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老百姓路線 ——就我的想法致朋友們的信 （北京）徐永海 1、1999年8月2日星期一，高洪明、查建國開庭，高洪明被判八年，查建國 被判九年。8月1日下午警察將我帶到我家附近的某市駐京聯絡處招待所，目的是不 讓我去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參加旁聽。從8月1日下午4點左右到8月2日下午3點左右 ，在這裡關了我近24小時。8月2日這天我班上還有事，有幾個病人的病情需要處理 ，結果影響了我的工作。 8月1日馬強家門外就有警察監視，8月2日早上6點他被警察帶到一個飯館， 直到中午1點左右。8月1日早上楊靖被警察帶到派出所直到中午。8月2日上午何德普 去了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要求參加旁聽，被帶到派出所，下午5點左右才被放回。 還有一些朋友受到監視。 這使我想起了今年「六四」十週年時，從6月2日到6月7日我被警察帶到我 家附近的另一個旅館，住了5天，在這5天裡，不許離開旅館，不許給別人打電話， 有人呼我，也不許回電話。何德普、楊靖也是如此，從6月2日到6月7日，被警察帶 到旅館住了5天，只是旅館條件他倆比我的好。在那幾天，北京其他朋友也是如此， 高洪明、查建國、王志新白天被警察帶走，晚上回家，馬強被警察帶走了三天。劉 鳳鋼被警察帶到旅館裡十幾個小時，不許參加「六四」這一天的基督教家庭聚會。 嚴正學被警察帶著在延慶縣玩了三天，任畹町不許進北京市區，還有一些朋友受到 監視等。江棋生在5月份就被抓了起來關到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2、高洪明、查建國被判刑主要是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黨京 津黨部原來公開的黨員有徐文立、查建國、高洪明、何德普、王志新、沙裕光、馬 強，徐文立是主席，查建國、高洪明是副主席，何德普是監委主任，王志新、沙裕 光是監委副主任，馬強是新聞中心負責人。徐文立被判十三年，高洪明被判八年， 查建國被判九年，現在是一個主席，兩個副主席被判刑，外邊公開還有何德普、馬 強、沙裕光。當然還有很多朋友是沒有公開的，還有一些朋友沒有參加民主黨但表 示可以為之做事情。 在北京還有很多朋友沒有參加民主黨，楊靖、高峰、劉鳳鋼、周國強等就 沒有參加，他們有自己的想法。任畹町參加民主黨，組建中國民主黨北京籌委會， 徐文立沒有被抓時，北京朋友有不團結的現象，目前北京的朋友還是團結的。 3、在今年的6月22日，北京的朋友曾經聯合起來辦了一件事，就是為劉鳳 鋼岳父母的住房問題聯名致公開信給全國人大。參加聯名的有：任畹町、高洪明、 查建國、王志新、馬　強、李楊、王美如、徐永海、何德普、沙裕光、楊靖、高峰 、周國強、嚴正學，共14人，這顯示了北京朋友的團結，同時也顯示了北京的朋友 們正在把自己的注意力從組黨轉向關心百姓。 此公開信發出後，得到了北京的侯傑、深圳的王瑞澤的響應，而且還得到 了海外洪哲勝先生的響應，將此文發表在7月14日的《民主論壇》上。侯傑說：「我 一般不參與政治活動，但對百姓問題另當別論。」幾天前，楊靖、李楊、高峰、侯 傑和我，我們一起去游泳，大家還談到了此事。大家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應該多側 重在百姓問題上。 外界這樣介紹民主黨：「一年來，中國民主黨人在中國大陸各地公開打出 鮮明的旗幟，要求進行徹底的民主化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保障言論自由，實 行各級權力機構直接選舉，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為方式，為實現中國民主化 的變革而努力奮鬥。」外界把民主黨完全政治化。我們認為應該旗幟鮮明地告訴外 界，中國民運除了關心政治事情外，更關心百姓的事情。 4、在「六四」運動之後，在中國、在北京，先後出現了幾件民運方面的事 情，一是1991年的胡石根、康玉春的「中國民主自由黨」；二是1993年秦永敏（武 漢）、劉念春、沙裕光、周國強等朋友的「和平憲章」；三是1994年袁紅冰、劉念 春等的「勞盟」；四是1995年2月王丹的「保障基本人權」。當然還有一些事情，例 如「寬容年」呼籲書等。 通過這四件事，我們會發現一個現象，隨著時間的發展，發生的事情越來 越從「精英」方面走向「百姓」方面，1991年是組黨，1993年僅僅是一個「憲章」 ；組黨、憲章是純政治性的，1994年的勞盟就是非單純政治性的，而面向了百姓； 1995年，「保障基本人權」不再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沒有提出建立一個組織，而只 是談三件百姓受欺負的具體事情。 在民運範圍內，存在著「精英」和「百姓」兩個路線、道路、方針，或者 說是兩種思路、方法、辦法，（這兩條路線是不存在鬥爭的）。精英路線注重的是 「組黨」、「新聞自由」、「選舉自由」、「參政議政」等「自由民主」方面；百 姓路線注重「百姓住房」、「百姓就業」「百姓利益受侵害的某個具體案例」等「 百姓民生」方面。不論是精英路線還是百姓路線，他們都是溫和的，都是反暴力的 ，都是和平的。 5、今年2月底在王志新的生日聚會上，李楊對大家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 「我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為什麼，是不是為老百姓，為老百姓是不是我們的最終 目的。」是的，明擺者，我們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老百姓。如果說，共產黨把「為 人民服務」作為自己掌權的一種宣傳手段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把「為人民服務」 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何況共產黨也不是把這句話當作宣傳手段，只是他們說得到 、做不到。 把為百姓說話、做事，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作為自己的行為方式，在北 京還是有很多的朋友是這樣的。侯傑就曾寫到：「毛澤東把複雜的馬克思主義解釋 為「打土豪，分田地」，立刻就有「紅旗捲起農奴戟」；抗戰之後，毛澤東略施小 計，把中國革命解釋為「土地改革」，立時又有百萬民工上前線。這是利益帶來感 召力。今天誰能解決下崗職工的問題誰就能一呼百應。撇下中國的民生問題不談， 只在那裡搞組織，派名位，爭領袖。難怪民運十年，每況愈下，至今已徹底游離於 中國百姓生活之外。」侯傑說的話可能一些人聽著不順耳，但是是有道理的。 劉鳳鋼、高峰和我幾年來曾寫過《為貧困的百姓說句話》、《再為貧困的 百姓說句話》、《為百姓說話最光榮》，多年來我們是把為百姓說話、做事作為我 們自己做事的最終目的。今年6月20日我在我寫的《不忘「六·四」死難者，多為百 姓說話做事》中提出了建立「集體工資談判制度」和「居住權益保障網絡」兩個倡 議。 6、徐文立的基本觀點是精英路線，注意點在國家大事上，在政治問題上， 但是徐文立是溫和而務實的，在1997年，徐文立與秦永敏發表關於建立工會的聲明 ，徐文立在很長一段時間提出的是「多讀書，廣交友，不結社。」但是在王有才第 一波組黨、秦永敏第二波組黨後，在海外朋友、北京朋友和任畹町另類作用下，徐 文立帶動第三波組黨。徐文立由「不結社到急結社」，徐文立受了「左」的影響， 可見不論在「共產黨」還是「民運」，「左」都比「右」來的理直氣壯，來得有影 響力。 彭明可以說是典型的精英人物，不論是從他的觀點，還是從他的運作方式 ，他都是站在中產階級立場上，他的組織成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可是在我和他接觸 後，發現他的思想裡有為百姓做事的成分。在彭明組織的最後一次中發聯執委會後 ，我把我們寫的《為貧困的百姓說句話》、《再為貧困的百姓說句話》、《為百姓 說話最光榮》交給彭明，彭明對我說：「中發聯的口號是『中發聯掌權，百姓得幸 福』」。 高洪明在今年以來就提出了「三多三少」，「多用其他的名義，少用民主 黨的名義；多以其他的身份，少以民主黨的身份；多做其他的事情，少做民主黨的 事情。」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高洪明組建「宗教自由觀察」，組建「自由勞動者 工會」，組建「六四受難者要求國家賠償對話團」，不以民主黨的名義，而以其他 的名義發表各種觀點。 7、近一段時間，許多「民主黨」朋友被判刑，浙江、上海的「民主黨」朋 友知難而上，公開了自己的身份，這種行為很是令人佩服。北京的「民主黨」朋友 沒有這樣做，北京「民主黨」朋友人數不少，只是他們決定要按照高洪明的「三多 三少」去做事，並且決定調整方向，由偏向「精英」路線轉到「百姓」路線上。北 京「民主黨」朋友是穩健的，心態是平和的。 作為中發聯的執委，我和中發聯的其他朋友接觸過，大家的觀點是，中發 聯暫時受到挫折，但是我們應該守土有責。大家表示一要關心彭明，二要學習好《 第四座豐碑》，三要結合《第四座豐碑》的觀點關心百姓的疾苦。 作為北京基督徒，作為聖愛團契的弟兄，我和北京的弟兄姊妹，和我們聖 愛團契的弟兄經常交談，我們認為，我們的主從來都是受苦人的主，他最關心受苦 的人。我們這些基督徒要關心百姓的疾苦，我們要在人前做光做鹽。我們要傳福音 給貧苦的人，傳福音給民運的朋友。 8、北京的朋友楊靖、侯傑、李楊等，我們曾經多次交談過。大家曾說過， 我們是北京的「百姓派」，我們對政治，對民運內部爭鬥不感興趣，多年來我們一 直注重在百姓問題上，我們曾為劉鳳鋼岳父母的住房問題奔走，我們還會為類似的 事情盡力。 北京的朋友還有任畹町、周國強、錢玉民等，他們比較注重在精英方面， 注重在國家大事上，注重在政治事件上，但是他們很慎重很務實，自然不會多做政 治性很濃厚的事情，這也是周國強不參加「民主黨」的原因之一。北京還有丁子霖 、許良英等老前輩，我接觸不多，不瞭解，但是據說他們一直提倡「公民運動」。 總之，北京的大多數朋友是把注意力關注在「百姓問題」上，我們不會因 為政治上的「緊」與「松」來決定自己是在「地上」還是「地下」，我們感到為百 姓說話、做事永遠有自己的空間。我認為我們應該多關心百姓問題，多關注住房問 題、集體工資談判問題和社會救濟問題。 9、在中國的城市，住房問題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腐敗表現在這裡 ，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多佔住房、多佔百姓的利益，而且還可以不被法律制裁 。百姓的貧窮表現在這裡，辛辛苦苦工作幾十年，卻住房十分困難。國家經濟困難 表現在這裡，百姓工資中沒有住房金額而又要買房，不敢消費，沒有內需，經濟自 然困難。我們應該關心百姓的住房問題。 在中國由於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在國有企業、公有企業，工人沒有權利 ，經理廠長們可以肆意地貪污腐敗；私有企業、外資企業，工人沒有權利，老闆們 可以大膽地剝削工人。結果是國家受損失，工人受損失。現在在一些企業出現了「 談判工資」這一現象，如果發展下去，可以建立「集體工資談判制度」，這就是工 會的萌芽。我們應該關心這一現象。 中國資源不豐富，所有人員全部就業來進行生產是不可能的，這樣就會有 一部分百姓失去工作。由於社會救濟不完善，那些失去工作的百姓非常貧窮。由於 百姓貧困，不敢消費，整個國家經濟受損失，同樣那些老闆、經理們也受損失。我 們應該關心社會救濟問題，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該體面生活。□ (1999年8月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