妄言》一文（開 放，九八年元月號），與眾不同。 針對解決中國民族矛盾的問題上，最流行的說法是聯邦制，這方面有許多文 章可讀。嚴太郎先生根據香港的情況提出「新疆可否一國兩制」（開放，九七年三 月號），也有聯邦制的味道。魏京生先生提出，「主要矛盾是民主與專制，改革與 保守之間的矛盾；應以民主促進改革。這方面情況良好，民族問題自然解決。無論 對維族農民還是藏族牧民來說，能否過富裕而又受人尊敬的生活，比縣委書記是哪 一個民族這樣的問題重要的多。」（開放，九七年十月號）。一九九七年十月二日 至五日在德國召開的中國，西藏，新疆和內蒙流亡者對話會議上，建議「目前我們 的共同目標是要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在中國實行民主化制度，在和平民主的環境 中協商解決民族問題」（北京之春九七年，十二月號）。由此看來，民主制度一日 不成功，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就無一日能過上自由與和平的生活。葛永光先生認為可 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即用國家民族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用國家整合理論統一中國 （中央日報，九八年七月四日）。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台南召開的一 次會議上通過的《台灣、西藏、內蒙、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共同宣言》中公開提 出「唯有擺脫中國的陰影，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國家，才是子孫千秋萬世之福。 」謝劍先生的一篇有關中共民族理論分析文章中則建議「解玲還得繫鈴人」。 民族主義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良藥 自本世紀初西方各國的族裔衝突造就了一批研究這方面的學者，並提出瞭解 決辦法。五十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即同化理論，並未起到作用；七十年代則接受了文 化多元論，並提出國家民族主義論，即國內各民族可保持其文化特性，在國家的支 持和認同上保持一致。其中有許多專家如O. Handlin(1951), Glazer and Moyniha n(1963), E.Gellener(1983), A.Smith (1971,1986,1991), B.Anderson(1983)等在 這方面作出了成績。但蘇聯瓦解後這些提法受到了質疑。有些學者改變了期間觀點 ，有些則堅持其說法。此間有J.A.Hall(1995),E.Gellener(1994), R.Brubaker(19 96)等學者在過去研究基礎上盡可能解釋民族主義現象。各國民政部殊異，至今未一 說適應於世界各國。中國的情況更是特殊。大陸雖有費孝通等學者提出中華民族族 多元一體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1989），並且有許多人附加（《中華民族 研究新探索》，1991），然而仍然逃脫不了以漢族為中心的不平等的民族主義觀點 。在海外，以嚴先生為主的一批政論家則以中華聯邦制欲取代民族間的矛盾以達到 統一。然而世界上的聯邦制國家都以某種共同利益而聯邦；中國的聯邦制則以防止 分裂而聯邦，最終還是要埋下分裂的惡果。在目前無新的建製出現前，中國無法解 決民族及地域間的矛盾。將來的趨勢必是分裂與獨立，中國歷史不就是按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格式寫成的嗎？導致這種情況的直接原因除政治制度之外，不就是大 漢族主義的猖獗造成的嗎？國家無正當，社會無公平，民族間無平等，仍提中華民 族一體化及中華聯邦是無濟於事的。大漢族主義者既不能逃脫自古以來承傳的民族 沙文主義的禁錮，又沒有氣魄和膽量去解決民族矛盾，那麼就應該放權於其他少數 民族，使其自決，使其獨立。（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安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