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原慘案告訴了我們什麼？


  寒 山


      共產主義運動自掌握國家政權以來，就和政治迫害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中共
在這方面更是一枝獨秀。在中共建政後五十年的政治迫害中，除了鎮反、反右、四
清、文革和六四這些由中央直接發動的運動外，各地自發開展的大大小小的運動往
往更無法無天，整人和株連的手段更殘忍，更能表現中共政治迫害的特色。上一次
介紹的「屁案」就是一例。而最近由中共甘肅鎮原縣委黨史辦透露的一起冤案更屬
於這一類駭人聽聞的地方性大案。

      甘肅鎮原縣是中共老區，一九三六年後一直在中共完全控制下，每次徵糧，
鎮原人民都勒緊腰帶湊滿定額。一九五七和五八年鎮原縣糧食大幅度減產，但上級
仍然定下了高指標的徵糧數，農民紛紛外逃，留下來的靠吃菌蓿稈、洋竽蔓、棉蓬
籽和蕎麥衣等度日，浮腫、中毒和死亡現象大量出現。縣長許國如、副縣長張萬壽
迫不得已向上級打報告要求暫時停徵糧，調撥一批糧食給鎮原救災。但專區領導認
為糧食問題的根源是反革命破壞，於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派出工作組進駐鎮原縣，從
糧食問題入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貼大字報，提出要搞一場「政治大革命」和「
組織大革命」。

      工作組一到鎮原就奪了縣委和縣政府的權。原縣委領導基本被打倒。在基層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業社幹部被批判鬥爭。工作組規定縣機關和企業職工每人第
天寫一百張大字報，中學生五十張，檢舉揭發，內容不許重複，於是造謠誣陷成了
解脫自己的唯一辦法。

      九月中旬，工作組宣佈運動進入「紅色颱風」階段，宣佈挖出「許國和、張
萬壽反革命集團」。從此運動從批判鬥爭轉入大規模的逮捕，工作組員如同有權先
斬後奏的欽差大臣，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一次工作組員在先鋒
農業社聽到群眾反映沒糧食吃，要求供應回銷糧，工作組員在記下反映問題的人的
姓名後立即召開群眾大會，當場逮捕四十八人。有一個人和名單上的某人名字相同
，在念到此人的名字時他先站了起來，結果被捕死於獄中。一次在馬渠鄉一天就抓
了二百多人，用麻繩串起來往縣上拉。

      十月二十二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來到鎮原縣，聽取工作組匯報後說
：「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一網打盡。」當晚，省委從鄰近的平涼、涇
川調來公檢法幹部和公安部隊，二十四日縣城全部戒嚴，到處架起機槍，分三批逮
捕縣社幹部169人。此案一共逮捕判刑1503人，死於獄中333人，受到批判鬥爭3000
多人。

      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場政治迫害，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場發生於五十年代的
地方性文革。從揪斗原領導人、貼大字報、發動群眾斗領導和群眾斗群眾、派工作
組奪權到後期實行變相軍管以及動用專政工具來鎮壓，波及面從黨政機構開始發展
到全體群眾，整個案件和文革從打倒劉少奇到一打三反、大規模逮捕和處決的過程
非常相似。這就給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沒有毛澤東，固然不會有那樣一個規模和特點的文革。但發生於五十年代的
鎮原案件，其整個過程和七、八年後全國規模的文革在一些基本方面是如此相似，
這決不是巧合。聯繫中共歷史上自三十年代起就層出不窮的自己人迫害自己人的慘
案，人們應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共是一個骨子裡有著強烈的迫害欲的政治組織
，這種慾望強烈到了它能在自己內部一再地、定期地想像和捏造出敵人來滿足自己
的迫害欲的程度。文革就是這種迫害欲的大發作。所謂階段鬥爭理論的實質是為滿
足其迫害欲而尋找犧牲品的借口。我們今天不禁要問：這個黨的核心成員中，到底
有多少人是象毛澤東和康生或者如鎮原案件的炮製者那樣的迫害狂，有多少人又是
在這個組織的改造和逼迫下被喚起了內部深處最陰暗的慾望，也變成了迫害狂？中
國人今天的道德墮落，人性淪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這樣一個政黨長期執政所造
成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