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索沃事件看中國民主和政黨政治的前景 楊小凱 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國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說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為起於十七世紀和在十九世紀被神聖同盟確立的「國界神聖不 可侵犯」的原則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選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則超越（overide） 。在這兩個原則有衝突時，國際社會選擇了後者優先的原則，並有國際警察機制來 強制執行這些新制度。這是意識形態、道德準則、國際關係法的大變化。 人類歷史上可與這個大變化相比的有「偷竊應受罰」原則的確定，「私有財 產神聖不可侵犯」、「國界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確定。 這些道德準則的確立是法律制度的基礎。而道德準則確立和變化的過程是一 個公共選擇過程（布坎南，１９７５），與自由市場中做買賣的私人決策過程並不 一樣。道德準則的形成與意識形態的演化有關，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契約那麼簡單。 對這類公共選擇過程的複雜性，我們可以用簡單的「偷竊應受罰」這種道德 準則形成為例來說明。「偷竊應受罰」看似是種天經地義的道德準則，實則，其形 成過程非常之複雜。首先我們應認識到人類歷史的大部分，這一準則並不被社會公 認，遲至十七世紀的美洲，印地安人之間「拿別人的東西」不算「偷」，在共產黨 國家，政府偷搶私有財產的行為也不算偷。第二，我們應認識到，每個人都會有對 此原則的「免費搭車」態度，也就是說誰都願意看到這原則對別人的偷竊行為實行 ，但誰都不願當警察去執行這原則，或不願交稅出錢雇警察來執行此原則。第三， 假設我們有了稅收制度來養警察來執行這一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這警察所需的公 權力創造了壟斷公權力的機會，這警察本身會利用此壟斷權力來偷竊公民的財產。 第四，強制執行此原則的過程，因為懲罰有非人道後果，坐牢限制人身自由，錯判 （就像科索沃戰爭誤傷平民和中國大使館一樣）更是會造成非人道後果。因此，偷 竊一旦發生，公眾可能會有「朝前看，不究既往」的「人道」傾向。而這就使司法 制度不具公信力，盜賊也會因此而猖厥。在這種情況下，當一個公正的警察可能是 四處不討好，因此，人們更不願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這說明，「偷竊應受罰」要形成法律制度，不但有形成社會共識的困難，還 有沒人願意當警察或警察趁機打劫的困難。 我們先談科索沃事件如何克服了這些困難，再來談談它與中國民主和政黨政 治的關係。 鞏固早在十二、三世紀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倫敦有十三世 紀以來就由公司管理，國王只通過公司收稅，而不直接治理。英國的封建制度產生 了諸侯會議：小國會，此後國王的收稅都要通過與國會討價還價來進行。國王不可 未經國會批准加稅的制度形成後，重大的政治衝突更是由此而生。英國大革命，美 國獨立戰爭都是因國王與國會因稅收發生爭執而生。英國光榮革命後，中央政府成 了虛君共和政府，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民選產生早是英國的傳統。 美國早在獨立戰爭前就是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的議會都是民選的。不少美國 的開國元勳過去都是殖民地議會的領袖。 歐洲由於沒有統一的政治權力，各國之間的長期戰亂，逐漸形成了住民自決 ，民選地方政府的原則，這個原則在二次大戰後，成為自由西歐的共同意識形態。 各國之間領土糾紛都是由住民投票解決。例如德法之間對魯爾區的歸屬在二次大戰 後就用公民投票解決。雖然法國是戰勝國，是魯爾區既成事實治理者，公民投票還 是使魯爾區回歸德國。西歐用「住民自決」、「公民投票」這一套解決有爭議的領 土糾紛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決則，被歷史證明是對社會整體最有利、最公平的解決領 土糾紛的辦法，因為它是和平和長治久安的保證。所以，住民自決，公民投票、公 民選舉、地方自治這一套成了自由歐洲深入人心，獲取共識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 ，違反了它，就像做了賊一樣，一定要受罰。反對制裁違反這一原則的人無異於為 盜竊辯護。 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能理解為什麼自由歐洲和北約會毫無異議地全力支 持北約制裁南斯拉夫，法國幾乎事事都要與美國唱唱反調，但在這樣大是大非的原 則問題上，誰敢為「賊」辯護？ 蘇聯垮台後，南斯拉夫也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這一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因 此各加盟共和國都多少實行了地方自治。現在南聯邦內的各加盟共和國政府都是地 方選舉的。 由於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獨立，南斯拉夫企圖收回自治權，並用聯邦政府的 武力去打地方民選政府，這在自由歐洲人看來與希特勒打波蘭並無原則差別。歐洲 人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他們已有了共識，這種事一旦被容 忍，歐洲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和平。 而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還停留在蘇聯時代，中國領導人只認國界不可侵犯， 不承認地方自治權，民選政府的權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決這些意識形態和道德准 則。大多數中國人受政府誤導，以為這又是一場強權政治的遊戲，沒有道德準則可 言。而一些中國民運人士，也支持國內的「義和團」式的意識形態，看不出這是類 似於指責抓賊的警察，借口警察行動中有失誤而完全否認警察行動的正當性。在西 方看來，中國政府的行為是極端機會主義的，看見行竊，他假裝看不見，有人見義 勇為出面當警察抓賊，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而扭住見義勇為者不放，一付無賴 的樣子。而不少中國人都有意無意當了這無賴的打手。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實在是被 世人非常看不起的。這種行為沒有正當性，極端不道德。 對於這一些歐洲人有共識，連南斯拉夫也做賊心虛，不敢逞強。但是歐洲人 在警察行動上對於其平民的代價和不堅定的警察行為的代價並沒有高度共識。北約 和美國在這方面沒犯錯誤，他們瞭解新歐洲需要警察，而最大的危險是沒人願當警 察，沒有願出錢執行警察行動，或警察的合法暴力不夠強大時，整個自由世界警察 制度就不具公信力。連基辛格也認識到，一旦制裁南斯拉夫的警察暴力行動開始， 這場戰爭就一定要贏，否則世界上就沒有國際警察的公信力。這裡自由世界容易犯 的錯誤是公眾心太軟，高估誤傷平民的代價，而低估警察失去公信力的代價。中國 的非民選政府就利用一般公眾對警察合法暴力公信力重要性的不瞭解，而煽動支持 盜賊的情緒。 俄國政府在科索沃事件中也是相當機會主義的。它後來參加維和部隊時有明 顯的利用這一參與謀取一國傢俬利的機會主義傾向。北約國家是否也有這類利用警 察的壟斷權追求某些人私利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呢？我的看法是這種行為受到兩大 限制，一個是自由歐洲和美國各國的民主制度使各國執政者在國內沒有政治壟斷權 ，因而不可能毫無限制地追求當權者私利。二是北約內有一套相當完備的制衡機制 ，少數強國也不可能不受限制地追求一國私利。 特別是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已贏得了國際警察的信譽，自由國家都相信她在 執行警察職務時是中立的，美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她處理波多黎哥和夏威夷都是 用公民投票，住民自決解決的，沒有用暴力擴大領土的野心。二次大戰後，美軍軍 事管制日本，執行警察功能真正是非常公正。儘管日本憲法和很多早期法案都是美 軍當局起草，但事事都按民主程序，由日本國會通過（或公民投票通過）。 一旦日本的憲政體制上了軌道，美軍馬上撤出。 美國並沒有利用其警察特權有意削弱日本和德國這兩個潛在的競爭對手。這 裡我必須澄清中國人和歐美人對警察一詞的不同理解。在中國人看來警察就像大陸 的公安一樣，利用警察權力欺壓百姓，追求一己私利甚至警察保護警察的走私活動 。但在自由世界，警察整體而言與政黨不一樣，它是中性的，不能追求一黨一派的 私利。因此有人願意做中性的國際警察，它是自由世界形成世界法治和秩序的條件 ，這國際警察正因為其不偏不倚，嚴守中立，所以是令人敬佩的。以美國目前在科 索沃的警行動而言，她不但要保護阿爾巴尼亞人不受迫害，也要保護塞爾維亞人不 受報復和迫害，而且由美國人出錢，不要塞爾維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出錢（美國國 內有不少人擔心這筆巨額費用），這樣無私的見義勇為而又中性的國際警察，不是 令人敬佩嗎？中國的警察能做到這樣不謀一黨之私，中性地用強大的合法暴力保護 所有個人的合法權利嗎？顯然不能。首先，中國政府不承認地方自治，住民自決， 因此，它有類似領土野心的用暴力征服台灣和西藏地方自治政府的傾向，或不允許 基於自由選舉的地方自治。第二共產黨政權肯定是為一黨之私利服務，它天然是用 警察壟斷性暴力推行國家機會主義。例如用警察暴力迫害反對黨，用警察暴力壓制 自由結社等等。 現在我們談談科索沃事件與中國的民主政治和政黨自由之間的關係。我們分 兩步來討論，一是國際政治與中國民主之間的關係；二是中國民主和政黨政治的前 景。中國近代史上與外界的衝突非常類似這次科索沃事件中的衝突，它們都是中國 的意識形態、道德準則與西方的衝突。以義和團為例，衝突與中國政府對結社和宗 教自由的態度有關。西方經過宗教改革運動前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互相迫害，到英 國光榮革命時，終於形成了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自由結社的道德準則和意識形態 。每個國家的統治者都很難自願接受這些，但由於各國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沒有 政治上的大一統，這一原則終於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各國變成共識。 上個世紀末，中國並沒有形成這種意識形態。因此，民眾和政府都不能容忍 自由教會在中國的發展。義和團實際上是對自由教會搞宗教迫害，並以扶清滅洋來 爭取當局的認同。「滅洋」類似今天的種族清洗，僅僅因為人家不是中國人，信不 同的宗教，就有殺身之禍。這種宗教迫害，對自由結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 犯，理所當然受到西方各國的一致反對，這是中國庚子之亂的根源。客觀地反省， 中國政府和義和團當時的行為是野蠻人的行為，是應該受到制裁的。 民國以來，國民政府改變了這種行為，在意識形態、道德準則和憲政秩序上 向西方靠攏，逐漸使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因此而上升。至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成 了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常任理事國。但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卻向野蠻和國家機會主義 行為倒退。二十年改革，不改變意識形態、道德準則和憲政秩序，只是開放經濟， 結果六四事件和科索沃事件中，再次使中國在國際上陷入當年類似義和團和清政府 的孤立地位，這樣繼續下去，可能還會因為堅持野蠻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象南斯 拉夫和當年的清政府一樣受到正義的文明世界之警察行為的懲罰。比如，中共如果 武力進攻民選的台灣政府，它一定會受到國際警察和司法制度的武力制裁。在當今 的文明世界，中共想像韓戰和越戰一樣，又要做賊，又不受罰再也不可能了。 中國要想重建自己在文明世界的國際地位，應該學習當年法國和德國的經驗 教訓。十九世紀英國憲政秩序和民主制度，使其強大起來，法國卻因專制制度而落 後，法國在拿破侖時代企圖重新贏得歐洲的領導地位，他推行拿破侖法典，廢除貴 州等級特權，用平等、博愛、自由、自由結社、公共教育制度等真正形成了法國意 識形態的領導地位。但拿破侖以暴力征服別國，最後受到神聖同盟的警察行動制裁 。德國為了趕上來，在俾斯麥治下，大力推行自由主義改革，實行君主立憲，結社 自由，地方自治。這些新制度改革也使德國重新強大起來。但是對外的武力擴張卻 是德國的慘痛教訓。直到二次大戰後，終於歐洲都接受了住民自決，地方自治這一 套長治久安的解決領土和國家之間糾紛的制度。 比較歐洲和中國，歐洲的政治制度演變是以多個小國之間的平等競爭為條件 的。如果歐洲出了個秦始皇統一了歐洲政治制度的變化就不可能如此快。而中國太 大了，政府領導人和特權階層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不夠大，所以可以人均收入是台 灣的十分之一還堅持落後的制度不變。在歐洲十八世紀，法國的人均收入低於英國 １／３，法國就爆發大革命，非要改制度不可。但是科索沃這類事件，美國和統一 的歐洲對中國也有強大壓力。如果中國政府對這強大壓力的反應像清政府那樣遲鈍 ，中國有可能亂起來。但如果中國的反應像德國、法國、日本對美國成功經驗的反 應那麼靈敏和積極，在制度改革，特別是政府制度改革上下大功夫，則中國還是有 希望的。台灣、南韓政治制度改革快都是因為他們國家小，國際競爭的壓力大，所 以他們的反應比較快。從這點而言，科索沃這類事多一點，對中國刺激大一點，對 中國政府的大國政治壟斷地位打擊大一點，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會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 因此中國領導人如果頭腦清醒，應該模仿國民政府的策略，在意識形態、道 德準則、法律制度方面向西方靠攏，以提高其國際地位，改變機會主義、野蠻人的 形象。這會加強國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然後用開放地方選舉，逐步實行地方自治 ，再開放自由結社。逐漸過渡到憲政體制，用強大的合法國家暴力保護個人的自由 和權利。 但是中國政府目前是反其道而行之，嚴禁自由結社，壓制或放慢地方選舉和 地方自治的發展，外交上與文明世界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對抗。這些政策使中國 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其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消失，人民的革命情緒不斷發展。這 樣下去，中國可能重蹈滿清的覆轍。特別是共產黨制度在政治權力轉移方面甚至不 如君主製成熟，執政者並沒有對國運長期負責的長遠打算，當了領導人更關心的是 利用元首地位在各國旅遊。加上共產黨長期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使其在公眾面前 沒有可信承諾的公信力，因此中國向民主憲政轉軌的最大困難是一個有公信力的強 大的合法警察暴力的真空。 一個可能是，中國的警察暴力足夠強大，但它被用來侵犯公民的自由結社地 方自治，自由選舉的權力。因而警察暴力的合法性日益衰減，終於形成政府合法暴 力的真空。這時就會出現「六四」時的局面，誰也無法控制局面。防止這一局的有 效方法是盡快開放地方選舉、地方自治、自由結社，使得地方民選首長有合法性極 高的警察暴力來維持社會秩序。也使反對黨的組織程度提高，使反對黨領袖能約束 反對派群眾。這也會使共產黨處理與政治競爭對手的關係和應付助選的能力迅速提 高，因而使整個社會的組織能力和穩定性提高。 我們都樂見後一種局面逐漸形成，而不希望前一種局面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