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 ——書評四則 舒 崇 1.《自由的發展》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最新著作《自由的 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於1999年年底由美國的阿弗雷德.克諾夫出版社 (Alfred A.Knopf)出版。這是一本主要寫給非經濟學專家的普通讀者的書，因此， 尤其值得向一般讀者大力推薦。 《自由的發展》一書的中心思想，用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羅(Kenneth J.Arrow)的概括就是，「經濟發展，在本質上，也就是自由的增長。」針對那種認 為窮國要取得經濟發展就必須以犧牲自由民主為代價的觀點——這種觀點如今常常 被冒充所謂「亞洲價值」，阿瑪蒂亞·森通過歷史事例、經驗證據和嚴謹有力的分 析，證明了，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主絕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對森教授的研究成果稱頌備至。他說:「聯合國在它的發展 工作上，從森教授的睿智和良知中獲益良多。」 《自由的發展》一書共366頁，內容除序言外分為12章，涉及到人權、自由、 市場、民主、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涉及到人口問題、糧食問題、環境問題、饑荒 問題、婦女問題、文化問題，等等。作者結合了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分析 ，一方面對若干複雜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對許多重大的現實 問題展開了認真的研究；一方面對社會上的種種弊病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另一方面 又從政治決策的角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因此，作者的這本書，不僅對學者、 對知識分子，而且對政治家、對實際工作者都有很大的裨益。 在《自由的發展》一書裡，作者進一步論證了民主是一種普遍的價值觀。作 者認為這個觀點實際上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在十九世紀，理論家們還在爭論某個國 家是不是適合於民主的問題。到了二十世紀，人們認識到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錯 誤，不需要判定某個國家是否適用於民主制，相反，國家必須通過民主制才能適應 社會需要。作者尖銳地批判了那種以東西方文化差異為借口拒絕民主的觀點即所謂 亞洲價值，他提醒人們，提出這種觀點並不是學者而是政客，而且就是專制統治者 自己。 一班為專制辯護的人，常常舉出印度作例子，證明窮國不適宜搞民主，證明 民主不利於政治穩定，不利於經濟發展。阿瑪蒂亞·森正好是印度人，對印度的情 況最熟悉。在這本書裡他多次講到印度的問題。作者指出，民主制在印度實行的相 當成功，正是因為實行了民主制，像印度這樣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成分極為 複雜、有著多種語言和多種宗教的國家，才得以保持了長期的和平穩定。印度的經 濟固然不夠發達，但自從實行民主後卻從沒有發生過饑荒。阿瑪蒂亞·森認為，政 治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是很複雜的，沒有可信的證據可以證明專制有利於經濟發 展。學術界公認，要促進經濟發展，需要實行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鼓勵投資 和出口，加強教育，而採取這些措施和民主絕無矛盾。 在談到人口問題時，作者對中國的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和獨生子女政策提出 異議。作者認為，只要實行恰當的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 用不著採用強制手段，人口的增長也會得到控制。他特意把印度的克拉拉邦(Keral a)和中國作對照，因為這個邦的種種情況和中國比較接近，事實證明，在降低出生 率方面，克拉拉邦做得同樣成功，而且由於沒有採用強制手段，還避免了例如性別 比例失調等許多副作用。其實，我們都知道，中國的人口增長過多的問題並不全然 是自然的和必然的。毛澤東「錯批一人，多生三億」。再加上當年的經濟體制和經 濟政策，客觀上鼓勵多生多育。中共在農村實行統購統銷，給農民留下的糧食以人 頭計算，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口糧，在基本口糧常感不足的情況下，多生孩子就在所 難免了。 對平等問題和社會公正問題的強烈關注，是森氏著作的一大特色。瑞典皇家 科學院的贊詞說，森氏結合了哲學和經濟學的概念，從而使人們在討論重大的經濟 問題時重新找到道德基礎。《自由的發展》一書中的有關論述，對正在進行經濟改 革的中國尤其具有啟發意義。 2.《民主模式》 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李基法特(Arend Lijphart)寫的《民主模式》(Patterns of Democracy)一書。 對於一切關心中國民主轉型和民主制度建設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本非常重 要的、非常及時的參考書。我希望這本書能盡快地出中文譯本。 有關民主的書，中國人寫了不少，也翻譯了不少，但是在這些有關民主的書 籍和文章中，講理念的多，講制度的少；在講民主制度的書籍文章中，一般介紹的 多，分析評論的少，個案研究的多，系統比較的少。若問起什麼是民主，一般中國 人，包括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甚至包括異議人士，常常只會說三權分立、自由選 舉這些原則、原理，若問起民主的組織形式，若問起民主的組織形式或制度形式有 哪些種類或模式，不同的類型或模式是如何運作的，有哪些優點有哪些弊病，大多 數人就知道得很少很少了。這當然也情有可原，因為我們中國人沒有經歷過民主， 眼下還只是在爭取民主，但是，民主畢竟不只是一套抽像的原則，它還是一套具體 的制度和切實的操作，一旦民主轉型起動，制度的選擇和運作就立即提上日程。我 們不能等到車子發動後才急著找地圖找路標熟悉交通規則，我們必須未雨綢繆。 《民主模式》這本書，副標題是「三十六個國家的政府形式與運作」，講的 正是民主制度，既講政府形式，又講運作狀況，既有介紹，又有分析，而且是系統 比較。正是眼下中國人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作者李基法特是民主制度比較研 究的權威，著名的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說:「我真想不起還有誰比李基法特更有資 格寫這種書。」 《民主模式》一書選取了三十六個國家作為分析比較的經驗例證，它們是:奧 地利、加拿大、丹麥、芬蘭、盧森堡、挪威、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冰島、意 大利、日本、荷蘭、新西蘭、美國、瑞士、愛爾蘭、瑞典、德國、以色列、哥斯達 黎加、哥倫比亞、法國、委內瑞拉、特裡納達、牙買加、波斯塔瓦納、巴巴多斯、 馬爾它、希臘、毛里求斯、葡萄牙、印度、巴布新幾內亞，以及西班牙。這三十六 個國家都是在1977年以前就實行民主，其民主政府的運作至少有二十年的歷史，因 此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材料以便分析研究。至於那些後來實現民主的國家，如南韓 、捷克、匈牙利、波蘭、南非等國，作者沒有列入研究比較的對象。 《民主模式》一書共351頁，分成17章。作者首先把民主制度分為議會式民主 (Westminster Model)與合議式民主(Consensus Model)兩大類。所謂議會式民主， 也可叫做多數主義民主，就是指多數派掌權執政，少數派在野反對，例如英國、美 國。所謂合議式民主，是指各黨各派都能分享權力參與決策，例如瑞士、比利時。 然後，作者分別從政黨制度、選舉制度、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聯邦制與中央集權制 、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內閣方式、利益團體的性質、一院制與兩院制、中央銀行 、宏觀經濟管理等各個方面，以上述三十六個國家的經驗為基礎，進行比較研究， 從而為讀者提供了迄今為止也許是對世界範圍的民主制度的最廣泛和最深入的分析 。在結論一章裡，作者向我們推薦說，像瑞士、以色列一類合議式民主制要比英美 一類多數主義民主制更好一些。這個結論和過去流行的看法不一樣，過去流行的看 法是認為多數主義民主制更好。作者認為，在推動經濟增長、控制通貨膨脹和失業 、限制財政赤字等方面，合議式民主完全可以做得像議會式民主一樣成功，而在政 治平等、公民參與以及使政府的政策更接近於選民的偏好等方面，合議式民主可以 做得更出色。 作者也討論了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不錯，一個國家採取了 某種政治結構或曰政治制度，那常常是受制於它的政治文化傳統，但是反過來，政 治文化也可能受政治結構的影響。兩者互相影響，互為因果。這就告訴我們，在為 未來民主中國設計制度構架時，我們既要尊重我們的政治文化傳統，又可以有所超 越。 3.《共產主義黑皮書》 《共產主義黑皮書》英文版(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出版了。1997年 11月，法國的拉封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部頭著作《共產主義黑皮書》，在國際知識 界引起很大轟動，被稱為「一個世紀裡的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的里程碑式的總結」 。今年，美國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英文版，由墨菲和克來瑪(Jonatha n Murphy，Mark Kramer)二人合譯，全書共858頁。 《共產主義黑皮書》的重點是揭露共產暴政犯下的「罪行、恐怖和鎮壓」， 其內容分為五部分，一、一個反人民的國家政權，記敘從蘇聯建國到1953年斯大林 去世為止的蘇聯專制鎮壓史，二、世界革命、內戰和恐怖，記敘共產國際的有關恐 怖暴力活動，三、另外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四、亞洲共產主義，五、 第三世界。由十一位學者分別寫成。還有該書主編古爾多瓦(Stephane Courtois)寫 的長篇序言和結論。以上五部分基本上獨立成章，尤其是第一部分，記敘蘇聯在列 寧和斯大林時代的專制暴政，內容相當充實，一共有250頁，等於是一本專著，在第 三部分「亞洲共產主義」裡，寫中國的部分也有將近100頁。撰寫中國部分的學者名 叫馬爾格蘭(Jean-Louis Margolin)。 《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內容極為豐富，我這裡只向讀者簡單介紹其中有關中 國的部分。 根據馬爾格蘭的研究，中國共產黨革命，早在其最初二十年就導致了六百萬 到一千萬人的死亡，這裡還沒有包括國共內戰即所謂三年「解放戰爭」中的死亡人 數。在1927-31年間，中共在江西蘇區搞內部清洗，也就是反AB團運動，受害者多達 十八萬人，這次清洗運動比斯大林搞的大清洗還要早幾年。在1946-49年間的所謂「 解放區」的土改運動中，有兩百萬到五百萬人被殺害。在中共於四九年掌權後，有 大約兩千萬人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死於非命。在三年大饑荒(1959-61)中，餓死 的人數估計高達兩千萬到四千三百萬左右，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就是在全世界的 歷史上都是空前的。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共產黨專政，總共造成了大約 六千五百萬人的死亡。無怪乎在六四事件中，鄧小平聽說一共「才」死了一千多人 甚至感到「驚異」，感到輕鬆。 和蘇聯、東歐各國的情況不同，在蘇聯和東歐各國，由於共產專制已經結束 ，當年的機密檔案都大白於天下，因此我們能夠比較準確地獲得這些國家中受害者 的各種資料和數據(除了被銷毀和沒有記錄的之外)；中國還處在共產黨專制統治之 下，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雖然這些年來也有所揭露，但畢竟還很不完整。例如大 饑荒年代的死亡數字，現在就還沒有比較準確的統計。多種消息來源證實，文革期 間擔任四川省革委會主任的張國華曾經講過四川在大饑荒中餓死了八百萬人。如此 說來，整個中國在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數就很可能超過四千萬。 毫無疑問，在中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毛澤東負有最大的責任，特別是大 饑荒和文革，完全是毛澤東一手搞起來的。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三年大饑荒，就沒 有文革。這是馬爾格蘭的結論，也是中外研究者的共同結論。 讀《共產主義黑皮書》，令人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中國人。別的國家雖然 也經歷了共產革命的深重災難，但總算推倒了共產專制，清算了暴政的罪行，可是 在中國，共產專制仍在繼續，仍在對人民實行壓制迫害，專制暴君不但沒有得到應 有的清算，甚至還在繼續被捧為民族的偉人，民族的救星。我們經歷了中國歷史上 最黑暗最恐怖的時代，可是直到今天，我們作為見證者，還沒有為這段災難留下充 分的證詞。一切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拿起筆來，為了我們自己，為了千 千萬萬的死者，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 4.《一個幻象的歷程》 近幾年來，國人對「革命」問題又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裡所說的「革命」 ，是指對制度的根本改變，在很多人那裡，它還特指採用暴力方式。所謂「革命」 與「改良」之爭，所謂「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之爭，就表明了「革命 」一詞在當今語境中的大概含義。 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在三十年前，在中國人的心目裡，「革命」一詞有 著和今天很不相同的意義。它不一定專指制度的改變，也不一定和暴力手段相聯繫 ，譬如「靈魂深處鬧革命」一語中的「革命」，顯然就不含有上面兩層意思。 在當年，「革命」的含義要豐富得多，也籠統得多。在那時，革命是一個神 聖的字眼，也是一個令人瘋魔的字眼。在電影《紅旗譜》裡，村姑春蘭聽她的男朋 友講了幾次革命道理——那位男友對革命想必也只是一知半解——立即就對革命心 嚮往之，在衣服上繡了「革命」二字去趕集市，引起眾人關注。這個小鏡頭很能說 明「革命」一詞是怎樣印入人心和影響人心的。到了四九年後，革命一詞更是風靡 天下，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革命，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甚至那些在各種革命運 動中被定上「反革命」罪名不堪凌辱自殺的人，十之八九也不是躲避革命抗議革命 反對革命，而是以死明志，證明自己是「革命的」。 在當年，革命一詞的含義極廣，幾乎包羅萬象。革命是手段，也是目的，是 現在，也是未來，是有限的目標，也是無窮的追求，是具體，也是抽像，是事業， 也是品質，是計劃，也是精神，是理論，也是實踐，是歷史的宿命，也是人生的意 義，是理性，也是激情，是客觀規律，也是主觀意志，是觀念，也是信仰，它是國 人的宗教，一套世俗的宗教，比宗教還無所不包。如果我們忘記了革命一詞在當年 人們心目中的全部意義，我們就忘記了當年的我們。如果我們不理解革命一詞在過 去幾十年間的演變，我們就不理解過去幾十年的歷史。 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弗郎索瓦·福亥(Francois Furet)在1995年出版了《一 個幻象的歷程》一書。該書出版後立即引起巨大反響，被譯成十三種文字。去年， 1999年，這本書的英文譯本《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 版社出版，譯者是作者的遺孀德波拉·福亥(Deborah Furet，作者本人已於1997年 去世)。 《一個幻象的歷程》一書共596頁，內容分為12章，還有一則前言一則後記。 這本書的主題，就像它的副標題揭示的那樣，是論述「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理念」 。也就是說，它是從理念的角度全面反思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歷史。 意味深長的是，這本講共產主義理念的書，卻並不是從共產主義理念開始講 起，作者首先講法國大革命。第一章「革命的激情」就是講法國大革命。這當然不 是因為作者本人是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的專家。作者先講法國大革命，是因為他認為 法國大革命和後來的共產黨革命，首先是和俄國十月革命，有一種關聯。作者承認 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有很大差別，比如說它們的意識形態便很不相同。至於在共產 黨方面，我們知道，共產黨一貫厚今薄古，它對先前的歷史、先前的革命，包括英 國的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都貶得很低，唯獨對法國革命評價甚高，雖然都是所謂 資產階級革命，但共產黨認為，唯有法國大革命最徹底。馬克思就把法國革命當作 革命的典型。相反，其他一些思想家，如阿倫特，寧肯把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 當作革命的典型。 不妨順便講一講革命這個詞彙的由來。對中文世界而言，認真說來，「革命 」，就像「自由」一詞，雖然古已有之，但含義與今義不同，所以應算外來詞彙。 在西方，革命一詞獲得現在這種政治含義，首先是在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當時主 要是指教會的改革。革命一詞出現在英語中，是在十七世紀克倫威爾時代，意指恢 復舊秩序。這看上去和革命一詞在後來的含義正好相反，其實不盡然。我們知道， REVOLUTION一詞有圓周運動、循環、週期之意，這也就是週而復始的意思，回到原 點，重新再來。由此可見，革命與復辟或者說與反革命，都可以說成革命——確有 「反革命的革命」一說。越到以後，革命越是指從頭開始，重新再來的意思，不破 不立，大破大立，徹底砸爛舊世界，創建前所未有的新社會，開創人類歷史新紀元 ，敢叫日月換新天，誓把山河重安排。革命讓人擺脫歷史的重負，擺脫影響的焦慮 ，擺脫日常的平庸，給人以開天闢地的創世之感，這等於把人放在了神、放在了上 帝的位置。革命的令人著迷之處也就在這裡。 福亥指出，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間，確實有一條相通的線索、激情和精 神，那就是追求至善的內在衝動。這就是革命幻象的成因。我認為，作者的這一洞 見以及他從法國革命、從革命幻象的成因入手，去分析去理解共產革命，的確是非 常富有啟發性的。 接下來，作者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講到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講到共產主 義和法西斯主義，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講到共產國家與自由國家聯手抗擊法西斯 主義，講到冷戰和冷戰的結束，共產主義的衰亡。作者仍然把重點放在理念方面， 他分析了意識形態的性質，比較了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異同，討論了民主與烏 托邦之間的關係。福亥年輕時一度相信過共產主義，作為過來人，他對共產主義的 解剖尤其有說服力。 因為是過來人，作者對共產主義為什麼能吸引大批優秀人物也有自己獨到的 看法。他認為眾多精英被共產主義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還不一定是相信了共產主 義所描繪的遠景，更多的是他們不滿於資本主義的現實，尤其是討厭資產階級，討 厭資產階級的貧乏——窮得只剩下了錢。這一點在現在的所謂新左派、新馬克思主 義和各種「後學」那裡表現得很明顯，這些人現在已經提不出什麼可以替代現存自 由民主制度的另外的制度方案，但是他們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產階級，並且 常常變成了反對現代化或現代性。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的失敗也是烏托邦的失敗，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烏托邦 的終結呢?這是否意味著，在既有的民主制度之外，人類就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呢? 人類是否從此就失去了革命的憧憬了呢?在這一點上，福亥的觀點和那位寫《歷史的 終結》的作者福山比較接近，只不過福亥在作此結論時比較猶疑，還有些悵然若失 。 福亥是法蘭西學院院士，當代法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當代最重要的 歷史學家之一。這本《一個幻象的歷程》是他的絕世之作，也被認為是他最精彩的 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