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序言 鄭 義 這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學著作。 它的出現，將對中國的精神與現實造成震撼。 1994年春，辛灝年隨身攜帶著這部書的提綱和資料，孤注一擲，從中共軍警 眼皮下冒險闖關，登上飛往新大陸的飛機。直到起飛，直到飛機躍上萬米雲空，心 情才開始平靜。我的生活中也有類似場面，體驗著怯懦與正義衝突。雖然是近二十 年之老友，我所瞭解的僅是小說家辛灝年，而非歷史學家辛灝年。而且，勇氣與學 識究竟是兩回事，道德勇氣並不等同學術價值。閱罷初稿，方如釋重負：一部將改 變中國歷史的著作正在誕生！ 辛灝年先生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首先是「民主革命史」體系之建構。 世界史早已提供了如下例證：英國革命首尾凡半個世紀；法國大革命自1789 年攻佔巴士底獄至1875年第三共和國確立民主、自由與共和，血戰近一個世紀；俄 國從1917年二月革命到1991年蘇共崩潰，回歸民主，其間腥風血雨也長達四分之三 世紀…… 這些散見於各國歷史的斷章殘片，通過一位中國歷史學家原創性的研究而 得到了嶄新的解讀——民主革命的初次勝利，必將招致專制勢力的反撲與公然復辟 ；草創的共和國體，完全可能被旗號各異的專制勢力所顛覆；復辟期的專制勢力極 為瘋狂，甚至可能把專制政治推上歷史的最高階段；民主與專制的反覆較量，貫穿 著民主革命全過程，直至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辛灝年運用全史觀念，把民主 革命從一個即時性的相對孤立的歷史事件，理解為一個歷時性的漫長的歷史運動， 於是，這些「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現象」，便上升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規律。 一個簡練宏大的坐標系就此建立。曾困擾過幾代思想者的某些歷史之謎，終 於得以解答。 簡捷透徹具有鋒利的力量。最後定稿期間，辛灝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學演講， 均引起轟動效應。每當他在開場白中剛剛豎立起自己的理論框架，或者，每當他剛 剛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自辛亥革命始的「中國民主革命史」，常常便會有聽 眾恍然大悟地提問：您是說，中共的革命其實是一場專制復辟？您是說，中共不過 是民國史上一段亂世？ 這就是理論的力量。 愛因斯坦曾如是說：「一種理論的前提越為簡練，涉及的內容越為紛雜，適 用的領域越為廣泛，那這種理論就越為偉大。」 整個十九世紀的歷史，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旗幟下度過的。同樣的，從武昌 暴動的槍聲到布達佩斯街頭呼嘯而過的起義者的卡車，從格旦斯克海港罷工的汽笛 到一夜崩塌的柏林牆，從莫斯科紅場上調轉炮口的坦克，到長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 圍困的烈火熊熊的裝甲車……——整個二十世紀，同樣沒有逸出法國大革命招拂的 旗影。如果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確實在為自由、民主與人權而奮戰不休，那末， 我們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來抽像這段歷史的理由。眾多紛雜混亂的歷史事件都在 這一體系簡單的坐標裡安放妥帖，並得到相當透徹的說明。在尚未被納入體系之前 ，歷史事件僅僅是一些孤立的意義不明的「訊息」。1992年，捷克總統哈維爾在一 篇名為《現代世紀的終結》的演講中說道：共產主義的完結，不僅結束了十九和二 十世紀的一個主要的形態，而且為整個現代世紀打下了句號。共產主義時代完結這 一對人類來說最重要的訊息，「是一個我們目前尚未完全解讀、完全理解的訊息」 。我尚未愚蠢到崇拜終極真理之地步，但辛灝年的理論，確實為以法國大革命發端 和共產主義完結為標誌的兩世紀歷史，提供了一種言之成理的闡釋。 其次為史實之再發現。 辛灝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走進歷史多少有一些偶然。 為寫作構思中的一部安身立命的長篇歷史小說，他計劃擲下一生中最寶貴的 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後十年寫作。於是奔走於各級檔案館、圖書館，沉沒在浩如 煙海的現代史資料中。他耗時兩年，編寫了《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中國近代史 大事記》，並以大量的精力重讀馬列經典和西方哲學史……在他這種步步為營的進 逼戰術下，意識形態的籐蘿被漸次斬除，歷史之林終於廓清到原生狀態。這時，被 他征服的歷史反過來征服了他，以它之慷慨烽煙飛迸血淚，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 哭，以它之一直流散到當代的遍地血污。 他抑制著靈魂的戰慄，一改初衷，毅然開始了歷史寫作。 此刻的辛灝年，已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和三本小說集，進入了成熟作家的峰 巔期。當這樣一位人格、才華與思辯能力都極為出眾的作家和謊言充斥的歷史猝然 相遇，撞擊與爆炸已勢不可免。 在經歷了漫長的淪辱之後，中國現代史終於找到了它忠誠的守護者與代言人 。 閱讀初稿，我經歷了同樣一次幾近脫胎換骨的創痛。在進行社會學寫作時， 我已梳理過現當代史，但驚訝與震撼仍陣陣襲來。一個又一個關於人物事件的細節 每每使我釋卷長歎：何至於此！何至於此！由此而得出一個結論：每一個生活在（ 包括曾生活在）封閉社會裡的人（包括知識份子），不敢輕言「知識」二字。 我們的知識構成大有問題。 一位大陸姑娘在紐約街頭與我巧遇，閒談間突然發問：「算過沒有，『二萬 五千里長征』到底要走多久？十個月能走完嗎？」三百天除兩萬五，算下來一天要 走八十多！外有圍追堵截，內有激烈內鬥,又打仗又打劫又休整又開會，還帶著家雋 傷員，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長途行軍，平均下來，一日三四十里已是不錯。我頓 時汗顏：她提出的這道如此簡單的算術，我竟從未想起要算一算！後來得知「二萬 五千里」之來歷，原來是毛澤東的金口玉言：逃至陝北，一日毛坐山巖上問陸定一 ：我們跑來跑去，到底跑了多少路？陸說：如果算上一、二、四方面軍各路部隊， 都加起來大約有兩萬里吧！毛說：好，就叫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素有「號稱」之 癖，但多為補零湊整。將一萬八湊作二萬尚可，將二萬「湊」成二萬五便於規矩不 合了。弄清「長征」之究底要花一番工夫，但算一算十個月能否走二萬五，應該不 難。在千遍萬遍的灌輸下，我們的大腦喪失了正常的思維能力。我們不加思索地將 一切通過廣播、電視、報紙、文件、書刊釘進我們意識甚至潛意識裡的官方謊言當 作事實，甚至放棄了最起碼的常識。「二萬五千里長征」確是一個關於謊言力量的 經典性範例。 謊言是與刺刀並列的最有力的壓迫武器。 在知識構成中，思維方式的謬誤一般易於發現，糾正的可能性亦較大。 但思維材料的失實卻難以自我覺察。百年歷史，只有壟斷性的一家解釋，甚 至就連歷史的事實本身，也悉數由掌握刺刀和話語霸權者所灌輸。早有人把共產黨 全面控制人類思想的大規模社會工程稱為「洗腦」。既然稱「洗」，那些被洗的腦 裡畢竟存有真實。我們這幾代人的狀況卻更為悲慘，通是喝謊言之奶長大的，久居 鮑室而不聞其臭，已墮入物我兩忘之化境。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謊言統治近半個 世紀之後，「洗腦」與「解咒」已成為掙脫精神牢籠之必須。 經驗證明，部分事實並不能根本動搖如此龐大的謊言系統。在謊言生態中生 活，我們並無不適，真實反使我們感到莫名的刺傷。因謊言已溶化於血液之中，成 為我們生命的共生體，成為一種雖然虛妄卻已然以身相許的信仰。最為有效的辦法 也許只有從上至下從裡到外地徹底轟毀——正如電擊之於完全瘋顛的神經。讀辛灝 年先生的這部著作，無法逃避這種死而復生的震撼。復活是美好的。我們曾被扭曲 的生命將被賦予新的意義。 再次，歷史學概念之重建。 辛灝年屢次向我感歎，在歷史研究和寫作中，最為艱苦的工作乃是對已經「 約定俗成」種種概念的清理。個中甘苦，我亦有體味。在寫作《紅色紀念碑》時期 ，我曾體會到概念的謬誤屢屢成為思想的障礙或陷阱，而不得不加以必要的重新界 定。比如「無產階級」的概念，是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我特加腳注予以說明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人應稱為「無權等級」。「階級」是一個財產關係的概念， 「等級」是一個權力關係的概念。君主制的推翻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創立，使工人從 「無權等級」上升為「無產階級」，他們已獲得政治解放，而開始爭取經濟平等。 社會主義制度卻使「無產階級」喪失了已經獲得的政治權力，重新淪為「無權等級 」。——我在這裡使用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馬克思主義裡涵蓋了經濟形態和政 治制度。在《誰是新中國》裡，辛灝年繼續加以批判：用「資本主義」概念來取代 近代以來的「自由經濟」概念是錯誤的；把「資本主義」這一經濟概念與「民主主 義」政治概念混為一談更是錯誤的。「投資—利潤—再投資—再獲利」的經濟活動 ，自人類有了商品生產就已經存在；這一經濟活動在近代確實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發 展，但這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互動的結果；民主制度的確立，反轉來極大地推動 了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成熟，調和了勞資矛盾，實現了基本人權。——在本書寫作 過程中，辛灝年特地對「革命」、「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列強」……等數十個大小概念加以重新界定。 概念是思維原素的有意味的基本積成。不是嗎，在約定俗成的官方語境裡， 「人民」一詞意味著部分民眾被劃為不可接觸的賤民，「我們」則欺騙和誘使著被 壓迫者與壓迫者暗中認同，「國內革命戰爭」實指武裝顛覆合法政府，「解放」就 是奴役，「鎮反」是消滅政治反對派，「毒草」實指自由的言論與寫作，「反修」 實指反改革，「自然災害」迴避了人為災害，「一國兩制」掩蓋著社會主義的制度 性的失敗……這種魔咒般的概念符號，以至這些符號所暗含的荒謬的邏輯與編造的 「史實」，都在頻繁的不加思索的使用中滲入我們的骨髓。用辛灝年的話來說，「 蓋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會使我們的批判總是落入敵手的 『圈套』。」 在與辛灝年一同到各大學講演之際，發現了一個極為奇特的現象，即相當數 量的青年可以在理性上承認事實，但在感情上卻難以認同。許多歷盡千難萬險方才 逃離專制的海外華人，也處於同樣的情感困境。 這是一個可從多方面加以分析的複雜現象。從心理學角度，也許可稱為「斯 德哥爾摩精神病」。1972年夏，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生了一起引起全世界關注的 搶劫—綁架案。一位三十二歲的越獄犯簡艾瑞克闖入鬧市區一間銀行，持搶搶劫。 數分鐘之後，聞訊而至的警察將銀行團團圍住，命令劫匪束手就擒。劫匪遂以四名 人質生命為條件，命警方提供車輛及其他逃亡條件。此一事件僵持幾近一周。最初 的二十四小時過去，劫匪與人質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極其戲劇性之變化。劫匪雖態度 兇惡，但偶露溫和體貼。驚恐萬狀的人質們開始平靜，繼而接受指令，為劫匪張羅 飲食。四十八小時過去，警方發現，當劫匪入睡時，人質非但不趁機制服劫匪逃生 ，反而保護劫匪不讓警方偷襲。瑞典首相在與人質通電話時也驚奇地發現，他們對 警方的恐懼超過劫匪，說劫匪保護他們，使他們避過警方的傷害。一百三十一個小 時之後，劫匪終於絕望地棄械投降，人質安全獲釋。當記者們蜂擁而上採訪人質時 ，他們不僅毫無怨恨，反而對外間描繪劫匪凶殘的輿論表示反感。在事後與劫匪對 質時，居然有女人質上前親吻劫匪，以示好感與懷念。 四名人質的表現舉世驚駭。在與人質進行了四周交談後，心理醫生才對對他 們的內心有了初步的瞭解：他們最主要的是怕劫匪再度越獄，進行報復。而對劫匪 的感激與欣賞，則是因他把生命「慷慨地」「還給」了他們，由此而覺得欠了一份 情。心理學家分析：人質在被劫持之後，心理狀態回復到五歲前的幼兒期，把掌握 他們生命的劫匪視為母親。雖然劫匪用槍口威脅，用槍炳毆打，並強迫年輕的女人 質們提供不堪的「服務」，但在生死莫測的危難中，他們只有信賴他，而感覺外部 世界充滿敵意。這個「母親」既然滿足了他們安全的需求，他們便進一步愛上了他 。有一名女人質甚至表示要等他出獄後嫁給他，以報答他對他們的「恩情」。 一位女人質這樣說道：「當一切結束，我們安全了之後，我瞭解到劫匪給我 、我的父母、我的未婚夫都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然而我活下來了。我之所以還活著 ，是因為他讓我活。你知道，一生中只有極少的人有機會把你的生命把玩在手，最 後又決定還給你。當一切結束後，我當然要去吻他，並謝謝他把我的生命還給我！ 」 心理學家後來把這種被劫持者所特有的心理狀態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 在專制社會裡，民眾與統治者的關係大體可做如是觀。脫逃者，急急如漏網 之魚，回去固然萬萬不可，但「母親」容爾苟活之「恩情」卻綿長無盡。對今天還 活著的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被劫持是我們生而處之的狀態。自孩提時代起，「紅太 陽」、「母親」、「恩人」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符號便與「戶口」、「檔案」 、「居民委員會」、「思想匯報」、「檢舉揭發」、「批鬥會」、「公審公判會」 、「階級鬥爭」等禁忌體系奇妙地同時並存。嚴密的封閉與長久的宣傳，使我們認 定此乃人類生活之常態（甚至最美好的狀態）。逃離劫持之後，我們可能面臨兩種 選擇：承認曾被劫持，便將承認屈辱，永別生命源頭的情感故鄉，在人生的破碎支 離和情感的自我放逐中艱難地重建尊嚴；否認遭到劫持，則可否認屈辱，固守自幼 調適的情感模式，並以此維護自欺式的尊嚴。 嚴格說，這不是「選擇」，而是一種下意識的情感傾向，於是，理性之矛在 這裡遇到了牢固的非理性之盾。事實與理論至多可使我們經歷激烈震盪，並在這震 蕩中意識到有病。這一點，倒是辛灝年的著作可以做到的。 任何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 這是一部冷靜沉重的歷史學著作，但敏捷的讀者必然會感受到它在現實政治 中所可能具有的巨大顛覆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嚴峻挑戰。 眾所周知，權力的來源必須具有合法性。 其一、符合法統，具有法定的傳承關係，如傳統社會皇位繼承的嫡長子制和 現代社會的普選制。 其二、即便是否定了舊法統的暴力革命，也必須以全民制憲、普選加以追認 。不解決合法性問題，政權就始終處於「產權未定」的爭奪狀態之中。民主革命廢 除了舊法統，用普選制直接與人民訂立契約，建立新法統。共產革命也是廢除了「 舊」法統（姑且不論復辟），但沒有一家敢於實行真正的全民制憲、民主選舉，權 力就沒有合法的來源，不得不以刺刀來加以維持。 其三、奪權非法，但如果不悖於情理，如果歷史上還做過一些有益於國家民 族的貢獻，事情還有迴旋之餘地。 共產政權與第一條明顯無涉，可斟酌者唯第二、三條。事實上，中共正是竭 力從這兩條裡尋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據。 第三條，端視中共在北伐、兩次國共戰爭（所謂「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及 抗日戰爭中的作為及地位。如果北伐有功，割據有道，內戰有理，又領導了保存中 華民族血脈的浴血抗戰，便至少具有了部分合法性根據。如果再加之奪權後政通人 和，國泰民安，便在相當大程度上具有了合法性根據。但此路不通，請看辛灝年先 生著述，此處不贅。 第二條大可斟酌：中共承認自辛亥革命為發端的民主革命傳統，並奉孫中山 先生為先行者（雖然實質上加以否定）。在此基礎之上，倘若不改「中華民國」國 號，並將內戰解釋為革命陣營內部權爭，再逐步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就營造了合於 法統的假象。遺憾的是，毛澤東處事不慎，上了一位三朝元老周善培先生之「噹」 ：周老先生系民國聞人，清末主持廣州將弁學堂，段琪瑞、將介石、陳炯明、李濟 深等均以師禮尊之，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期間，身邊最主要的文臣武將也是他的學 生，連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茨大將也親往他上海府邸拜訪。簡言之，周老先生是 個為帝王師的人物。1949年中共建政在即，周以政協特邀代表之譽赴京，毛澤東賜 宴中南海，請教國事。席間周老先生盛讚毛氏英明，認「中華民國」國號不妥，建 議另立國號。毛被老先生「開國改元」這口迷魂湯灌昏了頭，遂有「中華人民共和 國」之建立。回瞻歷史，周善培先生竟在不經意間成就了一樁驚天動地之大事—— 斬斷法統，使中共政權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倘無改元一事，續上法統，後來 的聯合國席位之爭、兩個中國之爭，又從何談起？ 如果辛灝年先生的理論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中華民國」歷史 上一段專制復辟期，那末，這個被毛澤東「誤失」之「中華民國」法統，可能正是 結束一黨專政，歸宗認祖，存亡繼絕之國脈所在。法、英、俄等國莫不於數十年之 後回到被顛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續法統，再造共和，或可為鑒。 我想，這致命的政治挑戰並非辛灝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歷史，披荊斬棘， 本是為一部歷史小說追尋「真實」的足跡。不想跋涉十年有四，收穫甚豐，竟有許 多奇花異卉得於料想之外。這正是誠實的學術勞動的收穫。文學忌諱主題先行，尤 忌政治主題先行，想必各類學術亦然。但真實必然殺傷謊言，真實必然向四面八方 投射出神奇的批判力。這本來是真實一詞題中應有之義。 無論公開演講還是私下交談，辛灝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地強調：倘若沒有大陸 學者近年來艱苦卓絕的「重寫歷史」式發掘，倘若沒有成百上千種曲筆鉤沉的歷史 學紀實文學書刊出版在前，他的成就是難以想像的。此乃肺腑之言。在這篇序言裡 ，我要特別向至今仍苦鬥於刺刀和話語霸權下的大陸知識分子致以敬意。無論這個 時代在權力與金錢的交相誘迫之下墮落到何等地步，總有人秉承著「威武不能屈，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古訓側身戰鬥，辛灝年無非是其中之一。同樣，本書 既是辛灝年的著作，也是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在某種程度上，本書的某些片斷尚存在著情感不夠節制的缺陷。張揚民主痛 斥極權，痛快是痛快矣，可能增加觀點相左者之閱讀障礙，使被翔實史料與慎密論 證駁得啞口無言的論敵找到混戰一場的借口。按照西方學術界之治學規範，學術著 作應剔除情感因素，至少表面上心平氣和，客觀公正。我向他認真提出了這一問題 ，他已盡力為之。我請求讀者諸君留意本書的邏輯與事實。十年磨一劍，其中的堅 韌平和不難想見。至於不算太多的使部分讀者不以為然的熱情難抑的言辭，也不可 苛求；這在不自由的土地上將激起怎樣的閱讀波瀾，也未可知。何況說改也難，這 是規範與良知的衝突。承受著莫大苦難與責任的人無法進行「零度寫作」。真正的 「零度寫作」，恐怕是某些飽學而毫無承擔的西方學者之專利。在反省這種「客觀 公正」時，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說道：「五十多年來，西方知識份子一 直拒絕傾聽別人提出的問題。他們一勞永逸地判定，集中營有『好』的一面和『壞 』的一面，這些集中營由於目的神聖而光彩燁燁，儘管在另一方面它還是集中營。 大多數西方知識份子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這種錯誤」。阿隆問道，「在西方，有誰 像索爾仁尼琴一樣戰鬥過呢？」他認為，沒有，左翼沒有，右翼也沒有。此乃西方 知識份子的自責，不足完全憑信，更不意味中國知識份子具有更大的道德勇氣。這 大抵是由於民主制度的確立平息了最激烈的戰火，以至於使為數眾多的西方知識份 子淡忘了他們先輩鋒芒畢露叱詫風雲的豪氣。在今天，有誰能像中國知識份子這樣 為自由和真理仗劍而歌呢？不多了！這既是我們的遺憾，也是我們的光榮！ 辛灝年是一個好小說家。何時開寫長篇小說《辛亥之後》呢？是該回歸於文 學的時候了。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去來兮！□ (1997年8月7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