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莫斯科 ——評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司馬璐 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歷史研究著作有些實事求是的表現，尤其是對中共黨 史的探索有突破，這是可喜的進步。本文所評介的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 恩怨怨》即其一例。 對中共黨史的突破 例一，作者說「毛澤東的記憶也一樣有不準確的地方」（第五頁），毛澤東 「像五四時期的多數青年一樣，他那時的思想還是一個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無政 府主義乃至新村主義的『大雜燴……』」（第四頁），因此，說毛澤東是什麼馬克 思主義的天才是很荒謬的。 例二，作者說，「說毛澤東是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麼值得讓人炫耀的事情 」。馬林是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共三大，馬林提名毛澤東當中央委員，進入「黨的 核心的中央局」（第七頁）。因此，毛澤東在成為中共領袖的開始，也是共產國際 扶持的。 例三，作者舉出毛澤東與斯大林歷次較大的對抗： Ａ、王明六屆四中全會的奪權； Ｂ、抗戰期間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Ｃ、皖南事變前，毛已決心與蔣攤牌，斯大林加以阻止； Ｄ、延安整風。 中俄的兩手策略 俄國人對中國一向是使用兩手策略的，加上蘇聯黨爭的多變，中共的留俄派 往往成為代罪的犧牲者。中共的留俄派整毛，留俄派中間由於政治背景不同而相互 整肅，毛澤東既利用留俄派之間的矛盾，也爭取莫斯科的支持。莫斯科對於毛澤東 ，支持、利用、打擊兼而有之。正如作者在本書中說，「如果沒有莫斯科的多次干 預，很難想像毛澤東會有後來那樣的地位」（第五一七頁）。作者說，「在對中國 革命問題上，莫斯科的領導人並不經常是一致的。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傾向於把俄 國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上。」（第二００頁）作者說，「毛澤東一切策略考 慮的出發點，都是要保存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和政權。」（第五二六頁） 中蘇的「唯物外交」 中共和蘇聯都是信仰唯物主義的，所以毛澤東與莫斯科的離合恩怨，主要基 於彼此的需要和利害關係，功利主義超過理想主義。 作者說，「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不滿，說來說去，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信任與 否的問題」（第五三二頁） 二戰以前，蘇聯面臨東西兩面作戰，蘇聯的戰略思想認為，唯有中國的抗戰 ，始能擺脫日本對西伯利亞的威脅，中國紅軍的力量微不足道，唯有蔣介石才能領 導中國抗戰，牽制日本。作者說，「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毛澤東正式向蘇聯求援」 ，莫斯科「一方面盡心竭力為中國紅軍組織援助物資和籌集援款，另一方面則多次 電示中共中央與國民黨談判」（第五十八頁） 如所周知，斯大林當時在國共兩黨之間，也是運用兩手策略。蘇聯絕不願因 為援助太弱小的中共而傷及蘇聯與蔣介石的關係。 毛澤東何時反蘇 作者說，「毛澤東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背離莫斯科的呢？確切地說，那應該 是1940-1941年這段時間，在這之前，毛澤東一直是積極貫徹共產國際指示的。」（ 第八十五頁）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了《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文 。毛說，「抗日戰爭以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真正的援助過我們，只有 蘇聯是用了空軍和物資援助了我們。」（《毛澤東選集》第六一頁） 不到一年時間，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對莫斯科的態度。原來這一期間，國民黨 軍隊在華中、華南連戰皆北，全線崩潰。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全面奪取國民黨政權 的機會，他於一九四０年十一月四日致電共產國際季米托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要 「派共軍十五萬精兵打入國民黨西南基地，抄其老窩。」（第五二六頁） 毛澤東根據這項計劃，尋求蘇聯支持。而在這同時，斯大林通過新任駐重慶 的軍事總顧問崔可夫明告中共領導人，「把槍口對準國民黨，必須使自己『處於走 投無路的境地』。如果把蔣介石逼到日本一邊去了，那不論對中國革命還是對蘇聯 的安全，都是一種嚴重的『危險』。」（第一０二頁） 毛澤東整新蘇派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發生之後，毛澤東一度準備對蔣予以報復。」毛 澤東「直截了當地要求蘇聯務必立即『停止接濟重慶武器』……『援助我們奪取蘭 州』，接通蘇聯，取得飛機大炮，佔領甘肅河西走廊，進而奪取西北、西南幾個重 要省份。」毛澤東這項計劃，「無論是莫斯科，還是重慶的蘇聯大使館及蘇方軍事 顧問團都明確反對。」（第五二六頁）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不要主動與 國民黨破裂，以免上親日派的當。」一月三十日，毛電季米特洛夫，「要求蘇聯停 止『接濟重慶武器』」，要求莫斯科援助共軍，奪取蘭州。（第一０八、一０九頁 ） 上述的目的沒有達到，「毛澤東不得不趁著一九四二年俄國人自顧不暇的時 機，發起了一場黨內整風運動」（第五一八頁），這場運動主要是整中共內部的親 蘇派。 毛澤東想做鐵托 抗戰勝利前後，美蘇共同推動國共和談。毛澤東對莫斯科的壓力非常反感， 對美國的態度倒是半推半就的。 毛澤東為了發洩他對斯大林的不滿，「曾明確講，蘇聯當年控制中國東北中 長鐵路和旅順、大連是對的，因為當時是國民黨的，而中共奪權後應該歸還了。」 （第五二九頁） 毛澤東欣賞鐵托打著反法西斯的旗幟，利用英國的援助，抗拒莫斯科的控制 ；因此，毛澤東曾經努力爭取美國的支持。 毛澤東的「對美外交明顯地帶有功利主義的目的」，「毛澤東相信，應像鐵 托那樣，使英美的錢，干自己的事業。」毛澤東「稱羅斯福總統是『英明的領導者 』，美國是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朋友。」為了爭取美援，中共內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 討論改變名稱問題。周恩來甚至向美方表達了毛澤東的願望，如羅斯福接待，毛周 可以訪問華盛頓。（第一七八——一八三頁） 毛澤東對蘇「一邊倒」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宣佈參加對日作戰。在這同時，根據雅爾達協定，蘇 聯與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黨政府以承認外蒙獨立換取 蘇聯承認國府對東北的主權。根據這項條約，蘇聯紅軍在東北所佔大小城市、交通 要道、軍事設備、工廠等等，以及繳獲的日偽軍準備，均應無條件移交國民黨軍隊 ，不得交給共軍。結果，這是蘇聯對國民黨的一個騙局。斯大林這一騙局，既騙了 蔣介石，也騙了毛澤東。條約規定，蘇聯不承認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接受權，但是， 中共卻用「人民自治軍」和「民主聯軍」的名義從蘇聯紅軍手上接收了整個東北。 蘇聯紅軍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推進，「蘇軍如此積極，毛澤東頗為振奮。」（第二 三五頁） 斯大林對國民政府的背信棄義，換來了毛澤東的「一邊倒」。中共在蘇聯紅 軍的支持下在東北乃至全國取得了勝利。所以作者說，「毛澤東有再多怨言，從沒 有在東北問題上抱怨過斯大林。」「中共軍隊立足東北，獲得大量較現代的武器裝 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第二二三頁） 二戰結束，繼之韓戰發生。北韓在聯軍的反擊下，幾近全軍覆沒，斯大林要 中共出兵援朝。中共派周恩來、林彪秘密訪蘇，「斯大林明白地告訴周恩來和林彪 ，現在局勢下沒有別的辦法，或者你們出兵把美國人頂回去，或者你們讓金日成的 人撤到你們的東北去建立流亡政府。」（第三四三頁） 由於中國戰後百廢待興，人民望治心切，中共領導層對於出兵爭議很大，「 毛澤東說服中共中央出兵援朝，斯大林從此改變對中共的看法。」（第二三０頁） 「毛澤東曾不止一次談到過，斯大林真正開始信任自己」，「是在中國決定出兵援 朝之後」。（第三一五頁） 由此可知，毛澤東為了自己獲得蘇聯的支持和斯大林的信任，不惜要中國人 民付出重大的代價。作者說，「俄國人在抗美援朝的問題上一面鼓動中國出兵，主 動向中國提供大量武器裝備，一而…卻要求中國為蘇聯的武器裝備付款。」（第五 十八頁） 中蘇關係的決裂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根據作者的分析，赫魯曉夫對中國 的政策，比斯大林時代溫和得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赫魯曉夫放棄蘇聯對中國東北、新疆的「特殊勢力範圍」； 二、赫魯曉夫放棄中蘇合營的中長鐵路的特權； 三、赫魯曉夫不再強迫中國參加不平等的合營企業； 四、赫魯曉夫大量提供中國現代科技設備； 五、赫魯曉夫提供中國製造原子彈的資料和技術。 赫魯曉夫對中共既然比斯大林時間好，為什麼六十年代初，中共和蘇共的關 系要鬧到決裂呢？我的分析，有以下幾個理由： 第一，世界各國所有的共產黨都有「輩份」的封建傳統，馬克思是祖宗，列 寧是祖父，斯大林是父親，其它各國共產黨的領袖都是「兒子」。正如作者說，「 長期以來，共產國際始終在扮演著『父親』的角色，儘管中共……已經日益長大成 熟起來，經常違拗其意志，但作為其下級支部之一，中共仍舊無法擺脫其權威和復 雜的親緣隸屬關係。」（第一四七頁）共產國際解散了，斯大林又死了，莫斯科就 沒有理由再做中共的『父親』了。 第二，由於毛澤東和斯大林有許多相似的罪行，所以毛澤東雖然不滿斯大林 ，又不得不為斯大林辯護。「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是好心犯錯誤，是認識上的問題」 （第三七六頁），「蘇聯肅反擴大化問題……不能看成是不可饒恕的錯誤」（第三 七七頁），對「波匈事件」，毛澤東「認為東歐一些國家反革命殺得太少了」（第 三八八頁） 第三，二戰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的暴力革命武裝鬥爭愈來愈沒 有市場，「和平過渡」，「議會鬥爭」和反對個人崇拜的思想漸漸成為主流。中共 在國際共運中的孤立，毛澤東認為都是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所造成的後果。 第四，「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多次說過一件事不理解，說我們和蘇聯都是社會 主義國家，為什麼俄國人賣給我們的設備時常要留一手，一些關鍵性的技術就是不 告訴我們。」「蘇聯方面不僅在技術上對中國嚴密封鎖，在人員技術上對中國技術 人員加以排斥，在利潤問題也是搞小動作。」（第五三０頁） 第五，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正面衝突，開始於一九五八年的金門炮戰。毛澤 東向蘇聯要求現代武器，赫魯曉夫答以雙方可以組織聯合艦隊，由蘇方任總司令， 中方副之。毛澤東認為這等於取消了中共獨立指揮權。作者認為，「若比較斯大林 當年迫使毛澤東接受那些不平等的條款，赫魯曉夫這時的建議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 ，何況要求是中方提出的。」 毛周矛盾的國際背景 本書的缺點是，作者沒有指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矛盾，以及這個矛盾所影響 的中蘇關係。 例如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王明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宣傳毛澤東和江西蘇區的指 示，而當時的臨時中央加以壓制。作者認為是博古（秦邦憲）的責任（第二三頁） 。我認為博古無此能力，亦無此條件，臨時中央實際當家的是周恩來。作者又把當 時的軍事路線稱為「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第四九頁），我認為博古與李德關 系雖然密切，但實際上博古是不懂軍事的。如果稱為「周恩來、李德軍事路線」較 為確切。 作者說，「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起，中央接連召開政治局會議，再度討論歷 史問題。」毛澤東說，「『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只剩下六個人，其中只有毛（澤 東）和劉（少奇）在受『左』傾路線排擠打擊的，其餘的多是擁護王明宗派的」。 「主要的檢討者」「周恩來發言最長……整整用了五天時間。」周恩來的發言一方 面承認自己的錯誤，一方面盡力維護共產國際與斯大林的正確領導的形象。（第一 五五——一五八頁） 作者說，「王明是莫斯科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中介和傳聲筒」，「像毛澤東說 的斯大林刮『左』風，他就向『左』倒，斯大林刮右風，他就向右倒。」（第六五 頁） 我們不禁要問，周恩來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到底是什麼角 色呢？作者沒有交代清楚，這是很遺憾的。 我認為，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在中共黨史研究的突 破上頗有價值。這本書讀完後，令人感到，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毛澤東與斯大林 之間，所謂理想主義的精神不過是表面的裝飾，雙方主要的是互相利用，毛澤東和 中共的留俄派都被共產國際玩弄於掌中。作者說，「毛澤東一生曾經三次寫文章稱 頌斯大林」，毛澤東自己說，「只有第一次」「是真實感情的流露，後來兩篇都不 過是敷衍應景之作。」（第二０五頁） 作者引用了大量資料，而且提出了一些在大陸出版物中不曾有過的判斷和評 價。但是作者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並不能盡意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