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民黨在台灣政治轉型中的作用看台灣經驗在大陸的前景 王 丹 今年春天，我應哈佛大學台灣校友會之邀赴台訪問，雖然時間匆促，但與政 界、商界、學界及新聞界均進行了接觸，對台灣經驗有了一個初步印象。總的來看 ，我認為台灣的社會與政治轉型是相對成功的，這首先表現在這種轉型的和平與穩 定上。台灣有三十餘年的軍事戒嚴的歷史，有長達百年的本土人與外省人的族群矛 盾的社會背景，在政治體制的巨大而快速的變革中能維持社會秩序，這是非常難得 的。站在大陸政治反對派的立場看台灣經驗，我認為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台灣是 如何得以進行和平演變的。因為很顯然，大陸也面臨政治轉型的問題，政治反對派 要想向人民彰顯轉型的必要，乃至於要想在政治上爭取民眾，有義務向人民解釋和 平演變的可能性，打消民眾和一些利益集團對社會動盪的擔憂，在這方面，台灣經 驗是寶貴的資源。 台灣能相對和平地轉變，有著複雜而深刻的原因，不可能一一盡述。但在眾 多原因中，有一條是對大陸很有啟示意義的，這就是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在台灣政 治轉型中發揮了主動的主導作用。在「解嚴」之前，國民黨佔據絕對的威權統治地 位，是什麼促使他們願意放棄既得利益，冒著喪失政權的危險去順應社會壓力，推 行政治改革的呢？ 帶著這個問題，我曾當面請教過國民黨新生代領導人，台灣市長馬英九先生 。馬英九解釋，一是國民黨很早就開始了民主改革、政治轉型的努力，他指的是五 十年代開始的地方選舉；二是國民黨領導集團的更新換代，使一批有著西方教育背 景的新人開始產生重要影響；三是面臨強大的社會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 審時度勢，決心順應民主改革的潮流。 八十年代，國民黨面對的主要危機是社會政治運動的興起和政治反對派的挑 戰。面對挑戰，國民黨本可以動用龐大的情治系統和軍隊加以打壓，但以蔣經國為 首的國民黨人明智地放棄了傳統的暴力統治手段，尋求建設一個民主化、制度化的 政治體系。 一九八五年底，黨外人士的「公共政策研究會」在各地成立分部。一九八六 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國民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正式指示推進 民主憲政以及國家現代化。其後又於四月九日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成立由中央委 員構成的「十二人小組」，負責檢討戒嚴令、民意機構改革、地方首長民選、開放 黨禁四個問題。五月，針對黨外人士的活動，蔣經國指示以「溝通」代替「規制」 。九月，「民進黨」成立，對這種挑戰戒嚴令的行動，十一月十一日內政部長吳伯 雄宣佈「不承認，也不予解散」，沒有對組黨行為採取鎮壓行動。這一年的六月， 國民黨正式提出六點改革的建議，包括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地方自治法治化、 制定國家安全法、民間團體組織許可制度，強化社會治安及黨務革新等。 經過一年的醞釀，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宣佈解除在台灣地區實施 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隨後解除了報禁和黨禁，正式啟動了民主改革的進程。 「解嚴」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關鍵，也是和平演變得以實現的重要原因。對於國民黨 的這一決定，台灣政治學者蕭新煌解釋有四個原因：「一是政治反對勢力的壯大以 及對解嚴訴求的升級；二是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壓力；三是執政黨內部的若干 精英對盡早結束『戒嚴體制』逐漸形成某種試探性的嘗試；四是民間社會自八十年 代以來已儼然形成的求變心態」。這其中，國民學自身的主動變革意識佔有重要地 位。 不管國民黨是出於何種動機主動變革，這種明智抉擇有效地保證了穩定的社 會環境。這突出地表現在當它面對危機與壓力的時候。 黨禁與報禁的解除，使各種各樣的群眾示威隨之而起。一九八七年一年之間 僅台北一市舉行的群眾示威就超過七千次。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的立委與國大 代表增補選舉中，民進黨得票率由一九八三年的18.77%上升到24.78%。國民黨的政 權基礎開始受到衝擊，一九八九年的縣市長及立法委員選舉中，民進黨取得空前勝 利，拿到七個縣市長的席次，以及二十一席立委。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的總得票率 達到29.7%，相對的國民黨只有58.3%。面對政權受到的衝擊，國民黨並未因此而為 了維護自身既得利益走回強力統治的老路上去，而是對自身作出檢討。國民黨秘書 長宋楚瑜發表聲明指出「願意負起所有責任，執政黨決心徹底改進。」十二月六日 ，國民黨舉行選舉後第一次中常會，決定成立黨務革新推動小組，承認「選舉挫敗 是由全體選民所做的決定。」國民黨這種態度不僅保證了改革的進行，也有利於鞏 固自己的地位，正如有的論者指出的：「從民主政治的觀點看，國民黨雖然喪失一 些議席，卻贏得民主改革的形象。假如國民黨對民進黨的結黨行動採取強硬政策， 說不定會給民進黨製造更多的機會。」 國民黨的主導作用還表現在對社會危機的處理方式上。一九九０年三月十九 日，上萬名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舉行絕食靜坐，反對國大擴權，要求政治改革 。這是四十年台灣出現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運動。由於台灣學生受到大陸八九民運 的影響，因此此次行動又被稱為「第二個天安門事件」。但國民黨當局對於學生運 動，採取了與共產黨當局的暴力鎮壓完全相反的方式。事發第二天，李登輝接見學 生代表，表示理解學生訴求，但改革需要時間，並保證進一步改革。次日，學生發 表政治宣言後撤離廣場，這種對社會危機的理性反應，為朝野雙方互動創造了一個 良好的氛圍，為社會增加了穩定因素。 從國民黨在台灣政治轉型中發揮的作用可以看到，在一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 ，原先居於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保證改革的穩定進行需要很多 條件，執政黨的主動因應形勢發展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台灣的民主化能得以和平運 作，國民黨的主動變革功不可沒，這正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方面。 以台灣經驗反觀大陸政治前景，我們看到，共產黨正面臨八十年代國民黨的 處境，根據上述蕭新煌對「解嚴」四個原因的分析，在大陸出現「解嚴」這樣的民 主改革舉動可謂萬事具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的改 革意願。我們都不願看到大陸出現社會動盪，都希望和平演變能順利進行，這裡共 產黨當局有一定的主動權。如果他們能理性因應社會危機的壓力，主動放棄一部分 既得利益以啟動政治變革，中國穩定的係數是相當大的。但是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 ，我認為中國前景令人樂觀的因素太少。因為顯然，共產黨現在不願順應時代潮流 ，仍希圖動用暴力手段強力維持社會穩定以及自身的地位，這種不理智與不明智的 做法對中國的前途十分危險。我們看到，現在當局正在瘋狂打壓國內民主黨的活動 ，民主黨的二線人員已經幾乎全部被捕，第二波針對民主黨的鎮壓正進入審判階段 。這表明當局絲毫也沒有推動民主改革的意願。同樣從台灣經驗出發，中國的政治 反對派應推動社會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迫使它開始變革，這樣才能把和平演變 的風險係數降到最小。 最近我見到一位國內出來的原副部級幹部，他也贊成大陸民主改革採納台灣 模式。我覺得這一方案有個時間問題。因為等到共產黨內一批具有新思維的領導人 佔據主要位置，恐怕還要十幾年時間，可是中國的社會危機恐怕已經積累到了我們 無法期待這種自然演化的程度了。所以大陸的民主化可能自下而上的成份要比自上 而下的成份多一些。但這並不表明台灣經驗在大陸失去借鑒意義。我們仍然期待在 未來的中國政治變局中，朝野雙方能有良性的互動，當然，這首先就要求共產黨要 放棄一些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