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謝時節


童 屹


      我叫童屹，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學生。1968年，我出生於湖北省首府武
漢市。自1994年4月至1995年1月，我被秘密扣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之後，未
經審判和起訴，我被轉到武漢市何灣勞動教養所。在那裡，我又呆了21個月。
      由於其他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我的生活已起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我無法
忘記那些非人的日子，尤其是我的一些朋友仍然在中國遭受我不久以前經歷的痛苦
。
      我兩年半的牢獄之災起源於我對魏京生的支持。從1993年10月到1994年4月，
在他兩個長期刑期之間，我是他的唯一助手。
      1996年10月我被釋放之後，警察仍對我嚴加監視。有一次，我去北京探訪在
北京工作的姐姐，我又被無理地扣押。11天之中，我和精神失常的婦女，殘疾兒童
以及苦大仇深的上訪婦女關在一起。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無辜的。但是，我們卻被
關在條件惡劣的北京市收容遣送所。最後，我和其他一些人員被一群持槍荷彈的警
察押送回武漢市收容遣送站，直到我的父母交了500元之後，我才被釋放。
      在我兩年半的勞教期間，每天的勞教所都是我為我的尊嚴和作為一個人的權
利而戰鬥的戰場。在我拒絕加班之後(按：中國法律規定勞教人員每天工作時間不得
超過8小時)，最壞的事情發生了。我被一群經由看守唆使的勞教人員毆打。在整個
勞教期間，我不被允許與其他人說話。我無法接觸報紙，電視和廣播等新聞媒體。
我的食物份額少之又少。那個時候，我最大的夢想就是一個熱水澡和8小時的睡眠。

      我的條件與其他同監犯人相比不是最差的。在北京市看守所的時候，我的一
個同號因貪污25萬美元而被判處死刑。在她等待死亡之前，她的雙手和雙腳整天都
被銬著。在同監人員之中，我們都知道政府會把搶決犯人的健康器官賣掉。從她的
例子中，我逐漸理解了中國政府的死刑經濟學。
      我的另一位同號在我被抓之後3個月的7月到我們號裡。她看起來面色萎黃，
病殃殃的。一個月之後，她被帶出監號3天。她回來後穿著一件厚厚的大棉襖還哆哆
嗦嗦的。她告訴我，她的雙手雙腳被銬在手術台的四角，警察醫生給她做了流產手
術。這之後，她仍被銬在床上又呆了3天。
      在勞教所的時候，上工是一場殘酷的遊戲。由於我是唯一因政治原因而被勞
教的人員，儘管我受到嚴密的監視，我被單獨挑出來做較輕鬆的活兒。其他的人員
要不在電池車間上班就在縫紉車間上班。我從她們的對話當中，確信她們生產的一
些產品是供出口的。每天，我們在一起吃飯。吃每頓飯的時候，我們必須蹲著吃，
因為警察要羞辱我們。我經常看到很多的人手黑乎乎的，但卻用沾著有毒電池物質
的手抓著饅頭吃。
      但是，我覺得最可怕的事不是被打，也不是強勞，而是勞教當局徹底剝奪勞
教營受害者的尊嚴的方式。在溫度高達40度的悶熱的午夜，200多名勞教人員下工回
來，疲憊不堪，汗流浹背，但還必須去打她們一天中的最後一場戰鬥。所有的人沖
進只有6個噴頭的洗澡間，她們尖叫著爭搶著水籠頭，想盡快地在半小時之內洗乾淨
她們臭汗淋漓的身子和污跡斑斑的衣服。半小時之後，沒有一個人可以呆在洗澡間
。因此，沒人可以洗一個完完整整的澡，幾乎所有的人多長滿了一層又一層的痱子
和瘡疤。
      這些瘡疤仍然歷歷在目。回想起來，我無法理解我和我的同號是如何度過那
些苦難的日日夜夜的。與我的同號相比，我自覺極其幸運，因為我終於能自由地呼
吸，並且能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開始新的生活。但是，我同樣也痛切地知道在中國
仍然有許多的人受到罪刑不相當的死刑處罰；仍然有許多的女嫌疑人被迫銬在手術
台上做人工流產；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人用沾著有毒物質的手抓飯吃，而這些同樣的
手卻為勞教當局提供巨額的財政收入；仍然有許多尖叫著的赤身女人互相拼打爭洗
一個乾淨澡。這些就是中國勞教營的現實。
      當我想起鄭念女士的暢銷書《上海生與死》的時候，我知道自60年代後期的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的勞改勞教制度沒有稍些進步。每天，我都告訴自己：不要
忘記過去，揭露中國政府的罪惡，並且堅信有一天中國古拉格的圍牆會坍塌。
      (1999年9月17日，本文之英文稿為作者在勞改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