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跨世紀觀感 耶 人 去年九月開始，因學業關係，到日本學一年的日文。世紀之交，正好在日本 渡過，日本為中國的近鄰，對中國的報道也多，因而此記得身在日本，對兩國政府 與民間的行為心境，體會深切，感慨良多。 跨世紀最為戲劇性的場面，莫過於三十一日深夜倒計時迎新了。兩國如何演 這場大戲，中日雖號稱「同文同種」，但兩國政府的行為與表現恐怕比世界上任何 兩國政府的行為和表現都要對比鮮明。 在日本，倒計時迎新完全被娛樂界控制。年末最大的一件事是由國家電視台 ＮＨＫ現場直播的第五十回「紅白歌戰」。在日本傳媒題為「新年計劃」的輿論調 查中，新年準備看「紅白歌戰」的人數居首，準備大掃除的居第二位。「紅白歌戰 」一直唱過了十一點半。然後不久便開始在歌戰現場倒計時迎新。東京以外的地區 ，至少從電視上看，也全是娛樂界的一統天下。從中央到地方，沒有政治家登場。 日本首相小淵早已宣佈：新年不放假，要親自領導應急小組，監控由計算機「兩千 年問題」可能引起的危機。果然，零點一過，ＮＨＫ和幾家大電視台立即中斷了倒 計時迎新的轉播，鏡頭拉進幾分鐘前的政府機關、鐵路、電力、煤氣等重要部門的 中央控制室，讓觀眾親眼看看在這些控制室的巨大電子鐘走過零點時，是否有異常 現象發生。一個小時後，即深夜一點鐘，小淵如約準時出現於電視屏幕上，向國民 報告平安。 幾乎同時，一家電視台開始播送天安門廣場的鏡頭，因時差的關係，中國此 刻正個跨世紀。定睛一看，國家領導人幾乎一個不缺，橫排列隊而站，在一片倒計 時中等著江澤民點燃「中華世紀聖火」。「聖火」點燃後，廣場一片狂歡，彷彿「 中華世紀」業已降臨。 所謂「二十一世紀」這種概念，本源於基督教的紀年。雖然如今已世界通行 ，對於非基督教傳統的東亞諸國而言，跨世紀倒計時點火放炮，不過是哄小孩子的 玩意兒。我們這些童心未泯的成人，跟著湊湊熱鬧，理所當然。若干政治家為了表 示與民同樂，也不妨參與進來。然而若是國家主席、總理等主要國家領導人如數深 浸於狂歡之中，就不免讓人心裡七上八下了。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難治理的 國家，此時若是有人試圖破壞中國核武器的計算機系統或別的重要計算機系統出了 問題，應找誰拿主意去呢？ 中日政府的對比是如此，民間又如何呢？新年之夜，大企業的重要部門不敢 放假，要準備應付「二千年問題」。東京的各個飯店，早已被這些上夜班的人訂滿 。此時上班的人數比往年要多五倍。新年假期一過，電視上又出現了疲憊不堪、睡 眼惺忪的Salarymen（公司職員）開始上班的鏡頭。原來新年全被「二千年問題」弄 得心神不定，誰也沒休息好，假也沒怎麼放。 社會最下層的、不擔什麼重要責任的日本人又是如何呢？我所住的公寓的管 理人，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工作就是掃掃樓道，住戶來前走後打掃房間而已 。丈夫病休在家，沒有工作，她的階層，相當於中國掃大街的老太太。可就是她， 年前還勸我們多貯備些飲用水和食物，因為「二千年問題」可能導致斷水、斷電、 斷煤氣。她還告訴我們，附近山頭上有口井，大概不如自來水衛生，但二三年東京 大地震時，（當然她還沒出生）附近的倖存者全用那裡的水。她還說首相也號召大 家這樣有備無患。果然，東京各大商店的銷售額比往年翻倍，電視評論員稱這種搶 購令人想起當年的石油危機。我看了不禁和妻子開玩笑：在經濟不景氣、購買力低 迷的日本，政府是否有意用「二千年問題」刺激國內需求？ 而看中國呢？我們中國人放鬆得令人羨慕。我因受了日本社會環境的影響， 新年打電話回家選在三十日而不是三十一日，因為怕二千年問題會弄得電話不通。 電話接通後，向母親解釋提前打電話的原因。因是國際長途，慣於節省的母親不願 花時間對我這一行為發表評論，但根據多少年對她的瞭解，我清楚地感受到她心裡 在笑我小題大作。我於是問她為二千年作了什麼準備沒有。她隨即說「不可能有事 」，然後轉移話題，想談些「有用」的事情。母親在中央大部工作三十餘年，退休 時也混了個「處級待遇」，在日本至少也相當於重要部門的中級管理階層了。可對 她而言，「二千年問題」有如天方夜譚。 母親是如此，我這個在美國名校受了四、五年精英教育的中國人又是如何呢 ？去掉剛來日本，就趕上了東京附近茨城東海村的核洩漏事件，我第二天看了報紙 ，知道有個地方出了事，也就沒再費心，照過自己的日子，可一個月後，在日語班 上討論報紙上的有關新聞時，才發現班上的美國同學在出事當天都立即打國際長途 回家，向父母報告平安，或父母立即打電話到日本問孩子是否安全。這時我才找來 地圖，一看我所在的橫濱正好在東京的另一側，才放了心。事後在美國同學的勸說 下，開始注意不買茨城來的農產品。現在想想，活像個鄉下佬。 如今我們安然跨進了二十一世紀，全球都鬆了口氣：沒出事。但這個「沒出 事」，對不同的國家的意義恐怕有所不同。對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沒出事說明人 家防犯嚴密。對中國，沒出事大概說明中國尚未進入計算機時代，計算機用得少， 出事的機會少。但願國人不要從「沒出事」中學錯了東西。 話說回來，無論是江澤民還是小淵，都不是計算機專家。真若是計算機系統 出了大問題，他們個人能起什麼作用，實在是很難說。跨世紀的大場面中，一個去 點火，一個坐鎮辦公，更多的是政治家在國民面前擺擺姿態。然而他們擺出的姿態 ，卻顯示了他們治國理念的不同。小淵早被日本媒體描繪成「低能首相」木訥、遲 鈍。他在國會裡打個嗑睡，被電視台錄下來，全國播放，引來一個女中學生在他記 者招待會上的激烈提問：「有人在開國會時睡覺，我很討厭，請問你對此怎麼看？ 」小淵支支吾吾了半天，說不出話來，其窘態又被電視鏡頭播出，使其在國人面前 丟盡面子。年初，他又發話說，今年是龍年，日本經濟要來個「蛟龍升天」，本意 是給企業界打打氣。不幸話音未落，又趕上東京股市隨著紐約股市而暴跌。於是又 引來一片「信口開河」的譏評。然而，就是這麼一位蠢笨如牛、不善意於表演的人 ，這次擺出的姿態也比中國領導人漂亮多了。他選擇人們狂歡時辦公，既有儒家的 「居安思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韻，又有現代社會科技 立國、理性管理的精神。而中國領袖們還相信最重要的是儀式、典禮，是如何振奮 人民的精神鬥志，頗有點兒毛澤東的味道。 日本社會，上到首相，下到家庭主婦式的小民百姓，有浸透著現代社會的危 機感，跨世紀時，孩子們狂歡，大人們工作的形象清清楚楚（日本娛樂界一個獨一 無二的特點是十七、八歲的Teenager獨領風騷），一副面向未來努力苦幹的景象。 而中國社會，由於近來經濟稍有發展，再加上香港、澳門的回歸，上上下下得意洋 洋，似乎忘了舉國還處於改革的陣痛之中。八十年代那樣的危機感、意識越來越淡 漠，頗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虞。這次跨世紀，中國因時區的關係，比日本 慢了一個小時，而這一小時，讓人感到悠悠如一個世紀。中國的二十一世紀如此開 場，怎能叫人不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