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觀 阿瑪蒂亞·森 一九九八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和 哈佛大學拉蒙特榮譽教授。下面這篇論文是他一九九九年二月在印度新德里「建設 世界民主運動」討論會上的主調演講。此次會議由國家民主基金會、印度產業聯盟 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贊助。美國阿弗雷德·克諾夫出版社今年年底出版的阿瑪蒂 亞·森《自由的發展》一書，更詳盡地討論了本文的論點。 一九九七年夏天，日本一家重要報紙問我，二十世紀發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麼 ？這是一個啟人思迪的問題。過去的一百年發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主宰十九世紀世 界的一些歐洲帝國，特別是英帝國和法帝國，已走向結束。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 興起和滅亡。共產主義的興盛和衰亡(如前蘇聯-東歐集團)，或發生劇烈改變(如中 國)。西方國家居支配地位的世界經濟轉變為日本、東亞、東南亞具有更大優勢的世 界經濟。雖然後者目前出現了一些金融和經濟上的問題，但這並沒有改變數十年來 世界經濟的這種發展趨勢(日本的經濟轉變花了將近一百年時間)。過去的一百年的 確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件。 儘管如此，在二十世紀出現的各項發展中，我毫無困難地挑選出一項該時期的 最重要發展：民主的興起。這並不是說其他的發展不重要。但我認為，人們在遙遠 的未來回顧本世紀發生的事件時，他們會發現，必須把民主製成為佔優勢地位的政 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 民主的觀念當然起源於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包括 印度在內的其他一些國家也有過一些零星的民主化嘗試，但民主的觀念確實形成於 希臘，而且，在希臘崩潰並被更為威權主義的政府取代之前，民主被認真地，儘管 是在一種有限程度上付諸實踐。其他地方沒有出現過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製作為一種可以運作的政府制度，是隔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慢慢重新 出現並獲得最終勝利。在這個過程中，有許多事件幫助了民主的復甦，包括一二一 五年英國的大憲章運動，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和十九世紀歐洲和北美 選舉權的擴大。然而，到二十世紀，民主才成為任何國家政府應具有的「常規」形 式，無論這個國家是在歐洲、美洲、亞洲或非洲。 民主是一種普遍性制度，這一觀念非常新穎，而且實質上是二十世紀的產物。 用大憲章限制國王權力的英國反叛者們，將民主制完全視為地方性的需要。相比之 下，追求美國獨立的戰士和法國革命者，對於民主成為一種普遍制度的發展貢獻極 大，但其實際要求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性的，在效果上僅限於大西洋兩岸，並且以該 地區特殊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歷史為基礎。 在整個十九世紀，政治理論家們討論某個國家是否「適用於民主制」，這是很 自然的事。只有在二十世紀，這種討論才發生變化。政治理論家們認識到這個問題 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不需要判定某個國家是否適用於民主制，相反，國家必 須通過民主制才能適應社會需要。將民主的適用範圍擴展到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和 富裕程度的數十億人，這的確是一項驚人的變化。 正是在本世紀，人們終於接受「所有成人的普選權」必須包括「所有成人」， 不僅包括男人還包括女人。今年一月我見到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性----瑞士總統露絲 ·德雷佛斯，她使我回想起僅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瑞士婦女還沒有投票權。我們 終於認識到，民主的普遍性就像善行一樣，是沒有限制的。 我不否認，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說法受到了來自各種方向、採用各種形式的挑戰 。這也就是本文討論的主題之一。我不得不討論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的觀點及其相 關的爭論。但在討論之前，我們一定要清楚認識到，民主已成為當今世界中一種處 於優勢地位的信念。 任何時代和社會都有一些處於優勢地位的信念，它們就像電腦程序中的預設(d efault)指令組，被當做一種應該普遍遵守的規則。除非以某種方式明確地加以否定 ，它們的內容一般被認為是正確的。在世界各國尚 未全部接受民主觀念、也未全部採用民主制的情況下，民主制現已被普遍地認為是 一種正確的制度。詆毀民主和反對民主的人，現在完全處於守勢地位。 這一歷史性變化是不久之前才發生的，當時主張民主制適合於亞洲和非洲的人 處於絕望的境地。雖然我們現在有充足理由與那些公開或隱含地反對民主制的人展 開論戰，我們必須清楚看到，和數世紀以前相比，普遍的觀念環境發生了多麼大的 變化。某個國家(南非、柬埔寨或智利)是否「適用於民主制」這類問題，儘管在十 九世紀的話語中非常流行，我們討論時卻無需每次都從頭開始，因為我們現已認為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認識到民主是一種普遍適合的制度，並且正在成為一種普遍價 值，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場偉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紀的主要貢獻之一。這就是我們討 論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時所處的大環境。 印度的經驗 民主的實踐效果如何？現在沒有人會真正懷疑民主在美國、英國、法國等國所 起的好作用，但對於世界上許多較窮的國家，這仍然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本文 不打算詳細探討民主的歷史記錄，但我認為民主的實踐效果相當好。 印度當然是這種爭論的主要戰場之一。英國人在反對印度獨立時，非常懷疑印 度人管理自己國家的能力。印度一九四七年獨立時的狀況確實非常混亂。印度政府 缺乏經驗，分治狀態極不穩定，政治組合不明朗，加上普遍存在種族暴力和社會動 亂。人們對於印度會成為一個民主的統一國家缺乏信心。但半個世紀以後，以和平 手段解決困難問題的印度民主制，其實踐效果相當好。政治分歧主要是通過法律來 解決。按照選舉和國會規則來組織政府。印度這個由各種不同成份草率組合起來的 國家，卻作為一個民主的政治單位而生存下來，並運作得相當好。它確實是通過實 行民主而結為一體。 印度的生存經歷了嚴重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解決多種語言和多種宗教的問題 。宗教和種族上的不同往往容易被宗派政客利用，而且確實在一些問題上受到利用 (例如最近數月發生的事件)，從而引起全國的極大驚恐。但實際上，宗派暴力引起 的驚恐，受到全國各階層的譴責，這就為反對狹隘宗派主義最終提供了重要的民主 保障。對於印度這樣一個成份複雜國家的生存和興旺，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印度 不僅有其主要的教派印度教，還擁有人數居世界第三的穆斯林教徒，數百萬基督教 和佛教徒，以及居世界第一的錫克教徒、帕西教徒和耆那教徒。 民主與經濟發展 人們常說，非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這種觀點的提倡者是新加坡領袖 和前總理李光耀，因而它有時被稱為「李氏假說」。的確，南韓、新加坡和改革後 的中國等威權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高於印度、牙買加、哥斯達黎加等威權性較少 的國家。然而李氏假設的根據是一些零星經驗，和非常有選擇性的有限資料，而不 是對範圍廣泛的現有資料進行的普遍性統計研究。根據非常有選擇性的資料，不可 能建立這類普遍關係。我們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作為威權國家更 能促進經濟發展的「確鑿證據」。同樣，我們也不能根據非洲的民主綠洲博茨瓦納 ，在數十年內其經濟增長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相反結論。 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系統性經驗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事實上，沒有可信的普遍證據可以證明，威權統治和壓迫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 確實有助於經濟發展。普遍的統計資料的確不支持這種推論。羅伯特·巴洛(Rober t Barro)或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的系統性經驗研究，並不支持 政治權利與經濟發展相衝突的觀點。兩者之間的定向關係可能取決於許多其他環境 條件。有一些統計學研究提出，兩者存在一種微弱的負向相關關係，另外一些研究 卻提出存在強烈的正向相關關係。綜合考慮所有的比較研究之後可以看出，經濟增 長與民主之間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確關係。雖然民主與政治自由本身極為重 要，但兩者的關係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 這個問題還涉及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問題。我們不僅研究統計學聯繫，還要 研究與經濟增長與發展有關的因果過程。對於導致東亞國家經濟成功的經濟政策和 環境條件，我們現已有相當透徹的瞭解。儘管各種經驗研究具有不同的重點，對於 一系列有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學術界已有廣泛的共識，這些政策包括開放競爭， 利用國際市場，鼓勵投資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 ，以及擴大參與經濟發展過程的其他社會機會。然而，沒有理由假設，這些政策與 民主相衝突，因而必須用南韓、新加坡和中國的威權主義手段來強力壓制民主。相 反，壓倒性的證據證明，快速發展經濟需要一種友好的經濟環境，而不是一種嚴厲 的政治制度。 為了全面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超越狹隘的經濟增長領域，考察更寬闊的經 濟發展需求，包括對經濟與社會安全的需求。我們必須考察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 和防止嚴重災難之間的關係。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使人民獲得一個好機會，來提醒 政府注意普通民眾的需要、□□取合適的措施。政府對人民遭受嚴重災難的反應， 取決於它受到的壓力。投票選舉、批評、抗議等政治權利的表現，確實能夠對政府 的運作提供一種真正不同的政治鼓勵機制。 我在其他地方討論過一項重要規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饑荒史上，新聞自由 具有相對獨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真正的饑荒。對於這個規律，我們 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無論是在最近發生饑荒的埃塞俄比亞、索馬裡等獨 裁國家，還是三十年代發生饑荒的蘇聯，或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失敗後 發生大饑荒的中國，或者在外國人統治時期發生饑荒的愛爾蘭和印度。儘管在許多 方面中國德經濟發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國仍然發生過饑荒，而且確實是全世界有 史以來最嚴重的饑荒。中國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的饑荒餓死近三千萬人，而在整 整三年內，中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一直得不到糾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國沒有議會中的 反對黨，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沒有多黨制選舉。由於沒有人敢批評中國政府，即使 每年餓死數百萬人，其錯誤政策依然能夠持續下去。現在北韓和蘇丹的饑荒也屬於 類似情況。 饑荒似乎往往與自然災害有關係。評論家經常簡單地用自然災害來解釋發生饑 荒的原因，如中國在大躍進期間發生水災，埃塞俄比亞發生乾旱，或者北韓因天災 而農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許多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甚至更嚴重的自然災害，但由 於政府採取負責的干預措施，減輕了民眾的飢餓，妥善地解決了饑荒問題。由於饑 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窮人，政府可以通過僱傭計劃等政策來提高窮人的收入，使饑荒 受害者得到食物，從而防止民眾的死亡。甚至在一些發生嚴重旱災、水災等天災的 最貧窮民主國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韋或博茨瓦納，民 眾也能夠吃飽肚子，而沒有出現饑荒。 只要政府認真努力，饑荒並不難預防。而一個民主政府在面對選舉、反對黨和 獨立報紙的情況下，只能這樣作。印度在獨立之前被英國統治的時代，發生過多次 饑荒。我記得印度最後一次饑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獨立之前四年，我當時還是兒 童。但在印度出現多黨制和新聞自由之後，饑荒就消失了。 我的研究工作，特別是我和讓．德累茲(Jean Dreze)的合作研究，考察過這個 課題，所以我就不用在這裡饒舌。饑荒問題僅僅是民主可以解決的例子之一，儘管 在許多方面它是最容易分析的例子。在防止經濟與社會災難方面，政治權利與社會 權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況下，人們也許不會懷念民主的這種工具作用 。如果因為某種原因，經濟情況惡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勵機制，就會發揮 巨大的實際作用。 這裡有一個重要教訓。許多專家治國論者在宣傳市場制度可以提供經濟鼓勵機 制的同時，卻忽略了政治鼓勵機制。他們選擇了是一組極不均衡的基本規則。一個 國家在走好運，沒有嚴重災害威脅，一切發展順利的時候，人們不大會懷念民主的 保護功能。但如果經濟或其他條件發生變化，或者政策失誤，一個似乎是健康的國 家就潛伏著不安全的危險性。 最近東亞和東南亞出現的問題，就是不民主制度帶來的懲罰。這在兩個方面特 別明顯。首先，南韓、泰國、印尼等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與這些國家的商業運作缺 乏透明度，特別是與金融政策缺乏公眾的監督密切相關。導致這一危機的核心原因 是缺乏一個有效的民主論壇。其次，一旦金融危機導致全面經濟衰退，印尼等國的 人們就特別懷念民主的保護功能，即民主國家防止饑荒的那種保護功能。在非民主 國家，受害者沒有地方發出他們的聲音。 過去數十年來，這些國家的經濟每年增長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因而其國民生 產總值減少百分之十似乎並不算嚴重問題。但如果經濟收縮的負擔沒有被廣泛地分 擔，而是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業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經濟衰退就會嚴重 破壞民眾生活，使數百萬人陷於悲慘境地。在經濟良好時，印尼人民可能並不懷念 民主。但在經濟危機的分擔很不平等的國家，民主的缺乏使人們發不出聲音或者根 本沒有聲音。人們在最需要民主的保護功能時，才會最強烈地懷念它。 民主的功能 到目前為止，本文的分析局限在民主的批評者、尤其是經濟方面的批評者所限 定的範圍。在後面我將討論民主的文化方面批評者的論點。我現在要從正面進一步 分析民主所做的事，以及說它是一種普遍價值的根據。 民主究竟是什麼？我們絕不能把民主等同於多數人統治。民主的內容很複雜， 它的確包括投票和尊重選舉結果，但它還包括保護自由，尊重法律機構，保障自由 討論，和發表新聞和公正評論時不受政府的檢查。如果不同派別沒有獲得充分機會 表達自己的觀點，或者選民沒有獲得新聞和思考不同觀點的自由，選舉也會變成一 場大騙局。民主是一套需求系統，而不僅是在孤立情況下所選擇的某種機械性的方 法(如多數決)。 用這種觀點來看，民主及其是普遍價值說法的優點，與某些特定美德及其自由 實際很相似。我們可以分辨出民主豐富公民生活的三種方式。 首先，政治自由是人類普遍自由的一部分。實行公民權利與社會權利，是作為 社會存在的個人，其幸福生活的關鍵組成部分。政治參與與社會參與對於人類的幸 福生活具有天然的價值。人民不能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是一種非常悲慘的處境。 第二，正如我在駁斥民主與經濟發展相衝突的觀點時所指出，在促使政府傾聽 人民發出的包括經濟需求在內的各種需求的聲音方面，民主具有一種重要的工具價 值。 第三，實行民主可以為公民提供一個相互學習的機會，並有助於整個社會形成 價值觀和找到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這一點需要作進一步分析。即使是理解「需求 」(包括「經濟需求」)的概念，也必須讓公眾對各種資訊、觀點和分析進行討論和 交換意見。在這種意義上，民主除了具有在公民幸福生活的天然價值和政治決策方 面的工具性價值外，還具有重要的建設性價值。我們在討論民主的普遍價值時，必 須進行這種多方面的分析。 要瞭解包括「經濟需求」在內的人民的各種「需求」，就需要人民行使其政治 權利和公民權利。要真正掌握經濟需求的內容和及其影響，必須進行討論和意見交 換。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特別是與保障人民公開討論、辯論、批評和堅持異議有 關的權利，乃是制訂出資訊充分的、深思熟慮的政策這一過程的核心。這種過程對 於形成社會的價值觀與發現重要問題也極為重要。一般來說，沒有公開的討論，不 進行公開地交換意見和爭論，我們就不能發現需要優先處理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在評估社會與政治問題時，公開對話的範圍和效果往往被低估。例如 ，公開討論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高生育率的降低，起著重要作用。大量證據表明 ，公開討論高生育率對社區的惡劣後果，特別是對青年婦女生活的惡劣影響，對於 印度文化水平較高地區生育率的顯著下降，起了很大作用。印度喀拉拉邦或泰米爾 納德邦現在開始形成現代幸福家庭是小家庭的觀念，這種觀念的產生就與公眾的廣 泛討論有密切關係。喀拉拉邦現在的生育率為百分之一點七，與英國和法國差不多 ，卻比中國的百分之一點九低。這種結果並非通過強制方法達到，而是由於社會形 成了新的價值觀，而政治對話與社會對話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喀拉拉邦 民眾，尤其是婦女的文化水平較高(比中國任何省份都高)，這也是社會政治對話成 為可能的重要因素。 人類社會存在著各種悲劇與危險處境，其中有些比較容易通過社會手段來加以 克服。人類的各種危險處境應該是我們辨識自己「需求」的根據。例如，有許多我 們很嚮往的東西，可能被我們視為自己的「需求」。例如，我們可能像古人那樣， 希望自己長生不老。但我們並不把長生不老視為一種「需求」，因為顯然做不到。 我們關於「需要」的觀念，與我們知道有些危險處境可以預防，而且知道其預防辦 法，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政府瞭解民眾需求和相信政策的可行性(特別是社會可行性 )的過程中，公共討論扮演了關鍵角色。政治權利，包括自由表達與討論的權利，不 僅對於促進政府對經濟需要作出反應很重要，對於瞭解經濟需要的過程本身也非常 重要。 價值的普遍性 如果上述分析正確，民主的價值就不僅在於它具有某一項優點，而在於它具有 的許多優點。這些優點包括：第一，自由與政治參與在人類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 第二，在促使政府對公眾需要負責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勵機制的工具重要性；第 三，民主對於形成價值觀、理解公眾需要、權利和職責的建設性作用。根據這一分 析，我們現在可以討論本文的中心論點，即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人們有時說，並非人人都同意民主具有決定性作用，尤其 是把民主與引起我們嚮往的其他東西相比的時候更是如此。情況的確如此，這裡不 存在共識。但有些人將不存在共識當做民主並非普遍價值觀的充分證據。 顯然我們必須從方法論開始討論：什麼是普遍價值？某種被視為普遍價值的東 西是否必須要獲得所有人的共識？如果必須如此，那麼普遍價值就可能不存在，因 為沒有哪種價值(包括母愛)沒有遭到某些人的反對。我認為，普遍價值並不需要人 人贊同，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理由認為它是有價值的。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價值的觀點時，他沒有說任何人都認為非暴力是自己的 行動準則，而只是說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認為非暴力有價值。與此類似，泰戈爾提 出思想自由是普遍價值時，也沒有說所有人都接受這項原則，而是說所有人都有足 夠理由接受它，他對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說明和討論。從這種角度來看，關於 某種東西是普遍價值的任何主張，都與某些反事實的(counterfactual)分析有關， 尤其是人們是否可以在他們尚未充分思考過的主張中看到某種價值。不僅是關於民 主，所有關於普遍價值的主張，都隱含著這種假設。 我認為，正是在這種隱含性的假設方面，人們對民主的態度在二十世紀發生了 最大的轉變。對於某個沒有民主的、許多人沒有機會考慮民主制的國家，我們在討 論民主問題時，往往假設一旦民主變成他們的生活現實，那裡的人民就會贊同它。 十九世紀的人通常不作這種假設。這種被認為是天然的假設(即我前面所說的「預設 」立場)在二十世紀發生了劇烈變化。 我還必須指出，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對二十世紀歷史的考察。隨著民 主的擴展，民主的支持者是越來越多，而不是日益減少。起源於歐洲和美國的民主 制度，現已擴散到地球的許多遙遠角落，這些地方的人民自願參與並接受民主制度 。而且，如果某個民主制度遭到推翻，民眾就會舉行廣泛的抗議，儘管這些抗議後 來往往遭到殘酷鎮壓。許多人□意冒著生命危險為恢復民主而戰鬥。 有些人反對民主是普遍價值，其理由並不是民主沒有得到所有人贊同，而是各 國的國情不同。這些不同的國情有時是指某些國家的貧窮。按照他們的說法，窮人 關心的是麵包，而不是民主。這種流行說法存在兩個方面的錯誤。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護作用對於窮人特別重要。顯然這適用於面臨飢餓 的饑荒受害者。它也適用於金融危機中從經濟階梯上摔下來的赤貧者。有經濟需求 的人需要在政治上發出自己聲音。民主並不是一種要達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 品。 其次，沒有證據證明，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窮人會拒絕民主。七十年代中期 ，印度政府宣佈在「緊急狀態」取消各種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時，也提出了類似理 由，在隨後的選舉中，選民們以不同的立場而分裂成旗幟鮮明的兩派。在這場至關 緊要的選舉中，這個問題成為雙方爭論的焦點。大多數選民堅決反對取消基本的政 治與於公民權利。印度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其選民對於其基本自由與權利 的重視程度，超過對於經濟困境的重視。 印度的歷史經驗，完全否定了窮人不關心公民政治權利的說法。考察南韓、泰 國、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印尼等亞洲國家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之後，我們可 以得到相同結論。同樣，儘管非洲國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條件允許，那裡就 出現反對這種壓迫的運動與抗議。 來自文化差異的理由 還有一些為民主的地區差異性辯護的論點，不是與經濟環境有關，而是與文化 差異有關。這些論點中最有名的也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據說亞洲人具有重 視紀律而不重視政治自由的傳統，因而這些國家對民主必然持更為懷疑的態度。我 在「卡內基道德與國際事務理事會」的講座中比較詳細地討論了這種觀點。 在亞洲文化史上，尤其是在印度、中東、伊朗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古典傳統中， 我們很難找到支持這種觀點的任何確實根據。例如，公元前三世紀印度帝王Ashoka 的銘文中就有關於容忍多元主義、保護少數是國家職責的最早最明確的記載。 亞洲面積廣袤，人口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對亞洲的多種民族歸納出普遍的 結論很不容易。主張「亞洲價值觀」的人有時首先將東亞當作特別適合這種主張的 地區。儘管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張，亞洲各國都很相似，但關於東西方差異的普遍命 題往往以泰國以東的亞洲國家為例。我們應該感謝李光耀，他清晰而充分地解釋了 這種觀點，而其他人的解釋往往模糊不清。李光耀說，「西方關於社會和政府的觀 念與東方有根本不同」，「我所說的東亞，是指韓國、日本、中國、越南，它們與 東南亞不同，後者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混和物，儘管印度文化本身也強調類似 的價值觀」。 然而，在東亞的內部，不僅在日本、中國、韓國和其他國家之間，而且在每一 個國家內部，存在著的差異很大的文化成份。人們在解釋「亞洲價值觀」時經常引 用孔子的話，但這些國家的文化不僅受到孔子的影響，也受到其他影響。例如，日 本、中國和韓國的佛教傳統，歷史悠久而影響廣泛，在一千五百多年內具有很大勢 力。另外，這些國家還受到基督教的相當大影響。這些國家中，沒有哪個國家存在 一種崇尚秩序勝於崇尚自由的均質文化。 而且，孔子本人也不主張對國家的盲目崇拜。子路曾向他請教如何為君王服務 ，孔子的回答可能要引起當今威權政府新聞檢查官的懷疑。他說：「即使得罪君王 也要講真話」(《論語·憲問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並 非反對在現實中要謹慎和講究策略，而是主張在必要時人民可以反對壞的政府。他 說：「如果政府表現好，要大膽說話和行事；如果政府表現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說 話溫和。」(論語·憲問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孔子確實明確指出，想像中的宏偉「亞洲價值觀」的兩個標尺，即對國家的忠 誠(忠君)與對家庭的忠誠(孝)之間，可能發生嚴重衝突。許多主張亞洲價值觀的人 認為國家角色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說，兩者是相互衝突的。葉公對孔 子說：「我有一個剛直不阿的鄰人，他父親偷了一隻羊，他就譴責自己的父親。」 孔子答道：「在我的鄰人中間，剛直不阿的人行事不同：父子相互掩蓋，這也是剛 直不阿。」(《論語·子路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責 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將亞洲價值觀單一地解釋為反對民主與政治權利，這種觀點經不起嚴格推敲。 我們不應該過於嚴格地批評這類觀點缺乏學術證據，因為提出這類觀點的並不是學 者而是政客，而且往往是威權政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言人。有趣的是，我們學者 對實際政治的態度也許不大現實，但現實政客討論學術問題的態度卻非常不實事求 是。 當然，在亞洲傳統中不難找到關於威權主義的記述，但西方經典中也很容易發 現這類記載。只要查一下柏拉圖或者阿奎納(Aquinas)的著作，就可發現崇尚紀律並 非亞洲的專利品。僅僅因亞洲存在一些關於紀律和秩序的記載，就否定民主是普遍 價值的可能性，就猶如根據柏拉圖或阿奎納的著作(姑且不提歐洲中世紀的大量贊成 宗教裁判的著作)，而反對民主可能是現今歐洲或美國政府的一種自然形式。 由於當代世界尤其是中東的政治鬥爭經驗，人們常常把伊斯蘭教描繪成根本不 容忍或敵視個人的自由。但同一文化傳統內存在著多樣性的規律同樣適用於伊斯蘭 教。印度的阿克巴及其他大多數莫臥爾王朝帝王(Aurangzeb是明顯例外)，是在理論 與實踐上實行政治寬容和宗教寬容的的最佳範例。土耳其的帝王比同時代的歐洲帝 王更為寬容。開羅和巴格達也有不少類似例子。十二世紀的偉大猶太學者Maimonid es不得不逃離其出生地----不寬容的、迫害猶太人的歐洲，在寬容的開羅得到薩拉 丁蘇丹的庇護從而獲得安全。 多樣性是世界上大多數文化的特徵。西方文明也不例外。民主在現代歐洲國家 獲得勝利，這主要是歐洲自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在二十世紀逐漸形成 一項共識的結果。把這個現象解釋為西方一千多年來對於民主的歷史使命，然後與 非西方傳統(把每一種非西方傳統視為一種單質文化)對比，這是一種絕大的錯誤。 這種過於簡單化的傾向，不僅存在於一些亞洲國家政府發言人的著作，也存在於一 些西方學者的著作中。 讓我舉一位重要學者的著作為例，在其他許多方面，這位學者的著作給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這就是杭亭頓關於文明衝突的著作。他沒有充分認識到各種文化的多 元性。他明確地得出結論說：在文明社會中處於獨特地位的西方，存在著「一種個 人主義觀念和關於權利與自由的傳統」。杭亭頓還說：「在西方現代化之前，西方 文明就出現了不同於其他文明的核心特徵。」他認為，「在西方現代化之前很久， 西方就已經是西方」。我認為，這一論點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對於亞洲國家政府發言人的所謂「亞洲價值觀」與所謂西方價值觀相對立的每 一種說法，似乎存在著西方知識份子從另一角度得出的相應說法。假設對於亞洲的 每一種說法，西方都有勢均力敵的說法與之相對應。即使把雙方的說法加在一起， 也無法否定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 結 論 我已經討論了有關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的許多問題。民主的價值包括其在人類 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在產生政治鼓勵機制方面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在形成社會價 值，在瞭解民眾需求、權利、職責方面的效力和政策可行性方面的建設性功能。這 些優越性並不具有地區性特徵。崇尚紀律與秩序也不具有地區性特徵。價值的多元 性似乎是大多數，甚至是所有文化的特徵。文化差異方面的討論並不排斥，也不能 限制我們現在可以作出的選擇。 我們現在必須作出這種選擇，特別是要強調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它是當今世界 的民主制賴以立足的基礎。我已經指出，用這樣的方式來分析民主，具有強大的說 服力，而且不受地區的局限。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的主張，其最終的理由就來自這 種分析。這就是本文討論的核心。如果從來自不同歷史背景的、假想的文化忌禁或 假設的文明先決條件出發，就不可能得到這一結論。□ (曹思華譯，參考文獻從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