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自由 黎安友(Andrew J.Nathan) 樊毅哲 譯 引言 流亡海外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胡平，把西方自由主義的本質定義為「 堅信個人自由及個人權利具有最高價值，」「政府的功能必須受到限制，以便確保 個人自由」。這一定義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焦點，我們可以圍繞著這個焦點展開對中 國人的自由概念的探究。這一定義簡明扼要地概括了西方自由主義理念的核心，我 們可以把這一定義與中國的其他各種自由理念進行比較。它也允許我們進行這種比 較，因為它證明了，西方自由主義有關自由的核心理念，儘管有它的特殊性，但決 不是不能為其它文化所把握。胡平就用中文把這一概念表述得極為清晰。 不過，胡平的定義雖然十分清晰，但是正像他指出的那樣，按照上述定義的 自由主義在中國一直沒有紮下根。因此，我們的任務是，找出在歷史上和當代中國 最流行的那些自由概念，然後，根據最近發表的相關文字，看一看自由概念是否得 到重新定義以及它們是如何重新定義的。由於這個題目太大，眼下我只打算集中考 查最近一段時期的情況。我要考查的是，在現今中國流行的各種自由概念，有哪些 是和現代西方的自由概念一致的，有哪些是不一致的。 可以有兩種假設。一種假設是:伴隨著民主在全世界的傳播，伴隨著中國經濟 的自由化和經濟增長，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對政治改革的重新爭論，中國人的自 由理念可能會變得和西方更一致。倘若如此，那或者可以歸結為西方思想的傳播滲 透，或者可以歸結為西式自由理念與中國的市場經濟與消費社會之間的功能性的互 相依賴與和諧共存。另一種假設是:中國人以所謂傳統的名義，以所謂亞洲價值的名 義，繼續堅持和西方不一致的所謂中國式的自由理念。這兩種假設，哪一種更符合 現今中國的實際呢? 澄清這一問題是很有意義的。自從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一套政治詞彙已經 傳遍全世界。像民主、自由、人權一類理念已經成了全世界共同接受的理想，但那 只是在詞彙上，其具體內涵卻很不一樣。比如說，在當代中國，許多思想家把民主 不是理解為有限政府，而是理解為群眾參與和強化國家力量，把人權不是理解為防 止政府壓迫個人，而是理解為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一套長程目標。自由理念無疑是 和民主理念、人權理念密切相連的。在西方思想中，自由理念甚至比民主、比人權 還更重要，它不僅和政治領域和法律領域相關連，而且和希臘、羅馬、猶太教與基 督教的傳統相關連。正因為自由理念具有這樣複雜的宗教背景和哲學背景，所以它 比民主、人權還更難為其它文化所把握，畢竟，民主理念和人權理念只和特定的政 治機構與法律條文有關聯。 如果你以為象自由這樣的詞彙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具有相同的含義，或者是以 為在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的個人對自由的理解都一致，那就更容易引起誤解。有人說 ，是文化價值，規定了一種文明的政治發展的可能性。另一些人則認為，價值要適 應於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無論是那種情況，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都是十分重要 的，因為文化是一個窗口，我們可以通過這個窗口去瞭解政治舞台的表演，瞭解公 眾關心什麼，要求什麼。在一個日益縮小的世界，伴隨著「軟權力」的興起、人權 外交、「文明的衝突」、「亞洲價值」的爭論，以及各國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日益 增長的相互依賴，都使得我們進行跨文化的交流與溝通變得更加重要，尤其要避免 彼此間雖然使用相同的一套詞彙、但卻涉及不同的內容而造成的誤解。 當然，文化不僅是不同國家相互爭奪的領域，也是每一個國家內不同力量相 互爭奪的領域。因此，我們將使用西方人關於東方的某些觀念以及中國人的主流觀 念，我們並不把這些觀念說成是中國的本質或西方的本質，我們只打算對這些在中 國內部和在中西比較中有歧義的問題和爭論的焦點展開研究。我們主要依據對某些 文本的認真解讀，我們把這些文本置於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爭論背景之中，從而確定 其意義。我們知道，中國人流行的觀點是把自由的價值理解為個人為群體作貢獻的 能力，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有時中國人也把自由理解為實現個人潛能充分發展所 必須。這兩種觀點都和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不一樣，因為西方人把個人自由理解 為反對國家的自由，不過這兩者也都和西方人所珍視的理想有某種關聯。 結論 在九十年代，由於商業化、媒體的多樣化、人口流動性的增加，由於中共當 局對教育和職業的控制減弱，以及全球化的影響，原先那種簡單的三分法(中共當局 /黨內自由派/黨外異議人士)已經讓位於一種更複雜的結構。人性的問題、自由的問 題，不僅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內討論，而且也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外 討論，只要你不直接挑戰四項基本原則。譬如在九十年代的痞子文化中，包括小說 、電影、音樂，還有文化衫，宣揚享樂主義和逃避現實，它們都暗含著自由的話題 。這些作家裝作厭倦一切的態度，用反諷的方式對待八十年代的各種痛苦與困惑。 在痞子作家王朔的一部短篇小說裡，主人公之一拒不參加爭取人權的請願活動，他 說，「我們的人權已經夠多了，再多我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有部痞子小說的 名字乾脆就叫《別把我當人看》。 儘管所有這些都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不過，中國人在講到自由時還是集中 在政治自由的問題上。並不是我這篇文章主要探討政治自由的問題，所以我把政治 自由特別看重，因為在中國，政治自由的問題本來就特別重要。相形之下，中國人 對美學上的、神學上的和形而上學的自由概念則討論不多。在本世紀初，婦女解放 (即婦女自由)問題一度引起嚴肅的討論，但是在毛時代卻遭到禁止，因為毛澤東宣 布婦女解放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得到解決了。結果是，婦女解放問題一直沒 有得到充分關注，只是停留在標語口號。正像在亞洲和非洲的其他地方，在中國， 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問題。在現代中國，國家的存在始終是最大 的問題，不論是在國家衰弱的前半個世紀還是在國家強大的後半個世紀，中國人總 是急於在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生活中找到聯繫的方式。 一百年來的思想業已證明，某些古老的觀念還有很強的慣性力量。中國的思 想家們仍然習慣於從功利的角度、從國家發展的角度去理解自由。在道德倫理上， 中國人仍然習慣於從紀律、甚至從自我犧牲的角度去理解自由。我們稱之為中國自 由主義者的自由理想，其實倒更像西方人的共和理想，它和責任的概念和公民的概 念密切相關，而和肯定個人的利己或享樂的觀念相去甚遠。 這就是說，在自由的問題上，今日中國的主流思想仍然是梁啟超式的。毫無 疑問，中國人的秩序第一、集體第一的共同理念，已經受到來自八九年天安門運動 的內部事件和二十年來世界範圍的民主化浪潮的外部事件的極大衝擊而遭到動搖。 社會變遷產生了它的影響。工業化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帶來了社會的多元化和新 的價值與新的觀念。中國不再是一個農業社會，在毛時代，自由的起點很低，不過 就在那時，一種轉變便已經開始了，只不過它的影響要一直等到鄧時代才得以顯現 。中國受到的外部影響越來越大，包括國際貿易的影響，國際人權運動的影響，還 有世界互聯網的影響。中國人關於自由理念的主流觀點面臨著更富有自由主義色彩 的觀點的挑戰，有些人的自由主義觀點和西方的自由主義十分相似，不過其中仍然 反映出中國人所特有的對於人性及其道德潛力的觀點的影響。 總的來說，中國的經驗表明，一方面，它能以開放的態度去思考來自外部的 理念，另一方面，它又傾向於用它自己的傳統去解釋這些外來的理念。因此我們必 須說，我們在一開始提出的兩個假設都是正確的。中國人的自由理念一直受到西方 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人又繼續用他們自己文化的成見和思路去把握這些含義未 明的理念。在一個日見縮小的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會漸趨同一嗎?抑或是，即便它們 都採用相同的語言，其實仍然是各說各話?或此或彼，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但是，由上述討論引出的最直接的教益是，恰恰是專制本身，通過壓迫，創 造出了對自由的追求。被壓迫者思考自由。這就是自由的普遍性，人們通過各種不 同的途徑思考到自由。自由不僅僅是曾經被發現並從此流傳開去，自由也是在歷史 上各種不同的具體環境下一再地被發現。 （本文譯自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為「亞洲與非洲的自由理念」課題所寫 的一篇論文，原文較長，本文只譯了其中的引言部分和最後的結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