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狂，方法盲 ——對一樁政治犯獄中組黨事件之檢討 周 瓊 欲從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尋——龔自珍 之所以趕寫出這篇我終其一生都不願提及的真實，因著這段真實，使得我吃 喝拉撒睡都不得不在這個不足兩平方米的禁閉室裡，每日六兩雜糧，因沒有燈光而 不知白天黑夜，初冬的日子褥子濕得能夠擰出水的境況下，雙手戴著手銬整整關了 五十三天！這個陝西省所有勞教所唯一的嚴管隊禁閉室，就是那些在社會上殺人放 火的悍徒在裡面關上兩個星期就開始拚命往下揪自己的頭髮，因為只有在此間才能 對「與世隔絕」身臨其境！而我的所得，則是六顆原來堅固正常的牙齒自由脫落， 雙手關節因長期戴銬子落下腱鞘炎，病時連筷子都拿不住！我寫出這段事實，既沒 有平反後的右派們受虐狂式的懷舊所表現的那種自我陶醉的「展出主義」情結，更 無最無文化優越感而卻被以「知識青年」稱謂的那群當初無所不用其極地離開、今 日又熱熱鬧鬧地到「廣闊天地」裡去尋夢，甚至高論所謂「知青精神」那種讓人強 奸後為表現貞節而睜大眼睛喊舒服的醜陋！因為這兩者都是對社會價值觀與基本是 非觀的誤導。促使我將這件九年前發生在監獄中的「民主中國陣線西北支部」從成 立到失敗整個過程和盤盡傾的動因，則是「自由亞洲」電台前幾天的一則消息：甘 肅天水市民主黨成員某某又被法院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某某，某某各判兩年！而此 前徐文立判十三年，王有才判十二年，秦永敏十一年……這絕非一組普通計量意義 上的數字。它的象形文字呈現的將是鮮活的生命面臨難以想像的痛苦，人格與精神 的凌辱與奴役，甚或生命的消失！妻女的別離傷痛，生活的難以為繼……我不禁要 詢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以一個人的自由甚或個體生命為代價而引發轟動，是否少 數發起人為凸顯自身而進行的一場高規格的行為藝術？在中國這種超黨的恐怖專制 主義現實下公開組黨的發起者是否一直在人格標尺與道德審判之外游擊？換言之， 我們還有多少民主的有生資源供犧牲？而中國大陸上為數不多的幾雙赤裸稚嫩的雙 足到底能夠在與歷史向背一致的鋒刃上走多遠？在這種幾年到十幾年刑期反覆遞增 的過程中，會不會墜入以暴易暴的舊巢之中？因為我們不能也不該忽視這樣個事實 ：每一個被判刑者或判刑者都是人，而人都具備報仇和報恩這兩種起碼的屬性。抑 或也相信共產黨建立政權初期的那種「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九十年代之中國，已不可能脫離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或疏離當前世界民主 國家政治語境的諸多因素，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力圖將中國以新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 民主化進程之中，在對參與中國自由組黨這一現象理性評介研究的同時，更應該反 省檢討正負面的雙重性。因此，對中國社會轉型期組黨過程中的弊端和複雜性加以 反思和洞悉，盡可能使中國的政黨政治在民主化轉型的前夜避開歷史的贅疣與現實 的阻滯，並減少民主化、現代化過程中的「現實」代價。 本文作者是九年前那次獄中組黨的見證，後來又就在中國大陸公開組黨的問 題向徐文立等參與組織者當面提出異議。故就以上所提之問題，我想避繁就簡，用 症候分析式（symptomatic reading）之方法(即以事件中各種悖逆、含混、反常、 疑難現象作為突破口，在尋找原因的過程中，尋找這些現象的意義），對同去年波 及大陸各省的組黨活動相類似的獄中「民主中國陣線西北支部」從成立到失敗以及 後果作以解析，以資借鑒： 一、「民主中國陣線西北支部」成立的內外因素及組黨成員之身價背景： 縱觀近百年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可以「政治」稱謂的「事件」的突發，大凡不 外乎由兩種力量化合而成：縱向的一種新生激進的力量推陳出新、打破禁忌的衝擊 慣性力與橫向與之相對應時期的集權體制為維護其統治體系所不斷增加的壓制之力 。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中國民主人士或流亡海外，或被捕入獄，大陸的 民主運動一度沉默，萬馬齊喑。而前蘇聯和東歐的「國家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民主 運動卻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幾成燎原之勢。中共當局深恐東歐巨變的城門之火殃 及自己這條垂死之魚而瘋狂地加強了對獄中民主人士打壓的力度和消息封鎖，而獄 中的民主人士從零星得到的東歐民主運動勝利的信息和中國當局迫於國際壓力流放 方勵之去美國等，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加之對與世隔絕的壓力產生的強烈反彈力量 ，急於讓國際社會知曉獄中的真實狀況，更重要的是盡快尋找突破口，打破這種死 水一潭的局面，幾乎成了獄中關押的民主人士多數的共識。 本文作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結束長達一年之久的「收容審查」，於一九九０ 年九月二十六日，最後一個被押送到陝西西部的鳳翔縣棗子河陝西省勞教所投入勞 動教養的。此前，該勞教所專門成立的「六四」事件勞教中隊已先後關押了一百多 人。其中有教師、工程師、大學生、個體戶、工人、無業的所謂打砸槍、「六四」 期間以學生名義非法募捐的青年農民，甚至於真正意義上的乞丐，雖則個人的身份 職業不盡相同，但卻共同承受著同一罪名：反革命或動亂分子。成份如此複雜，人 數如此龐大的「異類們」被強大的外力強制性地聚合在一起，適應磨合，緊張和驚 懼等情緒無論是對於看押人員還是被看押人員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共同心理。 當時政治犯中隊環境十分惡劣，獄方當局為了加強管理且在管理過當的時候 又能推卸責任，特意從陝西省各勞動教場所挑出的最難管理的勞教油子（用他們自 己的話講，就是在勞改隊長大的「娃」），來分別擔任政治犯勞教中隊的大小組長 和積委會成員；他們都是從嚴管隊中再挑選出一批真正意義上的「人渣」。這些勞 教油子，外有管教幹警的支持與默許，內有自己凶殘的獸性，兇猛的野獸在動物園 裡關久了，慢慢就會失去獸性而變得溫順，而人若關久了，人性就會退化，而獸性 就會氾濫，進而對待政治犯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白天在他們的監視下，進行超體 能的勞動，稍有不如意便進行毒打，身心凌辱，而帶隊的獄警卻在一旁幸災樂禍的 嘲諷。晚上大家都疲憊已極仍要被強令集體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 社會主義好》等歌曲，要求唱時放開喉嚨，反反覆覆一唱就唱過晚上十二點。他們 看誰不賣力唱就用拳頭猛擊喉結，致使許多人終日聲音嘶啞。單「六四」前因所謂 「打砸槍」罪名關進來的不足十八歲的少年長期忍辱遭受其雞姦就足見一斑！一時 間，中隊裡邪氣橫行，正氣委頓，人人自危，改變生存環境成為每個人的期盼與渴 求！ 適值九十年中秋節，中隊的知識分子和有正義感的工人以歡慶中秋佳節的名 義在堆放雜物的庫房裡聚會，計有：劉從書（原「陝西省工自聯」主席，時三十二 歲，某中等專科學校教師），付喻（時二十七歲，西北政法學院教師），郝若燕（ 時四十二歲，西安交大畢業，某中學生物教師），艾東（２４歲，北航畢業，某軍 工廠幹部），王近平（二十三歲，瀋陽工學院畢業，軍工廠幹部），賈順民（二十 四歲，西北工業大學畢業，國防廠幹部），孔輝（三十多歲，過去因刑事罪被關， 此次與劉從書一同關押於公安分局），安保軍（二十八歲，某廠工人），及我本人 （時二十五歲，某刊物編輯部主任）等十二人，開始大家分別介紹自己加深瞭解， 後經磋商達成一致意見：利用現有的監規條例，借助中隊有正義感的獄警打擊這些 牢頭獄霸的囂張氣焰，進而改善生存環境。此後通過周密計劃，抓住這些牢頭獄霸 的經常無視監規條例為突破口，以武力和智慧相結合，終於將這些人渣趕出了中隊 ，環境暫時得到改善。而在中隊自治改選中又犯了致命的錯誤——將中隊的大小權 力交付給雖是因「六四」關押卻非常投機的賀國安等人，其主要原因是當時關押的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自命清高，不願具體操作實際事務以致後來釀成禍患，使得獄 中本來已改善的環境急轉而下。此點印證了余英時先生在論述知識分子的文章中所 言：「中國革命史上真正的悲劇在於，總是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傳播革命的種子， 而收穫革命果實都卻毫無例外屬於反知識分子的人物，只有他們懂得如何為抓權而 操縱革命。於是對知識分子來說，革命的種子反成了使他們自身毀滅的禍種。」 驅逐牢頭獄霸的初步成功，使中隊的正氣得以抬頭，原來粗暴的獄警也開始 收斂，更重要的是象艾東和付喻也進入獄方的積委會等組織，若趁此勢頭更進一步 地團結中隊所有難友，在監規條例許可的範圍裡逐步改善生存環境，同時再給文化 程度差的難友補習文化課（此點獄方許可，並留有專門的時間），擴大有正義感的 難友在積委會中的人數，得勝積委會多數成員同意就可給勞教人員增加幾分減少刑 期的權利，盡可能使每一個難友早日出獄，此點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但若真如此行事，在當時的環境下就要擔當向獄方妥協之惡名，加之初步獲 勝的僥倖與激情，事情完全朝著更激進的相反方向發展：一日，劉從書在僻靜處單 獨對我說：「最近從能聽收音機的的外役號口中得知，『民主中國陣線』在巴黎開 會，我們幾個人商量好準備在獄中成立民陣西北分部，以策應他們在海外的行動， 你的意見如何？」初聽之下，我週身驚悚。這並非我膽小，此前我的勞教通知書中 主要的一條罪狀就是「收審後態度惡劣，堅持反動立場，在獄中進行新的違法犯罪 活動」。更何況我在看守所關押一年多中先後和二十多名死刑犯同室關押並為大家 利益與一面臨處決的死囚較量？實則是我聽罷後在我的腦海中的第一反映就是共產 黨大肆宣揚的《紅巖》、《在烈火中永生》和《方志敏》等圖影，我們不能將共產 黨的「革命組織模式」和「獄中鬥爭經驗」翻版！因為此前在看守所關押的過程中 已有過一次劇痛的教訓。我當即回絕並言明其行為的危險性與難以預料之後果，劉 面露不滿的同時不置可否。此後，我與艾東私下著手整理因「六四」關押的所有人 員名單及簡單案情，因為大家的刑期長短不一，不斷有人釋放，加之又是在暗地裡 進行，因而頗費時日。「陝西省『六四』關押人員名單及案情」整理完後，由我交 給西安治金建築學院即將釋放的董衛軍同學秘密帶出，並由他轉交給與我同在看守 所關押並已釋放的西安交通大學社科系教授胡戟先生，由他設法帶到海外，此件後 來由「中國人權」發在相關的資料上。在此期間，劉從書等人避開我已經開始組黨 活動，此後事件的發展愈來愈富戲劇性——先是秘密商討黨綱黨章，繼而選舉總書 記，召開核心代表大會，接著就是叛徒告密，全軍覆沒，懲罰叛徒……只可惜沒有 「迎來勝利」這幕共產黨獄中鬥爭影片中的萬變不離其宗的結尾！這也難怪，我們 這群「紅旗下的蛋」，識字過程就在劉胡蘭、江姐、劉文學之類的填鴨式強制性教 育中浸淫！而引發這場組黨全軍覆沒的導火索，竟是我自以為是的激進行動——越 獄。 二、「民主中國陣線西北支部」的失敗及其最終結果 我是從事文學創作的，不敢奢望像在座的諸位富有嚴密之邏輯思維和良好的 思辯素養，在這裡只有盡可能地將事件的經過梳理清晰，以供諸位作理性的批判和 反省，從學理上高屋建瓴，是為我之初衷。 談論和評價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都不能忽略它的背景，否則就很難有一個 更接近事件本身真實性的歷史尺度。接著再講我的那次自以為嚴密實則從頭到尾都 掌握在獄警手裡的可笑越獄，還有我關進禁閉室內後仍不知其詳而監獄當局卻了如 指掌的組黨過程，誰又能未卜先知的預料到這所有的一切竟是監獄個別想立大功的 領導預先設下的一個請君入甕的罪狀呢？事件發生到後來確實有點荒謬和滑稽了— — 九０年十一月初，我偶爾聽到「新聞聯播」上講要放方勵之先生去美國，接 著連續幾天裡，從獄中僅能見到的一份官方報紙上看到的幾乎全都是中共當局為爭 取延長最惠國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複「我們的監獄中已經沒有因『六四』事件關押 的大學生」云云。由於資訊隔絕，我當時判斷國際社會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謊言， 因而就有了一種強烈的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產生了一種非理性的極 端心理反彈：中國的知識分子太軟弱了，歷次政治運動中逆來順受，我要開一個先 例——越獄成功後再偷越國境，做出個樣子來給他們看看。人一旦陷入某種情緒之 中，特別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之下往往會在偏激的同時更加固執。於是我便開始尋 找想越獄的同路人，很快深得勞教所副所長劉某喜愛、並且擔任中隊小組長的賀國 安向我透露了越獄的理由：他自己是單位開車的工人，找了個女大學生，雖然常來 看他，但也怕天長日久變卦，想找人一塊越獄，然後帶著女朋友逃往國外。開始我 並不置可否，後來見他言辭懇切，加之他擔任小組長，容易同外役號接觸上，能方 便搞來越獄用的鋼鋸等等，故答應與他合夥越獄。此時，艾東也同我接觸上了，他 的理由簡單易信：九０年他才被公安局從海南抓回，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後的刑期 太長。於是我們三個人便合謀越獄，為了便於說明情況，現引我的加刑材料第四條 罪狀之一部分：「剛投入勞教一個多月，周就與兩個『動亂』分子艾東和賀安國密 謀越獄，周對賀、艾二人講，解放以後，除了馬思聰以外，從未有過政治犯越獄外 逃成功之事，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給開個先例；越獄成功後再越境，廣東邊境較為 困難，雲南邊境已有成功先例，我可在雲南搞到『記者證』等等；越獄的目的是和 境外的反動組織取得聯繫，讓對方知道他們在獄中成立的組織」。之所以引用這段 材料，就是有關越獄目的我和賀安國自始至終並不知道，雖則事後得知賀安國是事 先由副所長劉某安排的線人。但從一開始艾東的任務就很明確：利用我和賀安國越 獄，然後摔開我們單獨越境；而這個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行動竟是他們組黨後的一 項集體決議！第一次越獄時間選在勞教中隊文藝組赴風翔縣城演出時逃走，賀、艾 均為文藝組成員，而我卻不是，賀信誓旦旦地說：他向劉所長爭取，一定會在演出 那晚讓我以編劇的名義一起去。當時中隊的負責幹警似乎也同意讓我同行，可就在 臨上車去鳳翔縣城的時候，我被從即將開車的車上叫了下來，此次越獄計劃自然流 產。我若冷靜一下，自然就能找出破綻，但已陷入情緒的我根本沒有細想立即又實 施下一次越獄計劃：用賀國安通過外役號夾在香腸裡的半截鋸條，趁人不注意的時 候將監獄庫房的鋼窗上的鋼棍鋸斷兩根，然後又用稀泥抹在斷處遮人耳目，接著我 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單拿到庫房，真晚上和艾東一起悄悄撕成碎片，然後共同擰成 一條八條多長的粗繩藏好，準備過幾天等到風高月黑之夜三人從鋸開的窗戶溜出， 再搭人梯翻越監獄大牆，然後由先上牆的人放下事先準備好的繩子，其他兩人再爬 牆越獄。當時定好某天晚上十二點整越獄。可不到當晚八時，我們監捨裡衝進一大 群氣勢洶洶的獄警，不用費勁就從庫房搜出了那條繩子，搬開了鋸斷的窗棍，我立 即被押到嚴管隊禁閉室關押，中隊裡一片混亂，他們「分部」的核心成員臨時應急 又作出兩條決定：一是馬上銷毀所有文字性的東西，二是若出事都往我頭上推，原 因是我關禁閉後可能告密，另外是保存組織，犧牲局外人士！前一條尚系果斷，而 後一條既愚蠢，（因他們所有活動都背著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與道德！ 繼我被關禁閉之後，劉從書、艾東、付喻等二十人被分別被隔離在一棟空樓裡，一 時風聲鶴唳，那位「文革」中「三種人」出身的劉副所長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 地向省以及中央有關當局報功，據說司法部非常重視，派來的專案大員曾說，此乃 建國以來首次政治犯獄中組黨，是一條大魚。 當我單獨被關進禁閉室後，方有機會冷靜地從頭至尾細想整個過程，立即明 白這是一個圈套，是劉副所長為立功在發現劉從書他們經常聚會時為放長線釣大魚 而布下的一個陷阱，而我們三人的越獄行為只不過是在他們認為必要時給劉從書他 們造成心理落差的一個誘鉺！等想明白這個道理後，在初冬陰冷的禁閉室裡，人仍 是冷汗淋漓！安保軍交待之後被關在我的隔壁，他告知我他們所有人除劉從書外都 招供了，而賀國安卻被放了外役，這更印證了我的判斷，當即向安保軍講出我的判 斷，他表示贊同，同意在下次提審時向更高一級的提審員說明真相，獄方為了迫使 劉從書盡快招供，以便結案，將劉從書關在了我旁邊的禁閉室裡殺他的銳氣，他們 認為這兒最難熬，相反卻給我和劉從書提供了交流的機會，當劉從書明白事情真相 之後，我倆共同大喊，試圖讓更高層的提審員知道內幕。劉副所長惱羞成怒，為了 表示自己「清白」，把安保軍、劉從書從這兒調走，將賀安國從外役收回關在劉從 書關過的號子，這是他劉某最失誤的一招，因為在我的心理攻勢下，賀安國如實講 出了與我的判斷相一致的事情的本質！再引我加刑材料第五條：「周在禁閉室態度 十分頑劣，拒不交待罪錯，在禁閉室內放聲高唱，大喊大叫，干擾審查（我若不這 樣，在這個與世隔絕的鬼地方非發瘋不可！）。更為惡毒的是，在禁閉室唆使同案 劉從書、安保軍、孔輝，建立攻守同盟，讓這三人一口咬定是勞教所領導為了立功 教唆慫恿他們犯罪，其用心極為險惡。」 結果與後果，中隊其他沒有參加組黨而知識層次較低的「六四」同案大罵「 什麼知識分子，乾脆改為吃屎分子，啥還沒有呢就為了破總書記爭得頭破血流，可 剛一關起來比誰都推得乾淨，簡直跟賊一樣，偷的時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時只怕判 得多」；總書記劉從書加刑六個月，副總書記付喻加刑兩個月，同時參與越獄和組 黨的艾東加刑三個月，而我這個「黨外人士」，關禁閉室的時間最長且禁閉期間沒 提審過的人卻被加了五個月的刑！賀國安在此後被艾東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醫了 。其他參與組黨的人士加刑之期不等。最重要也是現在才顯現的後果是當初參與組 黨的二十多人中，有的心理負擔沉重而對正常的生活失去了信心，有的因之性格發 生了變化，而在此後陝西的歷次民主運動中，他們二十多人中竟無一人參與！這不 能不說是一大損失。 在集權專制的強大外力作用下組黨，就如同一柄雙刃劍，在挑開專制黑網的 同時也會傷及自身的肌體，更重要的是在崇高目的性與少數反抗多數的道義感面前 ，人格的標尺會變異、道德的審判易缺席。長此以往，將會走向民主的反面一秘密 會黨或以暴抑暴。孫中山推翻滿清，借重的是民族情結——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毛澤東的共產黨來得則更為實惠直接——打土豪，分田地。而目前大陸公開組黨運 動與普通百姓的銜接口又是什麼呢？ 但是有一點我們不要忽視：在東歐國家社會主義陣營瓦解過程中，波蘭名為 ＫＯＲ的團體，正名是社會自衛委員會；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不認為自己是一 個政治組織，而是一個任何人皆可參加的平行社會；而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 』也是人們的自衛以各種保衛人權和公民權的形式出現，他們的工作基於法治原則 ，公開活動，強調活動不單合法，而且將尊重法律視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所有 非理性的激進盲目心態滲入中國的民主運動，都會對其帶來內外的雙重損害，目前 可供揮霍的民主資源少之又少。前東歐的哈維爾等政治犯一般判刑幾個月至兩三年 ，而我們的徐文立王有才們則一判就是十數年！我反對為實現任何名義上的崇高而 犧牲個人自由甚或性命，對於中國這個處於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來說，拓展新聞自 由空間遠比空泛的帶有表演性質的公開組黨重要！一個真正有心於中國民主進程的 政黨或個體，有效的方法應該是低調地聚集並保護目前尚有限的民主力量，克服「 圈子行為」所導致的民運非民間化傾向，切實地尋找突破口，「法輪功」的成功可 資借鑒。否則，用「無根的人」或「行為藝術表演」來定位今日之公開組黨則非常 合適！ 行前我訪問了獲過多項國際文學大獎的八十高齡俄藉猶太作家，問及目前他 的創作，答曰：我已放棄文學創作六年多了，眼下唯一從事的工作就是整理前蘇聯 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槍殺者的名單，現在已出版了厚厚的四大本，最近還在《莫斯科 晚報》上開了個專欄，專門刊戴遇難者的照片與名單，因為到了我這個年歲，再沒 有什麼比面對屈死的性命更重要了……這位著名的老作家在為二十世紀的俄羅斯結 帳，而我們呢？「六四」已過十年，至今除了丁子霖女士那份外尚無一份像樣的「 六四」死亡者名單！假若組黨僅限於《漢語詞典》中黨字定義的「黨同伐異」或「 結黨營私」等說文解字的延伸的話，我寧願鄙視任何以政黨稱謂之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