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灑滿華沙 ——波蘭十年改革一瞥 (瑞典)茉 莉 在波蘭訪問的那幾日，正是雨後初晴的好天氣。寬廣乾淨的華沙街道上，到 處可見五月的鮮花。波蘭朋友笑曰：「這是因為華沙歡迎你。」 記得廖天琪大姐在 1991年 8月訪問波蘭後，曾經以「烏雲籠罩四野」為題， 描繪當時在歷史陰影和市場經濟之間艱難徘徊的波蘭。 幾年過去，最早由共產黨制 度轉入民主制度的波蘭，在經過一段改革的陣痛後，今天已經是政治體制穩定，經 濟連續增長，其「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的波蘭模式，已經被實踐成功地證明 其正確性。在今天的波蘭，人民享受著政治自由與新聞言論自由，其經濟的發展前 景有如華沙春日明朗的陽光。 捷克總統哈維爾恰好也在那幾天訪問波蘭。他是來與原共產黨國家的東歐鄰 居們商量，怎樣一起籌備紀念東歐民主勝利十週年的活動。 自由的意義在於…… 在二戰時被炸成廢墟、後又依照原圖重建的華沙美麗古城，國際特赦組織波 蘭分會的博古斯拉夫先生按照波蘭人的傳統，向我和翻譯小姐安娜各獻上一束潔白 芬芳的鮮花。 博古斯拉夫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英語教授， 一位原團結工會的老戰士。在波蘭 結束共產黨的統治之後，博古教授對他的學生說：「為了這個世界的將來，現在最 值得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人權，二是環境生態。」在這種理念支配下，博古教授 獻身於國際性的人權運動。 世界歷史上恐怕很少有這樣的巧合。當一個共產 黨國家的人民獲得民主選舉權利的那一天，另一個共產黨國家的民主運動卻在同時 ，被血腥地鎮壓下去。 1989年 6月 4日， 就在波蘭人民第一次歡欣鼓舞地享受自己的民主選舉權時 ，驟然聽到中國北京發生了大屠殺的消息。他們投完票後立即轉身去了中國駐波蘭 大使館，發出他們憤怒的抗議聲。以後年年「六四」，都有波蘭人權組織成員去中 國大使館門前遊行示威。 這是波蘭人最難忘的一天。 在中國的「六四」鎮壓發生一個月之後，，博古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即開始籌 建國際特赦組織波蘭分部。他們說：現在我們自由了，我們應該馬上建立人權組織 ，以幫助世界上其他的還沒有得到自由的人民，這是我們獲得自由的意義所在。十 年過去，波蘭分部已經在全國各個地區建立了活動小組，許多生氣勃勃的年輕人成 為人權運動的活躍人士。 國際特赦組織波蘭分部辦公室設立在華沙市中心的一座大樓裡。我驚訝清貧 的人權組織怎麼能夠承受這麼昂貴的房租，博古先生告訴我，這是因為房地產公司 支持人權組織，只要求他們支付減價的租金。我在前去波蘭訪問之前，曾經拿著我 的難民旅行證件去申請入境簽證，波蘭駐瑞典領事館的女職員一看國際特赦組織給 我的邀請函， 就一刻也不耽誤地給我把簽證辦好，並把簽證費用降低一半。在曾經 長期爭取自身人權的波蘭，無論在出租 車上還是在市民家裡，到處都可以感覺到人們對國際人權組織的尊重。 作為國際特赦組織的一個年輕分部的創始人，博古先生在 1995年曾經到過具 有豐富的國際人權活動經驗的瑞典分部來學習。在斯德哥爾摩，他聽過我做的一個 有關「中國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講。幾年之後，博古先生的國際特赦波蘭分部聯 合波蘭筆會、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和團結工會，計劃籌辦一個紀念中國「六四」十 週年的活動，他們把熱情洋溢的邀請信寄給了我。 在這個主題為「昨日天安門，今日科索沃，明天是哪裡？」的紀念大會上， 除了我這位來自中國的客人之外，還有來自英國倫敦國際特赦總部和來自俄國人權 組織的代表。波蘭國會的兩位代表和原華沙市市長也與會發言。 波蘭筆會的會長致詞說：「由於波蘭自身的遭遇，我們特別同情人權被侵犯 的中國人民。十年來波蘭筆會一直在支持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他還談到， 以爭取言論思想自由為宗旨的國際筆會，完全不能容忍中國政府鎮壓自己的人民。 享有盛名的波蘭團結工會的代表回憶說，在八十年代波蘭工人爭取自由的奮 斗中，獲得了世界許多國家的支持，因此現在團結工會希望能夠幫助仍然在中國監 獄裡的異議人士。 華沙市前任市長也到場發言，他回憶當年「六四」屠殺發生後，北京駐波蘭 大使館和他聯繫，希望華沙和北京結成「兄弟城市」，被他拒絕了。他們用這種方 式表達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 會議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原駐北京的波蘭記者講述他 1989年的經歷。當 時他親眼目睹了長安街的鮮血，目睹了北京市民用鮮血在牆上書寫標語：「打倒李 鵬！」他至今仍記得許多北京人對他說的話：「請你告訴世界北京發生了什麼。」 這次會議一致表示支持王丹組織的平反「六四」百萬簽名運動，波蘭各城市 的市長親自帶頭簽名，並計劃在「六四」 10週年那一天在中國駐波蘭大使館門前舉 行示威遊行。「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的代表還做了有關「西藏人權狀況的介紹」 。這個原來一直在地下運作以揭露波共侵犯人權罪行為己任的組織，在波共倒台後 可以公開地從事人權工作和監督政府了，他們並且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世界其他地方 。 因此，波蘭是原中國總理、六四屠夫李鵬一直不敢去訪問的地方。波蘭政府 早就明確地告訴中國政府方面：波蘭已經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如果人民要針對李鵬 的來訪舉行示威抗議，政府是沒有權利阻止的。 「東歐改革失誤論」可以休矣 前不久一位瑞典教授從東歐斯洛伐克回來後，驚呼：「他們的經濟發展很快 就會超過我們瑞典。」瑞典曾經一度是世界首富，現在的經濟發展情況也還不錯， 東歐國家要超過瑞典恐怕還有一段很長的路途要走。但是就筆者在波蘭瞭解的情況 看來，這些年在中國人中流行的「東歐改革失誤論」，確實可以休矣。 所謂「東歐改革失誤論」， 即認為東歐所採取的全面徹底的改革是失敗的， 唯有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只搞經濟改革的模式才是成功的。 波蘭人覺得這個說法很 可笑。在 1989年以前，曾有人建議波蘭向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學習，但在六四慘案發 生後，波蘭人全都說：我們不要學習中國那樣的法西斯制度，不管怎樣，我們還是 必須先從事政治體制的改革，然後再從事經濟改革。 在改革初期，面對共產黨留下來的爛攤子，波蘭的情況是工農業落後、百業 蕭條、經濟拮据、制度混亂、產權不清。因此，新政府採取了一個經濟學家、一個 參與團結工會的知識分子提出的「震盪療法」。他們主張把工廠賣出去，誰有錢誰 就可以買下產權。「震盪療法」的主題就是私有化。這種激烈的轉型曾經使波蘭經 濟一度陷入低谷，使得許多人失去工作，人民一度產生怨言。 然而，「震盪療法」的功效很快就顯示出來。今天百分之八十的波蘭企業已 經私有化，其中中小企業私有化程度是百分之百。只有少數大企業還是屬於國營， 因為它們效益差不容易賣出去。從 1993年起波蘭的經濟開始復甦，連續六、七年穩 定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百分之六。波蘭的這種「震盪療法」所造成的破壞之所以 不像俄國那麼大， 是因為波蘭工人階級一直是強大的政治力量，從而有效地遏制了 共產官僚藉機瓜分國家資產。 在改革之前，波蘭貧困得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買。現在物質豐富了，但又產 生了新的問題，例如，現在有百分之八的失業率，有些人因此留戀過去有保障的生 活。許多老年人感到不適應時代的變化，他們在年輕時為共產黨工作，現在的養老 金很少，因此覺得被生活欺騙了。但新一代的年輕人認為這樣的變化是必須的，他 們努力學習新的知識， 以在自由競爭的時代裡尋找工作和發展的機會。 由於政治安定，政府權力交換平穩過渡，在經濟已經改善的情況下，波蘭目 前正在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如行政改革、醫療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其中醫療改 革將把原來癱瘓了的醫療保險制度予以重建。這些都是民主政府造福人民的措施， 是東歐改革健康發展的標誌。 波蘭大學中文系教師柯為對筆者回憶波蘭改革 的坎坷歷程時說：現在的波蘭人普遍認為十年前的選擇是對的，只有少數老波共黨 員還念念不忘當年的輝煌。我認為波蘭的民主改革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成功，如果當 時沒有這個變化，那麼今天的波蘭就會像古巴一樣陷入困境。 波共怎麼會走到圓桌會議上？ 我是帶著朋友們提出的一些疑問去波蘭訪問的。其中一個大家都想知道的問 題是：為什麼波共會在 1989年 4月的「圓桌會議」上正式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性， 並決定舉行民主大選？ 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和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相比，波共有其不同 一般的特殊性。是諸種因素促使波共不得不接受政治改革，從而結束自己掌權的歷 史。 第一， 波蘭的共產制度是蘇聯強加於波蘭人的。波共代表的是蘇聯的殖民制 度，是一個傀儡政權，他們宣揚的共產主義思想並沒有被廣大人民接受。 二戰結束後，蘇聯部隊留在波蘭。原來波蘭共產黨黨員有的被斯大林殺死， 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勞改。 1945年以後的波共是蘇聯指派的，為蘇聯效勞的。因 此，雖然政權掌握在波共手裡，但帶有草根性的團結工會卻在社會上擁有廣大民意 的支持。團結工會為爭取基本人權和推動民主進程所進行的不屈的抗爭，不僅具有 現代化的意義，對於歷史上長期遭受外族侵略喪邦辱國的波蘭人來說，他們的抗爭 也是具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性質的。 第二，是波蘭天主教的影響。波蘭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仰天主教，教會 在波蘭人心中享有權威。在六、七十年代，波共的力量一度很強大，但是到了八十 年代，波共力量開始減弱，因為他們的後台－－－蘇聯的控制不那麼強了，而宗教 卻始終守住了一席之地，波蘭籍的羅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羅曾兩度訪問波蘭居中 調停。 革命後的波蘭人大都仍然保持對神的敬畏，他們並不真的相信什麼共產主義 ，只是為了個人利益而入黨。 許多共產黨員都偷偷地在週日去比較偏僻的教堂去做 禮拜。1956年劉賓雁先生和鄧拓先生訪問波蘭時， 曾為社會主義波蘭的小學生路過 教堂時還劃十字感到驚異。 1981年 12月由於工人罷工政府宣佈軍管，許多共產黨員公開反對本黨的戒嚴 措施。到了 1989年，波共變得更為虛弱，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力量，而團結工會卻迅 速發展，力量越來越大。波蘭天主教教會也表示非常希望波共能夠和團結工會對話 ，他們在私下裡組織這樣的交流和溝通。由於大部分波共黨員信仰天主教，和團結 工會之間沒有對抗情緒，他們也希望和團結工會對話。 第三，沒有一個共產黨政權會自動地交出權力，波共的妥協還在於當時波蘭 的經濟困境。1981年戒嚴以後，波蘭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反抗 浪潮，波共甚至沒有辦法調動部隊，因此在壓力下被迫和團結工會對話。 原波共統治的特殊之處還在於，沒有其他任何共產黨國家像波蘭一樣，讓全 國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為農民私有。 在波蘭，農民是很驕傲的，他們認為自己是保 衛波蘭民族的英雄，是他們養活了波蘭，因此他們說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共產黨領導 。波蘭人生性勇於抗爭，農民也從來不像中國農民那樣可憐地任人宰割，如果波共 要強行實施共產主義式的土地改革，那就必須把所有的農民都殺死。只有踩在所有 農民的屍體上，共產黨才有可能消滅個體經濟，把所有的土地收歸公有。 軍管後的異議人士和流亡者 1981年以後，戒嚴的鐵幕落在波蘭。當時，軍人在蘇共支持下接管政府， 從而結束了長達十八個月的工人大罷工。軍人政府把異議人士投進監獄，封鎖消息 。所有官方宣傳機器都鋪天蓋地地造謠，說團結工會要推翻政府。鎮壓的恐怖氣氛 籠罩波蘭。 團結工會遭受嚴重挫折，只能暫時轉入地下。但他們仍然堅持出版報刊和書 籍，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時波蘭教會伸出援手資助許多地下組織。由於教會在 波蘭的影響非常大，政府無法強行干涉，因此許多人利用去教堂祈禱上帝的機會， 聚會商量反政府的活動。 戒嚴後，許多有影響的團結工會成員被迫離開波蘭。尤其是一些作品被禁、 被剝奪出版權利的作家，紛紛逃亡西方各國。而大部分地下組織成員、工會活躍分 子仍然留在國內堅持抗爭。 流亡的波蘭異議人士大都是自 1981年形勢嚴峻的時期出國，到 1987年左右 形勢稍微緩和一點了，他們便陸續回國，和留在國內的人一起推動了1989年的民主 改革。 波蘭流亡者在國外為祖國的民主事業做了大量的有意義的工作，如向國內傳 播消息，出版書籍，介紹各國社會科學的情況，並翻譯各種書刊。這些印刷品被偷 運進在波蘭，在地下廣泛流傳，給予年輕人知識營養和精神鼓舞。正如流亡阿根廷 的波蘭作家維托·岡布洛維奇所說： 「波蘭的傳播媒體，哼著強制性的調子，像墓地，深淵，荒原一樣死氣沉沉 ，只有波蘭流亡者的新聞界才有些許真誠的聲音。無疑地，我們的精神在放逐中變 得更誠摯了。」 流亡者在國外仍然為團結工會的目標共同努力。也許是因為波蘭是小國，他 們的流亡者受到的國際關注和資助不太多，所以很少發生爭權奪利的內鬥和紛爭。 到了九十年代，大家都先後回國了，波共也下台了，原來團結一致的異議人士才在 政治自由的情況下分道揚鑣，並開始為政治觀點不同而爭吵。有趣的是，這些吵吵 鬧鬧的老戰士在民主改革十年後又重歸於好，因為他們業已經歷了初學民主的混亂 階段，習慣了民主程序和尊重不同意見。 大多數波蘭政治流亡者歸國後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們有的進入政府和國 會從政，有的到學校任教，有的做生意。該做什麼的做什麼。他們的過去雖然不如 俄羅斯的一些著名異議人士那麼顯赫風光，但是在今天社會轉型的發展進程中，他 們中大部分人成功地跟上了時代。比起俄羅斯的一些失落於社會邊緣的異議人士來 ，波蘭的異議人士的處境是值得慶幸的。 今天差不多已經被人遺忘了的，是二戰時流亡於英國的波蘭流亡政府。這個 先抗德後反蘇的流亡政府，原來一直是波蘭民族的指望。在八十年代後，他們在波 蘭國內漸漸失去影響而不復存在，但是他們曾經長期為幫助流亡者而工作，因而被 波蘭人所懷念。例如他們幫助過一批批逃出鐵幕的難民，給流亡者找工作找住房， 資助年輕人上大學。如現在年輕的外交副部長，他就是八十年代流亡到英國，在牛 津大學攻讀政治學，後來回到波蘭參與政治的。 流亡國外的波蘭人在很長時間裡，都有一個給貧窮祖國的親友寄錢和衣服的 負擔，現在這些已經不太需要了。 如何對待過去的共產黨？ 應該如何對待原來的共產黨？ 在今天的波蘭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問題。一些 年輕的政治家說，原來的波共已經改變了，過去了歷史就讓它過去算了。但另外一 些人則堅持主張徹底清算原來的波共，絕不允許波共再對今天發生影響，他們提出 了一個「清查法」以肅清波共流毒。 正在被追究的是現任總理布澤克。在波共統治時期，布澤克是瓦文薩的地下 反對派的智囊，也是很有影響的反對派人士。當年布澤克的女兒生了重病，必須去 德國就醫，波共安全部便要求他簽署不再攻擊波共的保證，才允許他的女兒出國。 據說他當年在無奈的情況下簽了字。這種被認為是變節的事件正在被調查，他的政 治地位因此受到威脅。 過去的一些普通波共骨幹以及基層幹部們， 在波蘭民主後並沒有人對他們進 行清算和處理，不過他們必須開始像普通人一樣生活。 波共（統一工人黨）於 1990年解散，他們在原來的基礎上成立了左翼的「社 會民主黨」。1995年波蘭有 50個黨派參加選舉，結果選出了一個左派政府。到了 1997年換屆大選，便是右派政黨上台。現任波蘭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原來波共學 生會的幹部，會好幾種外語，有一定管理經驗。雖然他被視為是原波共的人，但他 本人早就公開表明他和原來的共產黨劃清了界限，說：「共產主義時代已經死亡並 且被埋葬。」 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建立了，誰當總統並不特別重要。波蘭的經驗證明，只 要能改過，原來的共產黨人也不是沒有機會的。 瓦文薩的成功與失敗 瓦文薩在世界眼裡至今仍然是波蘭工人運動的象徵。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中 ，只有波蘭出現了轟轟烈烈、幾至推翻政權的工人運動。相比之下，包括中國、蘇 聯在內的所有其他共產國家工人農民，都始終處於消極狀態，這不能不說是和波蘭 工人階級具有悠久的反抗傳統、以及產生了一批傑出的工人領袖有關。 作為一個工人革命家，瓦文薩具有敢冒風險自我犧牲的勇氣，富有號召力和 個人魅力，但這些不是成功的主要原因。真正使包括瓦文薩在內的一批工人領袖走 上歷史舞台的，是由於他們和知識分子建立了長期的、牢固的合作關係，在重大關 鍵的問題上聽從了知識分子在策略上的指導。 回憶過去的戰鬥歷程，波蘭昔日的工人領袖都承認知識分子所做的巨大貢獻 ，並仍然心懷感激。他們當年處在政治高壓下孤立無援，缺乏罷工組織經驗以及和 政府談判的能力，是知識分子教會了他們可以不用燃燒瓶而用別的方法與政府討價 還價。對此，瓦文薩本人一言以蔽之：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是 KOR（波蘭知識分 子成立的「保護工人委員會」） 使我們學會了怎樣去工作。 然而在團結工會勝利之後，瓦文薩等工人領袖卻和知識分子分道揚鑣。因為 早先必須依靠工人運動來進行社會改革的知識分子，到了九十年代民主時期，不再 甘做參謀、顧問的角色，他們有了直接投入社會政治的可能。於是知識分子紛紛退 出團結工會，開始創立自己的黨派。而當了總統的瓦文薩有一點自大，認為自己已 經學到了許多，不再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了。 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並於波蘭民主後當上總統的瓦文薩，在革命成功後卻光 彩黯然。當一大堆棘手的經濟問題擺在面前，瓦文薩便暴露出他工人出身的全部弱 點，原有的「造反」知識已經遠遠不夠應付國家生計。原來擁戴他的波蘭人民只好 把他拋棄。 然而，享受過榮耀的人重新過普通人的日子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這些年休 閒的瓦文薩，據說還是經常出國做演講。在經濟困境裡一度掙扎過的普通波蘭人諷 刺他，說他有那麼多獎金和演講費，不用工作也可以生活得不錯。 但瓦文薩 仍然 還有東山再起的鴻鵠之志。 就在筆者剛抵達波蘭的五月十六日，報載瓦文薩宣佈再 次參加競選總統。 八十年代的波蘭團結工會實際上是一個群眾性的民主運動，而不是尋常意義 上的工會，也不是黨派。1989年以後，原來支持瓦文薩的人紛紛建立了自己的黨派 ，今天的團結工會也轉型為一個普通的政黨。過去的輝煌不再，作為一個群眾運動 ，團結工會的角色已經結束。作為過去那個時代的反對派象徵，瓦文薩的歷史角色 似乎已經扮演完了－－－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 波蘭知識分子所捍衛的 由於波蘭歷史上總是被別的民族奴役和侵略，視自己為波蘭民族代表的知識 分子因此走出書齋，和群眾廣泛聯繫。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波蘭作為一個國 家在地圖上一度消失，但是這個民族仍然不屈地存在。在國家滅亡時，波蘭知識分 子把捍衛民族文化視為自己的最高使命。不管被哪個民族統治，他們的首要任務就 是捍衛波蘭文化。因此，波蘭知識分子一直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知識分子的這 種崇高地位使波共不能肆意地侵犯。 在波共統治時期，波蘭知識分子艱難地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據說當時大學 裡的一些著名教授，根本就不理睬什麼共產黨，而一個不夠強硬的波共也顧及輿論 沒法開除他們。因此，波蘭的大學不像中國高校那樣完全被共產化。波共政府所能 操縱控制的，只是以不給經費相威脅，使大學經常鬧窮。 如前所述，團結工會一開始，具有歷史責任感的波蘭知識分子便介入其中做 參謀，起了很大的「智囊」作用。 八十年代時，幾乎所有的大學裡都有教授、社會 學家和哲學家成為積極的異議人士。前面提到的「保衛工人委員會」，就是一批知 識分子於 1976年為援救工人成立的第一個公開的反對派組織。他們不但成功地營救 了一些被捕工人，還創辦報紙、建立非官方出版社，和工人建立密切的合作，對工 人進行教育和指導。 為了幫助工人與政府談判，他們還成立了「專家委員會」，穩 健地推動工人運動直至勝利。 與傳統的民族主義觀念有所不同，波蘭知識分子提出的「公民社會」概念， 屬於不分種族的自由主義政治概念。他們倡導的公民社會自身組織起來的戰略，導 致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一般破土而出，例如保衛學生、宗教信徒和農民的諸多委員 會，民間的「 流動大學」以及團結工會等組織。就是這些具有公民意識的組織，在 1989年和波共政府談判並取得選舉勝利。 革命業已成功，波蘭知識分子何去何從？他們中一些人走上了政壇施展抱負 和才能，另外一些人卻堅持知識分子的本色，不放棄手中的批判武器。例如原來為 團結工會出謀劃策的傑出戰略家米奇尼克，現在在他創辦的報紙上，經常批評團結 工會和執政者，行使監督權力的責任。同時，他們對諸如物質主義、仇視外國人、 充滿不寬容等波蘭社會的弊病進行嚴厲的批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此外，還有 一些波蘭知識分子視野變得更為廣闊，他們超越國界地關注人權和環境問題，把自 己融入國際人權運動和環保運動之中。 詩歌是反抗的旗幟 在華沙陽光明媚的大街上漫步，我時常仰望市中心高高聳立著密支凱維奇銅 像。這位十九世紀的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其一生都在為恢復波蘭的獨立奮鬥不息 。在他著名詩篇<<給波蘭母親>>中，他把波蘭比喻成悲哀的聖母馬利亞，因她的孩 子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感受極大的痛苦： 「波蘭母親啊， …… 雖然一切民族、國家、教派都說要相愛， 雖然全世界都高唱和平， 但你的孩子只有殉難的死亡， 只有不能獲得光榮的戰爭。」 此詩寫盡了波蘭民族長期被外族瓜分統治以及反抗失敗的屈辱和悲哀。波蘭 在歷史上遭受的侵略、佔領、毀滅和再生，使得這片土地經常遭受戰爭創傷乃至一 片廢墟。但是，「國家不幸詩家幸」，弱小屈辱的波蘭，其人民的受難成為激發無 數作家的藝術靈感和創造性想像的偉大動力。 迄今為止，波蘭作家已經有五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才華橫溢，明星輩 出。無病呻吟的所謂「純藝術」，在波蘭是沒有地盤的。正如詩人馬伊吟誦的：「 無論詩人談論什麼，他總是談論他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使詩人成為捍衛民族生存的號角，使詩歌成為反抗專制的旗幟。 例如斯洛瓦基的「□鋅四潦」一詩：「我們決不屈服於國王的同盟，我們決 不向強權和暴力低頭。……」在波蘭已經傳唱了兩百多年了。自從波蘭「團結工會 」興起以後，在一切群眾集會場合都可以聽到這高亢的歌聲，在廣場上散發的傳單 上無不印有這首歌曲，無論是警棍還是水龍頭都撲不滅澆不熄它的悲壯的旋律與鏗 鏘的節拍。 在波蘭民主後的今天，我看到快樂的華沙人在街頭奏樂跳舞。古城熱鬧的地 方，「文學沙龍」、文學咖啡屋經常是高朋滿座。這是一個詩的國度，人們的生活 中總是離不開詩。 其時正是科索沃戰事期間，據估計，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波蘭人支持北 約轟炸南斯拉夫。這是從專制下解脫出來的人民在獲得自由新聞後所持的態度。波 蘭是天主教國家，但是富有正義精神的波蘭人卻願意站在信仰回教的科索沃阿爾巴 尼亞人一邊。那幾天報紙報道一個有半波蘭血統的科索沃人失蹤，國際特赦波蘭分 部立即組織尋人。波蘭在德軍佔領時期曾經有過好幾個監禁猶太人的大集中營，華 沙原有猶太人40萬，二戰時竟有30萬被納粹送進集中營被殘害，其他還有許多人餓 死、凍死。這些歷史使波蘭人懂得什麼叫做「種族清洗」。 波蘭，意為「平原之國」。離開波蘭時，我在飛機上俯瞰華沙，只見銀帶般 的維斯杜拉河在大片綠色平原上蜿蜒。在這個久經患難終於自立發展的國家，勇敢 的人民將把他們光榮的歷史繼續寫下去。(完稿於199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