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時代的基本特徵與可能走向 （北京）曉華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國內便有學者指出：「到中共十五大召開後，無論鄧小 平是否在世，我們都可以說，鄧後時代正式開始了。」「從『講政治』口號的提出 到國有企業改革難以深入，許多跡象表明，鄧後時代很有可能成為中國的勃列日涅 夫時代。如果缺乏其他強有力的國內外動因，制度的內驅力會自然而然地把黨官僚 集團引向那個方向。」三年時間過去了，上述預言得到進一步的驗證。鄧小平去世 了，喬石下台了，江澤民一手控制了黨政軍大權，鄧後時代的模糊說法可以讓位於 江澤民時代了。如何把握江澤民時代的基本特徵，如何展望它的可能走向，成為人 們普遍關注的問題。 儘管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說，未來是無法準確預測的，但人們總是禁不住要 對未來進行展望。有兩種基本的預測方法：一種是基於對自身歷史和現狀研究的趨 勢外推法；另一種是建立在中外比較研究基礎上的典型類推法。展望一個處於轉型 期社會的未來前景時，使用趨勢推法往往會把人引入歧途。一九八九年「六四」前 後，許多人依據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對未來作出了悲觀的估計，而鄧小平南巡之後 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則令他們大感意外。同樣如果人們根據後鄧時期的發展趨勢來 展望鄧後時代，完全可能會再一次作出錯誤的判斷。典型類推法雖然也有自身的不 足，但在展望轉型期社會時，常常能夠給予人們更多的啟示和靈感。典型類推法的 大致步驟是：首先確定劃分類型的標準特徵；接下來通過比較研究確定屬於同一類 型社會的其它主體；再從一個或多個同類型社會中概括典型的發展模式，以此展現 自身未來發展的主要特徵；最後依據自身有別於同類型社會的其它特徵，確定對於 典型模式的可能偏離。 當前中國大陸社會兩個最根本的特徵，一是社會主義制度，一是中國傳統文 化背景。分別以它們作為標準特徵，很容易找到兩個典型的比較對象，前蘇聯社會 和台灣社會。蘇聯總共經歷了四個時代，列寧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時代、勃列日 涅夫時代和戈爾巴喬夫時代。台灣社會迄今已經歷三個時代，蔣介石時代、蔣經國 時代和李登輝時代，如果考慮到國民黨在大陸的淵源，再加上一個孫中山時代，那 麼也是四個時代。江澤民時代最恰當的對照物，就是上述兩個社會的第三代，即勃 列日涅夫時代和蔣經國時代。然而，中國現在的領導人既不喜歡勃列日涅夫時代， 也不喜歡蔣經國時代，因為這兩個時代的結局並非他們所理想，他們比較屬意的倒 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時代。因此，我們最後也要對照李光耀時代進行展望。 首先參照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因為相對而言，它與江澤民時代具有最根 本的相似特徵。當然，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對當代大陸中國人的生活與思想影 響最大的，究竟是社會主義制度呢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過去的毛澤東時代，人們 的答案自然是前者。毛澤東一再強調「將革命進行到底」，「天翻地覆慨而慷」， 與傳統徹底決裂，新舊社會兩重天。這一點似乎得到時人的認同。然而，當前蘇聯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先後改變顏色，中國大陸的極權制度卻依然存在時，一些人改變 了思路，轉而強調國情特殊，強調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現實作用。制度與文化的關 系是一個複雜的研究課題，應當允許人們保留不同意見，但是對於我們眼下的問題 來說，答案還是比較簡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百姓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生 活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老百姓更接近呢還是與前蘇聯老百姓更接近？城裡人和農村 人恐怕是不一樣的。具有城市戶口的大陸人的生活更類似於前蘇聯的城市裡，現在 大陸農民的的生活大概更接近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農民。但是，在當代社會中城市是 起領導作用的，城市化是現代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城市人口的特徵更能代 表全社會的特徵。 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政論家把勃列日涅夫時代稱為停滯時期。細分起來， 還可以把它分為三段，基本特點分別是：早期一切求穩，中期全面僵化，晚期加速 腐朽。 蘇聯的赫魯曉夫時代是一個不成功的改革年代。在赫魯曉夫當政的十一年裡 ，否定了斯大林時代的許多暴政，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大幅度調整了外交關係， 部分解除了言禁，開始了經濟改革的嘗試，還進行了幹部隊伍的更新換代和頻繁的 機構改組，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等一系列新口號、新綱領。儘管赫魯曉 夫只是一個很糟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還是超越了黨官僚階層的承受力，因而被他 一手提拔起來的蘇共主席團（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推翻了。政變後上台的勃列 日涅夫秉承黨官僚階層的意志，把穩定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中止了赫魯曉夫的改 革。行政改革被完全否定，已經改組的黨政機構重新恢復原狀；原來就由柯西金負 責的經濟改革勉強維持了一兩年後無疾而終；政治上全面倒退，給斯大林部分平反 ，收緊了對言論的鉗制，重新強調國家的專政職能，加緊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在推翻赫魯曉夫的過程中，曾經在政變分子之間形成過一種短暫的共識，一 方面，黨內必須形成制度化的市民社會以防止專斷的權力；另一方面，對人民特別 是對知識分子必須維持集權規則以防止出現自由化。然而歷史證明，從一黨制滑向 獨霸制是一種內在趨勢。勃列日涅夫早期的領導核心被稱為「三駕馬車」，政治局 裡面還有其他一些野心家，經過宮廷政治的反覆角逐，到勃列日涅夫時代中期，政 治局已成為勃列日涅夫的「一言堂」。蘇共黨內某些開明的知識分子智囊人物，極 為痛心勃氏早期的爭權壓勢導致技術革命機遇的流失，期望和幫助勃列日涅夫盡快 穩固權力，以便借助新權威來推行改革政策。事後他們感到非常失望。黨內高層權 力的集中並不一定帶來政治權威和政府能力的提高，事實上常常帶來的反而是日益 加劇的政治僵化。一方面，在黨內政敵被清除後，執政黨的領袖同時也喪失了政治 敏感，不再有對社會和黨內基層的輿論作出及時反應的衝動。史家指出，當勃列日 涅夫大權在握，可以為所欲為時，他對於蘇聯社會面臨的所有緊迫問題幾乎沒有作 出任何重大決策。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在進行高層權力鬥爭時，需要得到中下層 幹部的支持，相應地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對後者作出承諾和許願。勃列日涅夫中 後期既然奉行無為政治，他對於下面的幹部就很少要求和觸動，因而彼此相安無事 。勃列日涅夫時代是蘇共幹部隊伍空前穩定的一個時代，在各級幹部長期任職的過 程中，形成了無數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每一個王國都有它的「君王」，正式制度 幾乎毫無效用，貪污腐敗盛行，民眾怨聲載道。上上下下一起挖公有制經濟的牆腳 ，「尋租」「上貢」成為牟取個人利益的最佳途徑和大多數人關注的中心。 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一共只統治了二十八個月，因此把它們歸入勃列日涅 夫後期一併討論。這一時期蘇聯社會從僵化走向腐朽。在「紅色教皇」蘇斯洛夫的 一手把持下，蘇共的意識形態最終變成了一具殭屍。這樣，蘇聯就從一黨制國家蟬 變成假一黨制國家。前者執政黨依靠意識形態吸引和聯繫群眾，通過聯繫人運動保 持一種必要的社會活力；後者的執政黨則完全是黨官僚操縱的一部脫離群眾、自我 服務、沒有靈魂的機器。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既是蘇聯群眾性的 意識形態，也對歐美國家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經過斯大林的暴政，比較 有頭腦的知識精英開始懷疑和唾棄共產主義，四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 獨秀就對斯大林體制進行過深刻的批判。在五十年代，通過以人道的社會主義取代 斯大林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還能夠在蘇聯國內外的知識界和普通老百姓中保留 一塊陣地；到勃列日涅夫下台以後，對人道的社會主義的研究陷於停頓乃至倒退， 六十年代在歐美蓬勃興起的新左翼思潮就與蘇聯的意識形態沒有任何聯繫了。當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質量上、深度上已經不能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相匹敵時，它在數 量上、廣度上出現了最後的一個擴張期。七十年代中期，美國從印度支那撤退，葡 萄牙從葡屬非洲撤退，古巴繼續在拉丁美洲擴大其影響，共產主義國家一下增加了 十來個，這一進程到阿富汗而告結束。與此同時，蘇聯陣營後院起火，繼東德、匈 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事變之後，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在八十年代的興起表明官方意識 形態在蘇聯東歐國家人民的心目中已經信譽掃地。 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持續了二十年，中國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則肯定維持不 了那麼久。首先，領導人的年齡不同，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上台時不過五十風出頭 ，所謂「第三代」中國領導人真正接班時已年逾古稀。在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範圍內處於攻勢，蘇聯的領導人尚有相當的自信和灑脫的 資本；今天，共產主義已經退守一隅，幾個殘存國家的領導人在精神上處於草木皆 兵的高度緊張狀態，無從表現出足以吸引民眾的超凡魅力。 顯然，今天的中國和昔日的蘇聯也存在著一些重大的差別。儘管都是粗放型 的經濟增長，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並不缺乏耕地、石油等自然資源，它最缺少的 是勞動力；而中國現在最富裕的是農村勞動力，只要政府為城市化開放綠燈，允許 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不斷地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就不難取得蘇聯三十年代工業化 高潮時的經濟業績。國內資金的缺口，只要堅持對外開放，保持一個良好的國際環 境，就不難通過引進海外華資和外國資本來解決。一九九二年以後痛下決心，正式 告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為「六四」後處於危境之中的中共政權拓寬了回 旋餘地。幾年來的經濟發展順境使一些人頭腦發熱，以為中國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世 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實際上，中國的發展始終受到人均資源匱乏的制約，進一步的 發展勢必要打破世界資源分配的現有格局引起方方面面的恐慌和各種各樣的反應。 本來，信息革命為中國這樣的資源小國提供了新的機遇，但是，信息社會在本質上 是與極權政治不能相容的，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一樣，完全 沒有希望在信息化、網絡化的新一輪世界經濟競爭中獲勝，除非社會制度發生根本 性的變革。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唯物史觀，西方學者則稱之為經濟史觀。鄧小平是 比較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則不是。現在江澤民提出「講政治」，是從鄧向 毛傾斜的一個標誌。在這裡提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要讓人們注意經濟基礎 改變後社會階級結構的相應變化。吉拉斯把共產黨一黨專政國家的統治集團稱為「 新階級」，學者們已經對它的特徵作了許多描述，我們要強調的一點是，正是由於 「新」，缺乏歷史傳統，其成員的階級自覺意識不足，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更多地是 憑本能，而不是靠自覺，因而盲目性較大，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保護自身利益。在 傳統的計劃經濟向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轉化時，作為上層建築的專政機器、執 政黨和統治集團的成分也會發生變化。「新階級」變成了「新新階級」，「新新階 級」實質上是一種舊階級，即中共在四十年代猛烈抨擊的「官僚資產階級」。官僚 資產階級既不是唯權主義者，也不是唯錢主義者，而是權錢二元論者。他們知道如 何用權來攫取錢，如何用錢來保障權，也們的權勢可以惠及親友，他們的財寶可以 傳給後代。他們並不滿足於舊體制對自身利益的約束和限制，所以他們也是「改革 者」。但是，他們有自己的改革標準和限度，與民眾的改革要求並不一致。蘇聯勃 列日涅夫時代的貪污腐敗雖然很普遍、很嚴重，與中國的現狀相比，就不可同日而 語了。「新新階級」比「新階級」更貪婪、更肆無忌憚，更具有傳統統治階級的行 為特徵，因而也就種下了更激烈的階級衝突的禍根。 就軍隊在政局中的作用來說，中國軍方比蘇聯軍方更加舉足輕重。蘇共的政 權是在人民起義中誕生的，中共的天下是將軍們南征北戰打下的，因而中共領導人 比他們的外國師傅更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蘇聯的軍官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 損失最為慘重，大多數將軍被處以極刑，中國的軍隊則是文化大革命中保持穩定的 唯一支柱。軍方的動向對改革的前途關係極大。中國軍隊在對越戰爭中的失利，是 軍方支持鄧小平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接受了鄧小平的信念，只有經濟現代化 才能實現國防現代化。當北邊的強敵受到嚴重削弱，南邊的香港主權回歸，國力日 益強盛時，軍方的躊躇滿志卻給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隨著鄧小平的離去， 中國高層黨政軍力量的平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受到軍方的強 有力支持，軍人的本能促使他們尋求顯示力量的機會。如果中國的政治家不能抑制 軍方勢力的膨脹，軍方對擴大中央財政中軍費開支的強烈要求，會大大加劇中央與 地方的矛盾，尤其是沿海富裕地區與中央的矛盾；軍方可能的軍事冒險行為，則勢 必會加速現行體制的崩潰，並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 再來看一看江澤民時代與蔣經國時代的對比。一九六九年六月，五十九歲的 蔣經國擔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掌握了政府實權，名義上的院長由副總統嚴家淦兼 任。一九七二年三月，蔣經國正式出任行政院長。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去世， 蔣經國擔任了新設立的用來代替總裁的國民黨主席職務。一九七八年三月，蔣經國 接替嚴家淦擔任總統。蔣經國是蔣介石指定的接班人，在蔣介石逝世之前，蔣經國 有長達六年的見習期，因此在政權交替時沒有出現動盪和混亂。這種情況和大陸所 謂第三代接班人的接班過程十分相似。 在蔣介石時代向蔣經國時代的過渡期中，發生了基辛格、尼克松訪問北京， 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交替等重大事件，蔣經國擔任總統不久，美國的卡特政府 就決定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蔣經國時代一開始就面臨嚴峻的 國際環境，這一點也與江澤民的時代相似。然而，蔣經國執政期間保持了台灣經濟 高速發展的勢頭，奠定了從發展中國家轉化為發達國家的堅實基礎；在他去世前夕 ，果斷地實行了政治改革，開放報禁、黨禁，把國民黨徹底地由革命黨轉變為憲政 黨，開啟了台灣的民主時代，最終也改善了國際形象和地位。顯然，蔣經國時代和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歷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語。江澤民即使內心對蔣經國其人有所好評 和羨慕，口頭上決不會有絲毫的流露。因為，蔣經國時代結束後，國民黨雖然繼續 執政，但其地位已經受到反對黨越來越嚴重的衝擊，並且孕育了台灣獨立的現實可 能性，從中共的立場來說，這些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而且，即使主觀上想要倣傚 蔣經國，客觀上也存在著重重困難和障礙。 蔣經國時代基本上不存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前後，國民黨和 共產黨的經濟綱領相差無幾，二者都主張耕者有其田，推崇經濟計劃，培植國營企 業。五十年代以後，台灣和大陸開始分道揚鑣，大陸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全盤引 進了蘇聯的計劃經濟；台灣在土地改革後沒有實行農業集體化，反而在美國的援助 和鼓勵下實行了經濟自由化，逐步溶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當蔣經國上 台時，台灣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以國有企業改造和與之相應的 行政部門管理體制改造為中心的經濟體制轉軌，則是江澤民時代所面臨的一個極其 嚴峻的課題。台灣的財政一直比較充裕，很少有赤字；而大陸的現狀是「吃光財政 吃銀行」。目前，大陸國有企業總體上是虧損的，虧損企業則靠國有銀行來填補窟 窿，國有銀行的絕大多數是老百姓的存款，國有企業改造一天不完成，就一天存在 著金融崩潰的危機。 僵化的意識形態是大陸民主化必須逾越的一個障礙。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理 論的核心觀點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國家消亡前的最後形態，所謂無產階級民主不過 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種說法，在這個理論框架中，完全沒有憲政國家的位置。三 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則與民主憲政沒有矛盾。孫中山明確規定，實行三民主義、五權 憲法，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蔣介石離開大陸之前，已經召開國民大 會制定了憲法，開始實行憲政，只是由於內戰，暫時實施戒嚴狀態。沒想到這一暫 時狀態一直延續了四十年。蔣經國的政治改革在形式上很簡單，就是解除戒嚴，恢 復憲政，並不存在理論上、法統上的障礙。在解嚴前的台灣政治實踐中，也有類似 於大陸的執政黨、參政黨，也有選舉中的指定代表、分配名額，但是有一點不同於 大陸，台灣允許獨立的黨外人士參選、競爭和當選，因而在民意代表機構特別是在 地方議會中，能夠聽到一點政治異見。此外，台灣的各級民意代表都是由選民直接 選舉產生的，從而給了選民表達政治意願，黨外人士當選高層民意代表的現實機會 。 現實政治中民主機制的形成，往往離不開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與均衡。台灣 的省籍情結為黨外民主人士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凝聚點。台灣資產階級分為公營企 業家和民營企業家兩部分，前者主要是大陸人，後者主要是本地人；台灣的中產階 級多數是本地人，這樣中產階級和台籍資產階級攜手，成為民主運動的中堅和後盾 。反之，由於「新新階級」的出現，大陸新生資產階級的主體有可能對民主採取漠 然甚至敵視的態度。大陸的民主運動不能搭民族、宗教、地域矛盾的便車，社會上 層和下層的階級矛盾就勢必成為民主機制生存的主要機緣。省籍情結作為台灣民主 化的內在動力，使得它在實現民主化的過程中進一步膨脹，為政治發展留下了嚴重 的後遺症。統治階級與一般民眾矛盾的加劇，亦有可能激發一種民粹主義的革命情 緒，使未來大陸的社會發展更類似於兩極分化、社會衝突不斷的拉美模式而不像注 重均富和社會協調共濟的東亞模式。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政府都是以軍人為核心的政府，因為毛、蔣以及周恩來、 陳誠本身都是打一輩子仗的軍人。但是，蔣介石的政府裡經常有許多留美的博士和 教授，這是一個從孔祥熙、宋子文以來的傳統。到蔣經國時代，博士和教授在政府 中的使用都更加重要了。尤其值得人們重視的是，一些在六七十年代參與過台灣學 生民主運動的人士，在蔣經國時代的後期已經位居部長一級的高位。他們對於台灣 的民主化進程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澤東的政府中是沒有留學生地位的，毛澤 東不喜歡「洋包子」，包括留蘇的學生，而鄧小平這樣的「留法勤工儉學生」實際 上並沒有沒有在法國正經上過學堂。鄧小平時代後期的政府中，開始吸收一些留蘇 學生，但多數只是工科學士，而不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博士、碩士。這種情況 將延續到江澤民時代，不過變化正在出現，在北京和上海市的政府班子中兩面已經 有了博士和碩士。我們同樣注意到，曾經參與過八十年代時期大陸高校民主運動的 人士，目前已經有擔任省、部一級政府職務的，擔任廳局級幹部的則更多，在軍隊 中軍銜最高的已升至少將，但是，這些人要真正影響最高層決策，還需要五年到十 年的時間。 眼下，海峽兩岸的中國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的差別也相當大 ，但是，只要大陸市場導向、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改革繼續下去，兩岸的差距將會逐 漸縮小，趨同最終是不可避免的。大陸的民營經濟正在蓬勃興起，中產階級以及下 層民眾中的民主力量正在到處萌生與聚集，體制內的新一代領導人越來越遠離正統 意識形態，與體制外的民主力量保持著千絲萬縷的思想交融和人際聯繫。儘管現在 的中共領導人不希望鄧後時代向大陸的蔣經國時代演化，歷史的發展卻不完全以他 們的意志為轉移。 勃列日涅夫時代和蔣經國時代已經成為歷史，李光耀時代則尚未結束。雖然 李本人已經辭去新加坡總理職務，但他作為資政仍掌控著政府的實權，況且他的兒 子李顯龍在他的精心栽培下已經升至副總理的高位。新加坡在東亞「四小龍」中是 人口最少、面積最小的一個城市國家，而且也不是唯一的華人社會，之所以受到中 國領導人特別的青睞，原因無非是以下兩點： 李光耀近來來刻意提倡「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把社會利益的重要性放在 個人利益之後」的儒家倫理，對西方價值觀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西方民主普遍 性只屬設想未經證實，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在這一點上，李光耀與日本、韓 國、台灣、香港的領導人都不同。譬如，日本新進黨領導人小澤一郎在其近著《日 本改造計劃》中指出：「個人以自己埋設於集團作為代價，從集團中獲得生活與安 定的保證。那就是日本型的民主主義社會。……但是，現在的時代已改變，日本型 的民主主義已不適應內外的變化。現在再不能鎖國，必須要變革政治、經濟、社會 的現存狀態與國民的觀念，順應世界。」韓國總統全泳三、金大中均積極提倡建立 「全球價值觀」、超越東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儘管「儒家價值觀」、「亞洲價 值觀」一類的特殊主義的價值觀與馬克思主義的普世主義觀念是格格不入的，但是 為了抵禦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觀念對其統治合法性和官方意識形態的衝擊，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寧可與李光耀、馬哈蒂爾一類的反共分子結成意識形態上的「神 聖同盟」。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從英國殖民地的制度脫胎而來，實行議會民主， 多黨競爭。新加坡法律規定，五個人以上可以成立政黨，只要不是共產黨性質的政 黨，都容許存在。例如一九八八年就有八個反對黨派出候選人參加競選國會議員。 但是，自新加坡獨立以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始終保持「一黨獨大」，佔據了議 會的絕大多數有時甚至是全部議席。中共已經多次派出高級代表團訪問新加坡，考 察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秘訣，發現其特點是軟硬兼施、剛柔相濟。軟的一面是服 務民眾。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及其領導下的職工總會、選區公民咨詢委員會、運營委 員會和居民委員會都把「服務」而不是「鬥爭」放在首位。職工總會的領導人強調 新加坡工會不能像西方工會那樣「好鬥」，要把工會的職能從單純的勞資糾紛發展 為全面參與社會和經濟發展工作的組織，建立了為職工服務的三個合作社，即保險 合作社、交通合作社和牙齒保健合作社，以後又辦起消費合作社，成立了負責接受 職工對商人搞不公平交易的投訴的新加坡消費人協會。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社區組織 則主要通過舉辦各種福利和康樂活動為當地居民提供服務。新加坡政府也致力於建 立一種符合國情的社會福利制度，李光耀把「居者有其屋」和「公積金存款」制度 視為確保國家穩定的兩項重要施政措施。硬的一手是通過嚴厲的管理法規來控制輿 論。新加坡現有的報紙全部由以政府股份為主的「報業控股公司」管理，「報業控 股公司」的董事必須經政府批准方能任職，報紙的登記證每年由政府換發，發現「 問題」時還可以隨時勒令停刊數日，國家新聞局有權將載有攻擊新加坡領導人言論 的國外出版物宣佈為非法出版物，禁止入境；電影、音像製品必須經過電影檢察局 審查，才准允放映。新加坡的反對黨由於無法利用新聞媒介來宣傳自己的政見，因 而很難與選民溝通思想，建立起必要的聯繫。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自認為是社會黨性 質的政黨，曾參加過社會黨國際的會議，但是，由於其施政方法背離了公認的社會 民主準則，被社會黨國際以「侵犯人權」、「虐待犯人」等理由除名。 中共領導人目前正在大力鼓吹「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積極提倡對民眾 的各項「承諾」制度；同時，通過對「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的暗中支持， 來為執政黨壟斷新聞媒介、控制輿論提供新的理據，這裡面都表現出對「新加坡經 驗」的一種倣傚。但是，「新加坡經驗」並不是那麼容易學的。新加坡是一個二百 萬人口的城市國家，與十二億人的大國不能相提並論。李光耀是新加坡的開國元勳 、第一代領導人，在民眾中威望之高絕非第三代領導人能夠望其項背。而且，「新 加坡經驗」在「東亞模式」中只是一個特例，我們不知道在李光耀時代結束後它是 否還能繼續。新加坡的知識分子顯然對於一種缺乏個人自由的社會有反感，所以李 光耀要實行比西方社會優厚得多的公務員薪酬制度才能留住人才。在中國大陸持自 由主義價值觀的知識分子當中，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同樣受到質疑和批判。李光耀曾 在新加坡國慶的群眾大會上說過：「我們有重要的理由，使每個人擁有最少一座房 屋。房屋屬於不動產，……你的房屋和地產價值卻全靠信心、穩定、秩序和發展前 景來維持。」「因此，由於兩種資產，也就是（一）房子和（二）可觀的公積金存 款，到了一九九四年，對大約75%的新加坡人來說，他們所選出來的政府是好是壞， 有很大的利害關係。」他認為，這些「將有助於確保負責任的投票和穩定的政府」 。顯然，中共領導人既不能說服知識分子相信「新加坡經驗」，也沒有能力使大陸 的十二億民眾在今後的二十年內享受到新加坡公民現在的社會保障和福利，統統成 為擁有自家房屋和大批存款、天生具有保守主義政治傾向的有產階級。由此可見， 江澤民時代向中國的李光耀時代演變的前景並不看好。 利普塞特等人在九十年代初進行了一項有關經濟增長和政治民主相關性的研 究，他們依據七八十年代世界各國的數據建立了一種Ｎ型曲線關係的模型。這一模 型指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有長期的正相關，儘管在中間階段（即人均GNP介 於1500美元與3500美元之間）可能存在負相關。較早的Ｎ型曲線關係是由庫文斯給 出的。他運用歐洲和拉美的歷史資料，判明有三個不同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簡單的 非耐用消費品、資本貨物、耐用消費品（如轎車）的生產階段，當各國進入資本貨 物工業化階段，歐洲出現了法西斯組合國，拉美出現了官僚專制國家。顯然，中國 目前的經濟發展正處於中間階段，即資本貨物的生產階段，按購買力平價測算，人 均GNP正好介於1500美元至3500美元之間。在這一階段，政治發展的指向極不穩定， 最有可能偏離在長時段中起作用的歷史趨向，走上一段暫時的歧途。 國力提升與國際孤立並存，經濟增長與社會不公正同在，人口結構從農村人 口為主向城市人口為主轉化，這是三十年代的日本和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所面臨的 一種極其相似的國內外基本格局。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沒落無可挽回的情況下 ，一種打著「新保守主義」招牌的舊意識形態完全有可能捲土重來，這就是三十年 代日本右翼的亞細亞主義、國家至上主義和軍國主義。應當注意到，三十年代初期 的日本右翼自稱「革新陣營」，具有濃厚的「草根性」，並不是當時日本官方的正 統思想。由於當時的日本文官政府在日益加劇的國內外衝突面前軟弱無能，促使了 民間法西斯勢力與軍部勢力的結合。同樣，如果真的出現中國的勃列日涅夫時代， 在官方意識形態僵化，行政效率低下面對國內外矛盾無所作為的情況下，不能排除 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與草根法西斯主義傾向相互結合的危險。 鄧小平的改革只是半截子的改革。江澤民的功過雖然現在還不能蓋棺定論， 但恐怕很難符合國人的期望。無論江澤民時代的中國究竟會如何發展，中國知識分 子肩負的擔子都是十分沉重的，切不可被所謂「邊緣化」的假象迷惑。雖說歷史潮 流決非某些庸碌顢跚之輩能夠抵擋，但是，停滯和曲折是經常會發展的，本世紀的 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蘇聯就是前車之鑒。有遠見和道義感的知識分子，一方面要 繼續不懈地批判僵化的官方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來自底層的極 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毫不含糊地堅持世界主流文明的自由人權價值觀和市 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這樣，中國的前途才是光明的，二十世紀的「東亞 病夫」才有可能轉變成二十一世紀的「東方巨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