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共產黨革命遺產的幾個問題

——對胡平文章的回應


程 默


      20世紀即將過去，國人紛紛翹首仰望新世紀，彷彿21世紀這四個字本身就有
一種魔力，能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帶來好運氣。這是一種危險的急於擺脫過去的心
理，而我們對這種心理其實並不陌生。20世紀給中國人的一個還沒有被充分重視的
教訓就是如何面對過去。共產黨革命自命為「開天闢地」，以為完全破壞舊世界就
能憑空建立一個新世界，結果不但新社會沒有建立起來，連祖宗留下來的東西都被
打得稀爛。而今天，當毛澤東的幽靈不但仍然揮之不去，而且還被許多人祭為壯膽
的法寶時，我們卻又以為對共產黨革命的歷史棄之不顧也不妨礙我們步入一個經濟
繁榮的新中國。
      筆者自己就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質問：毛澤東時代過去已經那麼久了，中國早
就和過去大不一樣了，你們還在糾纏這段歷史，這不是和自己的國家過不去嗎？他
們以為，只要在國內的馬路上走一遭，我們這些對毛澤東時代仍然耿耿於懷的人就
會在那些花花綠綠的櫥窗和高樓大廈前深感羞愧：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面前，我們這
些民族歷史的扒糞者是多麼渺小和無聊啊！
      正是這種義正詞嚴使得筆者深信：共產黨革命這口糞坑仍然深深地掩埋在民
族歷史之中，它所發出的糞毒仍然能使無數中國人不自覺地喪失理性的批判意識，
有時甚至是常識。因此徹底清理這口糞坑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新世紀來臨時的當
務之急。
      胡平先生在五月和十月號雜誌上發表的《共產主義與中國》，提出和澄清了
一系列帶有迷惑性的重要問題，筆者也深受啟發。以下順著胡文的思路談一點看法
，再提出幾個類似的問題，希望對深化討論有所幫助。

一、共產黨革命為迫害狂和虐待狂提供了發洩的渠道

      胡平的文章中對中共革命中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和屠戮從理論上作了闡釋，並
形象地說：「共產革命猶如一頭怪獸，先吃敵人，再吃朋友，後來吃自己。歷史上
其它的統治者，殺人是為了奪權，共產黨好像奪權是為了殺人。共產黨在奪權後殺
的人，要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這是一個最不尋常、也最為惡劣的事實。
」
      胡平的這段論述，按歷史順序排列出了共產黨政治暴力的主要對像和犧牲品
，並指出了其不可思議的「為殺人而奪權」的特性。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這裡筆
者強調和補充的是中共革命中以自己人為犧牲品的暴力以及這種暴力對我們理解這
個革命所具有的涵義。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前黨內就發生過許許多多迫害和屠戮自己人的
事例，它們雖然就其規模和持久性來說和奪權後在黨內所發生的無法相比，但其本
質和後來黨內清算和整肅是完全一致的，其殘酷的程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19
30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主持的肅AB團事件，數月中殺了4，000多幹部戰士，為逼取
口供採用了殘酷刑法（這一點甚至作為必要措施被規定在黨內文件中），紅二十軍
的八個領導人「手指折斷、滿身燒爛」，他們的妻子被「香火燒身，燒陰戶，小刀
割乳」。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黨內清算，在此以前黨內鬥爭中給對手加
上的罪名至多是機會主義者，解決辦法一般是將對方革職或者自己組織上另立門戶
。而毛澤東為把對手置於死地，提出機會主義者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是國民黨的
內應，這樣從肉體上消滅對手就有了理由，也是幾十年後抓走資派和黨內資產階級
的先聲。自肅AB團始，對自己人使用暴力就成為一個傳統，30年代，類似的血案在
每個根據地都發生過。
      毛澤東通過肅AB團確立的黨內大規模暴力清算，在國際共運史上可以說前無
古人，後有來者。它比斯大林的大清洗早五年，後來又被其它共產黨國家所採用（
只要看一下東歐共產黨領導集團在30、40和50年代不同的的名堂就可以知道）。尤
其是紅色高棉，它不但設立了審訊中心S21對大量黨內同志嚴刑拷打後處決，而且在
1928年對東部大區的清洗中在數月中殺了近十萬人。不過這還是一種通過專政機器
的屠戮，多少還有一定的約束和程序（如形式上的審判和由專人執行）。毛澤東後
來通過土改、鎮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確立的用交給群眾批鬥、羞辱、毆打乃至
活活整死受害者的政策則是一種由黨的領導所煽動和鼓勵的群眾暴力，它使得任何
個人、尤其是最高領導人避免了劊子手的角色，是毛澤東小而言之對國際共運、大
而言之對整個人類暴力和屠戮的歷史所做的獨一無二的貢獻。
      回顧整個國際共運史，大規模鎮壓自己人可以說是它的特色，使得它有別於
其它一切政治運動或暴力組織。許多人對這一點感到迷惑不解。有一種最常見的解
釋是：這個政黨所面臨的敵人太多，環境太嚴酷，所以容易神經過敏。但這並不能
解釋為什麼這種暴行既會出現在最需要一致對外的戰爭年代，也會發生於政權穩固
的和平時期，更不能解釋為什麼會對自己人使用如此毒辣的刑法，或者象毛澤東整
劉少奇那樣，讓他們精神上也同時受盡折磨才活活整死。這種解釋無疑是把一個神
經正常的殺人犯說成是神經失常，從而為他們開脫罪責。
      筆者認為，對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暴力行為的解釋，我們不可能僅僅從共產
黨革命的那些政治原則上找到答案。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法在於分析以奪權為直接目
的的共產黨革命吸引的是什麼樣的人。換句話說，分析共產黨人——尤其是那些早
期入黨並成為其骨幹成員的人——的心理特徵和行為模式。
      這個問題當然需要大量的個案和實證分析，但這裡不妨提出一個假設：投身
這個運動、尤其是在歷次黨內鬥爭中倖存下來的領導人，都是人類社會中權力慾最
旺盛，並為此最不擇手段的那個群體，他們是純粹的政治禽獸。稍微有點共產黨歷
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都是在青年時代的早期甚至是少年時期（如
毛澤東）就立下終身從事政治活動的志向的。他們之所以選擇共產黨革命作為實現
個人慾望的手段，是因為這個政治運動反對所有現存秩序和傳統道德，因此對於他
們個人的束縛最少，最讓他們感到自由。
      余英時先生曾提出共產黨領袖大多屬於半吊子知識分子的「邊緣人」，乘中
國社會士農工商各傳統階層在中國被迫進入現代社會的震盪中無所適從時獲得活動
空間，在社會的失序和人心的普遍迷茫中施展身手。筆者的理解是：所謂邊緣人，
也就是那些不滿足於市俗的職業生涯，不甘心將自己歸屬於某一特定的社會階層而
渴望投身政治以出人頭地的人。看一下這些人早期的履歷就可以知道，他們之中絕
少真正念完一個學位的，也絕少在某一個市俗職業有過長期的工作經歷。這不是說
他們沒有這份智慧和才幹，而是說他們的志向根本就不在此。正因為這個運動集中
了這麼一批權力狂，因此一旦這個革命或者運動小有氣候，他們之間的互相的不間
斷的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對斯大林、毛澤東以及波爾布特這些人來說，對他們的人生追求構成最終威
脅的決不是一般所認為的政治上的、外部的敵人，如希特勒、蔣介石或者西哈努克
，恰恰相反，是他們黨內權力鬥爭的對手。被敵人打敗是政治上的失敗，其苦果由
整個政黨承擔；而黨內鬥爭的失敗純粹是人生的失敗，是個人的失敗。他們寧願和
敵人講和，也不會把權力讓給自己黨內的同志。對外部政敵，他們抱有政治上的敵
視，而對黨內鬥爭的對手則純粹是個人的仇恨。正因為這是一種個人的憎惡，他們
才會從活活整死黨內對手中獲得最大的快樂。斯大林整布哈林和毛澤東整劉少奇就
是典型的事例，在這兩個案例中受害者就像老鼠一樣被貓玩弄於股掌之上，有時還
故意讓他們抱有幻想，玩夠了再弄死。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心理確實
是畸形的。
      參加共產黨革命的還有第二種人，他們可以說是職業的迫害狂和虐待狂，如
康生和貝利亞，還有他們手下那些大大小小的劊子手和整人專家，從政治局一級到
最基層的支部書記。他們是主動參加這場革命的，也是為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的主
子所看中的。他們之所以參加這場革命並為其主子所看中，是因為他們身上既有那
種用不擇手段地整人來取悅其主子的奴性，更有借革命的崇高名義對受害者百般折
磨以發洩在正常情況下無法得到滿足的獸性。從很多反右和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幸
存者的回憶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類似的故事：一個平時並不起眼的基層政工干
部，在政治運動的間隙期顯得百無聊賴，人們並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的能耐，但政
治運動一來他便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上串下跳，用盡一切卑鄙的手段整人，以至於很
多受害者不禁會想：自己過去怎麼會和這麼一個人共事？正是大量這類故事告訴了
我們一個簡單的事實：共產黨革命吸引和培養的就是以整人為樂的人。
      當然這決不是說參加共產黨革命的都是壞人。恰恰相反，共產黨所標榜的理
想曾經吸引了大量單純的理想主義青年，而正是這些天真的成員在歷次內部清洗中
首當其衝（想一想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和文革時的張志新）。在政治運動中，說真話
的、對現狀看不慣的、不願整別人的人都會成為犧牲品，這就是為什麼凡是老實人
和嫉惡如仇的人在黨內最終都或者被整下去或者永遠難以陞遷的原因。所謂「逆向
淘汰」就是這種長期整肅的結果。
    那麼，那些參加革命或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又如何呢？應該承認，他們本來並
無意整人或落井下石，但共產黨革命的特點是逼你革命，任何人在這場革命中都沒
有置身事外的消極自由。你不揭發這些被揪出來的「壞人」，不反戈一擊，不踢一
腳或刮一掌  ，就說明你和他們是一丘之貉。這就是說在革命中要麼整人要麼被整
，沒有第三種選擇。因此，人的求生自保本能總是把多數人推到參與整人一面，而
他們自我安慰的借口總是：反正不是我開的頭，我也不過是無數違心地這麼幹的人
中的一個。時間一長，經歷的這種整人運動一多，普通人也會習慣於這種迫害和虐
待他人的行為，將不正常視為正常，於是共產黨中一部分人所固有的迫害和虐待狂
心理漸漸地擴散到社會其它成員身上，至少轉變為一種普遍的對他人根深蒂固的不
信任和敵意，從而敗壞整個社會的道德。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過後很久，人
們之間仍然習慣於相互警惕和提防的根本原因。
      這樣來看從整AB團到文化大革命這五十年中中共和國際共運所有的血案，筆
者的結論是：共產黨的革命，實際上是為人性之惡的渲洩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借
口，我們必須從投身這個運動的那些人、而非其漂亮的口號來分析這個政治運動的
本性。共產黨革命之所以會產生那麼多的壞人、奸人和惡棍，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
內部血案，歸根結蒂就是因為它的領導層中彙集的是權力狂，其一般幹部中不但也
有權力狂，更有大量的在正常社會生活中其陰暗心理不能得到發洩的迫害狂。這種
人員組成就使得這個政黨不斷地需要犧牲品來滿足其慾望，當這個政治運動外部的
犧牲品由於種種客觀條件不能充分供應時（如根據地之內或甚至已經有了政權），
在內部尋找敵人就必然成為一種週期性出現的現象。從這個角度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毛澤東從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就像患了妄想症似的要在黨內不停地找敵人，
弄到後來乾脆宣佈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雖然像毛澤東這樣的極端事例即使在國
際共運中也屬於少見（正像紅色高棉如此大規模地消滅自己人一樣），但從另一方
面來說，這正是國際共運迫害狂本性最充分的表現。

二、法西斯政權和共產黨政權

      胡平先生的文章分析了一些在對比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時容易產生
的錯覺。應該指出的是，長期以來，很多人一直認為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截然
對立的政治運動，共產主義是反法西斯的，而法西斯一上台最先整的就是共產黨。
這種觀點僅僅在國際政治的視角上和在爭取工人群眾的問題上有一定根據，在其它
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是站不住腳的。筆者這裡想就共產主義和法西斯運動的相似之處
再談幾個問題。
      首先，哈佛大學俄國史教授派普斯曾經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在納粹、法西斯
和蘇俄三個體制之間最基本的相似是心理學意義上的：「他們都蓄意惡化和利用大
眾仇恨——階級的、民族的、種族的——來贏得群眾支持，並以此進一步強化其代
表人民意志的僭稱。」
      派普斯的觀點是十分有道理的。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把社會對立
和仇恨普世化並作為作為合理的政治資源來加以利用的社會運動。所謂普世化，是
說民族、種族、地域和宗教差別都可能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和敵意，但馬克思
主義把整個人類一分為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剝削與被剝削，這二者之間不但
必然是對立和衝突的，而且不受任何語言、地域或者種族、民族的限制。也就是說
當這個民族的「無產階級」消滅了本民族的仇人資產階級以後，它還可以在另一個
民族的「資產階級」那裡發洩仇恨。從理論上說，這就意味著這個政治運動的最終
目的是要在全球範圍內消滅人類社會中另一個集團。可以說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
個政治和社會理論如此赤裸裸地用政治經濟學原理來論證這樣一種普世性的、必然
的、不可調和的仇恨，為大規模的暴力行為製造理由。因此，說馬克思主義是仇恨
的政治學是決不誇張的。
    這種把整個人類一分為二以煽動仇恨的學說在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理論
中以種族和民族的面目重現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把所有民族分為「佔有的」和「
一無所有的」（HAVE  AND    HAVE- NOT），德國納粹則用雅利安民族和猶太民族
以及被猶太資本控制的民族來劃分人類。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墨索里尼，他從小
就受到其父親的教育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後來他深受馬克思
主義影響，910年他為意大利社會黨建立的黨報就叫《階級鬥爭》，鼓吹無產階級和
資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鬥爭，最終消滅階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墨索里尼
從一個階級鬥爭論者轉變為民族鬥爭論者，看似一個大的轉變，實際上思路和心理
動機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在政黨組織以及其演變過程上，法西斯和納粹可以說是布爾什維克的
翻版。我們仍然以墨索里尼為例。在墨索里尼之前，列寧曾經對工人自發的經濟斗
爭和追求物質利益的傾向深惡痛絕。列寧主義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反對自發的工聯主
義把工運引入經濟鬥爭的「歧途」，要用嚴密的組織和控制把共產黨變成革命的先
鋒隊，把領袖意志通過黨灌輸給工人，用階級覺悟取代個人自發性。列寧在世紀之
交所提出的這個原則，墨索里尼在1910年黨報社論中作了充分的發揮。墨索里尼同
樣痛恨工人的自發性，他說：「一個僅僅身在組織中的工人仍然是一個眼裡只有物
質利益的小資產階級。任何理想的呼喚對於他都是落入聾子的耳朵。」社會主義的
實現「依靠的是工人組織的數量、力量和覺悟。這種組織就是未來共產主義組織的
核心。」他還說：「社會主義工人必須組成充滿警覺和戰鬥性的先鋒隊，鞭策群眾
不忘遠大理想。」
      為了進一步把黨變成先鋒隊和個人的政治工具，墨索里尼1912年在意大利社
會黨代表大會上倣傚列寧1903年分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把溫和派趕出去，在自己
身邊集中了激進派，其中許多是後來建立的意大利共產黨的領導人。在西方馬克思
主義流派中大名鼎鼎的葛蘭西當時就是墨索里尼身邊的中央執委會成員和黨報編輯
。列寧當時在《真理報》上歡呼這一勝利，認為墨索里尼把工聯主義者和改良派轟
了出去，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從此將走上正確的道路。因此，完全有理由說法西斯主
義和布爾什維主義是激進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兩大先後崛起的流派，而法西斯主義
從布爾什維主義那裡得到了極大的啟發。
      第三，在國家體制上，法西斯和納粹黨和共產黨如出一轍，都是所謂「極權
主義」體制。極權主義的另一種表達（或早期表達）叫總體國家，是意大利人傑奧
瓦尼·阿曼多拉在觀察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專政後，針對它和傳統的獨裁製的不同
而提出來的。墨索里尼自己後來把這個詞賦予了積極意義，使用了TOTALITARIAN這
個詞，即現在所說的極權主義。墨索里尼的意思是這樣的國家把一切都政治化了，
「一切都屬於國家，沒有外在於國家的，也沒有反國家的。」值得提出的是，墨索
裡尼建立總體國家的藍圖是在他觀察了列寧的蘇俄政體以後，從那裡得到了國家如
何控制社會的啟發。
      就納粹而言，它在這個問題上和布爾什維主義的相似有另一種令人深思之處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納粹黨就做好了全面接管和控制社會的準備，在它的組織中
有和政府的各個部門相對應的單位，有青年團、職工聯合會（包括教員聯盟、司法
界聯盟、醫生聯盟等等）、大學生聯盟、婦女界協會和少年團。納粹意圖是通過這
些組織使得成員無所不包，滲入社會各界，建立外圍組織，把那些對入黨還有顧慮
的同情分子也組織起來。希特勒的要求就是使得納粹運動不僅僅「正在其內部孕育
著一個新的國家，而且應該達到業已擁有著自己國家的全部現成機制。」對共產黨
國家的組織形式有起碼瞭解的人都不難看出在這個問題上納粹和共產黨的高度相似
。當然我們並不能因為納粹體制產生於共產黨體制之後就斷言它在摹仿前者，所謂
「後於它便是來源於它」。但蘇俄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控制社會和所有資產
的試驗，其成功無疑引起了世界性的關注，法西斯和納粹和它的極度相似不可能是
巧合。從相反方面說，如果是巧合的話，這不更說明這兩種政治運動之間本質上的
相似嗎？
      有人也許會問：既然共產主義和納粹以及法西斯主義之間有如此密切的歷史
和理論聯繫，為什麼它們後來會成為不共戴天的死敵呢？我們這裡可以把地緣政治
學或者國家利益的因素排除在外，單純從這兩個政治運動的相互關係上來看。它們
之間的敵對來源於一個政治學上最原始的因素：爭奪追隨者或者叫社會資源。共產
黨和納粹以及法西斯的社會基礎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工人、小資產階級和學生。如
果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第三國際要把同為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罵得狗血噴頭
，說是比最反動的資產階級政黨還要危險，我們就能理解納粹、法西斯和共產黨之
間的敵對了。有趣的是，從蘇聯開始，所有共產黨國家都迴避使用墨索里尼自己下
的極權主義定義，總是用法西斯主義來稱呼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時
至今日，翻開中共官方報刊，在所有官方文字中是見不到「極權主義」這四個字的
（當然學術文化界可以用，官方現在管不了那麼多）。這正說明極權主義是一個能
夠同時把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體制最本質的東西抓住的概念。正是因
為這一點，西方左派也反對用這個概念來分析共產黨國家，他們說這個概念是冷戰
的產物，卻不知道早在二次大戰之前墨索里尼就使用這一概念了，而且在他的心中
，布爾什維克還十分有可能是這種國家體制的開山鼻祖。

第三，  清理共產主義遺產確實不是易事

      胡平先生的文章中指出由於種種原因，清理共產主義數十年統治的遺產，認
清這個體制的本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在對外開放和
經濟改革深入之後，共產黨統治外圍的屏障被一一去除，最根本的基礎逐步暴露出
來了：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或者暴力鎮壓這些物質的東西，而是長期的扭曲常識和
偽造歷史。這種扭曲和偽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國人的心理，使得他們往往難以接
受正常社會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例如，有多少國人自覺地把自己當成納稅人
，把國家當成是由自己養活並為自己服務，從而用挑剔和警惕的眼光而非依賴和感
激的心理來對待這個國家？又有多少國人覺得執政黨的開支來自國庫是正常的？
      在看待本民族歷史的時候，有多少人認真想過這麼一個問題：共產黨一直標
榜說從1949年起中國才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中國在1945年就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
事國之一，一個不獨立的國家怎麼能和戰後四強㴲列為聯合國最具實力（至少在形
式上和程序上）和擁有特權的五個成員呢？另一個相關問題是：60和70年代的閉關
自守，到底是獨立呢還是孤立？我們能不能把孤立混同於獨立？對那些為了一己政
黨甚至個人好惡強行剝奪民族的對外交往權，封閉國家使之與世隔絕的政治集團和
領袖，中華民族究竟是應該感謝這種「獨立」呢，還是徹底清算這筆整個民族被關
在瘋人院裡相互整得死去活來的舊帳？
      如何認識、怎樣清理共產黨革命和毛澤東統治給中國乃至世界留下的沉重遺
產，是中國人，首先是中國知識分子良知的要求。在一個天下滔滔爭說21世紀的關
頭，希望胡平先生發出的「更多的感性揭露，更多的理性批評」能從中國知識分子
那裡得到充分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