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牆下的腐敗 陳破空 在八六學潮和八九民運中，我們提出的嘹亮口號之一是反腐敗。然而，老實 說，作為深居於校園的知識分子，究竟社會上官場上腐敗到何等程度，卻沒有具體 概念。然而，被投入監獄之後，卻與真正的腐敗不期而遇，共產黨司法系統的幹部 們，幾乎每天都在我們面前大張旗鼓地表演腐敗醜劇。真可謂：「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這一意外收穫，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從看守所到勞改場勞教場，從公安局到檢察院法院，到處是司法幹部腐敗的 見聞。只要犯人或犯人的家屬有錢，沒有買不通的天路。向公安幹部行賄，關押待 判的犯人可獲釋放，或改變在犯罪團伙中的位置，或至少，獲得在看守所的優惠待 遇，比如，多幾次與家屬的接見等；向檢察院幹部行賄，犯人可被從輕起訴或免予 起訴；向法院幹部行賄，本該判死刑的，可以判死緩；本該判死緩的，可以判無期 ；本該判無期的，可以判二十年；本該判二十年的，可以判十五年……以此類推， 直到緩刑，直到當庭釋放；向勞改場或勞教場的幹部行賄，可以當上「順差」(即輕 松差事)，活著減刑減期，以至於無病無痛，便可「保外就醫」。 在廣州市第一看守所，在我被關押的約六平米的監倉裡，常關四至六人，一 年半中，前後進出犯人二十多人。和我關在一起的，大多數是經濟犯，他們中凡是 「識得人」，即能打通關係的，都得到輕判，或免判。廣州市藥檢所一位姓袁的， 因受賄入獄，家屬打通市公安局副局長周繼才，得以免予起訴；越秀區一位姓孫的 刑警，因受賄和吸毒入獄，家屬打通越秀區法院，開庭時獲當庭釋放；另一位姓鍾 的刑警，因搶劫和販毒入獄，本來該判死刑，因打通市檢察院，被輕判八年。 八九年八、九月間，受不久前結束的學潮壓力，廣東省大張旗鼓地發起一波 反腐「嚴打」，發佈通告勒令貪污受賄分子限期自動到司法部門投案自首或坦白交 代，否則予以嚴懲云云。這一「嚴打」歷時兩個月，表面上聲勢浩大，其實是雷聲 大、雨點小，當時，許多腐敗分子確實被抓進了監獄，但絕大多數都是一些微不足 道的「小魚」，業務員、科員、科長、副處長，如此而已。其中，相當一部分人， 又因家屬積極奔走、對司法幹部大肆行賄而得到「寬大」。結果，在那次「嚴打」 運動中，只有白雲機場的兩名女售票員，因改單據構成的貪污罪，被判死刑。一個 姓劉，一個叫易芳，都是年僅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血濺刑場。那些處級、局級、 市級、省級以上的「大老虎」，在那場運動中無一現形。 司法系統的腐敗，也完全扭曲了其他每年幾次的所謂「嚴打」。在廣東省， 每臨春交會、秋交會、國慶節、元旦節、春節等重大節日或活動前，都要搞「嚴打 」，即所謂「嚴厲打擊各類嚴重的刑事犯罪」，無非是湊夠一批規定數量的刑事犯 ，予以公審並槍決，以敬傚尤。結果每一次被槍決的，幾乎都是外省人，廣東本地 的犯人，由於多數都能用錢買通門路，因而不管罪行多大，都往往能免於一死。 在廣州市第二看守所，有一名叫做「阿平」的犯人，因販毒入獄，其販毒的 數額驚人，達兩百多公斤，算得上「頭號」大案，然而，奇怪的是，他一關兩年多 ，躲過了一次又一次「嚴打」，悄然無事。他偷偷告訴我，他家裡「識得人」(即有 門路)，最多判二十年，後果然輕判二十年，到勞改場後，又被「保外就醫」。在該 所，有一天早晨，我聽見走廊上錯雜的腳步聲中，一個犯人大聲喊叫：「我不是主 犯，為什麼判我死刑？主犯是xxx，為什麼他沒事？」喊叫了幾次之後，他的聲音被 掐斷。與我同倉的一周姓犯人，與那個喊叫的犯人是同案，他告訴我，該名犯人在 團伙案中是排名第三的從犯，因前面兩名主犯都買通了門路，免判死刑，於是把這 沒有門路的第三名從犯調換成主犯去槍決。 也是在該所，有一回，一個孩子模樣的貴州人被送進了我倉，他因摸包構成 盜竊罪入獄。他被抓住時，偷了四百元，是第一次作案，按理罪行很輕，而且他沒 有上十八歲，也不至於判重刑。然而，九一年春交會前，所方為湊四十名「嚴打」 名額，頗為費神，於是將這位孩子模樣、僅偷四百元人民幣的貴州人硬說成滿了十 八歲，並湊成死刑名額，押赴刑場槍決。這貴州孩子被判死刑等待上訴期間，被全 身鎖上死刑鐐銬，關在我倉，完全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一直到行刑的那一天，他 也完全不相信，摸了四百元，就會被槍斃。這樣的例子，在看守所枚不勝舉。 到我第二次入獄，被判勞教二年，被送到位於廣州郊區花都市赤坭鎮的廣州 市第一勞教所時，該所管教幹部的腐敗，更是登峰造極。有一個名詞叫「順差」， 即輕鬆活，包括犯人中的班長、組長、門崗、樓崗、廚房伙夫等等，都叫「順差」 。能當上順差的，都是經過向管教幹部行賄而得到的，無一例外。數額少則一千， 多則數千。於是就出現了一個並不奇怪的現象，凡當上順差的，都是廣東本地人， 因為本地人通常有錢，也有門路，外省人從頭到尾都只能幹粗重活。白天抬石頭， 晚上做人造花，生產任務極重，每天勞動時間在十四至二十小時之間，動輒被暴力 毆打，經常傷痕纍纍。 生龍活虎的本地人，會突然間接到「保外就醫」的通知；而那些外省人，哪 怕是病重得快死了，或者被打殘了、被石頭砸殘了，都不可能得到「保外就醫」。 據被「保外就醫」的犯人說，要得到「保外就醫」，至少要行賄五萬元。 減刑，也成了管教幹部受賄的最佳渠道。犯人減刑減期，絕對不是看什麼改 造表現，只有數以萬元計的行賄，才能換得半年、一年的減刑。所有減刑名額，都 成了管教幹部中飽私囊的滾滾財源。 一九九四年二月間的一個晚上，在廣州市第一勞教所九中隊，我意外驚訝地 撞見，幾名本地籍的班組長居然聚在一起吸食「白粉」，即吸毒，第二天，在我小 心翼翼的詢問下，其中一名組長不無得意地告訴我，是給錢托管教幹部幫他們買的 白粉。還說他們幾個在外面就吸白粉，到這裡照樣可以吸，基本上從未中斷。我頓 時驚得目瞪口呆！因為，吸毒販毒，在社會上就被視為嚴重犯罪，不料在懲治犯罪 的勞教場，管教幹部為了貪取錢財，竟然與勞教人員合夥犯罪，根據販毒100克以上 就可判死刑的中共判罪標準，這些管教幹部，其罪當誅！ 勞教場的管教幹部，除大量受賄之外，還把犯人當成賺錢的工具，瘋狂地強 迫犯人從事長時間高強度重體力的超額勞動，白天，為了多裝一船的石頭，管教干 部和班組長，可以將犯人往死裡打；晚上，為了多趕一車匹的出口人造花，犯人被 迫幹活到三更。古代奴隸社會的情形，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裡再現，怵目驚心。 然而，不管管教幹部們多麼腐敗，卻從不敢向政治犯索賄，但一件具有戲劇 性和諷刺性的事情是，由於管教幹部的腐敗透頂，無孔不入，丑極而美，卻意外地 讓我得到了一個難得的小小的機會，我將自己帳上的二百元錢轉給廚房的一個「順 差」，托該順差從管教幹部手上買了一部收音機，管教幹部並不知道這收音機為我 所購，於是，在九四年秋冬的幾個月裡，在嚴密監控的情形下，縫在枕頭裡的這部 小型收音機，成為我獲取外界信息的珍貴途徑。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晚上和十二月 二十二日午夜，我分別從美國之音和台灣電台裡，兩次收聽到了關於播送我自己的 節目，主要是關於出口勞改產品人造花的報導，那時的心情，真是無比欣喜、無比 地受到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