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中的官方個人對策 綦彥臣 導論：民族主義的世紀 本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上個世紀殖民主義的擴張，使原來封閉的社會如 中華帝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終於認識到了外部世界的強大，外部的衝擊引發 了內部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由工業化所需的資源爭奪引起，但它的直接後果則 是上個世紀殖民主義的消解；民族主義情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再度成為主流。雅 爾塔體制的建立似乎從表面整合了民族主義要求，華沙條約陣營中對民族主義要求 的壓抑也取得成功。而在雅爾塔體制有效行施的過程中，中東民族問題衝突就從來 沒有中斷過，埃以戰爭，兩伊戰爭也是對於東西方陣營「外部世界」的插曲。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雅爾塔體制的解體，世界再度進入民族主義熱潮階段， 原華約內國旗增多；中東出現了庫爾德問題；土希兩國關於塞浦路斯的爭議也未停 止；巴爾幹風雲變幻，走向不明；中國未來的「三個科索沃」，有兩個與民族問題 有關，凡此等等。 在複雜的民族問題後，我們應該冷靜思考的是什麼呢？下個世紀的上半葉還 在延續民族主義或者進入一個世界主義的時代？ 民族主義可以理解成現代化衝擊下的民族覺醒，如奧斯曼帝國的成功轉變， 乃至於俄羅斯帝國在同一個時期的艱難蛻變；但在另一端，也可能是黑暗的執政集 團的操縱，因為這些利益集團在較長的時間裡和較好的環境中，從未真正地現代化 過，中國應當說最值得反省。 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首先以反對所謂「異族」滿清的合法性 為目標，隨而轉向以反對真正的異族入侵而爭取自身的合法性（「扶清滅洋」的口 號），到最後終於被它所反對的初始目標拋棄。研究義和團運動中的官方個人對策 ，或許能得到補益。驀然回首，本世紀亦將接近尾聲，在民族主義的聲浪中讓我們 好好反省，有益於我們在新世紀中選擇更好的生存方式，共創人類和諧的國際政治 環境。 一、官方利益傾向與合法化的端倪 義和團運動中，官方具有顯著性分析意義的個人莫過於慈禧、載漪、袁世凱 。其時光緒帝雖然也能參政，但其權重之輕，幾不足道。另外，諸如許景澄、立山 、剛毅之輩，有不少重要活動與言論，之於以上三人不過陪襯而已。 據胡寄塵所編《清季野史》（岳麓版，１９８５錄）《庚子國變記》文稱：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變，康有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載漪謀廢 立，先立載漪之子溥俊為大阿哥，天下震動。東南士氣激昂，經元善聯名上書，至 數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門，屢索不與。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 ，各公使不聽，有違者。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為幟，載漪 大嘉，乃言諸太后，為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 乃瑩先後往，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 由此可見義和團在當時的合法化，首先來自於官方個人利益的傾向。慈禧因 為英國人庇護過她的政敵康有為，對洋人產生了惡感；載漪為了使兒子成為王朝的 繼承人而利用慈禧的個人好惡；最高決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傾向性更使政府高層攀 附之風漸起，「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尚書崇綺等 ，信仰尤篤。」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與「反革命」陣營。在對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許 景澄認為利用義和團與洋人開戰後果不堪設想，必會危及宗社和生靈；大常寺卿袁 昶除了認為「拳匪」不可恃外，還認為「殺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張亨嘉甚至 提出剿滅義和團的建議，凡此等等。 儘管如此，朝廷在給運動的定名上還沒能達成一致的意見，也儘管慈禧多次利用 個人權威來確定用義和團扶清滅洋的政策，其間光緒帝為了國家命運出來反對，「 帝自戊戌幽閉後，每見臣工，恆循例三兩言而止，絕不言政事，是日獨峻切言之， 蓋知啟釁必足以亡國。」 二、三次御前會議 在一九００年五、六月間，朝廷三次召開御前會議。第一次，「革命」的和 「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緒帝一反常態地站出來說話，並成為堅定 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數，（包括慈禧本人）拉攏慈 禧喜歡的戶部尚書兼內務府大臣立山，結果失敗，立山認為「拳民雖無他，然其術 多不奏效」，以致於載漪大罵立山為漢奸；第三次幾近鬧劇，慈禧拍桌子罵大學士 王文韶，實指光緒，許景澄與光緒帝傷心而泣，最後以慈禧的個人權威為指向而成 為定策： 暨罷朝，太后已決意主戰，載漪、載濂、剛毅、徐桐、崇綺、啟秀、趙舒翹 、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為義民，給內幣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 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對義和拳由剿變撫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複雜性，也使義和團認識到 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來的「焚鐵路、毀電線」及殺二毛子（藏洋書洋圖者） 的簡單暴力變成追隨朝廷中的利於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圖： 義和團既藉仇教為名，指光緒帝為教主，蓋指戊戌變法，傚法外洋，為帝大 罪也。太后與端王載漪挾以為重，欲實行廢立，匪黨日往來宮中，匪黨揚言欲得一 龍二虎頭，一龍指帝，二虎指慶親王弈及李鴻章也。 三、盲目排外與皇儲權力的變化 一九００年六月二十一日（應是第三次御前會議結束時），慈禧太后對內宣 布與列強開戰，並諭令各省督撫把義民「招集成團，借御外侮」。由此，義和拳在 一九００年一月得以承認的基礎上，合法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正如現代不少公正的史學家所定論的那樣，義和團在客觀事實上是一次由於 帝國主義入侵所引起的愛國運動，同時，「扶清滅洋」口號本身又存在著封建迷信 ，盲目排外、組織渙散等嚴重缺點和錯誤。已經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指望以這種運 動來重振國威實為妄想。對於慈禧作為最高決策者個人來說，無論她的品質還是政 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以保住個人地位的企圖，來利用義和團，不僅僅是「婦人之 見」，而且非常反動，但這種反動，竟然也可以塗上（大多是後人的官方史論）「 革命」的色彩，其謬誤、可悲、可歎！因為晚清王朝的改革以戊戌變法為契機，尚 存一線改變積弱局勢的希望，然而那場改革被扼殺了。 慈禧開戰決策的結局中「西狩」。這算個給執國柄者倉皇出逃的一個文雅的 稱法。她最終還是以最高掌權者的身份壽終正寢，可力求在混亂中獲利的載漪卻沒 能當上太上皇。在《清季野史》所錄《拳變余聞》記曰： 各國索罪魁急，李鴻章等電劾肇禍諸王大臥，載漪革職，交宗人府圈禁，俟 軍務平定後為斬監候，以懿親加恩發新疆，永遠監禁，即日起解。 載漪當替罪羊實不足惜，因為他在作一筆政治上的風險投資，況且歷朝歷代 在社會運動之後，總要引發內部政治清洗呢？而其清洗總會拿出幾個替罪羊來搪塞 社會，應付輿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兒子並不為其父的政治投資的失敗所動容，而對自己 的進退泰然處之：「大阿哥頑劣無狀，在西安日攜數內監至劇院，其父戌邊，亦無 戚容，旋斥退出宮，閒居京師。」 四、最大獲益者袁世凱的崛起 隨著一幕政治短劇的結束，溥俊成了無所謂的道具。與之相對應，晚清王朝 政壇上卻升起了一顆「新星」。袁世凱早在戊戌變法中，心懷兩端及最後出賣康梁 的表演中就已大發政治之利市，但真正積累下日後成為「大總統」乃至「洪憲帝」 資本的投資卻是在玩義和團這張牌上。 袁在山東主政時（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６日署理山東巡撫，１９００年３月１ ４日實授。見候宜傑《袁世凱全傳》，當代中國版，１９９４），堅定地執行「剿 團保教」政策。這時的政治操作雖也艱辛不少，但已經不再是方法論的問題了，比 之於在戊戌變法時的如履薄冰之情狀，已不可同日而語。為保住近乎割據的山東並 藉此圖謀一日榮登至尊，袁的策略確有獨到之處：一是，在壓抑義和團的同時，舉 辦團練。此策一方面替代義和團，另一方面可在正規軍之外拉起自己的武裝預備隊 ；二是，在保護洋人和教民安全的同時，驅除異己，把義和團的力量「請出」山東 ，「諭令其即日馳往天津等處幫助官軍齊心拒敵，以伸國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 復結黨橫行，搶掠滋事，即合亂民而非義和」。第三是，在參與「東南互保」而拒 不執行朝廷合理化建議的同時，向西逃中的慈禧供奉銀兩、布匹、食物。一方面彌 消慈禧對其拖延勤王的忿恨，另一方面在士大夫和洋人心中樹立才堪應變的形象。 與永遠圈禁和發配新疆的載漪相比，此時的袁世凱是大贏家。一九００年十 一月李鴻章病逝，袁世凱被授為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接受北洋大臣之印後 僅二十一天，慈禧因袁「卓著勳勞」，加其太子少保銜。 涉及袁世凱的崛起，就不能不提及到另一個身份複雜的歷史人物，他就是被 義和團稱為「二虎」之一的奕匡。雖然，奕匡與袁一樣仇視義和團，但他被義和團 視為仇敵的原因卻在於他的職位「時充總理衙門大臣」。義和團的甄別教條從「藏 洋書洋圖者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到如何對待交涉洋務之人，是通用的。弈匡 的命運當然不能與「革命」的載漪和剛毅可比，而又絕無法與袁世凱相論，倒是慈 禧太后鑒於他在以往的孝順和忠心，並不計較他曾有過「反革命」言行，在她倉皇 西狩之時，命其與李鴻章全權與洋人議和。 如果使用對立分辨的方法，奕匡必然黑白分明了。但恰是簡單判定的無法適 用，才使他後來將國柄沽售給袁世凱的行為得到合理洋解。 他與慈禧一起反戊戌變法，卻在義和團的剿撫問題上又與其一直效忠的主人 意見不一；他瞧不起政治暴發戶袁世凱，卻在袁的賄賂下，弄到後來，慶王遇重要 事件，及簡放外省督撫、藩臬，必先就商於袁世凱。 五、結束語：理論印證與世界未來 如果用公共選擇理論中的「中間選民」（medium voter）模型來分析，乃至 再往前引沃拉斯（Graham 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所立「在政治中，人往往在 感情和刺激下行事，大多數人的大多數見解並不是受經驗檢驗的結果」之論來套論 ，我們發現均不適合。弈匡作為決策高層人物，肯定有著他的「政治理性」。因為 他已經看到了大清王朝命運的前景，他才在袁世凱逼宮之時幫助袁恫嚇全無主見的 隆裕太后，終於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這位婦人以皇帝的名義頒布了退位詔書 。 從清王朝的角度看，奕匡的舉動未必符合其政治標準乃至貴族的良知，但從 社會運動中的官方個人對策之角度來說，那未必不是個明智之舉。至少來說，他攜 眷到天津之後得以安度餘生，而遠比那位「永遠圈禁」的載漪的個人際遇以及那位 「開棺戮屍」的剛毅的政治命運要強，興許只有後來被淡出政局的那位大阿哥溥俊 的瀟灑，才可與他相比，不過前者僅是一個道具罷了。 細研歷史之細節，果然沒有臉譜在其中游竄，恰是「把政治看成是一個複雜 的交易過程」的經濟學家的命題幾近真理。在新的世紀來臨之前，反省義和團運動 特例，不僅使決策者的選擇更具普遍的人性良知，而且可以使民眾不再受政治利益 集團的欺騙。 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是現代化衝擊下的產物，在歷史必將終結於民主政治之時 ，民族主義已失去了它固有的政治含義。二十世紀應當是一個世界主義的時代，一 個人權普遍標準推行的時代在復興中國古典民主理論的意義上講，我們必然回到孟 子的價值判斷上去——「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