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黨政治的展望」研討會在美舉行 宗澍之 「中國政黨政治的展望」學術研討會，七月十七至十八日連續兩天在柏克 萊加大舉行。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挪威、波蘭以及美國各地的三十多位學 者、專家和民運人士圍繞「政黨與政黨政治」、「從一黨到多黨：台灣的民主化經 驗」、「從一黨到多黨：東亞經驗」、「從共產黨一黨專政到多黨政治：蘇聯及東 歐民主化的經驗」和「國際政治對中國民主化的影響」、「中國近代史上的政黨」 、「當前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當前中國大陸結社組黨的現狀評 估及展望」、「從突破黨禁到鞏固民主的整體策略」等多項議題發表了演講，並就 有關論題逐一進行了相互評論。 此次會議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柏克萊中港研討會協辦。二十一 世紀中國基金會成立於一九九○年，通常每年舉行一次與中國前途有關的學術討論 活動，九年來先後針對「新政府、新經濟、新社會」；「大中華經濟圈」；「中國 國家結構」；「聯邦中國」、「文革三十年」、憲政和人權等議題等進行了八次學 術討論活動。基金會設有中國之音電台，並出版有「二十一世紀叢書」（目前已出 版六冊）。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長劉凱申致歡迎詞時首先致歡迎辭，向各位 遠道而來的與會人士表示歡迎，並一一作了介紹。劉凱申風趣地說，這幾天「兩國 論」的話題很熱，但柏克萊的天氣很涼，正可以使大家心平氣和地探討問題。雖然 討論的是中國的政黨政治，距離美國較遠，但正可以使大家客觀地分析，從容地研 究，一些暫時的現象可以不影響我們的思路、可以使我們避免情緒化。他希望會議 的收穫的成果今後能變成行動，讓中國政黨政治有一個良性的正常的健康發展。 空間和時間都具代表性的「風雲際會」 在會議開幕式上致辭的有國民黨中評委楊秩華；民進黨副秘書長李旺台； 新黨代表、前立法委員周陽山；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海外著名民 運人士嚴家祺；大陸著名法學家於浩成。楊秩華指出台灣的現狀，是以三民主義達 成民主、自由、均富的成果。她表示，對李總統的「兩國論」，中共小題大做，使 人混淆。其實很簡單，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走向民主自由的社會，並 進一步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中華民國一方面也不忘十二億大陸同胞，統一的政 策從來不變，說「兩國論」是分裂，這是誤解。 李旺台指出，十幾年前絡繹不絕奔走在台灣桃園機場和美國東西岸的一些 機場之間，參加類似的研討會，今天又重新看到這樣的情況，許許多多的推動民主 政治的研討會在美國西岸舉行，不過臉孔全變了－－大多數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 。民主是一條很漫長的的道路，是一條需要腳踏實地的道路，是一條很需要耐心的 道路，基本上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台灣十幾年來民主政治建設已經初具規模，但還 有很多工作要做。本來，台灣的政黨政治也是吵翻天的，現在主要的政黨逐步在建 立一個共識：在對外事物方面立場一致。台灣的民主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是「對 內競爭，對外一致」，這也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常態。。比方說李登輝的「兩國論， 民進黨作為最大的反對黨就立刻就公開表示贊成，給他肯定。此外，台灣在一黨獨 大的時候有族群問題（政治權力分配），但在走上政黨政治的道路之後，台灣在政 治上的族群問題逐漸的化解，這是因為實現民主政治、實現多黨政治，族群間在政 治上的關係和解了，民主有助於台灣主流社會的建立以及鞏固，有助於台灣國民意 識的覺醒，有助於台灣社會所有族群在國家定位上他的共識圈的不斷擴大。 周陽山表示，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歷史還很短暫，民國初年雖然有許許多 多的時間，但是一個真正「政黨體系」的形成，大概只有不到十年的時間，在這十 年的過程中，從香港、台灣各種的民主發展也看到了非常嚴重的挫敗經驗，以今天 台灣來看，政黨政治發展雖然在自由化的過程中有非常具體的成績，但也看到一個 憲政體制崩解的危機，因為他所選擇的是一個解放的道路，而不是一個真實的民主 體制的鞏固和制度化。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今天談中國民主政治發展，要著重以 下幾個問題：第一是政黨政治的客觀的社會基礎與他的族群的分配；第二是憲政民 主在民主化過程中所面臨的重建和解體，現在在台灣面臨的正是這麼一個憲政民主 逆退的危機；第三是在憲政民主建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面臨一種民粹似民主的 挑戰，在這方面台灣的發展經驗與十九世紀末期、尤其是一八六零到一八九零美國 的民粹主義發展經驗非常接近，而且充滿了挫敗；更重要的是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 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黑金腐化，使得政治體製麵臨愈來愈嚴重的分贓以及暴力的危機 ，目前民進黨和新黨在立法院所面臨的暴力的威脅，凸現了台灣民主惡質化的危機 。目前台灣是一個半自由的民主，在政黨控制財團方面是一個非自由的民主。這些 問題，都需要透過政黨內部民主化，以及憲政體制的重建才能獲得一個新生的契機 。 （研討會剛開始時有一個小插曲，大會的會標因為沒有固定好漸漸脫落， 似乎就要掉下來了，這時會議主持人邵劍平宣佈暫停三分鐘重新懸掛會標，劉凱申 則說，中國的政黨政治的發展總是很曲折的，總是會有些問題的，只要你在掉下來 之前把它扶上去就行了。） 嚴家祺在致辭時說，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近些年來，召開過好多次會議 ，他的感覺是每一次會議都是抓住了中國最重大的問題，以前有過中國國家機構的 談論會，還有人權問題研討會，這一是「中國政黨政治的展望」學術研討會，這是 一種預兆，再過幾年，這樣的會可以在北京召開，這會影響到整個中國政治的發展 ，所以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召開這樣的會議是非常有意義的，很高興參加這個會 議。與會者非常廣泛，而且這個會議在時間上有一種代表性，就是中國在不同時期 真正有全國性影響的代表人物，文革時期的楊曦光（楊小凱）；象吳稼祥，如果今 天要談什麼叫新權威主義，吳稼祥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而且對八九民運 有非常深刻的影響；王丹更不用說了，他是八九民運的代表，此外，這個會議有超 黨派的特點，不但有國民黨、民進黨和新黨，也有不少原來是共產黨的「代表」， 象於浩成這樣的老黨員，他還是「中國國家安全部之父」－－八十年代初期是他打 報告給中央，從健全法制、保護國家安全的角度（而不是針對民運）建議成立安全 部。有人擔憂民運四分五裂出現很多問題，我們只要想一下，在一六一八到一六四 八年的德國三十年戰爭，當時整個德國分裂成三百個國家，但並沒有排除後來卑斯 麥統一使德國成為一個強國，所以在一定歷史時期出現那些問題也許是正常的，今 天海外民運出現很多問題的時候，並不是說中國民主沒有希望。今天在舊金山舉行 這樣一個政黨政治的研討會，可以期望五年或十年以後，中國會像台灣、香港一樣 走向多黨政治，建設一個民主的中國，這種前途已經無法阻攔了。 於浩成加入中共五十年－－十七歲在日本佔領下的北京參加地下的中國共 產黨，在「六四」後由於「支持動亂」、「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被開除黨 籍，並且被關押了一年半，在開除黨籍的時候有人講，你父親是死後入黨的（似鄒 韜奮式的民主人士被追認入黨），你是生前被開除的。過去認為入黨是很光榮的， 被開除是很糟糕的，於浩成則以為，他父親曾有一詩贈柳亞子「且喜清流除黨籍」 ，離開這樣一個黨是很正當的，說明自己對於中共是「大救星還是大災星」的覺醒 。中國現在有了民主黨、中國發展聯合會，出現了政黨的苗頭，可以看到港台多黨 政治的經驗，對於大陸將來發展會有意義。 「中國大陸應該借鑒台灣民主化經驗」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現任主席楊建利博士在開幕詞中說，探討中國政黨政治 的前景，是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一個重要課題。他指出，任何一個專制統治都是 通過一系列的「禁」來維持的，而最根本的是「四大禁」：禁思想，禁言論，禁私 產和禁結社（禁黨）。與其相對，任何憲政民主都是通過實現和保障思想、信仰自 由，新聞言論自由，私有財產自由和結社參政自由來具體體現的，缺一不能稱其為 民主。世界民主化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個專制國家，這「四大禁」中只要有一禁 被突破，專制就開始瓦解，民主化過程就開始啟動。然而民主化的過程是否平順， 卻依賴這「四個自由」是否平衡、協調地發展。中國是一個後民主的國家，雖然後 民主國家可以在其民主化過程中吸取先進國家的經驗與教訓，但是卻要面臨和被迫 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幾乎是一次性地解決先進國家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裡逐 步解決的問題，而且許多問題的解決在先進國家的發展歷史中是自然選擇的過程， 而在後民主國家卻必須通過有意識地自覺選擇來解決。所以，今天中國朝野各界所 面臨的壓力是先進國家特別是西方先進國家發展歷史中所未曾遇到的。民主化開始 得越晚，漸進民主化的可能性就越小，不是一步到位，就是天下大亂，然後有機會 再一步到位。因此，民主化開始的越晚，「有意識自覺選擇」的因素起的作用就越 大，理論準備和傳播就越加重要。中國是一個後民主化的國家，可以學習西方民主 運作的經驗，在同一文化背景裡，可以學習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在同一政治制度背 景方面，可以學習東歐和蘇聯的經驗，在制度性腐敗的方面，可以學習印尼等國家 的經驗，而且如今國際社會民主自由的主流價值必然對中國的民主化方面起到正面 作用。 此外楊建利也強調，「我們應該意識到正因為中國是後民主化的國家，所 以抵制民主化的力量也在吸取其它國家抵制民主化失敗的經驗教訓，在這一方面也 使得中國民主化的難度相對增大。所以，深入瞭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准 確把握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理性思考中國民主化的整體策略，就更加重 要。這些課題在我們的討論會上也都會得到深入研討。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參加這 次研討會的朋友，不僅是研究問題的人，而且是問題中的人，是被研究的對象，是 參與了具體政治運作的政治活動家，這使得這個會就更加有意思，也更加有意義。 」 出席「中國政黨政治展望研討會」的人士認為，中國大陸應該借鑒台灣民 主化的經驗，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博士在發言時分析了台灣和大 陸的異同，他指出：一、台灣有省籍問題，大陸沒有。二、台灣對美國依賴太大， 大陸沒有。三、雙方都有推動民主的「情結」，台灣是「二二八」，大陸是「六四 」。四、大陸是威權統治，台灣過去兩蔣時代也是威權統治。五、過去台灣嚴格控 制新聞，鎮壓異議人士，現在大陸也是這樣。六、台灣過去鎮壓民主受到國際社會 的譴責，現在國際潮流是民主人權，大陸目前受到的國際壓力比過去台灣所受到的 更大。陳奎德特別指出，台灣從五十年代起就有選舉，台灣的地方選舉和省議員選 舉，並沒有威脅到國民黨政權，但爭取到地方精英支持國民黨。 　　今年春天曾應台灣哈佛大學校友會邀請前去考察的哈佛大學研究生王丹，發表 了「從國民黨在台灣政治轉型中的作用看台灣經驗」的演講。他認為，台灣民主化 進程和平而穩定，從撤銷軍事戒嚴到平息族群矛盾，都相當成功。國民黨的主動改 革功不可沒，這正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方面。他說他曾向台北市長馬英九討教其中原 因，馬英九告訴他，一是國民黨早就開始試行民主，二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 在黨內任職，三是西方國家的外部壓力，都是促成台灣向民主化轉型的動力。王丹 表示，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發揮了主導作用，是台灣和平完成政治轉型的一個重要 原因，也是一條重要經驗。因而，他希望中共也最好能夠自己首先完成向民主政黨 的轉變。王丹說，如果大陸民主化能和平進行，共產黨有一定主動權。但共產黨現 在不願順應時代潮流，仍希圖運用暴力強力維持社會穩定和自身的地位，所以大陸 的民主化自下而上的成分，可能比自上而下的成分多一些。他認為：「這並不表明 台灣經驗在大陸失去借鑒意義，我們仍期待在末來中國政治變局中，朝野雙方能有 良性互動。當然，這首先就要求共產黨放棄一些既得利益。」 王丹認為研討會相當及時，因為大陸目前的組黨運動正如火如荼，處於民 主進程實現突破的階段。據報道，民主黨在大陸二十多個省市均設立了支部。王丹 對比當年八九學生運動，覺得如今中國的民主運動「往前走，越來越成熟和制度化 」。由於大陸當局打壓民主黨建黨活動，「使得民主黨目前還談不上成型，但是， 此次研討會上希望多得到新的建設性的意見，主要是為長遠考慮，為將來中國具備 使異見黨派成形的時候做準備。」王丹表示，多黨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中國 沒有多黨制的話，就不會有穩定的政治環境。 李登輝「兩國論」打破了模糊政策 會議前夕，適逢台灣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電台採訪時 ，發表了海峽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談話，自然也成為「中國政黨政治學 術研討會」的與會者們的熱門話題，民進黨與國民黨代表及大多數人士都對李登輝 提出的「兩國論」持肯定的評價。 楊建利認為，中共沒有能力攻打台灣，「兩國論」之後北京的動作只是「 嚇唬」，中共不可能對台灣輕舉妄動。他並指出，世界上的確有兩個中國存在，一 個是由李登輝所管轄的「中華民國」，另一個是由江澤民所管轄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只有地理上的解釋才是「一個中國」。台灣有自己的政治及貨幣制度，使用 的是「新台幣」，而大陸使用「人民幣」；江澤民完全管不了台灣的一切，無權任 用任何一位台灣政府官員；而李登輝也同樣管不了大陸的任何一寸土地。「但如果 說只有一個中國，則到底是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大陸屬於中華民國？」 楊建利並提出兩個問題：當年共產黨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進行革命，並在 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的時候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是否屬於合法？中共 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滅亡，是以何為依據？他指出，兩國中國一直存在，但兩岸相安 無事，是因為採用了「模糊政策」，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其實並無新意，並未改 變現實，所改變的只是打破了「模糊政策」。 他還表示，自民國創立以來，就一直不是「一個中國」，北洋軍閥奪權後 ，孫中山又在南方成立另一個「中國」；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東北，中共也曾在江 西省瑞金市成立「蘇維埃工農共和國」，並自行發行貨幣。 歷史上經常同時有幾個 中國（政權），而近代也是由中共先開始搞兩個中國，所以大家對「兩國」這個字 眼並不需要大驚小怪，要先認清現實。 楊建利認為，台灣擁有強大先進武力、高科技技術、龐大財富與不可低估 的國際影響力，而這些都令中共有所顧忌，加上親美派的江澤民與朱熔基非常重視 與美國的關係與西方市場所 帶來的經濟利益，所以不可能輕舉妄動。他進一步指出 ，中共曾於一九五零年與一九五八年進攻台灣，但未成功，而這些年來在評估國內 外各種形勢後也認為不可行，所以一直未再嘗試。他說，中共想越過台海登陸台灣 沒有這麼容易，一定會有重大損傷；如果戰爭爆發後一年還無法將台灣攻下來，中 共自己會先垮台。中共如有攻台的勝算，根本不可能等到現在，而李登輝也看準了 這一點，才敢提出「兩國論」。不過他也表示，即使中共不會真打，台灣也不會宣 布獨立，因為人民已認同現況，不想改變，且宣佈獨立後將踏上不歸路，永遠失去 回轉餘地。 展望中國政黨政治－－世界主流是民主 　　 　　趙穗生教授在題為「政黨、政黨政治與一黨制的演變」的演講中，回顧了中國 歷史上自「朋黨」、「會黨」發展而來的兩黨制和多黨制的經過，分析了中國目前 一黨制形成的原因和弊病，他指出儘管現代專制社會也實行政黨政治，但與民主的 政黨政治不可同日而語，中間有一個轉型的過程。中國向來有「結黨營私」的說法 ，政黨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他認為，中共沒有從革命黨完成向制度化的轉變 ，現在又以改革來保持統治，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這種一黨制是否能夠生存下 去值得存疑。 　　《北京之春》主編胡平以「民主轉型中的民主政黨」為題發表演講，他說中共 之所以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是因為它將「唯二」、「唯三」都扼殺了，才 變成了「唯一」。他指出，現在海外有一種論調，是希望中共能轉變為社會民主黨 ，而這在他看來是非常困難的。一是因為社會民主主義體系受到了挑戰，西方的社 會民主黨本身與過去有了很大的區別，政綱都作了大幅調整；二是因為現代西方的 社會民主黨保持了傳統左派的特點，如關心弱勢團體等，而中共現今極不關心弱勢 團體，相反還充滿了腐敗現象。不過，他還是呼籲人們注意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共產 黨的轉變、附庸黨的轉變和在野黨、反對黨的轉變。 民主與分裂、民主與本土化結合 吳稼祥以近年來蘇聯、東歐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因為中央權威不存、種族 矛盾激化而導致分裂的結局為例指出，「政黨政治和代議制是當代所有國家實現民 主制度的兩個基本條件，而像美國、俄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要實現民主，還需要第 三個條件：聯邦制，因此在中共沒有成為聯邦黨人之前，要求其實行民主是不可能 的。所以，在中國這樣的超民族大國，要實現民主，聯邦制要優先於政黨政治，否 則，要麼當局陷入擔心分裂的恐懼不能自拔，從而拒絕任何民主要求；要麼民間反 對勢力撐破政府的柵欄，使秩序癱瘓，讓中國掉進『民主－－分裂』的陷阱。」 在趙紫陽時代，吳稼祥曾經是中南海的重要幕僚，擔任過中央辦公廳的重要職 務，並且是「新權威主義」的始作俑者。雖然他曾經將鄧小平理論概括為「貓論」 （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論」（摸著石頭過河），以和毛澤東的 《矛盾論》與《實踐論》相對應，對確立鄧小平的權威功不可謂不大，但是在八九 年因為反對鄧小平、李鵬的軍事鎮壓而在秦城被囚禁了三年。第一次出國的吳稼祥 ，在研討會上依然不改其心憂中國前途的本色，他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並結 合當今的世界潮流提出，應該承認大陸與台灣分裂的實事，他坦陳自己是「有限主 權論者」，主張將中國的主權進行縱向分割，實行一國多制，將在香港實現一國兩 制的模式推廣到中國的每一個省市，只有大陸和台灣雙方都讓渡出一部分權力（實 行聯邦制），中國才有可能實行真正的統一。他強調說，民主化可以推遲，留給下 一代去完成，但如果國家分裂了，就可能永遠不會復合，會成為千古罪人。他並認 為，台灣問題與香港不同，香港的主權並沒有交出去，只是長期租借，而台灣是國 共兩黨內戰「成王敗寇」的結果，主權的分裂是一個既成事實。只有雙方都交出一 部分主權，才能心平氣和地走向統一。 　　不過，內人黨副主席巴赫在評論吳稼祥的觀點時則持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民 主化的分裂未必是壞事。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不希望與台灣分裂下去；換一個角度 ，蒙古人也不希望蒙古永遠分裂。他質疑「聯邦黨」的內涵，發問「有限主權制」 是否就是高度自治，並提出探討這個問題不應預設立場，也就是不要說「分裂是危 險的」，那樣說的話，在理論上本身就是危險的。 　　李旺台在介紹「台灣的民主運動經驗」時，以較多的時間回顧台灣的歷史，說 明台灣自古以來並非是中國的一部分，早期原住民的成份很複雜，既有從大陸去的 福建、廣東人，也有硫球人、菲律賓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等，在上一輩台灣人心 目中並無國家意識，也沒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概念。日本人在台灣的殖民化很徹 底，所以李登輝說自己曾是日本人不奇怪。也因此，台灣在民主化進行到一定的時 候，就與本土化運動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兩者有著交叉點。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合過，何來分裂之說？所以，不能用「分裂」這個詞。他並拜 托海外民運人士在關心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問題時，也能注意到西藏、新疆人民爭取 自由、民主的力量，包容、尊重少數民族的所有權利和文化。 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策略選擇 　　台灣中央研究院教授林繼文在「從一黨到多黨：台灣模式是否可複製」的演講 中指出，台灣的民主化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有著明顯的獨特之處 ，是執政黨領導人與黨外民主運動長期互動的結果。其間，貫串著國民黨對自身力 量的把握和評估，因而形成社會選舉的確定性、執政黨的不可替代性。他認為，其 中有三點經驗或許可供借鑒：一是民主化進程由知識精英主導，二是國民黨內部有 改革要求，三是穩定的一黨獨大的多黨制。 　　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陳小平針對中國大陸目前結社組黨的困境，闡述了他「關於 `合法鬥爭`的幾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以中國大陸目前的形勢，民運人士從事 合法鬥爭面臨一系列的障礙。一是法律本身給予「合法鬥爭」的空間極小，當局也 可以對法律作任意的解釋；二是大陸當局不接受公理，漠視公理；三是不能以憲法 為依據，從來沒有違憲案例。他舉例稱，當局對中國發展聯合會和中國民主黨開始 不以為意，等到需要鎮壓了，一條「顛覆罪」就把所有的成員投入監獄。據此，他 提出四點意見：不要提「合法」鬥爭的口號，因為對民主運動不利；鄉一級選舉意 義不大，應爭取縣級官員的選舉產生；當局對言論限制也很嚴，爭取的空間很小； 較為可行的是在全國人大、政協開會期間，可以利用討論熱點做一些事。 　　曾在中國參與中國發展聯合會和中國民主黨籌建的易改發表了」我對民運組織 的幾點認識「的演講，批評海外民運對中國社會的穩定、中共一黨專政與民主運動 之間的關係認識不清楚，論述不充分，存在著一定的誤區。他指出，中國的老百姓 不願意處於動盪不安之中，而國際社會也不願看到中國成為「黃禍」。在此情況下 ，海內外民運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迅速培育新的政治力量，為中共有朝一日跨台作 準備。兩種力量的此消彼長，正是中國社會維持穩定的希望。他預言：「中共十年 內垮台的必然性是存在的」，而目前在國內組黨的理論、組織和物質準備都不具備 ，貿然出頭，反而給當局以鎮壓的借口。如果象「法輪功」那樣先在地下「修煉」 一下，再浮出水面可能更好。 　　中國公安部群眾出版社前社長於浩成在評論易改的演講時提出，民運也要注意 克服「左」的問題。如八九民運時出現「絕食」時，他就有保留；後來發展到佔住 天安門廣場不肯撤退，逼得共產黨沒有一點出路。這是比賽「左」，越「左」越革 命。海外民運也是調子越高越好，一參加就要問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 嚇得人家都不敢說話了。他認為，憲法規定人民有結社、遊行的自由，可以利用進 行合法鬥爭；憲法中沒有的，可以提出修改。當然，也不排除非法鬥爭，人民是有 權利鬥爭的。 　　來自山東的大學教授李陽則提出了「行動大於啟蒙」的另一種思路：推進中國 的民主化，應該以成熟的理性、合作的姿態，通過推進資本的滾動和改革的深化來 進行。他說，「五四」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只完成了一半，反封建的目標遠 未達成。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的知識分子缺少資本的支持，沒有能夠深入民間 大眾。現在，「五四；過去了八十年，改革也進行了二十年，不是「知之為艱」而 是「行之為艱」，不應該是理論的時代，而應是行動的時代。為此，他幾年來搜集 了三百多個知識分子「下海」的事例進行研究，提出知識應該社會化，知識分子應 該關心關係到國計民生的企業發展，通過學府的智力與企業家的實力、政府的權力 結合的「三力合一」來達到推進改革的目的。 　　講評這一論題的西安學者益真認為，知識分子如果去「下海」經商，肯定是以 賺錢為首要目的，那時候對民眾進行民主啟蒙就只是「業餘愛好」了。因此，他不 認為提倡知識分子起而經商對推進中國的政黨政治和民主化有什麼直接的好處。 柏克萊加大新聞學院訪問學者張偉國在題為「新聞自由與組黨」的演講中 說，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民主團體和政黨都有一種有領袖而沒有兵的現象，說 明社會動員機制的環節出了問題，沒有很好地發揮新聞媒體的作用。他舉例說，孫 中山搞革命時，和他的同志共辦了一百二十多種報刊，而共產黨也非常重視和利用 媒體的宣傳功能，奪取政權除了槍桿子，也靠筆桿子。八九民運發佔到五月下旬， 出現了幾天少有的「新聞自由」，對民眾影響很大。相形之下，現在大陸上的民主 黨辛辛苦苦，但老百姓卻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共的新聞封鎖，除了 對民主黨幾位領導人的判刑報導外，關於該黨的其它情況一律不報，另一方面新起 的民主黨在信息擴散方面也做得不夠。他特別提出，「法輪功」發展到今天這麼大 的規模，與其利用官方時媒體很有關係。如李洪志的著作當初是由解放軍的出版社 出版的，今年五月包圍中南海，是因為報章上發表了批評法輪功的文章。總之，法 輪功很注意利用媒體及自己在媒體上的形象。 把中共逼到無處可退，還是進一步等待發展的時機 本次研討會請到來自波蘭的政黨政治活動家、原團結工會的律師，波蘭朋 友「對於共產黨專制政府，非將之逼到改革的地步不可」的觀點，引起了廣泛的共 鳴，楊建利表示這與不少海外民運人士的看法不謀而合。 中國的多黨制是否可以全盤照抄西方模式？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表示 ，西方多黨制的基礎有著與中國不同的歷史、經濟、文化基礎，而西方政治經濟結 構亦呈多元化發展，並以現代妥協系統為基礎。蕭功秦在對「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 化」這一論題的闡發中提出了「後全能主義」的觀點。他以民國初年曇花一現的多 黨制現象說明，西方社會多黨制的形成，有著多年的歷史、文化、經濟和社會條件 的制約，未必可以原封不動地照搬到尚未實現社會結構多元化的中國。不過，他認 為，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有限的多元化、意識形態 的市俗化，在這種「後全能主義」的現象下，如果各個利益集團之間能夠達成一定 的妥協，如進一步發展就會形成健康的市民社會，可能是以「維新」而不是「革命 」的方式走向民主化。他以此推斷，中國的現代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有希望。 於浩成先生在評論時贊同蕭功秦的觀點時表示，多元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 社會經濟文化多方面的基本條件，而不僅僅是「政治現象」。於浩成說，他經常批 評大陸改革步子太慢，但平心而論大陸確實在改革並向前發展，共產黨高層也不是 鐵板一塊，他對中國前途具有信心。 來自北京的易學教授、中國發展聯合會創始人紀由發表了「從突破黨禁到 鞏固民主的整體策略」的演講，他在談到突破黨禁的整體策略時表示，與共產黨斗 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先建立正確的立場和動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採取「先陰後陽」之策略；「不鬥不和、斗中有和、和中有斗」的方法 －「不反對共產黨的口號，但與之攪計」。紀由提出的四個與共產黨斗的範圍是： 促使落實黨的「雙百」方針、破「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不準確性、破「共產主 義是一個運動」的理論、破「一黨專政代表無產階級利益」說。 舊金山州大黎誠信教授發表題為「中國大陸的後共產主義改革」的演講， 他強烈反對所謂「經濟改革先行」理論，他以蘇聯、匈牙利、古巴、越南各國為例 指出，光有經濟改革是不會成功的，政治改革一定要先於經濟改革，而在共產主義 體制內，改革永遠不會成功。但黎誠信也表示，政治改革一定要有蓬勃發展的經濟 改革做為基礎。 此外，著名政論家凌鋒發表了「台灣、印尼民主運動對大陸的啟示」的演 講，以及著名學者嚴家祺的「中國選舉制度和未來的政黨分化」、香港學者鄭宇碩 的「現階段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基礎」、邵劍平的「中國問題與民主化」、辛灝年 的「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和訓政時期的國民黨」等演講也在與會者中引起了熱烈的談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