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六四「窩藏犯」的故事與見證


劉丹紅


      我叫劉丹紅。十年前的此時——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九月下旬，我正在中國
湖北省武漢市從事一項秘密工作：幫助被中國政府通緝的異議人士逃離中國大陸。
一個月之後，我在武漢市的街頭被秘密綁架，在一所刑事犯監獄關押了一年半並受
到審判。我於一九九一年四月獲釋，一九九六年三月到美國。

「窩藏包庇反革命通緝要犯」

      一九八九年，我剛剛大學畢業，在北京一家體制外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
「六四」事件後，我所在研究所的所長陳子明和副所長王軍濤被中國政府視為八九
民運的「黑手」，在全國進行通緝。追捕這兩個人，當時被中國公安部列為頭號大
案。 
      當時陳隱居在中國南部沿海，而王則被武漢市的朋友隱藏在深山中。八九年
九月份，公安部的追捕聚焦到了武漢，王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在當時的政治形
勢下，陳王一旦被捕，有被判處死刑的危險。於是陳王在北京的兩位朋友策劃了一
個救助行動，試圖以偷渡的方式將他們轉移到海外。北京的一位朋友負責與香港民
主團體救助大陸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聯絡，我則被委派到武漢去尋找王的下落
。
      一九八九年十月，在非常恐怖的氣氛中，我與掩護王的武漢朋友秘密取得了
聯繫，並與前往武漢接應的北京朋友會面，由他護送王到廣州交給香港「黃雀行動
」的人。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位北京朋友此時已成了公安部門的內線，他在武漢與
我的會面完全是一個圈套，公安部門已經在我周圍布下了天羅地網。事後才知道，
這位北京朋友在行動開始後不久便被捕，由於承受不住審訊的強大壓力，將我們的
計劃全部告訴了官方，並答應配合公安部門誘捕他昔日的朋友們。
      《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Kristof）在《 覺醒的中
國 》（ 《China Wakes》 ）一書中記錄了他對那位出賣朋友的北京人的採訪。我
也寫了一本題為《情義無價——公安部頭號反革命大案》的書，詳細記載了我們救
助異議人士的驚險過程以及我們被捕後在監獄中的經歷和見聞。
      這次救助行動的失敗不僅使我們所要保護的兩名異議人士落入官方之手，也
導致十七位參與救助行動的人士被捕，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哥哥。
      我是以「秘密綁架」的方式被捕的。那是八九年十月二十日傍晚，我正騎著
自行車行進在武漢市的大街上，突然有兩輛汽車從左後方急駛而至，攔頭逼住了去
路。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車裡已一言不發地衝下幾條大漢，幾雙大手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勢鉗住我的雙肩，將我飛快地塞進一輛小轎車內。進去後，立即被一左一右牢
牢架住雙臂，並且蒙上了雙眼。我對自由世界最後的視覺印象是街上行人驚異的目
光。直到十八個月後我被釋放時，才知道自己被關押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被關押在湖北省武漢市第二看守所。從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天之驕子一
下淪為階下囚，每天和各種各樣的刑事犯朝夕相處，使我對中國的底層社會、對中
國的司法系統、對人性都有了切近的認識。我將自己在監獄中的很多見聞和體會寫
在了《情義無價》一書中。今天在有限的時間裡，只能給大家談兩個問題：一是被
判處死刑者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所受到的待遇，二是我在獄中是如何打破嚴密的
信息封鎖，與外界溝通信息，並且秘密從事寫作的。

目睹死囚生前倍受折磨

      根據國際人權組織的統計，中國每年判處死刑的人數，比全世界其他國家死
刑人數的總和還要多。在我被關押的十八個月中，有三個女犯從我的身邊被拖出去
槍斃。而被判處死刑者生前所遭受的痛苦，極少有外人知道。
 
身體飽受摧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我正與同號的人一起，按監獄的要求做火柴盒
，監號的鐵門突然被打開，幾位穿警服的女公安出現在門口，一臉嚴肅。正在我們
不知所措的時候，兩個在監號外面勞改的女犯抬進來一塊比門板還大的木板，木板
的左右上方各焊著一副手銬，下方則焊著一副腳鐐。一位女看守告訴我們，有一個
殺人犯一審被判了死刑，在等待終審判決期間，需要我們照顧她的生活。
      一聽說是殺人犯，我的頭腦中立即浮現出一個身材高大、目光凶悍的女人的
形象來，並且對於將要和這樣的人相處感到有些恐懼。
      但進入我視線的那個殺人犯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
婆，身材瘦弱而矮小，皮膚白細，表情惶恐。她一邊溫順地走進門來，躺到那個木
板上，一邊躲閃著女公安和我們的目光。從她的眼睛裡，我第一次體會到，人的目
光可以不是「向外射」，而是「往回縮」的。
      這個老太婆按照指令躺到木板上，將雙手平舉起來，被人銬在左右兩側的手
銬上，雙腳伸直，被銬到腳鐐上。這樣一來，她這個人就整個被鎖在了那塊木板上
，如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一樣。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種新發明的刑具，叫「
板子鐐」，凡是一審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從法庭一回來，立即要被鎖到板子鐐上，
有時看守所也用板子鐐來懲罰嚴重違反監規的在押者。
      這個殺人的老太婆叫王國珍，是湖北農村的農民。她請我給她寫上訴材料，
為此詳細向我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案情。她年輕時學過唱戲，共產黨到她家鄉的時
候，年輕漂亮的她被一個共產黨的縣長娶走。後來那個縣長說她是「繡花枕頭」，
把她拋棄了。她又嫁了個農民，生兒育女，現在孩子們也都長大了。作農民，勞累
而且收入低，她不喜歡農村生活，於是到武漢市揀垃圾賣，結果有一天被一個城裡
老頭騙奸。王國珍殺死了那個老頭，並拿了他們家幾件舊衣服，因此以「盜竊殺人
罪」被判處死刑。 
      每當監獄看守巡視牢房時，王國珍都會膽怯地將幾句「官話」重複一遍又一
遍：「幹部們啊，真是對不起你們呢呀，我犯了這大的法，給政府添了這多麻煩！
」——看得出，她是真心地感到不安。自從被縣長拋棄，幾十年來，她一直是個社
會角落的升斗小民，還從來沒有象成為死囚之後這樣被如此多的「政府的人」所關
注，她為此誠惶誠恐。
      每天躺在木板上，看起來很舒服，實際上非常痛苦。王國珍被鎖在板子鐐上
十天之後，我們請求監獄看守把她解下來讓她洗個澡。當時她雙腿顫抖，必須扶著
牆壁才不至於跌倒。原來，因為雙腿長期不能彎曲，韌帶已經被拉鬆了，幾乎喪失
功能。那時我才明白，為什麼在中國，很多死囚被宣判或被拉去槍斃時，需要有人
架住才能站立和行走。過去還以為是被嚇癱了，直到自己與死囚同牢相處，才知道
他們很可能是剛剛從鐐銬上解下來，身體已經被摧殘得相當虛弱了。
      被一審判處死刑的犯人在等待二審（也就是終審判決）期間，就這樣一天二
十四小時地平躺著被牢牢鎖在板子鐐上，什麼時候終審判決下來，什麼時候這個苦
刑才算結束。如果是改判無期或死刑緩期執行，就被從板子鐐上解下來送往勞改隊
；如果是維持原判，便被反銬雙手，押出去聽宣判，隨即被送往刑場。所以說，板
子鐐是無數死囚生命中的最後一站。
      至於從一審到終審判決的時間，短則二十天，長則半年甚至一年。公檢法部
門給死囚上如此殘酷的刑具的理由之一是：要保證死刑犯在被押上刑場的那一刻，
仍然是活著的。如果在執行死刑之前死囚已經自殺了，他們便要負責任。至於在此
之前，這些死囚活得有多麼痛苦，那就顧不得了！
      我曾好幾次在夜深人靜時，聽到男號子那邊的死囚大聲吼叫：「要搞（死）
就快點搞！莫讓老子受這個罪呀！！……」對這些死囚來說，最痛苦的並不是被槍
斃，而是在臨死之前所遭受的這番折磨；相對於板子鐐給他們帶來的煎熬，死，已
經成為
一種幸福的解脫。

死前沒有尊嚴
      板子鐐不僅將人的身體束縛到最大程度，它還同時使人失去獨立和尊嚴。人
即便戴著手銬和腳鐐也還能行動，能勉強料理自己的生活，而一旦躺到了板子鐐上
，便如同一個全身癱瘓的病人一樣，吃飯喝水要別人喂、大小便也要別人料理。在
看守所，照顧死囚的工作全都由其他的在押者無償承擔，我在獄中便一直擔任這樣
的工作。我們不僅要照顧死囚的吃喝拉撒，還要二十四小時為他們值班，輪到值夜
班的時候是不能睡覺的。
      我總是盡已所能地給死囚最好的照顧，還扮演牧師和法律顧問的角色。但也
有一些女犯，尤其是年輕人，對照料死囚很不耐煩。一位十七歲的小妓女就經常呵
斥王國珍，如果恰好在她值班的時候王國珍要大小便，她就大罵不止，嚇得王寧可
尿褲子也不敢讓她伺候。
      即使照料死囚的人比較有同情心，從不虐待死囚，被鎖在板子鐐上的死囚也
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他人的負擔，因而在內心感到愧疚和不安。還有一些死囚很自尊
，因為不願意麻煩別人端屎端尿，就自覺減少進食和喝水的數量。就這樣，他們在
人間最後的日子裡，還得忍受尊嚴的喪失和飢餓的折磨。
 
不能與親人訣別
      王國珍知識水平很低，對法律一團混沌。而公檢法部門的人為了避免她知道
真相後大哭大鬧，帶來管理上的麻煩，始終沒有詳細向她解釋她可能受到的處罰。
因此，直到把她從板子鐐上解下來送往刑場的那一刻，她都不知道自己會被處死。
在板子鐐上，她一直想著今晄去勞改隊的事，還經常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
江」（中國在參加韓戰時的歌曲）……王國珍犯案後從農村家裡被逮捕的時候，兒
子正準備結婚，家人並不知道她犯了什麼樣的罪。待一個月後兒子辦完婚禮，到監
獄中給媽媽送衣服的時候，赫然見到媽媽的名字刊登在法院的佈告上，並被打上紅
叉。王國珍已經於當天早晨被槍斃了。據當時在場的人告訴我，王的兒子捧著佈告
，完全驚呆了！

信息剝奪和精神禁錮

      儘管審訊中的逼供使人痛不欲生，儘管惡劣的生活條件使我全身浮腫、儘管
我要適應弱肉強食的監獄文化……但這都不是監獄生活中最痛苦的一面。真正最令
人難以忍受的是信息的隔絕和嚴格的精神控制。
      在我被關押的那所刑事犯看守所中，官方除了提供極其粗劣的食物，令在押
者能夠「活下來」之外，其餘的一切都是不允許的。

設法給親人報信
      我入獄之初，朝思暮想的就是給父母通個音訊，因為我和哥哥都是在街上被
秘密綁架的，對父母來說，意味著一兒一女突然失蹤了。這對他們是多麼大的打擊
，他們又會是多麼心焦啊！但是，我們在「收容審查」期間（尚未確定有罪），不
僅不允許與親人見面、不允許請律師、不允許看書，甚至不允許給家人寫封僅僅是
報安的信。我對監獄的看管人員說你們可以檢查我的信件，我什麼別的都不寫，就
是告訴家裡人，你們沒有虐待我。可就是這樣的信也不准寫。
      但我無論如何也要給家裡通個音訊！在與同監號的難友熟悉之後，我發現其
中有幾個人的案情不嚴重，可能會先後釋放，於是我便請她們在心中記住我一個親
戚的地址（怕官方檢查我父母的信件），請她們出獄以後給我家寫封信。難友們都
很同情，一口答應下來，並且每天把我親戚的地址和我要他們寫的內容背誦好幾遍
。果然，我入獄後不到兩個月，同監共有三個人先後獲釋。他們之中的一位一出獄
就給我家寫了一封信，我父母據此才知道我和哥哥被關押在什麼地方。因為沒有署
名，我至今不知道那位寫信者是難友中的哪一位。

獄中積累寫作素材
      每一個在押者被送入監號之前，都要先被搜身，甚至連皮帶和鞋帶都得取下
，紙筆更是監獄中的大忌。既然基本的權利、合理的要求以公開的方式得不到允許
，我也就只有偷偷地干了。
      沒有紙和筆，沒關係，我們有的是辦法。最初是用牙膏皮當筆，做火柴盒用
的原料當紙。牙膏皮含鉛，寫在塗了薄薄一層牙膏的火柴盒原料上，頗有點鉛筆的
效果；後來我就有了幾支圓珠筆芯，使用的紙張主要是香皂的包裝紙以及衛生紙。
衛生紙的質量很差，我往往要給它們先打上補丁才能用。 
      得到圓珠筆芯對我獄中的寫作而言是一場革命。下面就給大家講一個我如何
得到圓珠筆芯的小故事。
      有一天我被帶到監獄醫務室看病，在走廊上看到一位在外面勞動的素不相識
的男犯子向我使眼色。我一看到那個男犯的眼色，就知道他是在暗示我什麼，而絕
不是在調戲我。在監獄這種特殊環境中，人的感覺器官變得格外敏銳，特別會察言
觀色。由於沒有自由，難友之間的很多交流根本不用語言，一個眼神，一個看似不
經意的動作，彼此心領神會。於是在走進醫務室的時候，我故意落在看守的後面，
並把手非常自然地背在身後。就在看守已經走進醫務室而我還沒有進去的一瞬間，
我感到有人在我身後走過，同時有一件細小的東西落在了我的手中。我不露聲色地
將那個小東西在背後塞入袖子中，沒有任何大動作，看守絲毫也沒有起疑。待回到
監號中偷偷一看，果然是一支圓珠筆芯。其實那個男犯人我根本不認識，但是在那
所監獄中，我們這個案子的知名度很高，刑事犯們都表示佩服我們的「義氣」，因
此願意主動幫助我們。大家在同一個環境中生活，他們知道我需要什麼。 
      就這樣，在無數人的幫助下，我和同案的朋友們基本上能夠得到外部的信息
。我在監獄中寫了大量的文字資料，並且絕大部分都在我出獄前成功地傳遞了出來
。待我出獄後整理時，發現竟有厚厚的三大本。出獄後在中國大陸四處漂泊的五年
中，我就是以這些在監獄中積累的素材為依據，寫成了一本二十三萬字（中文）的
紀實文學《情義無價》，由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中國
的政治運動以及人在政治運動中的命運、為中國的監獄和司法系統，作了一份歷史
的見證。□(本文為作者在勞改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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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丹紅 著 

《情義無價——公安部頭號反革命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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