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的人權活動及其理念 (瑞典)傅正明 一、一個愛「管閒事」的人 愛「管閒事」，是人權活動家的當行本色。女作家、「和平王后」貝莎·馮 ·蘇特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戲劇家達裡歐·福、科學家愛因斯坦和薩哈洛夫 ，這些非職業政治家、從象牙塔裡走出來的和平主義者、人權活動家，以及紅十字 會、大赦國際、國際掃雷組織和無國界醫生等人權、反戰和人道組織，這些高尚的 「諾貝爾家族」的成員，哪一個不喜歡「管閒事」？在他們眼裡，關注那些悠關人 們的基本生存權的事情，甚至「人命關天」的事情，這才是他們的「正事」、「正 業」。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就是這 樣一個愛「管閒事」的人。他為猶太人喊冤叫屈，為吉普賽人抱打不平，為土耳其 的庫爾德人仗義執言，他關注中國問題和第三世界各國的人權狀況，足跡遍及德國 和世界各地。 六十年代，作為一位有強烈政治傾向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格拉斯為社會民主黨和 勃朗特競選，風雨奔波，以求促進德國的民主和人權。從那時起，格拉斯的人權活 動及其理念，在德國甚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後來，他隨勃朗特總統先 後訪問波蘭和以色列，他還出訪過日本、印尼、泰國、印度、肯尼亞、香港和中國 大陸，對中東問題、海灣戰爭和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紛爭也極為關注。他曾在尼加拉 瓜考察一所監獄對良心犯的非人虐待和拷問。每到一地，無論是共產主義國家還是 資本主義國家，格拉斯都要「管閒事」，都要對那裡的人權狀況發言。 格拉斯在世界各地發表了大量演講。他的部分文論和演說詞的英譯，收錄在 《論寫作和政治》(On Writin gand Politics,1967－1983)一書中。這些精彩的文 字，娓娓傾訴作者為追求真理而寫作的心聲，剖露他的政治思想和人權理念，記錄 了一個自由戰士為人權而四處奔走呼號的足跡。 二、為猶太人喊冤叫屈 在當年波德交界的但澤故園，在那片受盡納粹蹂躪的土地上，格拉斯從小就 是猶太人的近鄰。他的著名小說《鐵皮鼓》，借助兒童的童心和反叛思想來抨擊納 粹德國，對遭受歷史浩劫的猶太人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其中一個片段，格拉斯以主 人公奧斯卡的視覺來觀察一夥納粹流氓如何搗毀猶太人所開的一家玩具店：「其中 的一個拔出刺刀，割破木偶。可是，從木偶身體和四肢流出來的全是木屑。沒刺進 一刀，似乎只會使他失望。」他讓我們看到人性之惡和納粹嗜血的本性。瑞典文學 院的諾獎新聞公報指出：「在他的第一部小說的字裡行間，格拉斯再現了他的創造 力從中發源的那個失去了的世界，他的故鄉但澤，他記起了戰爭浩劫之前的搖籃歲 月。他重新喚起那些被抵賴被忘卻的東西：犧牲品和失敗者，以及人們一度相信因 此希望忘卻的謊言，從而緊扣了評論當代歷史的巨大使命。」 《蝸牛日記》是格拉斯的一部自傳體小說，作者對孩子們講述的六十年代德 國競選的故事，與幾十年前但澤猶太社區的慘象，或平行發展，或交叉進行，這種 構思為的是揭開被摀住的歷史傷口，在德國的「道德真空」中注入些許珍視一切生 命的情愛和同情。格拉斯對於無意悔罪的德國人的抨擊是無情的。他的《頭腦的胚 胎和德國人死光》(1980)，光憑書名，就是對德國人的一種詛咒，一種道德譴責， 大有為猶太人屈死的冤魂伸冤雪恨的意味。 今天的德國，猶太人受到的歧視並未劃上句號。格拉斯在他近年的《為什麼 稱為羅馬人?》(WhytheRoma?)的演說中提到，幾年前，當德國的的某些人討論在柏 林豎立一座種族主義的犧牲品的紀念碑時，最後，與會者決定應當把猶太人排除在 外。對此，格拉斯壓抑不住滿腔憤怒。作為一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寫作的作家 ，格拉斯在與美國作家奧茨的對話中談到：「我沒法解釋為什麼德國殺害了六百萬 猶太人，我只能不斷寫作，我相信我有責任要介入政治。」格拉斯的這種介入政治 和人權問題的使命感促使他死死糾纏德國的歷史罪惡，紀念這些受難者，以防止歷 史悲劇的重演。 三、為吉普賽的人抱打不平 羅馬人即吉普賽人，這一「遊牧民族」的分支發祥於印度北部，它遭受的歷 史劫難，也許僅僅次於猶太人。從公元十世紀左右開始外遷之後，吉普賽人浪跡世 界各地，在歐洲一直遭到歧視和迫害，卻無法扼殺他們強烈的民族認同。1934年， 來自歐洲的一千多名吉普賽人代表在波蘭的羅茲集會，推選他們的沒有國土沒有皇 宮的吉普賽國王。可是，這一長於占卜的民族並不能預見本民族迫在眉睫的更大的 災難。 二戰爆發後，吉普賽人像猶太人一樣成了納粹的種族清洗的犧牲品。他們被 關押在奧斯維辛、索比波(Sobibor)、特列布林卡(Treblinka)等地的集中營，被視 為「不適合繼續生存的吉普賽人」。 在德國，對吉普賽人的歧視同樣持續未斷。即使成了德國公民，吉普賽人也 生活在隔離狀態。猶太人今天有了以色列，可吉普賽始終沒有祖國。在捷克、南斯 拉夫等國，吉普賽人的處境也十分難堪。1994年，格拉斯到布拉格參加世界筆會代 表大會，就在格拉斯到捷克的前一年，捷克選美活動千挑萬選的金髮碧眼的「1993 年度捷克小姐」，竟然針對吉普賽人和有色人種發難，這位大美人的公開言論語出 驚人，她說：她的最大雄心是「在捷克各個城市清除黑皮膚居民」。 格拉斯剛踏上捷克的土地，就在媒體上提出了境內吉普賽人的人權問題。因 為在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之後，吉普賽人成了雙方都不願接納的推來推去的皮球。根 據捷克國藉法，凡父母出生在斯洛伐克境內的吉普賽不准入籍。不少吉普賽人因此 流浪到德國，可德國又把他們遣返回去。在布拉格，不少迪斯科舞廳和餐館禁止吉 普賽人入內。在「光頭幫」新納粹分子的恐怖活動中，主要受害者就是吉普賽人， 他們被殺害，遭毒打，而警察卻以種種借口破案不力或不予立案。 除了借媒體呼籲以外，格拉斯還利用在捷克的機會與哈維爾總統取得聯繫。 在一家咖啡館，格拉斯與哈維爾會見後，他發現此時的哈維爾已經不是「七七憲章 」運動的那個劇作家哈維爾了，書生氣的哈維爾在政壇實際上近乎別人利用的工具 ，而哈維爾本人則毫無對策。格拉斯對吉普賽人的人權的關注沒有得到捷克方面的 任何積極的反映。在某些人的眼裡，格拉斯是令人討厭的「管閒事」的人，捷克內 政，干卿底事？ 這個愛「管閒事」的人，甚至越俎代庖，親自參與籌備，創立了「吉普賽基 金會」，以求弘揚吉普賽文化，喚起他們自己的人權意識。基金會首次頒獎給吉普 賽的一位設計師和藝術家：奧托·潘科克(Otto Pankok)，因為潘科克的木版畫展現 了吉普賽人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們的歷史苦難和不屈的反叛。在頒獎典禮上 ，格拉斯發表了《為什麼稱為羅馬人？》的演說，他指出：「的確，我們吸取了這 些浪漫主義者的『波西尼亞生活方式』……但是，當這些沒有祖國而尋找一片棲息 之地的人，……希望在我們中間定居下來時，『波西尼亞生活』似乎再也沒有吸引 力了。這些『流浪者』已經很難找到落腳的地方。我們甚至發現別的外國人，他們 自己在我們中間也是很難被寬容的，可是，當吉普賽人在視線上出現時，他們卻表 達了自己的不寬容。」的確，這樣的現象在中國人中間尤其常見，如果說黃種人被 白人歧視，那麼，請問，有多少黃種人不歧視黑人？漢族歧視中國的少數民族是司 空見慣的。我們需要的人權絕不僅僅是哪一個民族的人權，而是普遍平等的人權。 由於不滿社會民主黨在難民政策上與執政黨妥協，損害了難民的利益，格拉 斯於1992年公開宣佈退黨。1997年，格拉斯進一步抨擊德國右派政府的政治避難政 策和嚴格限制移民入籍的國藉法，斥之為「批著民主外衣的野蠻主義」。 四、為庫爾德人仗義執言 德國與土耳其的類似之處在於，德國曾經殘酷地屠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而 土耳其也正在對庫爾德進行種族清洗，而且犧牲品大都是無辜的婦女和兒童。在土 耳其，庫爾德人權活動家雅薩·克馬爾(Yasar Kemal)，同時也是當代土耳其最著名 的作家，據說多年來都是諾獎熱門候選人。克馬爾五歲那年曾目擊親生父親慘遭殺 害，他自己也被奪去一隻眼睛。從此克馬爾立志為人的尊嚴和人權而奮鬥，因而成 為多次羈獄的良心犯。他的小說充滿對被侮辱的人們的同情。格拉斯認為自己像克 馬爾一樣，因為格拉斯有他母親的卡蘇比亞人(Kashubian)的血統，屬於波蘭的少數 民族。作為作家，他們都責無旁貸，都在為少數民族的人權而抗爭。 由於土耳其的殘酷的種族清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在西方找到援手，克馬爾在 1995年發表在德國《鏡報》上的《一場說謊運動》一文中指出： 在二十世紀的門檻上，任何人，任何種族的人權都不容剝奪。任何國家都沒 有權利剝奪人權。……土耳其共和國在步入二十一世紀時，不應以其戰爭的追捕而 成為一個充滿詛咒的國家。人性的良知將幫助土耳其人民結束這場非人道的戰爭。 尤其是那些把武器銷售給土耳其的國家的人民必須促進戰爭的終結。 1998年，當克馬爾獲得德國圖書貿易協會頒發的和平獎時，格拉斯應邀在頒 獎典禮上發表了題為《雅薩·克馬爾禮讚》的演說。在演說中，格拉斯引用了克馬 爾的這段話後，明確指出，克馬爾的這番話也是說給德國人聽的，因為德國充當了 極不光彩的角色：多少年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於向土耳其共和國提供武器一事已 不予追究，而這個接受武器的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反對它自己的人民的殲滅戰。1990 年之後，當一個順利時機帶來德國統一的可能性時，坦克和裝甲車從前德意志民主 共和國的人民軍隊的武庫裡取出來轉讓給這個被戰爭撕裂的國家。我們已經成了同 謀犯，並且在繼續充當幫兇。我們縱容了這種骯髒的投機交易。我為我的國家感到 羞恥，我的國家已經墮落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實體，其政府竟然容許死亡隨之而來的 貿易，更有甚者，它駁回了被迫害的庫爾德人要求得到庇護的權利。 五、為思想的自由大聲疾呼 克馬爾因為發表《一場說謊運動》一文而受到土耳其官方的指控，結果激怒 了土耳其的知識分子。他們群起為克馬爾的言論自由而抗爭，99名作家共同擔任編 輯編纂了《思想的自由》一書，收錄了克馬爾的文章。克馬爾因此再度受到起訴， 被判處20個月的緩期徒刑。其他作家也分別受到土耳其官方的指控，其中一位著名 作家不幸逝世， 但剩下的98人仍然是一個堅強的抗爭團體。他們的人權活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 關注。1996年5月，國際筆會美國中心起草了一份「團結通訊」(a message of sol idary)，聲援土耳其的98位作家，並且以同樣人數的數目寄發給全球包括格拉斯在 內的98位著名作家，這些作家一致在通訊上簽名，聲援土耳其知識分子，呼籲土耳 其官方尊重他們的基本人權。 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始終是格拉斯極為關注的人權問題。法國大革命中的 羅伯斯庇爾說：「出版自由是鞭撻專制主義的最可怕的鞭子。」格拉斯就是這樣的 執鞭人。 早在1973年，歐洲聯合體及其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研討會，討論藝術家的狀 況和自由表達問題，格拉斯就應邀出席，並且發表了題為《我們社會的藝術家的言 論自由》的演說。他為希臘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表達自由遭到壓制甚至被投入監 獄的藝術家充當了代言人。他說，當時不但在共產主義國家缺乏言論自由，例如蘇 聯對索爾仁尼琴的抨擊，東德對諷刺詩人和歌唱家比爾曼(WolfBiermann)的驅逐， 而且在西方民主國家，在表達自由受到憲法保障的地方，實際上也存在著侵犯創作 自由的情況，喬治·奧威爾的作品在英國的出版就曾遭受壓制。至於西班牙、葡萄 牙和希臘，當時都處在專制制度下，都是格拉斯鞭撻的對象。 在格拉斯看來：文學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反抗檢查制度的歷史。就作家 的文學生命而言，毫無疑問，像布萊希特和德布林(Doblin)等德國作家比法西斯主 義活得更為長久一樣，伊薩克·巴別爾、曼德斯塔姆等蘇聯作家比斯大林主義活得 更為長久，儘管某些作家被殘酷地殺害了(《論寫作與政治》，第138頁)。 在格拉斯的諾獎獲獎演說中，他歷數人類歷史上雅典政府處死蘇格拉底以來 權勢者對作家的從未間斷的迫害。格拉斯痛心地注意到，對作家的迫害、威脅和暗 殺，在全球都有上升趨勢，因此，這個世界已經日益習慣於這種恐怖。例如，就在 克馬爾遭到迫害的1995年，尼日利亞作家肯·薩羅－維瓦(KenSaro-Wiwa)及其支持 者，由於反對大力開採石油造成的環境污染，當權者擔心損害經濟利益，竟然判處 這位作家以死刑。格拉斯和西方不少作家都發出了強烈的呼籲，但尼日利亞政府罔 顧人權，仍然處死了作家。對於這種野蠻的侵犯人權的案例，格拉斯在諾獎獲獎演 說中仍然進行猛烈抨擊。 1989年，在英藉印度作家塞爾瑪·盧什迪由於《撒旦詩篇》而被伊朗政府懸 賞追殺的案件中，格拉斯也扮演了重要的抗議角色。格拉斯與盧什迪曾有過交往， 盧什迪事件一出，當時任柏林藝術學院院長的格拉斯立即表達了他的憤怒和抗議。 在中東恐怖活動的陰影下，該學院怕惹麻煩拒絕為盧什迪呼籲，格拉斯憤而辭去院 長職務，並且將為盧什迪呼籲的大會改到一家啤酒廠舉行。盧什迪東躲西藏三年後 ，即1992年，格拉斯又發表了致盧什迪公開信。在這封信中，格拉斯重溫與盧什迪 的舊情，譴責伊朗官方的野蠻行徑。他提到盧什迪的《撒旦詩篇》在德國法朗克福 的一次書展上出現時，遭到伊朗出版社的抵制。可德國官方卻有意迴避這一事件， 沒有出面保護一位作家的出版自由，格拉斯對此表示遺憾，他寫道：「親愛的塞爾 瑪，你並不是孤立的，這封信，以及別的更多的信，都會嘗試在你的流亡中，在你 的象徵性的太空船中，給你以鼓勵。此外，如果你允許我在一段時間做你的客人， 做你的旅途中夥伴的話，那我是會很樂意的。」 的確，盧什迪以及一切遭受政治迫害或宗教迫害的人，都不會孤立，因為在 這個冷酷的世界上，畢竟還有像格拉斯一樣的熱心腸的人，富於正義感的人。今天 ，追殺盧什迪的命令已經被伊朗官方取消，這與世界各地一波接一波的抗議之聲不 無關係。 六、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中國的人權問題，在西方是經常談論的話題。格拉斯對中國問題一直保持關 注的目光。在《與烏托邦競爭》(1978)一文中，格拉斯談到，印尼華人由於在當地 善於經商或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在1966年蘇加諾倒台後的恐怖的大掃蕩中，有兩千 至四千人被殺害，其中大都是被懷疑為親共的華人。因此，在印尼遭受歧視、迫害 乃至殺戮的華人，扮演了歐洲的猶太人的角色。格拉斯強烈譴責印尼官方的腐敗及 其縱容的屠殺華人的暴行：「你們需要他們，因為，如果保持適當的壓力，他們就 能促進經濟發展；你們殺害他們，因為他們是不可缺少的內部的敵人；但是，由於 你們沒有這種內部的敵人就無法管理，你們饒恕了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殘渣餘孽』 。」(《論寫作和政治》第59頁)對於包括印尼華人在內的世界各地的少數社群的人 權問題，格拉斯在不少文章中表示了同情和憂慮。 一個國家政府，不但對本國人民的人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也應當顧 及他國人民的人權。人權無國界，已經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早在1972年的《反對 習慣勢力的一個警號》一文中，格拉斯就曾就越南人民的和平權而抨擊中國政府對 尼克松訪華的歡迎活動。他尖刻地指出：「當美國總統裡查德·尼克松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正在文雅地互相吹捧時，當中國芭蕾舞正在一批欣賞的觀眾面前 表演革命的躍進時，當尼克松夫人發現中國學童在免費地逗人喜愛地列隊表演以歡 迎來自美國的客人時，北越每天都在遭受狂轟爛炸，無數的婦女和兒童正在死亡。 」周恩來的二重人格乃至他的偽君子角色，今天已日益被人們認識到了。而格拉斯 由於他的特殊的人權角度，在這個問題上具有更為敏銳的眼光。他將尼克松訪華作 為政治罪犯重新獲得社會尊重、玩弄政治權力的犬儒主義(Cynicism)的一個例證， 也就是說，儘管中國政府曾經支持北越抵抗美國入侵，但由於一切都是出於政治權 謀，一旦尼克松來華，由周恩來所代表的中國政府實際上支持了美國不義的越戰。 格拉斯認為，中美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與1936年掌權後的希特勒與歐洲權貴在柏 林的蜜月期頗有類似之處，因為這一年，八方權貴雲集柏林，同賞正在這裡舉行的 奧運會，這就無異於歐洲權貴對希特勒和納粹的捧場。而與此同時，柏林附近的集 中營正在拷打、殺害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囚徒，權貴們對於這些慘無人道的侵犯人 權的事件當然會置若罔聞甚至充當幫兇。因此，格拉斯辛辣地諷刺道：人們「已經 痛苦地意識到這種政治權力的犬儒主義，不僅在西方民主國家，而且在共產主義的 人民共和國也或公開或秘密地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論寫作與政治》第1 24－125頁)格拉斯在這裡所抨擊的犬儒主義，指政治家或專制者口頭上奉行一套理 論原則，實際上卻將其作為玩弄權術的借口。這是一種變色龍式的政治交易手腕， 是一種犧牲弱者的利益、網顧人權的政治冷感和政治欺騙。 《頭腦的胚胎和德國人死光》一書是格拉斯訪華歸來之後寫的。他在這本書 中討論過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中的婦女和兒童的人權問題。七十年代中國文壇藝 苑僅有的八個「樣板戲」，也使格拉斯領略到了中國作家的「創作自由」。二十多 年過去了，相對於七十年代而言，這種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並沒有實質性 的變化。在諾獎獲獎演說中，格拉斯尖銳質疑道：「今天，在諸如中國、肯尼亞和 克羅地亞這樣的國家，作家處在怎樣的高壓之下？」 七、繼承啟蒙思想的人權理念 格拉斯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的人權理念與古典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有所不同。 在霍布斯、洛克眼裡，人權是上帝賜予的「天賦權利」或「自然權利」；但在格拉 斯眼裡，人權來之不易。在諾獎獲獎演說中，格拉斯幽默地說，他不信神，但他仍 然崇拜一個聖徒，仍然要跪在一個聖徒面前祈禱—那就是希臘神話的中西西弗斯， 經過加繆的哲學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改造過的這個不斷推石上山的悲劇英雄。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格拉斯的這種姿態無異於說，人權不是上帝賜予的，而是要靠 人們自身的奮鬥，儘管這種奮鬥會遭遇歷史的荒謬進程的反諷，但是，只有不斷奮 斗才能推動歷史的進步。 格拉斯的人權理念主要受惠於歐洲啟蒙運動。在啟蒙思想家中，康德是格拉 斯推崇的偉大人物之一。康德在精神領域進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可以說是 在人權理論方面所作的最傑出的貢獻，因為在他提出的哲學問題中，最重要的是人 的問題，在倫理學問題中，最重要的是人的「道德律令」。在《中世紀末期以來的 德國史》中，康德指出：「你應該這樣來行動：在任何時候，你，不但你本人，而 且還有其他一切人，都應該把人類同時也當作目的來使用，而不是僅僅當作手段來 使用。」康德的這一觀念，把人視為一個價值的主體，弘揚了人本身的道德價值和 尊嚴。根據這一思想，人權就是用來保護這種價值和尊嚴的，因此，諸如政黨、民 族和國家都不能不成為目的而只是保護人權的手段。此外，康德還是最早明確提出 「和平權」的哲學家之一，他肯定了多個國家結成聯盟抵抗侵略保衛和平的權利。 康德的思想，對現代人權理論和國際法的建構具有重大意義，也對格拉斯的人權理 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格拉斯認為，標榜為啟蒙運動的後繼者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實際上都背 叛了啟蒙運動的初衷及其寬容的傳統，他們玷污了啟蒙的語言，因此，「無論是法 國革命用斷頭台為進步和『革命美德』服務時，還是當今蘇聯把不受歡迎的藝術家 和科學家關進精神病院堵住嘴巴時，這種『啟蒙的語言』，通過許諾以未來的完美 正義而撕毀了人權的契約，剝奪了對於我們的生活來說每天都需要的人權，散播了 非正義並且長久地維持這種非正義。」(《論寫作和政治》第131－132頁)因此，格 拉斯認為在我們沒有別的更好的工具來修復資本主義和和共產主義的廢墟時，我們 仍然只好借用啟蒙的工具，弘揚啟蒙運動的人類解放和寬容的傳統。 格拉斯在諾獎獲獎演說中指出，啟蒙運動弘揚的理性已經被轉化為一道冷酷 的理性之光，權勢者把牟取其自身的利益作為目的，罔顧他人的人權。實際上，這 等於說，在形形色色的主義之爭中，活生生的人成了實驗的手段。格拉斯的寓言小 說《雌鼠》，就是描繪實驗室的雌鼠如何被人類當作手段來使用，用以影射人類的 被壓迫被凌辱的弱者如何被當作強者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把自己的獲獎，俏皮的 稱為他的這部小說中的一隻雌鼠的得獎。他說：「這只雌鼠已經被授予諾貝爾獎。 你也許會說，她終於獲獎了。她多年就已經在候選人名單錄上，甚至進入了前幾名 。作為被實驗的數百萬動物—從天竺鼠到羅猴—的代表，白毛紅眼的實驗室雌鼠最 後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東西。」小說中擬人化的雌鼠，即表明格拉斯的生命之愛， 延及動物，也可以視為被權勢者剝奪了價值和尊嚴的人的象徵，而這些人，其本身 就應當是目的。也就是說，格拉斯把自己的獲獎視為覺醒的被實驗者的獲獎，為了 使其自身成為目的而進行了不屈的反叛的人的獲獎。 八、倡議根治飢餓的「科研項目」 為了避免用抽像的「人性」詞彙來說明人權的來源，某些人權理論家習慣於 採用「人的需求」這一概念作為客觀的度量標準。這種說法被統稱為「人權的需求 理論」(Needs Theory of Human Rights)。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的需求多種多 樣，慾壑難填的人心甚至會把某種奢侈的享受作為需求。因此，我們對人權的關注 ，首先應當是人類的最基本的需求，即維持人類正常活動的必須條件。在格拉斯看 來，在人類存在的真正基礎中，首先是食物的需求，因此，他奉行康德的「道德律 令」，對世界各地食物短缺的窮人表達了極大的人道關懷。他自己獲得了了諾獎， 他卻要調侃諾獎的評選： 「幾乎沒有什麼獎金曾經頒發給那些力求使這個世界擺脫人類一大災患的科 研項目—即根治飢餓的科研項目。任何人，只要付錢，就可以換兩個新腎，心臟也 可以移植。我們可以給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打無線電話。衛星和太空站令人不安地 繞著我們循著軌道運行不息。最近被構想被開發的武器系統，根據頒獎和獲獎的原 則，它們也有助於延緩其主子的死亡的逼近。人的大腦構想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得到 驚世駭俗的實踐的運用。只有飢餓似乎還在令人難以忍受地忍受著，甚至正在日益 惡化。根深蒂固的貧困逐漸化為一片愁雲。難民正在雲集世界各地，伴隨而來的就 是飢餓。如何根治這一巨大悲慘的現狀，政治認識與科學認識應當達成共識。似乎 沒有人決心進行這一事業。」 格拉斯引用了1973年德國總理威利·勃朗特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中提出的這 一觀念：「飢餓也是戰爭！」他要求已經得到溫飽的人們正視世界上的貧困問題。 格拉斯應瑞典文學院的邀請所作的演說，就像當年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面 對第戎學院提出的那個徵文題：「科學和藝術的復興，對道德具有污染的影響還是 淨化的作用？」盧梭為此撰寫了《論科學和藝術》一文，他的回答是：科學和藝術 ，尤其是產生於閒適和奢侈的科學和藝術，很可能有助於傷風敗俗，道理很簡單， 人類的真正的進步是道德的進步，學問的進展，否則只會使人墮落。用盧梭在《給 達朗貝爾論戲劇的信》中的說法就是：「沒有全民的快樂就沒有真正的快樂，真正 的自然的感覺只生長在人民中間。」同樣，在格拉斯看來，與窮人不得溫飽形成對 比的畸形的高科技發展，權勢者提升的用來裝潢門面的文學，並不能有助於保障窮 人的基本人權。在寓言小說《鰈魚》中，格拉斯除了揭示了窮人不得溫飽的生存危 機之外，還涉及作為弱者的婦女的權利問題。 九、和平主義與人道干涉 靠戰爭和革命暴力起家的共產主義的慘痛教訓和代價，使得格拉斯深深懂得 和平的珍貴，從而認同一切非暴力的人權運動。格拉斯於1970年發表的一次演說中 說：「歐洲工人運動的革命的一翼所造成的損失和犧牲太大了。在共產主義國家的 基本民主權利的喪失不能以私人資本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來補償—換言之， 不能以一種新的壓迫形式來取代舊的壓迫。」(《論寫作與政治》第108－109頁)他 感到自己的人權觀念與波蘭的「團結工會」的人權運動更為接近，因此盡可能給予 道義上的支持。 格拉斯的作品經常引向他的童年時代。根據現在已由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的 《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有「不應直接參與戰爭」的權利，可格拉斯年僅十五歲就 被強徵入伍。他見慣的荒野白骨，是被納粹軍隊捉拿吊死的逃兵的屍體。今天，拒 絕服兵役在某些國家也已成為公民的一項權利。正是基於這樣的人權理念，在八十 年代的德國和平運動中，格拉斯公開呼籲德國青年拒絕服兵役，還參與簽署了著名 的《海爾布隆宣言》，抗議在聯邦德國境內部署美式「潘興－2導彈」。 1995年，格拉斯和大江健三郎共同發表了題為《我的日本，我的德國》的幾 封通信，以紀念二戰五十週年。他們共同檢討兩國的戰爭責任，認為二戰中日軍和 德軍中的那些逃兵，不愧為維護人類和平權的反戰英雄，應當給予平反。正是像他 這樣的愛好和平的人們爭取世界和平的實踐，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正式承認的「和平 權」，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 戰火不斷的巴爾幹半島，牽引著世人的目光。早在1996年，格拉斯接受一位 瑞典記者的採訪時，就談到巴爾幹的人權問題。他說：「戰爭不能解決某些問題， 但是，對於頑固地使用暴力的人，只有用暴力才能阻止。沒有戰爭就無法制止希特 勒，人們還可以舉出不同的例證。」接著，格拉斯譴責了塞族進行的種族清洗，他 說，「不管波斯尼亞有沒有石油，如果人們以和平主義的基本立場放棄軍事手段， 那就什麼事情都無法做了。」可見，在格拉斯眼裡，人權高於主權，他上承「國際 法之父」格老秀斯和康德的思想，肯定了人道性的軍事干涉原則。對於後來的北約 轟炸南聯，據說格拉斯沒有發表任何言論，而是默認了北約的軍事干涉具有保護科 索沃人權這一人道性質。 十、文學與人權 格拉斯多才多藝，他既是傑出的畫家、又是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很難以 一句話概括他的全部審美追求、藝術成就和文學觀點。但是，以文學推動人權保障 無疑是格拉斯的文學觀點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在諾獎獲獎演說中，格拉斯表示，如果他當時可以隨心所欲在文藝領域進行 選擇的話，他更樂於在滑稽可笑的無害的文本中尋找他的美妙天地。可是二戰後屍 骨成堆瓦礫遍地的現狀和他的良知不容許他這樣做。他鮮明地表示，文學的社會功 能對於權勢者應當具有一種「顛覆作用」，它應當既具有爆破力又具有文學性，盡 管文學的這種爆破力不是即刻的而是延後的，即通過宣洩，通過長期的潛行默化的 影響人的思想觀念而產生社會作用。因此，格拉斯認為，在未來的推動社會進步方 面，如果說放棄了它對經濟的決策力的政治已經無能為力的話，那麼，進步文學就 應當承擔這一責任，應當更有作為。這種社會責任當然也包括出於正義感為保護人 權而效力。正因為如此，格拉斯才會被人喻為「德國的良心」。當然，正如格拉斯 本人的小說所顯示的，人權理念並不是以說教的方式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而是滲透 在藝術形象中。因此，在《雅薩·克馬爾禮讚》演說的結尾，格拉斯重申克馬爾關 於保護人權、結束土耳其的種族清洗的呼籲時，他說： 「如果文學—例如我 所讚美的那種文學，仍然能夠提供一種原動力的話，那麼，我懇求並奉勸與會的所 有作家、出版家和書商，每一個意識到他的政治責任的人，都能響應雅薩·克馬爾 的呼籲，並推進一步，從而確保人權能在他的國家得到尊重，這樣，武力衝突就會 停止喧囂，甚至在那最偏遠的村莊，和平也將最終統治大地。」 但願這個冷漠的世界，將會有愈來愈多的熱心人傾聽克馬爾和格拉斯的呼籲 。 十一、恨世者與慈善家 格拉斯在剛剛獲悉得獎的消息後，就明確對記者表示：他即將獲得的高達九 十六萬美金的獎金，將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用來設立文學基金會，頒發一項文學 獎；一部分用來資助波蘭青年版畫藝術家；一部分撥給吉普賽人的一個慈善機構。 最後這一部分，無疑會用來首先解決流浪世界各地的吉普賽人的溫飽問題。 作為一個尖刻的社會批評家和人權活動家，格拉斯的嫉惡如仇近乎一個恨世 者。作為一個恪守「道德律令」的文學家，他已經「施捨」了太多的精神財富，而 他的獎金的使用又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慈善家。 恨世者和慈善家—無情地批判一切褻瀆人類尊嚴侵犯人權的行為，施捨愛心 和同情，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施捨金錢，這就是格拉斯符合諾獎所要求的理想主義 的最根本的特徵，這就是格拉斯令人高山仰止的偉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