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傷殘者與受難者家屬證詞(續完) 尤維潔的證詞──「六四」遇難者楊明湖的遺孀 楊明湖，男，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出生，遇難時四十二歲；生前為中國貿易 促進委員會專利部法律處職員；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時左右，於南池子受槍傷， 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了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六月六日八時於北京同仁醫 院搶救無效死亡；骨灰存放於西郊萬安公墓。 楊明湖六月四日清晨一點離家，當時我和他聽到槍聲一起下樓，聽鄰居從西 單回來說起大街上發生的情況，楊明湖很擔心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決定去看 看。他不相信人民軍隊會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騎車離家到了天 安門西側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東長安街的馬路邊。將近兩點半左右，從公安 部大院衝出來的戒嚴部隊向群眾開槍，楊明湖中彈了，三點多他由群眾用平板車送 至同仁醫院。他受傷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 折，醫院只對膀胱縫合，骨盆處由於是粉碎性骨折，有些毛細管找不到，醫生已無 法給他做手術。楊明湖在醫院裡同死神搏鬥了兩天兩夜，在這段時間裡，他一邊輸 血，一邊流血，終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於六月六日八時死亡。臨終時他用微弱的聲 音深懷歉意地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別的話已無力說下去了。 楊明湖帶著很多遺憾而死，他正值壯年，有許多事需要他做，尤其是對我們 的家庭造成巨大打擊，我們有一個當時尚年幼孩子，需要我們共同撫養教育，現在 這一重擔落在我一個人身上，孩子過早失去了父愛，過早地承受了不應該由他承受 的心靈創傷。當時我的孩子尚未滿五歲，正值啟蒙階段，父親的教育對於他來說將 永遠不存在了。我所在工廠經濟效益不好，工廠轉行，對於我來說，獨自承擔孩子 的成長教育其艱難難以言喻。「六四」這一血的事實讓我震驚，對於政府用這一殘 酷暴虐的手段對待自己的國民我深感憤慨！ 尤維潔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黃金平的證詞——「六四」遇難者楊燕聲的遺孀 楊燕聲，男，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生，遇難時三十歲，生前為《中國體 育報社》編輯部電腦室職員；八九年六月四日七時在正義路搶救傷員中彈，子彈射 入肝部，於體內炸開，不治身亡。 八九年六月四日早五點多，當我們都酣睡時，忽聽有人敲門：「燕聲，燕聲 ，外面開槍了！」我聽燕聲罵了一句「真是法西斯！」又過了一會，我回頭找他時 ，他已經離家騎車走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一去竟成永別！楊燕聲四日凌晨騎 車至正義路，那裡還在開槍，路邊站著很多人，這時開來一輛卡車，車上的士兵向 路邊的群眾開槍，人們都趴下了，燕聲也爬在那兒。這時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 ！我受傷了！」燕聲站起來，要去救那個人，可就在他站起來奔向呼救的人時，狠 毒的子彈向他射來，打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聲音告訴周圍的人：「 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在周圍的人中有北京醫院的大夫，他們目睹了 這一切，並和周圍的人用三輪車將燕聲送到他所在的醫院，立刻送到手術台搶救。 醫生打開傷口，發現子彈在體內炸開了，這是中了炸子！因流血過多，已無法搶救 了。北京醫院的大夫把發生的一切告訴了我們。 我永遠失去了初戀的丈夫，孩子永遠失去了愛他的父親。那時孩子只有一歲 八個月。當孩子三歲時，提出了我有父親嗎？他是多麼渴望見到父親啊！我們母子 相依為命艱難生活著。沉重的生活負擔都由我一人承擔。孩子還特別懂事，從來不 要東西，有時，我想給他買，他就說：媽媽，我不要，我不要！留著錢交房費、電 費、水費吧！就這樣為了支撐家裡的開銷，我不得不再找一份兼職工作。 孩子的追問，催我淚下，我強忍的心在流血；面對殘酷的現實，我只有逃避 麻痺自己，過著非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作為「六四」難屬，不僅得不到政府的 絲毫安撫，反而受到種種不公正的對待，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不能 離開工作崗位，警察都要來我家裡「打招呼」。這些年來，我逐漸懂得，像我們這 樣的「六四」難屬，唯有將痛苦埋在心裡，堅強地面對人生！ 黃金平 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日 　 鄺滌清的證詞──「六四」遇難者鄺敏的父親 鄺敏，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出生，遇難時二十七歲，生前為北京叉車 總廠生產技術科專職技術員；八九年六月三日，於北京木樨地遇難，子彈從背後射 入，射穿肝部，骨灰一直存放在家裡。 我兒鄺敏，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間在北京木樨地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殺，年僅 二十七歲。他八零年就讀於北京工業大學機械系，八四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叉車 總廠工作，生前為廠生產技術科專職技術員。叉車總廠地處軍事博物館南面的蓮花 池，而我家在月壇南街，每天上下班必須經過木樨地橫跨長安街。我本人因工作任 務，當時正在天津郊區靜海縣出差，兒子遇難後六月五日接單位電話後，於六月六 日趕回北京。據兒媳說，八九年五月下旬以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市民上街支持 學生運動，兒子夫婦每天下班後都時間或長或短地與地段市民逗留於木樨地一帶。 六月三日夜被進城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衝散、追殺，兒子是在附近的水利醫院死亡的 。後屍體由電力醫院的車子於六月四日轉送到豐台醫院。六月八日我在豐台醫院太 平間看了一眼兒子的面孔就哭得死去活來，同行者把我拉開後，叉車廠工會幹部和 兒子的同學給我兒子換衣服時，對屍體正反兩面都拍了照片。據他們事後告訴我， 子彈從背後射入，穿透肝部，從前面出來，入口小，出口很大，說明中的是炸子。 六月九日去八寶山火化場瞭解情況，見有駐軍把守，總是要辦一個手續，寫一死亡 說明，如果寫槍殺就辦不了火化手續。也有人傳言說，一些遇難的人是裹著屍體謊 稱車禍才得以火化的。我堅決不肯這樣辦理。蒼天有眼，是劊子手殺害了我兒子， 難道還要我去替劊子手掩蓋罪行？不讓火化，就讓屍體永遠停在醫院太平間！ 到了六月十二日下午，我接到電力醫院通知，說公安局通知要求在兩天內必 須火化。我才如實寫了死亡簡要說明，於六月十三日辦手續火化。至今我仍然把兒 子的骨灰保存在家裡。叉車總廠事後給我一千元補助，我沒有要。 我三十二歲離婚，兒子成了我相依為命的獨生子。他八七年結婚，尚未生兒 育女，頃刻間一個三口之家，兒子死了，兒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這個七 十歲的孤老頭，收入低，且肺氣腫纏身，風燭殘年，一片茫然，往後的日子托付誰 ？ 專制獨裁者傷天害理呀！ 鄺滌清 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 張振霞的證詞──「六四」遇難者軋愛國的母親 軋愛國，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出生，遇難時二十二歲，生前待業；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二十二時中彈，腦幹貫通傷，骨灰安葬於老家天津。 八九年六月三日，我孩子出去買肉回來，叫我給他包餃子吃，隨後他就找他 的女朋友出去買鞋，說明天出去玩。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一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六月三日的夜裡，政府的軍隊真的開始殺人啦！槍子滿天飛。我當時在公主 墳，我要去找孩子，可人山人海，到哪兒去找啊！於是我就先回到家裡。第二天是 六月四日，孩子沒有回來，那可怎麼辦呢？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於是我就找來孩子 的同學和朋友，求他們到各大醫院去找，我自己也出去找。我去到海軍醫院人家說 只管查活著的，死了的就不管查。看來死了的就沒有地方找了！慘無人道！難道集 體給燒了？我到水利醫院、３０４醫院、人民醫院都去找了，特別是人民醫院，那 裡屍體都沒有地方放啦！我費了半天勁還是沒有找到我的孩子。這一天又過去了， 到了五日那天，我說去３０１醫院看看吧，結果我的孩子還真的在那兒，躺在冰櫃 裡，醫院保存的還很完整，醫生說是腦幹貫通，沒有搶救過來。等他們告訴我的時 候，我昏死過去好半天。我那天真活潑的孩子，就這樣被他們活生生地槍殺啦！他 們殺死了那麼多中華兒女，是誰家的人誰不心疼啊！執政者犯下了血腥罪行，他們 就是千古罪人遺臭萬年。孩子的骨灰起先存放在八寶山骨灰堂，每年的清明節、「 六四」祭日我們都去看孩子。記得在九一年，我和老伴還有孩子的女朋友一起去看 孩子，我們只不過在那兒坐了一會，公安人員就把我們帶到派出所去了，審問我們 ，想把我們三人驅散，怕我們鬧事；最後又叫我們看彩電，給什麼「三五」牌吸煙 ，真不知他們存什麼心。他們做了虧心事心虛，我在地上用樹枝寫了幾句話「紙筆 千年會說話，子孫萬代要報仇！」他們就問我們向誰報仇？我說誰殺了我的孩子我 就找誰報仇，到最後不了了之，就把我們送回家了。 我家以前是個歡樂的家庭，我看著我的兩個兒子別提多高興啦，他們都有女 朋友，彼此可好著呢。自八九年「六四」後，我們全家生活得就沒有任何意思了， 簡直是度日如年，我的神經受了刺激，半年沒有上班，得了神經性高血壓；我的丈 夫得了心臟病快十年啦，我們熬過了一個又一個艱辛困苦的歲月。現在我想開了， 如果我要是死了，誰還給我兒子申冤？我還要保重身體活下去，我要和他們評理！ 我就不信世界這麼大就沒有說理的地方，我要和他們抗爭到底，討回人間的公道， 要不我對不起那含冤於九泉的兒子！ 孩子的骨灰在八寶山存放了三年後，我們送回老家去了，我這裡有３０１醫 院的醫生證明，還有死亡報告單和死亡論斷書，證明槍傷腦幹貫通，還有我兒子的 照片。當時的血衣、手錶、身份證我看著難受就都燒了。 張振霞 一九九九年二月 尹敏的證詞──「六四」遇難葉傳航的母親 葉偉航，男，一九七零年二月十日生於北京，遇難時年僅十九歲零四個月； 生前為北京五十七中高三二班學生；於四日凌晨二日左右，在木樨地車站路北往東 一百米處宿舍樓前街心花園遇難，左臂貫通傷、右胸及後腦部閉合傷；骨灰存放於 家中臥室。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九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開始了大規 模的屠殺，全世界人民被這一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而震驚！ 我是醫生，當時我正在給一患高燒的小孩看病，我在患者家裡六樓看見對面 我家兒子正在燈下複習功課，因為已進入緊張的高考複習階段，看到兒子那樣專心 ，我心中感到無限的安穩和自信，萬沒想到這一隔樓相望卻成為我們最後的永別！ 無奈這無情的槍聲震撼了年青的心靈，我孩子放下手中複習的語文課──《紀念劉 和珍君》，於四日０點十五分騎自行車離家前去木樨地（事後我的同事告訴我這個 時間），六月四日凌晨二時左右，我兒子中彈後，由四個年青人輪換背著他送到海 軍總醫院外科（日後外科大夫告訴我此情況）搶救。我兒子身中三槍，槍傷部位： 左臂貫通傷、右胸及後腦部閉合傷；經大夫奮力搶救無效死亡，那年他年僅十九歲 ！ 鑒於當時的情況，我們無法確知兒子遇難的地點，但事隔幾月，我夢中夢見 了兒子遇難的地方，為了證實，第二天上午我前去尋找，果然與我夢中情景相同─ ─木樨地車站路北往東一百米一宿舍樓前街心花園處，（現已拆除，已成立交橋） ，因為我便確實此處為我兒子遇難地。 兒子遇難後，我不忍心將他放在荒涼的土地上，為了相互慰藉孤獨的心靈， 火化後，我把兒子的骨灰放置在我的臥室中，我可以經常與兒子聊聊心中的苦悶、 思念之情，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 我兒子在學校裡品學兼優，很受同學和老師信任，是班裡的一個好學生、好 幹部。他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未來。兒子突然離去，猶如晴天霹靂，我們的心在 流血，親人陷入萬分痛苦之中。這樣沉重的打擊，我們難以承受，精神和心靈的創 傷難以癒合。十年來，我們苦苦掙扎，為了給孩子討回公正，我們呼喚有良知的人 們，動用法律來維護人間的正義，還歷史本來面目，嚴懲殺人兇手，以告慰遇難親 人的在天之靈！ 尹敏 一九九九年二月 杜東旭的證詞──「六四」遇難者馬承芬的丈夫 馬承芬，女，一九三四年出生，遇難時五十五歲；生前為復員老軍人；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時，在總政干休四所宿舍樓下乘涼時被戒嚴部隊槍殺，子彈身入 右下腹部，傷口約４－５厘米，六月四日晨死於３０４醫院；骨灰自費安葬於金山 陵園。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軍人，一九三四年出生於河北省，一九四九年參軍， 一九五一年入朝參戰，在韓戰中歷經三載倖免於難。歸國後一九五八年復員做了隨 軍家屬，到了晚年卻無辜死在了所謂人民軍隊的槍彈下。十年前的八九學運和民運 ，全國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從國家前途著想，起來反對貪污、腐敗，要求自由、 民主，並要求與當時身為總理的李鵬對話，李鵬不僅不聽廣大民眾的呼聲，反而喪 盡天良於六月三日派軍車、坦克進城，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我們家住在總政白石橋第四干休所，位於復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 距大街還有二百米左右。當時很多老幹部（約有數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樓下對開 槍屠殺人民的行為憤恨不平。約在夜間十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 性地向胡同裡開槍，當時我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當 時我站在離她二米遠處和一位老幹部說話）。突然間，一顆子彈擊中她的右下腹部 ，傷口直徑有４－５厘米，鮮血流了滿地。她當時就栽到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 危，必須馬上送往醫院搶救，可是汽車又不准出動，只好借一輛三輪車，直到四日 凌晨三點多，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後送回病房，也未給輸 氧（事前已向院方說明她前兩個月因心臟病在此住過兩個月醫院）。當時以為並不 嚴重，她躲過了這場災難，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這把我和 孩子們都嚇壞了，我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復發，醫生又把我送進搶救室搶救，經 兩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事後經干休所聯繫，把妻子送八寶山火化，三年後，我又 自費將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園了。 「六四」慘案已經十年，我們這些死難家屬和難友，每年都向當局寫信申訴 ，要求公正解決「六四」問題。我個人在「六四」後的前兩年也多次向總政和國家 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因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無辜殺害的，但結果都是石沉大 海，不僅不給我一個答覆，反而再三阻攔我同一些難友的聯繫；當局還一再厚顏無 恥地說什麼天安門沒死一個人。我在「六四」早晨從急救室出來在在醫院門前等車 時，親耳聽醫院護士邊走邊說：「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 碾成了肉泥！」至於死亡人數僅在３０４醫院起碼有數十人，在復興醫院、鐵路醫 院死亡的人數更多，更何況在大街上被射殺的人，當時由軍車運走或就地掩埋的就 更是數不勝數了。 杜東旭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張艷秋的證詞──「六四」遇難者王志英的遺孀 王志英，男，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生，遇難時三十五歲，生前為北京第 三通用機械廠重型汽車鑄造廠傳動橋廠職工；六月三日晚二十點，於珠市口十字路 口處遇難，子彈身中頸部大動脈，骨灰安葬於昌平佛山公墓。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營三號，我娘家住宣武區椿樹上三條十八號。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十時多，我倆從我娘家回自己家，從前門外公園胡同出來就不能通行 了，到了大街了，到處都是人，我倆只好推著自行車步行回家，當走到珠市口時就 聽到槍聲，我們還以是是放鞭炮，邊走邊看，這時槍聲越來越近了，聽到有人喊「 打槍啦！」我們匆忙從擠滿人的路口通過，看到人們到處奔跑，軍隊已經過來了， 是從南往北過來的，都是全副武裝，頭戴大殼帽的軍人邊跑邊開槍。我們一看情況 不好，趕快跑到路口一輛麵包車的後邊躲藏起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一顆子彈打 中了王志英，他倒在地上。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鮮血從他的後背流了出來，我忙用 手堵，血又從前邊的頸部噴得很遠（後來才知道中彈部位是頸部大動脈）。當時我 拚命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在密集的槍彈聲中，我的聲音再大，也太 微弱，沒人聽得見，人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打槍的部隊那邊，我的聲音都喊啞了 。大概過了幾分鐘，前邊的部隊過去了，在我的拚命叫喊下，旁邊的人才擁了過來 。地上的血已經流了一大片，我的身上也全都是血。這時有人說：「趕快送醫院！ 」有一個人推過一輛平板車，大家把志英抬上車，但志英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可能 已經停止呼吸了。人們把他送到附近的前門醫院，醫院說治不了啦，趕快送同仁醫 院吧。人們又截了一輛麵包車，把他送走了。當時旁邊的人沒有讓我上車，車開走 後我拚命喊要一塊去，這時有兩個年青人騎車帶著我奔向同仁醫院。當我們到達崇 文門立交橋時，又遇上進城的部隊，我們不敢上前，只好等他們過去才趕到同仁醫 院。 到醫院後，醫院十分混亂，跟醫院說明情況（別人幫著說的），一位姓趙的 大夫對我說：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我當時跪在地上抱著大夫的腿說：「求求 您，救救他！他有七歲的女兒呀！」我的身上手上全都是血，沾了大夫一身，大夫 流著淚說：「不行了，我們用了各種搶救的辦法，他送來時已經不行了，他死了， 已經送太平間了。」他是送到同仁醫院的第一個死者，過了一會兒，趙大夫帶我去 太平間確認了一下，取下了志英身上的鑰匙讓我看，我的心徹底地碎了。我大聲地 喊叫，這時醫院給我打了一針（可能是鎮靜劑），許多好心的人圍著我、安慰我， 當時還有個青年報社的記者給我照了一張相。這一夜同仁醫院拉去許多受傷中彈的 人，誰也沒有逃過死亡。還有一個女大學生嚇瘋了，許多人陪著我掉眼淚一直到天 亮，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男青年幫我去通知家裡人和孩子的叔叔，到了六月四日 中午才把我接回自己家。就這樣，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永遠失去了最 親愛的人王志英！ 一星期後去八寶山火化了，現在他的骨灰放在昌平佛山公墓。 愛人死後，雙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非常悲痛。我一星期沒有進食，整天哭泣 不止，神情恍惚，每日晚上都盼著他回來，總以為他去上班了，心想他會回來的， 一定會回來的！有時夜裡經常說胡話，喊他的名字，一個月消瘦了二十斤。我的女 兒當時只有七歲，他爸死後的幾天我們沒有告訴她，火化的那天才告訴她，突然襲 來的打擊把孩子嚇壞了，不住地哭，學校的老師說她在課堂上經常發呆，回家後也 不吃飯，同我坐在一起掉淚。我的母親昏死過去兩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萬分，吃 不下睡不安，半個月後，公公眼睛哭得看不見了，去醫院作了手術，兩年後因思念 兒子過度悲痛離開了人間；婆婆高血壓，冠心病也越發加重，經常離不開醫院。我 愛人的死給全家人帶來的痛苦是說不盡訴不完的。 志英死後，我和女兒在生活上很艱難，經濟來源減少了一大半，我的工資只 有六十六元，帶著七歲的女兒，多虧了雙方姐弟給予了一定的照顧才勉強維持下去 。如今女兒已經十七歲了，在這十年當中，我們母女承受了多麼大的精神痛苦和生 活艱辛啊！「六四」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張艷秋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馮友祥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劉錦華的丈夫 劉錦華，女，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遇難時三十四歲，生前為中國 人民解放軍總政干休三所工作人員；八九六月三日晚，在燕京飯店西邊樓後遇難， 腦部中彈；骨灰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後安葬於天津李齊莊公墓。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我與愛人錦華去我妹妹家取藥，因為當時我們的住所正 拆遷，在公主墳阜城路那兒暫時住，到我妹妹家需要進城。當時北京市區秩序很亂 ，在回家途中，我們走到禮士路聽到西邊有槍聲響，就無法再往前走了，只好躲到 燕京飯店西邊樓後。我們想，我們並未參與運動，能有什麼事呢？沒有想到，當部 隊行進到此地時，隨著槍聲，我倆都倒在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槍，我愛人腦 部中了一槍，一下就不省人事了。而後我大喊快來救人，接著我被送到了兒童醫院 ，我愛人送到哪裡，情況如何，當時我不知道。過了了一周，我轉入３０６醫院， 方知我愛人已被群眾送到空軍總醫院的太平間，她死了。她的遺體是由她單位的所 長找到的。八天後在八寶山火化，單位負責開了追悼會，我也帶傷去參加了。而後 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三年；三年後，聽我岳母的意見，安葬在天津李齊莊公墓。 「六四」事件發生後，我們的家庭就算完了，從那時起，我只好帶著我的孩 子過起孤獨的生活，至今沒有組成新的家庭。在這十年之中，許多困難擺在了我的 面前。第一是工作，家中出了這麼大的事，尤其是涉及政治問題，我也就無法在單 位幹下去了，因為我不能幹一件永遠也無法成功和能夠看到前途的事情，一氣之下 ，只好「下海」經商。這期間給我的親友們增添了不少麻煩，都是一些具體問題。 最讓我頭痛的是，培養和教育孩子的問題。我不能把殘酷轉給下一代，我不能培養 一個仇恨的心靈。但如何做呢？確實是件很艱難的事。十年了，我考慮了很多，我 想，最終的解決應當是國家在「六四」事件上有個結論，方能解除我們難屬及全社 會人民的憂慮。我在親人遇難十週年的時候，十分懷念我的愛人。我對於「六四」 事件中同我愛人一起倒下的人深表哀悼；對於這些年來幫助過我的人們表示衷心感 謝。 馮友祥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石峰、韓淑香的證詞──「六四」遇難者石巖的母親 石巖，男，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生於遼寧大連，遇難時二十八歲，生前為北京 空政歌舞團演奏員；八九年六月四日遇難於某一立交橋，頭部太陽穴中彈，右手有 扭傷，遺體於八寶山火化。 石巖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一九八三年畢業後分配至北京空 政歌舞團工作，他的家就住在歌舞團大院內。他八九年六月四日遇難時只有二十八 歲。因為我們不在兒子身邊，聽兒媳講：六月三日晚些時候，她發現石巖一直沒有 回家，就到處去尋找，後來在北京人民醫院太平間發現了石巖的屍體，是頭部太陽 穴中彈，右手有扭傷。當時有一位穿大衣的工作人員，因為有壓力不敢講真話，費 了好多口舌，他才講出一點情況，說石巖是在某一座立交橋上被槍打死的，是紅十 字會急救中心給送到醫院太平間的，當時還沒有停止呼吸，後來，醫院搶救無效死 亡。因當時北京滿街都在打槍，是親朋好友冒著生命危險急急忙忙將石巖的屍體送 到北京八寶山火化的。 現在家裡只有我們兩個老人相依為命，身邊無子女。我本人是高血壓，心臟 病，我老伴股骨骨折，行走不便。十年來我們兩人艱難度日。 石峰、韓淑香 一九九九年二月 劉淑琴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彭軍的母親 彭軍，男，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生，遇難時三十歲；生前為新疆建設兵團司 令部物資局駐京辦事處司機、辦事員，六月五日晨於北京朝陽區東大橋遇難；骨灰 存放於平谷火化場骨灰管理處。 八九年六月五日早上六點多鐘，彭軍從朝陽區東大橋的住址出門，準備去買 早點，行至大橋斜街西口南邊約十五米的地方，遇戒嚴部隊掃射，身中兩彈，一處 在腳踝處，另一處從右後胸射入，左前胸穿出，當時由民眾用平板三輪車送往朝陽 醫院搶救，但搶救無效身亡。彭遇難時只穿了短褲和拖鞋。 彭軍死後，送平谷縣火化場火化，所在單位給他開了追悼會，並給彭的女兒 一次性撫恤金人民幣二千元左右。 半年後，其妻帶著三歲的孩子離家而去，後改嫁他人，地址不祥。 三年後，即一九九二年九月，父親彭國貴因兒子遇難受刺激去世，年僅五十 九歲，原來的六口之家只剩下我和女兒兩人艱難度日。 劉淑琴 一九九九年二月 劉秀臣的證詞──「六四」遇難者戴偉的母親 戴偉，男，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出生，遇難時二十歲；生前為和平門烤鴨店 廚師；六月三日十一時，上班途中遇難；骨灰安葬在昌平縣永陵。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戴去前門和平烤鴨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飯店西側七路公 共汽車站時，遇上戒嚴部隊開槍，不幸中彈，子彈從背後射入，前胸穿出，後送郵 電醫院搶救，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於四日凌晨死亡。 當我得知兒子遇難後，精神失常，下身癱瘓，住醫院半年。後經多方醫治， 倖存至今，但身體虛弱多病，精神恍惚，內傷已無法彌合。 其妹戴菊當時正在報考警校，各項條件均已合格，卻因哥哥的事情受到牽連 ，不能錄取。後報考三十二中，學業優良，名列前茅。畢業後分配到哥哥生前單位 和平門烤鴨店工作，只是用自己的勞動換飯吃而已！ 劉秀臣 一九九九年二月 方政的證詞──「六四」傷殘者 方政，男，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於安徽合肥市；一九八五年考入北京 體育學院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八九年畢業。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以學生為主體的學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運動，我當時為 四年級應屆畢業生，在學潮期間，我作為體院的學生會幹部，積極參與、投入了這 場運動。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從這天夜晚戒嚴部隊在北 京市區開始大屠殺，直到六月四日凌晨，我們始終靜坐在廣場紀念碑周圍，當時各 高校學生約有四千人。 「六四」凌晨二時半，從北京郊區衝殺過來的各路戒嚴部隊彙集到天安門廣 場周圍在坦克開道及軍隊驅趕下，靜坐的學生大約從四時左右紀念懷著悲憤、沉痛 的心情和平、有秩序地從廣場東南角撤離紀念碑周圍，當時我走在隊伍的後面。從 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經前門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樂廳附近一條南北走向連接前門 西大街及西長安街的路），然後拐上西長安街繼續向西行。此時已近黎明，約六時 左右，學生隊伍靠西長安街左側（南側）街在人行道及自行車道上。當我們剛拐上 西長安街行至六部口時，突然從人群背後射出許多毒氣彈，頓時在學生隊伍中炸開 了，有一顆就在我身邊爆炸，頃刻間，一團直徑大約２－３米的濃煙籠罩了我們。 走在我身邊的一位女學生，在毒氣熏嗆下，加上驚嚇，突然昏倒了，我便趕緊抱起 這位站立不穩的女學生向路邊轉移。正在這時，我發現一輛坦克正快速由東向西朝 學生隊伍衝殺過來，於是我奮力將這位女學生推向人行道邊的護欄。一眨眼，這時 坦克已貼近人行道邊逼近我的身邊，坦克的大炮筒往後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閃不及 ，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 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我奮力掙脫 出來滾到路邊，但這時我已經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來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學生 送到積水壇醫院去搶救的，在醫院施行兩腿截肢手術。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高 位截肢，左腿膝下五公分處截肢。 我在醫院療傷至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大約在六月十一日，西城區公安分局 對我進行了調查備案，出院回校後，我又繼續受到校方長達幾個月的詢問和清查， 他們要我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我的拒絕。被我救護的那位女學生（ 本院低年級學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認了這一殘酷的事實。我由於不 願與校方合作，校方遲遲不給作結論，最後取消了我的畢業分配。但我當時並沒有 離開北京，一九九二年三月，我代表北京市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三屆全國殘疾人 運動會，並取得兩項冠軍、獲兩項遠南地區最好成績。後來，我因在北京生活無著 ，在一同鄉大姐的幫助下去海口謀生，一直至今。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我理應在全國選 拔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後因我的傷殘原因（「六四」事件中致殘） 被無理取消了參加比賽的機會。此事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的《紐約時報》有詳細 採訪報導。 在海口的這幾年中，地方公安部門一直把我當做監控對象。一九九五年底因 有一些「六四」民運人士來海口我處相聚，我的住所受到公安人員的無理搜查，所 有人被拘捕，從此我的正常生活常常受到公安的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 上門盤問，給我在海口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 傷癒後，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 ，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巨大的精 神創傷。 方政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齊志勇的證詞──「六四」傷殘者 齊志勇，男，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生，受傷時三十三歲，原北京市城建 六公司六級油工，現為個體攤販；八九年六月四日晨一點二十分，在西單西絨線胡 同受傷，雙腿同時中彈，高位截癱。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被槍擊傷致殘至今已十個年頭，我已四十三歲了。因我的 腿是「高位截肢」，每當天陰下雨，或者想起當年的可怕情景，我的雙腿就疼痛麻 木。 當年我家住在海澱區紅聯南村（西外）。我們油漆班有一項工程在前門大街 「泰豐樓飯莊」。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多，我們一行四人騎車上班（因那天天氣火熱 就想下午去幹活，晚上接著干）。當我們路過西單西大街電報大樓，也就是國務院 西牆外的時候，有輛大轎車翻了，聽圍觀的人說：「剛才武警打催淚彈來著。」（ 後來我住醫院時有一位女大學生就是被催淚彈打中右腿的）由於人太多無法騎自行 車，只好把自行車放到牆邊，步行到工地。 六月三日晚上，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因活忙，白天沒來得及去看「女神像 」，晚上我們想去看一看。當時同去的幾個人轉悠著看大字報，我坐在地下乘涼。 到十一點我鍾聽到廣播裡說：「如不離開廣場，後果自負。」我心裡發怵，就喊同 去的人趕快走吧。這時廣場東側飛快地開來一輛裝甲車，繞著廣場四周轉圈，有位 騎車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開槍了！打死人啦！」 我們這時走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只見裝甲車向橫在馬路上的隔離帶疾駛而來 ，如入無人之境。周圍的人群嚇得四處亂跑，我一口氣跑到六部口西邊的西絨線胡 同裡，想過馬路去取自行車。這時長安街西邊走來一大隊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 西往東行進，而那輛裝甲車開到六部口就停下起火了，從車上下來三個汗流滿面的 軍人，有四、五個學生趕快過去挽著軍人對大家說：「這是人民的子弟兵，他們有 軍令，誰哪裡有水給他們喝點。」我這時還是想過馬路去推自行車。正在這時，有 磚頭從國務院紅牆裡面砸了出來，樹上還有亮光。我又回到西絨線胡同裡，此時槍 聲大作，看到東側起了信號彈。這時約為六月四日凌晨一點二十分左右，我在胡同 裡面看到長安街上已經沒有人群走動，只聽到槍聲！我站在那裡往西看裝甲車上的 火光。就在這時，我的一位住在石碑胡同的朋友喊了我一聲：「小齊！」我說，你 怎不回家，他說我家胡同裡都是坦克，回不去了。我們就這樣邊說著，邊聽著槍聲 ，我們還說這像是橡皮子彈！剛沒說幾句話，我往左邊一看有幾個穿迷彩服的軍人 手端衝鋒鎗跑過來了，還沒來得及躲避，我就突然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腿上了， 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噴泉似往外湧，我用力大喊：「救命啊！」這時有幾個人跑過 來，他們一看，我還活著，打著腿了。一位小伙子脫下上衣撕成條，把我的腿包紮 上了，哪知道我的右腿也打了個洞，這些好心人用手把我抬著說，趕快送醫院。此 時有一位老太太說：「孩子！挺著點，我回家拿門板！」就這樣人們把我抬到了市 第二醫院，可是市第二醫院不知何故沒開門，於是又把我抬到急救中心。 從我中彈的西絨線胡同到市急救中心，少說也有四里地。到了急救中心一看 ，門外都是受傷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這時有位大學生志願者走過來 看了我一眼，對大夫說：「大夫，他是大動脈出血，很危險。」大夫把衣服撕掉換 了止血帶。此時正好來了輛麵包車，醫生說，這裡忙不過來，趕快往南城送，那邊 可能好點。我被抬上這輛車後，車上已有兩位受傷者。車開著開著，突然我左側的 那位受傷者的左手從他身上掉下來了，我叫了他幾聲，他沒有聲音，司機說他可能 死了，我一聽很快就昏過去了。等我甦醒過來時，我已經在宣武醫院了。急診室的 醫生摸了一下我的大腿根部說：「骨動脈沒了，你叫什麼？」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 ，他就把我的名字寫在我的胳膊上，然後說：「快送五樓手術室！」到了手術室， 那時約三點半，由於手術台都正在使用著，等到五點四十分才輪到我動手術。這時 負責救我的人打電話叫來了我弟弟，我弟弟問大夫，他死了嗎？大夫說：「問題不 大，我們會搶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飛了人就完了！」整個手術進 行了六個小時，因為是兩條腿，輸了１８００ＣＣ鮮血，左腿傷的是主動脈，醫生 說我幸虧身體素質好，又及時包紮，否則失血過多就死了。 過了數天，左腿開始腫脹，做了減脹手術。到了六月十三號醫生決定截肢， 我的左腿有動脈去，沒有動脈回。醫生讓我媽簽字，我媽一聽截肢就哭了：「我不 簽字，我生他時，好胳膊好腿。我兒讓解放開槍打了，要截肢！不簽，你們打死他 吧！他犯了什麼罪！」當時我的心情亂極了，無法說清楚。我為什麼這麼苦？我是 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希望當一名解放軍，保衛祖國，沒想到被解放軍的 子彈打成殘疾！ 七月十六日由於傷口感染，進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氣火熱，左腿疼 痛難熬，望著殘肢真不知以後怎麼活。 我們單位遲遲不肯交醫藥費，八月七日由兩位士兵，一位警官和兩位醫院的 人帶著我乘車到了我的單位，一位醫生對單位領導說：「我們醫院共接受診治（受 傷）病人273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學生沒交醫藥費了。」最後單位這才給付了醫藥， 單位無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辦了退職手續，每月發給我五十元生活費和副食補 貼。妻子因此跟我離婚，我一人帶著七歲的兒子與老母親一起生活。剛開始用雙拐 行走，十分不習慣結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以 後我在家門口擺了一個食品攤位，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齊志勇 一九九九年二月 張ＸＸ的證詞──「六四」傷殘者 張ＸＸ，男，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生，北京某高校教師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六日左右，我與兩位朋友一起去天安門廣場看「女 神像」，八點左右到達廣場，此時廣場上人很多，女神像聳立在廣場北側，看過女 神像，我們聽講演，然後繞廣場轉了一周。在廣場，我們聽到了當天下午在西單發 生的戒嚴部隊的軍火車被民眾截留一事，於是我們決定去西單看看後回校。這時大 約晚十一時左右，我們突然聽到很大的機器聲從前門方向傳來，只見一輛裝甲車從 前門高速向北駛來，人群飛快向兩邊散開，裝甲車在人群中飛馳著，場面很恐怖， 最後裝甲車向西駛去。我們還是決定去西單，到了六部門，由於人多，我們把自行 車放下，步行前往西單，到西單已是十二點左右。在西單十字路口看到了幾輛用作 路障的公共汽車。這時從東西方向傳來槍聲，場面很亂，有幾個從東面跑過來的人 喊「解放軍開槍了！」這時我們幾個人已走散了，我看到一些人抬著傷員過來，我 與他們一起往西跑。這時槍聲越來越近了，突然在我腿下一聲爆響，我隨即倒地， 右腿失去知覺，我知道不好了，肯定是中彈受傷了，於是大喊。有幾位戴著北京師 范大學校徽的學生過來抬著我繼續往西跑，抬到一處院子停下，他們說需要待部隊 過去才能出去。他們問我傷在哪裡？這時我的腿開始疼痛，我說是跑的時候受的傷 ，傷口應該在後面，我用手摸了一下後面，滿手是血（果然是部隊向跑散的人群亂 開槍）。過了一會，槍聲過去後，有人找來一塊門板，他們將我放在門板上抬到了 一家醫院，由於那裡傷員太多，我被簡單包紮後，被轉到宣武醫院。在宣武醫院的 大廳裡，一位工人日報的記者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請他通知了我的家裡。後來我 被送進手術室進行了第一次手術──清創手術。 我的傷口位於右大腿正後方的中間處，傷口是一個拳頭大的洞，骨頭缺損二 厘米左右，肉向外翻著，從Ｘ光片上看到了肉裡還有數片金屬碎片，顯然中的是炸 子。兩個星期後進行了第二次手術──接骨、植皮，一個月後出院。以後由於右腳 無知覺，腳也無法活動，又去宣武醫院檢查，證實坐骨神經被打斷，神經缺損較多 。為此，八九年十二月又住醫院進行了第三次手術──移植神經，術後一個月，又 得了急性骨髓炎，又住進了香山醫院，用中醫法治療骨髓炎。按醫生要求，治療前 應先去掉鋼板，於是進行了第四次手術──去鋼板。九０年五月份出院。由於我是 瘢痕體質，康復很慢，右大腿肌肉粘連很嚴重，右腿嚴重強直，九一年二月住積水 潭醫院進行粘連鬆解手術，這次手術切除了一部份骨臼關肌肉，致使右腿關節無力 ，在九一年的一次外出時又發生骨折，再次住進了積水潭醫院，進行了第五次手術 ──接骨，術手休養到九四年，上班至今，前後共住院治療一年多。 在我受傷時，我剛結婚兩個月整（八九年四月二日），我的受傷給雙方家庭 帶來了巨大痛苦，我的妻子更是承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痛苦，在我的多次手術 過程中，都是由她陪伴照顧我，要知道我們剛結婚兩個月，還沒有享受新婚帶來的 快樂。至今我的大腿還帶著鋼板，右腳沒有知覺，右腿無力，不能蹲，不能跑，不 能走，走路時一不小心就摔倒，給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張ＸＸ 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