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蘭薩拉到深圳 倪育賢 我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飛離紐約，按預定計劃訪問了台北，然後經香港 、曼谷、德裡，於十三日到達印度達蘭薩拉，與先期已抵達的項小吉（中國民聯理 事長）、盛雪（中國民陣秘書長）會合，訪問參觀了西藏流亡政府，接著於十一月 十五日與達賴喇嘛進行了兩小時多的會談。我於十一月二十日轉回香港，二十二日 取得中國大陸合法簽證，當日下午即經羅湖橋抵達深圳，在最後通關時被中共認出 扣押，阻滯審訊了數小時後被中共軍警「禮送」出境。會見達賴及闖關回國，這是 海外民運組織的一次重要活動，雖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其中一些經驗還是 值得總結的。 與達賴會談 十一月二十日我和項小吉、盛雪三人與達賴的會談和以往有所不同，因為這 一次我們代表了幾個重要的民運團體。因此，在會見前，我們對會談的內容和程序 作了一些更動，不像原定的一個一個分別會見，而是結合在一起，就雙方關心的最 重要問題充分交換意見。雖然在會見前達賴喇的平易近人與謙和敦厚我是早有所悉 ，但當我們與他面對面坐下來開始談話時，我還是被他的質樸和真誠所感動。他待 人非常親切，十分專注地傾聽我們的講話，時而肅穆沉思，時而莞爾微笑，時而又 縱情大笑，完全沒有排聲與拘束，他思路清晰，反應敏捷，非常善於抓住問題的關 鍵所在。令人驚奇的是，他在對討論的問題作深入剖析的同時，卻又關心對方的感 受。有一次，他突然中止講話，起身去把身後的窗簾拉上，原來他發現有縷夕陽正 好照在項小吉的臉上，與達賴喇講話有一種如沐春風、如熏蘭芝的感受。他對別人 那麼親切平等如同家人和兄弟，這時我幾次產生一種上天不公的感受，因為老天賜 與西藏人民的是這樣一位心地寬厚、純潔質樸的領袖，而賜給我們的那些他稱也罷 自稱也罷的「領袖」，總是那樣張狂瘋癲。他們其實都還遠沒有成為真正的領袖， 但卻在那裡大擺架子，大耍威風而不可一世。達賴這位深受六百萬藏人衷心愛戴的 領袖卻是那樣中庸寬厚、謙沖淡泊，好像一個剛剛從田疇回來的農夫。 首先我們向達賴介紹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狀況和前景。達賴喇嘛對中國民主運 動表示了高度的關切和支持。他表示，雖然西藏人民有要求獨立的權利，但是他並 不強求獨立，而只尋求真正的自治。他主要關切的是要保護瀕臨被中共滅絕的西藏 文化和民族傳統。他考慮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是人類的幸福和全世界的和平。他說， 如果中國給予西藏人民一個公平合理的生活環境，他並不反對西藏留在中國這個大 家庭內與漢民族和睦相處。達賴表示，他並不是反共，他甚至對共產主義的理想有 相當的認同，他說他只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我對達賴喇嘛的理性主張表示欽佩 和讚賞。我向達賴喇嘛陳述了中國民主運動堅決反對中共對西藏自由運動的殘酷鎮 壓和滅絕西藏文化的原則立場。中國民主運動和西藏人民的自由運動有著一致的利 益和共同的反抗對象。中共是藏漢人民的共同壓迫者。西藏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有賴 於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的成功。我們也向達賴喇嘛表達了中國大陸從專制過渡到民 主的轉型期中處理好漢藏兩大民族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課題，尤其是中共不斷 在國內煽動大漢族民族主義的今天。民族運動與西藏自由運動的溝通和協調及互相 支持是迫切和必要的。達賴喇嘛對此表示贊同。達賴喇嘛還十分關切地詢問了民運 組織的近況，他對傳聞民運組織的分歧和內爭深表憂慮，我們向他解釋了若干疑問 ，並向他說明了民運的主流力量是積極的、團結的，並解釋了民主運動的新高潮一 定會到來，中共一黨專制一定會垮台的社會原因。由於會談的深入，原定一個小時 的會見延長到兩個半小時才結束。我認為這次會談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因為這是 中國民運首次以正規的團體形式與西藏流亡政府交換意見。對民主運動和西藏自由 運動的充分合作和相互支持，建立了良好的起點。我們的體會是，民主運動應該與 中國境內的民族自由運動建立正常的合作關係，才有助於民主事業的早日成功。 與達賴喇嘛會談後，我們對海外民主運動的渙散疲軟狀況極不適應當前反專 制鬥爭的形勢需要有了更痛切的認識。 回國發表《修憲宣言》 民主運動按其性質而言應該是生氣勃勃的，充滿挑戰性、具有主動進取能力 的運動。然而今天的海外民運長久處在坐而論道、等待觀望的消極狀態中。為了打 破這種不正常的局面，向中共專制主動出擊，自民黨中央決定組織一次回國正面挑 戰中共一黨專制的活動，在此以前，民運已經組織過多次回國闖關，向中共挑戰， 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影響，但也有一些教訓。如不必要地過多暴露國內地下組織 和牽累國內戰友，更不濟的是有人為了回國探親不惜向中共屈膝以求，不以為恥， 反以為榮，在媒體上大肆誇耀受到特殊待遇等等，這都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這次 回國活動我們選擇的切入口是公開直接地挑戰中共憲法的合法性，我以為這是一個 非常有理論價值的戰略突破，只要緊緊抓住中共憲法的荒謬性，將使中共當局在統 治合法性上發生根本性動搖。這一點也許有人會認為是老生常談，其實不然，你如 果仔細琢磨一下便可發現，恰恰是中共憲法的非法性問題是長期沒有得到我們重視 的中共法制體系的一個大破綻、大漏洞和大傷疤，這個問題長期以來被人們熟視無 睹，視為當然，居然連反抗陣營中的異議人士也被蒙住了。其實這個大弊漏一戳就 破，一破到底。只要把這個要害點講清講透，對中共統治非法性的批判就能勢如破 竹。這個大弊漏就是中共憲法存在公民權利不平等的問題。在現代憲政體制中，任 何法律的基礎都建立在「公民權利人人平等」這個基準點上，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就是此意，任何法律只要背離了這個原則，那麼這個法律就會失去法律的基本屬 性而淪為笑柄。中共的憲法在兩個基本點上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第一、它規定全國人民就要服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這就是要求 每一個公民接受某一個特殊公民的思想統治，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思想自由人人平 等的制憲原則。第二，中共憲法規定，公民都服從共產黨的領導。這就讓黨員公民 的政治權利超過非黨公民的政治權利。這更是直接破壞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 則。所以從這兩點入手加以揭露就可以證明，中共憲法是從根本上破壞「公民權利 人人平等」的制憲原則的，這也就是說中共的憲法是一部自相矛盾的憲法。如果讓 全中國的人民都認識到中共憲法的這一矛盾性和荒謬性，就將從基礎上動搖中共一 黨專制的合法性。從這一分析出發，我們就起草了一份「修憲宣言」，從法制的合 法性上揭穿中共憲法的弊病，考慮到只有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表這個「修憲宣言」 它才能具有足夠的震撼性和影響力，我們安排了在北京召開中外記者公開發表這份 「宣言」，計劃由我和其他兩同志同赴北京公開宣佈後再把宣言送到中共中央所在 地——中南海。當然這個行動一定會引起中共鎮壓和捕人，但我們秉承如下信念： 第一、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由願意付出的人來付。第二、人民只有從 民運的具體行動中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人權的意義和價值。出於這種考慮，我們設想 了兩個方案，就是先合法後非法，為此我申請了合法護照，換了英文新名字。 關於申請美國護照我經歷了長達十年的精神掙扎。最後終於想清了一個道理 ，就是中國民運人士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要善於用一切可用的鬥爭方式來進行反專 制的鬥爭。只要有利於這一鬥爭，只要無違自己的良知，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去行動 。以前我認為民運人士不應該申請美國護照，認為這樣一來就把自己變成外國人了 。為了這一點，我拒絕入籍十年之久。如今看來這是一個迷誤和錯失，白白失去了 許多的機會和自我保護的條件。其實，從實質上來講，你是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是不是心存祖國，不在於你手裡握的是哪國護照，而是你的心思和行為是不是真 正有益於你自己的祖國，有利於你的人民。今天我想明白了這一層道理，所以我呼 吁為了有利於我們的鬥爭，民運人士有可能拿到護照的都應該去申請外國護照，等 到我們的祖國得到民主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註銷它，重新申請民主中國的護照。 這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放棄中共護照出是表示我們棄絕中共專制的一種方式。 十月底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修憲宣言經幾大組織有關負責人的審定後成為民 陣、民聯、自民黨民聯陣、自民黨的正式文件定稿，我於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按計 劃進入羅湖，在深圳通關時，電腦發出異常聲音，幾個武警就擁上來將我帶進辦公 室內。他們顯然是接獲了有關信號。在幾乎絕對機密的情況下，我們的安排還是被 中共方面知悉，這說明我們民運組織的內部還存在某些不夠嚴謹的環節。在四個小 時的審訊中，這些軍警雖然開始態度嚴肅，但在我向他們講了民運的理念和主張後 ，他們大多表示了友善和同情，反覆向我表白他們只是奉命行事，其中的一些年輕 警官還極想瞭解海外民運的政治主張和發展前景。最後，竟有人對我說「民主是遲 早的事」。這與我在一九九二年上海闖關的武警態度對比有了明顯的進步。在十時 左右，有人進來對我拍照，一名為首的警官要我在一張空白紙上按指紋，被我嚴詞 拒絕後，他悻悻而去。十一時，一名高階警官進來向我宣佈註銷我的簽證，並限時 離境。我向他表示了強烈的抗議，並交給他一份「修憲宣言」，要求他轉交中共中 央。這時幾名下層警官上來爭著幫我提行李，高級警官發覺後厲聲喝道：「讓他自 己提」，我笑著對他說，「都是中國人，相互幫助是應該的。」大家都笑起來。最 後，我與他們一一握手道別：「後會有期」。我一人慢慢走過羅湖橋中國的一側時 ，晚風陣陣吹來，身後是深圳的萬家燈火，前面是羅湖香港海關，心中真是感慨萬 千，雖然我未能如願回到北京發佈「修憲宣言」，但總算又一次踏上了故國土地， 我默默發誓「祖國，我總要回來的，哪怕迎接我的還是一座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