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島嶼與封閉的大陸 ——由台灣大選聯想到的 (北京)劉曉波 我雖然至今還沒有去過台灣，卻一直關注著這個島嶼。與中國大陸相比，台 灣太小了，土地面積僅相當大陸的一個省，人口僅僅是大陸的六十分之一。一九四 九年之後，它是一個在內戰中失敗了的執政黨的最後避難所，是在一直緊張的兩岸 對峙和日益窘迫的國際關係中生存和發展的。也許，國民黨兵敗大陸的教訓太慘痛 了；也許，中共的要收復台灣的武力威脅太嚴峻；偏安於島嶼上的國民黨利用冷戰 、特別是朝鮮戰爭所形成的和平環境，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保護和幫助之下 ，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時間，第一次突破了中國幾千年循循相因的自我封閉的社會體 制，逐步由一個封閉的島嶼走向了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贏得了廣泛的國際的支持 和讚譽。現在，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關注已經不是它的經濟奇跡了—人均收入入由五 十年前的一百美元上升到現在的一萬三千美元，而是它的政治奇跡—由一個因襲著 沉重傳統的封閉的無自由的島嶼變成新興的開放的自由社會。國際社會對此次台灣 大選的廣泛關注就是對自由與和平的珍惜。 一、政治智慧在台灣 像我這樣處在封閉社會的異類，嚴格地說不適合談台灣這樣的開放社會的大 選。好在我從八十年代就一直關注台灣的發展，看了不少關於台灣的書，接觸了一 些台灣人，還寫過一本有關台灣的自由民主進程的書（可惜，這本書和其他的文稿 在三年前我被捕後的抄家中全部歸了警察）。去年出獄後，又每天從互聯網看台灣 的選戰，有時為了對台灣的大選有更直觀的瞭解，我便晚上騎一小時的自行車，去 有鳳凰衛視中文頻道的朋友家看有關台灣大選的新聞報道。雖然這樣的瞭解很有限 ，但是也算對大選有了一知半解的體會，再聯想到回歸後的香港的自由空間越來越 顯侷促，遂對台灣如此自由的選興起生出一種難以割捨的珍惜之情。而且與世界上 其他剛剛進入開放社會的國家相比，僅僅進行過兩次全民直選的台灣人在大選中所 表現出的和平、理性、成熟，更讓我對這個島嶼產生一份尊敬。 新世紀開初的大選最有力地證明了：今天的台灣已經融入了自由世界，成為 人類主流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儘管它還是一個島嶼，地理上的生存空間仍然 很窘迫，但是從人的生存的質量的意義上講，開放了的小島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所提 供的空間是無限的，它向全世界開放，全世界也向它開放。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 說，與生活在遼闊的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相比，生活在狹小島嶼上的中國人所獲得的 生存空間之廣是大陸人難以想像的。 雖然我無法親身去台灣體驗大選將臨、選戰正酣的自由氛圍，但是通過互聯 網和有限的電視轉播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種令人興奮的自由。五個總統競選人都必 須在完全公開的媒體的注視下，面對選民陳述自己的施政主張。特別是在向公眾現 場直播的媒體上面對面的交鋒，更讓我這個封閉社會的囚徒有一種由衷的的羨慕。 在對大陸政策的辨論中，五個候選人中，只有李敖一個主張台灣屬於大陸中國的一 部分，認為「一國兩制」是解決兩岸關係的最現實最可行的模式；其他的人都用兩 個「對等的政治實體」或「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定位兩岸關係，以「民主統一」 為解決兩岸關係的最佳方式。我所感興趣的不是各競選人的政見之高下短長，而是 各種政見的自由而公開的辯駁，特別是允許少數和極端的聲音存在。如李敖在整個 競選過程的言論聽起來有時讓人覺得很荒謬、甚至很反感，但他仍然可以我行我素 、四處出擊，在競選總統的同時又去角逐諾貝爾文學獎，其言論的激進一如當年在 《文星》雜誌上嶄露頭腳。在兩岸關係趨於緊張的大選前夕，李敖成了大陸媒體以 肯定的基調報道最多的總統候選人，但這也沒有對他的發言權有任何影響。當年在 國民黨的大獄裡聲言「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李敖，現在可以安全地聲言如果他當 選總統就要「法辦」現任國民黨籍總統李敖登輝，但是現任總統卻不能對他的競選 言論進行行政干預，更不能再次把他投進監獄。把李敖投進黑牢的政府的安全局， 今天要請這位總統候選人來聽取局長的工作匯報。李敖二十年前的預言在今天的台 灣得到了完全的兌現，他的確沒有白坐「黑牢」，他付出的代價得到了補償—由階 下囚變成了總統候選人，由政府的鎮壓對像變成了監督政府的民意代表。 然而在一海之隔的地大物博的大陸，儘管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為大陸人拓活了 一點原來全封閉的空間，但是從人的自由空間的角度講，封閉的社會並沒有實質性 改變。大陸人現在不過剛開始走向肉體的溫飽（也就是所謂的「生存權」），而那 些標誌著人之所以為人的權利、尊嚴和自由還無從談起，為了爭取一種能夠活出尊 嚴的自由開放的空間，那些如當年的李敖一樣的反抗者仍然要付出嚴酷、慘重的代 價。要麼是「黑牢」，要麼是被迫流亡，流亡已是是代價最小的方式了。而絕大多 數人，要麼是封閉社會裡享有特權的既得利益者（這部分人當然是極少數），要麼 是敢怒不敢言的無權無勢的懦弱者，他們過的是一種「犬儒」式的生活，因為封閉 社會是犬儒式生活的最佳土壤（可參見胡平的《犬儒病》）。特別是在「六四」的 血腥恐怖之後，鄧小平發動的改革所引發和積累起來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憤世嫉俗 的正義感變成了玩世不恭的隨波逐流，對理想的冷嘲熱諷和對功利的斤斤計較、對 政治改革與人的自由的極端冷漠與對金錢與物質享樂的極端狂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現在大陸人可以一夜暴富、一擲萬金、公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和權力，卻對分配 中特權者的監守自盜和畸形市場中壟斷者的公開搶劫視而不見；可以聽任全民族的 靈魂腐敗和做人的全無底線的無恥，卻對獨裁的權力不肯置一詞；在物質的溫飽和 享受之外，決不會為做人的尊嚴和自由而拔一根毫毛。即便是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 知識分子大多數也只是玩玩自由主義的文字遊戲，而對現實生活的無自由無權利無 尊嚴的生存狀態不敢有哪怕是溫和的反抗。理論上的明白和現實中的「難得糊塗」 ，私下裡的勇敢和公開場合裡的懦弱，本本上的理想主義和行動中的急功近利，使 大陸中國的知識精英成為了最典型的犬儒。所以，我非常欣賞王朔的小說《千萬別 把我當人》所描述的大陸人的生存狀態：要想在現存的制度下活得如魚得水，最好 的辦法就是「千萬別把我當人」，一把我當人反而不知道應該怎麼活了。最高的境 界是首先要自己不把自己當人，而不是別人不把我當人。沒有了人的意識，非人的 處境就不僅可以忍受，而且能夠活得滋潤、瀟灑。 就大陸的改革到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而言，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說到底不 過是一方面用強制性權力（暴力）鎮壓任何向執政黨權威的挑戰，另一方面用「小 康」的物質享受購買全體大陸人的沉默、馴順和對社會不公正的冷漠，甘願做封閉 社會中的犬儒。八十年代日漸高漲的政治改革的呼聲引發了對執政黨權力的挑戰， 當執政黨感到了自身的信譽危機時，其反應不是更開放的制度改革，而是對政治民 主化的全面封殺。在經濟上執政黨積極地推動與國際社會接軌，歷經坎坷仍鍥而不 捨地要求加入ＷＴＯ，但是在政治上則頑固抗拒世界性的自由民主潮流，屢受國際 社會的譴責仍然拒絕在人權問題上與國際公認的標準接軌。正像毛澤東時代所取得 的一切經濟成就，都是以人的非人化災難的不斷加深加重為代價、最後就是每個人 既不把別人當人也不把自己當人來對待一樣，大陸中國的改革也是只求生存權層次 上的人的溫飽和物質享受，而對自由權層次上的人的權利和尊嚴置若罔聞。這種非 人化的生存狀態不但是從外面強加的非人化，而且是內在認同的非人化。犬儒式的 內在認同的非人化來自對暴力的恐懼或對烏托邦謊言的盲目相信，毛澤東時代和鄧 小平時代的前期是二者兼有，「六四」之後就只有因恐懼所導致的冷漠和逃避了。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現在大陸人似乎已經很幸福了，甚至有些人還覺得已經很自由 了；但是與台灣人、甚至與解體後經濟衰退的俄羅斯相比，大陸人的幸福就全無生 存的質量了（中共在回應國際社會對大陸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指責時，所說的特殊國 情中的「生存權」優先，完全是不願意主動地進行政治改革的托詞而已）。台灣是 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的雙重起飛，俄羅斯人雖然在短時期內少了點麵包，但是他們 得到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由。大陸的現存制度的辯護者們，動不動就用台灣在威權體 制下的經濟奇跡和俄羅斯在民主體制下的經濟停滯來為執政者的獨裁進行辯解，但 是他們卻不說國民黨政權（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從未反對過私有財產，從未改 變過自由憲政的目標；也不說俄羅斯人所獲得的在舊的極權體制下根本無法想像的 政治權利和言論、思想、信仰、學術的自由。再看國民黨的歷史，即便在它最專制 的時期也沒有過「萬馬齊喑」的全封閉狀態，還允許民間的報紙和社團存在，允許 和平的民眾請願、遊行，就連中共的《新華日報》也能在國統區取得合法存在的地 位。抗日戰爭勝利後，執政的國民黨已經開始走上了以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立國的 道路，一九四六年一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國內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都有代表參 加，共產黨就有七人，僅次於國民黨的八人。同年１１月又召開國民立憲大會，一 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新憲法正式頒布。只是由於國共內戰才使中國失去了創建開放社 會的大好時機。國民黨政權避難台灣之後，不但很快在經濟上實現了由國家壟斷向 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的轉型，而且在政治上，雖然出於嚴峻的戰時局勢制 定了「戒嚴法」，但是也有有限的言論自由（從《自由中國》到《文星》、《大學 》、《台灣政論》），有從一九五一年開始的越來越開放的地方自治和市、縣的議 會和行政首腦的選舉，一九五九年又對民間開放了省議會的選舉，這些漸進的政治 改革為台灣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的總統大選的順利舉行做了充分的意識上和選舉實踐 上的準備。最重要的是台灣有一部以自由主義的價值和政治原則為基礎的憲法，正 是這部根本大法確定了台灣的社會改革的未來目標。現在，這個目標已經實現。台 灣民主化的漸進模式取得了成本小而效益大的成功，能夠給其他的轉型國家以非常 有益的啟示。 反觀大陸中國，自詡是漸進式的轉型，並且經常與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相 比，以顯示自己有多麼的成功，但是這只是中國古代的「興農安民」的當代翻版而 已，不過是還了極少一部分歷史的欠賬罷了。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有所作為的皇帝， 都要在開元的一段時期還歷史的欠賬，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去年中央電視台播出的 雍正王朝就是在用剪裁過的歷史演繹當代的改革，其收視率之高充分顯示了現代傳 媒完全能夠充當御用文人，而且其作用又不知比傳統文化放大了多少倍。其中別對 「士子」們的上書、造反的否定性描述，完全對應著改革以來自由知識分子與執政 者們之間的緊張關係。現在大陸中國的單一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釋放完畢，其負面 效應也已經凸顯，權力的市場化和政治改革的滯後所積累起來的社會矛盾，已經達 了一旦爆發就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的程度。這是一種制度性死結，非進行制度更新 便無法解開這一死結。然而，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執政者仍然拒絕進行制度更新 的政治改革，既沒有建立開放社會為目標的自由憲法（修憲改革），也沒有任何言 論自由；既沒有哪怕是鄉鎮一級政府的自由、公開的選舉，也沒有對執政者的有效 的制度監督；既沒有公正的市場秩序，也沒有對私有產權的憲法保障；既沒有民間 的政治反對派得以合法生存的任何空間，也沒有哪怕是一個真正的民間媒體和民間 社團；一句話，台灣在威權體制時期所具有的有限的漸進的政治開放，現在的大陸 一項也沒有，更不要說開放「報禁」、「黨禁」和全民大選了。現在的大陸中國最 具民主意義的嘗試僅僅是受到執政黨控制的農村的基層選舉，而任何一級政府的行 政權力都在民間的選舉之外。吸取台灣的成功經驗，真正兌現行政權退出市場，加 快開放國家的壟斷性行業和產權，加快開放地方自治和地方政府及人大、政協的直 選，逐步開放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大陸的漸進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 的和平統一的最佳方式。 我們大陸中國人真應該在島嶼中國人的政治智慧面前自知慚愧，從而懷有一 種甘做小學生的謙卑。 二、政治權力作為公共資源在台灣 三月中旬台灣的大選就要揭曉，選戰也日趨白熾化，宋、陳、連的的三足鼎 立之勢恐怕要一直持續到最後的決戰。儘管台灣的民主選舉一直受到黑金政治的影 響（這也是所有民主選舉的通病，亞洲尤甚），但是對於見慣了大陸的動輒幾億、 幾十億、幾百億的腐敗的我而言，仍然對台灣的大選羨慕不已。給我印象最深的不 是選戰的熱鬧，不是參選人為爭取選票而進行的相互攻擊，更不是選戰中的花邊新 聞和政治噱頭，而是自由的全民大選對參選人之品質要求的嚴格，對作為最大的公 共資源的政治權力的有效監督。比如宋楚瑜他剛剛脫離國民黨以獨立的身份參選時 ，其民意的支持遠遠超過其他的參選者民意調查指數最高時達到過４０％左右，他 以自己在國民黨中混跡多年且身居要職的切身經歷，對國民黨老朽和腐敗的抨擊， 的確切中要害；他對更自由更公正更廉潔的政府的承諾，使他幾乎成了新世紀台灣 總統的最有力的競爭者。然而，「興票案」一出，宋楚瑜的形象頓時暗淡，民意支 持立刻回落，現在對陳水扁和連戰已經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了。再比如，連戰和陳水 扁在兩岸關係的問題上立場面的溫和化：連戰由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退 到建立台灣海峽「和平區」，緩和兩岸的敵意和緊張關係，他最近提出的兩岸關係 的十點主張中也沒有「兩國論」的字樣；陳水扁這位民進黨的候選人，一向以激進 的「台獨」主張而著稱，但是現在他也退到了不提獨立不搞全民公決「兩國論」不 入憲的立場，並且呼籲兩岸最高領導人直接見面。他倆在兩岸關係上的立場由強硬 到溫和的轉變，完全是希望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的民意使然。在民主體制下，爭取 總統權力的候選人必須尊重授權者的意願，誰想逆民意潮流而上，誰就只能被淹沒 。 最近，俄羅斯大總統選舉的參選人登記，日裡諾夫斯基因為在登記時未如實 申報個人及直系親屬的財產—僅僅是他兒子的一套公寓—就被取消了參加總統競選 的資格，他的上訴被駁回，很可能無法參加２０００年總統競選。也是在最近，奧 地利的極右政黨自由黨進入新一屆政府，立刻遭到了國際制裁和本國公眾的強烈反 對，原因是這一政黨具有極為濃重的種族主義色彩和納粹遺傳。在強大的國內外壓 力下，黨魁海德爾不得不辭去自由黨主席的職務。這也是「人權高於主權」的人類 正義的又一次勝利。 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性醜聞曝光，在公開的輿論的監督下進行了 漫長的調查和聽證，克林頓不得不接受公眾輿論的譴責，不得不面對國會的彈劾動 議和最高法院的裁決。雖然克林頓依靠他執政時期在內政外交上的政績獲得了大多 數民眾的寬恕，最後僥倖逃過了這一劫，沒有重蹈尼克松辭職的覆轍，但是性醜聞 的公開使他的形象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受到了極大的損害，桃色緋聞的女主角 萊溫斯基的留存了克林頓的污液的裙子，成了廣告大師的絕妙道具，一則洗滌劑廣 告把這條被弄髒的藍裙子洗成了一塵不染的白裙子。但是這類桃色幽默永遠抹不去 克林頓從政的污點。 這些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制度化的對政治權力的監督，在中國大陸以及一 切極權主義制度的執政者看來，簡單是匪夷所思。因為凡極權者都不明白，政治權 力是人類社會中最具公共性的資源，權力乃社會之公器，只能用於公益。而且人的 弱點又決定了權力的腐蝕性難以抗拒，非有公開的嚴格的制度化監督便不足以遏止 權力對人的腐蝕。因為政治權力的公共性，權力一旦腐敗，其破壞力之巨大超過任 何其他的人為災難。最腐敗的權力就是絕對的獨裁權力。毛澤東利用這種不受任何 制約的絕對權力一手製造「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之慘烈和深 重遠遠超過權錢交易的腐敗。法國學者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與鎮 壓》詳盡記錄了共產主義極權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浩劫：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 試驗的沉重代價為八千五百萬到一億條人命。如果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法西斯主義 的極權所造成的六千萬人的死亡，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災難可謂史無前例。 人類的政治制度的演變史，就是一部怎樣才能有效地防止執政者把公共權力 化為私人財產的歷史，而防止公共權力的私有化，絕對化的最佳的制度選擇就是自 由優先的民主憲政。自由、公開、平等的全民大選就是民主憲政的必不可少的組成 部分，它既是每個公民的政治權利的行使，也是制度化地確保政治權力來源的公共 性。雖然這種方式無法根絕權力產生中的所有腐敗和不公，例如各國大選中的「黑 金政治」和「輿論操縱」，但是，一人一票公眾授權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所能找到的 弊端最少的權力產生的方式，這種方式既避免了權力交替過程中的暴力和陰謀，又 保證了權力來源的公正。而且為了把選舉中出現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對公益的破壞盡 量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人類在不斷地完善著事後的制度性的補救措施。不論選舉 中的不公正在任何時發生，一旦被揭露，玩火者必自焚。德國的前總理科爾和以色 列總統魏茲曼即將面臨的法律審判就是明證。 德國前總理柯爾的醜聞案是他在位時發生的涉及到兩百萬馬克的違法捐款， 他並沒有把政治獻金放進自己口袋，而是「供黨政運作之用」。身為基民黨主席， 他只是克盡厥責而已。柯爾在位十六年，勤政愛民，完成德國統一大業，全力推動 歐洲一體化，可謂政績驕人。他還是個講義氣的人，即使東窗事發，他仍不肯供出 秘密捐款人姓名。但是這一切政績都救不了科爾，獻金醜聞使他不能不辭去基督教 民主黨主席，等待調查的結果和法律的裁決。這一醜聞也使基民黨內外交困、民望 大衰，在地方選舉失利。無獨有偶，以色列總統魏茲曼也因曾經秘密收受一百三十 萬美元的政治獻金的曝光而難堪，一國的現任元首居然無刑事豁免權，必須接受檢 察院的刑事調查，可以想像此種任內的蒙羞該是怎樣的苦澀。這正是民主體制的制 度化的大公無私。也許，台灣的民主政治還達不到西方國家的水平，「黑金政治」 的難以遏止和難以曝光成了台灣民主制度的醒目污點，但是只不要不斷地加以改革 和完善，制度就會變得越來越透明，黑金就會越來越少。儘管民主憲政也無法達到 絕對完美，不可能根絕所有政治醜聞，但是它起碼能把人類之惡儘管可能地限制在 一定的範圍內，並通過日益健全的糾錯機制來進行事後的補救。而極權政治之惡既 不能事前防範也很難事後補救。極權體制下的「平反」不過執政者權術的一部分或 偶爾的良心發現，而且是皇恩浩蕩的恩賜，要涕泗橫流、謝主龍恩。 三、作為自我批判意識的道義良知在台灣 一個小小的島嶼，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創造了令世界之為驚歎的經濟和政治的 雙重奇跡，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這種成就足以讓二千三百萬台灣人引以為自豪 。的確，當台灣人面對亞洲諸國（日本除外）、特別是面對一海相隔的大陸中國時 ，他們有資格驕傲，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在台灣是舉世公認的事實。然而，當台灣人 面對整個自由世界、特別是歐美社會而反省自身時，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識和道義良 知的自責便取代了自豪和驕傲。僅就我在網上看到台灣媒體有關大選和制度改革的 評論而言，除了分析選情和兩岸緊張關係的文字之外，大多數文字都是對台灣現行 體制的弊端以及大選中暴露出來的阻暗面的建設性批判。 五位參選人中，除了執政黨推出的連戰對現狀有謹慎的肯定之外，另四位對 現狀皆持批判態度。如果說參選人對現狀的抨擊有拉選票之嫌，可以存而不論的話 ，那麼獨立的媒體在有言論自由保障的體制中所發出的批判聲音就很耐人尋味了。 我在網上看到的台灣的兩大報紙版《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關於大選評論的基調 是批判性的，其鋒芒主要針對最受人垢病的「黑金政治」。不妨引上幾段讓大陸的 每天都在歌功頌德的精英們看看。 「中國文化醬缸染出來的台灣政治，說穿了，就是『有立場，無是非』的，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台灣政治發展之癌是黑金結合，囂張霸道，無法無天。 立法院簡直是『黑金院』。黑金坐大，李登輝難辭其咎，宋楚瑜脫得了身嗎？」「 連戰宣佈要把從國庫通過來的黨產托管，人人拍手叫好，但沒人相信是玩真的。有 錢不是罪惡。連戰這麼有錢，大家只怕他問窮人『何不食肉糜』。連戰官運亨通， 政績何在？他『貸款』給黨內貪官吏屏東縣前縣長伍澤元同志（李登輝打保票的人 ）的往事，既說不清楚，又不了了之。」（李金銓跨世紀大選光怪陸離現象摘自中 國時報）。 此文最後說台灣的大選「很有中國式的文革精神，也有西洋式的後現代味道 。」《聯合報》上有一篇署名黃瑞祺的關於「第三波民主化與台灣的政治改革」的 文章，借用亨廷頓的術語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作者認為蔣經國時代是民主化的第 一波，開放報禁、黨禁、解嚴、開放大陸探親、政治本土化等等。李登輝執政時期 是第二波，進行了憲改工程，主要有單一國會制、總統直選等改革。而最近廣受討 論的未來政治改革是第三波，主要有「權力的和平交替」或「政黨輪替」，打破「 黨國體制」或「黨政不分」，防止「黑金政治」或「金權政治」，意在根除長期的 國民黨執政所留下的威權政治的遺傳。這篇文章不止是批判或發不滿，更著意未來 的制度性建設，透出健全的政治智慧。還有許多文字以成熟的西方自由社會作參照 系，對於台灣「黑金政治」朝廷毫不留情的批判。德國的前總理科爾和以色列總統 魏茲曼的「獻金」醜聞，在批評台灣政治的文章中屢屢出現。以科爾的辭職和可能 受到法律的審判，與台灣的黑金遍佈政壇而當事者卻逍遙法外進行對比，遂發出「 政壇新穢事何止一個興票案！」的感歎（《聯合報》）；以魏茲曼身為現任總統卻 無豁免權的窘境，與李登輝的黑金政治、連戰的說不清的個人財產相比，指責台灣 政治的「黑金掛帥，貪腐盛行，各種內外問題均持續惡化。」國民黨的黨產成了千 夫所指的政治毒瘤。有些文字的激進連我這個一向被視為極端的人，看了都不免心 驚肉跳。比如中國時報上署名南方朔的評論威權政治的負面選舉術，直接把台灣的 大選稱為「抹黑式的道德法西斯政治」。文章列舉了威權政治的權大於法、道德法 西斯煽動狂熱、刁民口水四大惡習在此次大選中的表現，指責台灣的現行體制不過 是用「軟性專制」代替了過去的「剛性專制」而已。作者最後的結論是：「台灣政 治每下愈況，統治者在有利的情勢下荒廢了政治水準的提升，而使整個政治成為『 失去昇華作用』的政治，」「反倒是將威權體制的負面特性發揮到了極致。」如果 台灣政治真如南方朔所言，那麼大陸政治水準的荒廢就是沙漠了。 以上所舉出的台灣媒體對執政黨和台灣的政治弊端的尖銳批判，雖然只是九 牛之一毛，但也足以說明了這個島嶼並沒有因自身的成就而喪失自省和良知，而清 醒的自我批判意識是健全社會的標誌和希望所在。唯其如此，一個社會才能達到良 性的自我調整，始終保持著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如果有一天類似的聲音（對執政 黨的批評）能在大陸的媒體上公開出現—哪怕只是在一份報紙、一個電台、一家電 視台—我們就跨出了通向自由的第一步。 四、為大陸羞恥 為島嶼驕傲 狹小的島嶼和廣闊的大陸的這種對比，向生活在大陸上的十幾億人提出的嚴 肅挑戰，可以歸結為古希臘的先哲德莫克利特的那句箴言：寧可在民主的國家受窮 ，也不去專制的國家享福。在現代社會，對於人來說比麵包更重要的是自由，俄羅 斯人民寧肯為現在的自由而忍受暫時的經濟衰落，也不願意回到沒有自由的斯大林 時代—哪怕可以衣食無憂。所以，有了自由，人才有真正的生存空間，即使他地理 上的空間極為狹小，他生存的空間仍然具有無限的可能性；而無自由便沒有人的生 存空間即使他出生在一大片遼闊的土地上，他生存的空間仍然是很有限的—僅限於 肉體的活著，甚至有時連肉體的活著都很難得到保障（如黑皮書的揭露，極權國家 所造成的非自然死亡人數觸目驚心；蘇聯，大約二千萬；中國，大約六千五百萬； 越南，一百萬；北朝鮮，二百萬；柬埔寨二百萬；東歐，一百萬；拉美十五萬；非 洲，一百七十萬；阿富汗，一百五十萬。中國名列各國之首，占死亡總數的６５％ 。這還不是準確的數字）。人的權利、尊嚴自由就更是毫無生存的空間了。毛澤東 時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提出的口號是「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非常生動地 描繪了一個封閉的社會中人的生存空間是多麼的狹窄和嚴酷。反過來，在這種時時 刻刻要面對暴力威脅的封閉社會中，一個人的生存自由，只有通過反抗才能獲得。 犬儒式的逃避只能是自欺欺人。既然一個人在強權下只能別無選擇地生活於被指定 的空間和以被指定的方式生存，那麼要獲得更大空間和自由選擇生存方式的權利， 除了反抗強權的生存方式外，再沒有別的方式可供選擇了。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專制歷史最長的國家，直到自由主義的價值及其制度安排 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主流且以不可阻擋之勢地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仍 然生活在極權主義之下，十幾億人仍然不能自由、公開地行使對執政者進行選擇和 監督的權利，公共權力仍然是一黨及其利益集團的私產，權力的更迭仍然以「欽定 接班人」的中世紀方式進行，權力的制度性腐敗仍然無法遏止，以至於化公共權力 為個人私產的行為成為整個大陸中國的「時尚」，正如哈維爾所說：極權制度所毀 滅的不僅是人的尊嚴和自由，更是人性本身。大陸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難以想像的 艱難，不止是執政黨的保守和僵化，更是自由制度得以創建的人性基礎的荒蕪，世 界上最多的人口卻墮落到正義感和同情心最少的地步，這大概也算是二十世紀人類 的奇觀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如此。在台灣，已經有二千三百萬中國人正在 行使著自己的選舉權。想執掌最高權力的人，必須把一切置於大庭廣眾之下，接受 公眾的選擇。作為一個仍然生活在封閉體制下的中國人，我為創造了開放社會的台 灣中國人的政治智慧而慶幸而自豪；也為毫無政治創造力的大陸人而歎息而羞恥。 二０００年三月二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