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歷史的日本 耶 人 不知為什麼，在日本的日子裡，總會想起在美國讀書時認識的朋友典子來。 她是一個典型的精英型日本職業婦女：東京大學畢業，一流大企業中上班不需化妝 的女管理人員（據她說，日本企業的女職員化妝講究是因為地位低，總要給別人陪 笑面，真是地位高了，要支配別人而不是被人支配了，即使是婦女也可不必化妝） ，不僅如此，她還被公司送到美國數一數二的名校深造。收入比丈夫高很多，事業 、生活、思想都非常獨立。與一般的留美日本學生，特別是那些大公司派遣出來的 日本學生比，她更顯得與眾不同。一般日本學生，一天到晚總愛和日本人泡在一起 ，與美國社會很隔絕。一談起美國，總是牢騷滿腹，什麼也看不慣，思想封閉，拒 絕接受新東西。典子則不然，一開始就擺出一副擁抱美國生活的架式，對那些成群 結伙的日本人敬而遠之，反而與我們這些外國人過從甚密。她對那些罵美國的日本 同學還特別不屑一顧：「這些人罵來罵去，其實是因為自己在美國不成功，心理壓 抑。」想想近年來我們中國的那些從美國各大學衣錦還鄉的反美義士們，我自然覺 得她頗有見地。不僅如此，她對自己的生活、事業，也有頗多的懷疑、反省和批判 之處。在我們接觸的日本人中，她無疑是最具反省精神、思想最獨立、開放的。 然而，我們之間的友誼，卻經歷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危機。 那是兩年多前初在乎的一個週末，我妻子和典子及另外一個美國同學Ｋ一起 在校園散步。典子隨口講起她在韓國的經歷。她說因工作關係，她常去韓國，可在 那裡交不了一個朋友，似乎所有人都恨她。最後她得出結論說：韓國教育制度的目 標，就是教育大家恨日本人！ 見她如此動感情，妻子試圖寬慰她一下，便說：「大概大家不是恨你個人， 而是過去戰爭的創傷還未痊合。比如在中國，日軍當年如此殘暴，可至今日本政府 無道歉之誠意，更不賠款，大家對日本自然沒好氣兒了…… 不料典子聽罷勃然大怒：「我們已道歉了。不僅如此，我們還給了中國很多 低息貸款。你們還想要什麼？！」 這次散步，自然不歡而散。妻子又是震驚又是憤怒，回家不停地對我講此事 ，結果弄得兩人一夜未睡。關於日本人對戰爭的態度，我們不是一點瞭解沒有，本 不該這樣大驚小怪。然而這樣一位思想獨立、開放、受了日、美最好的教育，而與 我們又是這樣親近的朋友說出此話，對我們不能不說是當頭一個悶棍。 我們不準備再維持與典子的友誼。正巧妻子按計劃需要去日本進修一年，於 是與典子不辭而別。典子早知道這次日本之行，當她發現自己的好友不辭而別後， 心裡頗受傷害，立即打電話給那天一起散步的美國朋友Ｋ：「瞧這個無情無義的中 國人，不辭而別，也太傷人了！」Ｋ冷靜地告訴她：「你那天就戰爭發表的評論才 是傷人。我不覺得你的中國朋友有什麼不對。」典子這才恍然明白我們與她「斷交 」的理由，於是又是打電話給仍留在美國的我，又給我妻子往日本發Ｅ－ＭＡＩＬ ，竭盡全力解釋，懇求我們能恢復與她的友誼。典子其實是個很孤僻的人，朋友不 多，特別是在異國他鄉，我們的友情對她很重要。見她這副樣子，我們自然有所不 忍馬上表示不會介意，會繼續把她當朋友。她這才如釋重負。 在此以後，她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繫。在她每一個人生關口，如通過博士資格 考試、中斷學業回日、在公司新的部門就職等等，她都通報我們她的經驗與感受。 可是，我們之間的友情，經此危機之後，到底有了一種難言的變化，一堵無形的牆 ，將我們隔開了。 後來那位美國同學Ｋ對我們談起此事，斷定典子根本不知道日軍當年幹了什 麼，因為這些事在日本無從知道。Ｋ是研究日本人類學的博士生，地道的日本通。 然而對她這一判斷，我們還是將信將疑。後來一位台灣同學告訴我們，日本人確實 不知道真相。有一次她看見一君日本人在台灣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展，一個個哭得 昏天黑地，而中國人則反而冷靜多了。道理很簡單：這些事中國人早知道了，而這 些日本人則是第一次面對如此殘酷的事實。 來日本後，朋友們的這些判斷，被一一印證了。不錯，關於日軍的暴行，日 本人有很扎實的研究，出版了不少書。然而在日本這樣一個出版王國，這些出版物 在媒體中只佔很小的一個角落。一般人，甚至受過很好教育的人，真正讀這些專著 的機會，實際上非常之少。塑造大眾思想的，其實主要有兩種力量：一是大眾傳媒 ，特別是報刊和電視，一是學校的教育。 在日本生活了半年多，也訂了報紙，然而我還沒見到報上對戰爭問題有過什 麼像樣的討論。日本的報紙，甚至是偏左的自由派報紙，可以在頭版頭條討論當年 日本毒氣軍工場的工人，如今健康有多麼嚴重的問題，政府應如何給予補償，而對 毒氣最大的受害者－－亞洲諸國的平民百姓，卻隻字不提，彷彿談論的不過是一個 民用核電站的事故。去年因趕上世紀末，各電視台大放世紀回顧的紀錄片。在這些 片子裡，我們看得見斯大林的蘇聯、希特勒的德國、甚至大蕭條的美國，但卻看不 見「大東亞聖戰」中的日本和東亞。日本的電視，大談別國世也紀的是非善惡，但 一講到戰前的日本，卻要硬著頭皮閉上眼睛，只有幾個零星的、無法連結起來成為 歷史敘述的鏡頭。南京大屠殺因成為國際注目的事件，實在繞不開。但電視台的處 理方式，卻是獨出新裁。解說辭突然講到日軍佔領了南京。事後在美國一博物館， 發現了一節當時的錄像，根據這一錄像，人們說有所謂南京大屠殺之慘案。電視放 了二十秒左右這歷史證言的錄像，可從中看到的，只是幾個虛虛晁晁的人影而已。 整個效果，實際是在告訴你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是如何虛無飄渺。 我妻子兩年前在日本讀書時，親身經歷了這一傳媒掩蓋歷史的伎倆。當時一 家有關日語教學的雜誌社請她和另外兩個外國學生參加一個座談會，講外國人學日 語和有關日本的經驗。她講的主題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學日文的感情矛盾。一方面日 本的文學、藝術很吸引她，一方面因過去戰爭的關係，讓她覺得對日本很隔膜、一 度對日語也喜歡不起來等等。可是等座談記要發表出來，她看得目瞪口呆。她的發 言，無非是一味地讚揚日本的文化，關於戰爭，關於她對日本的感情矛盾，意被刪 得一字不剩。 今年二月，一位十八歲的高中生投書朝日新聞質問：為什麼學校不教我們自 己國家的歷史？為什麼我們學不到有關在日朝鮮人、慰安婦、強制勞動、南京大屠 殺的事實？是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對人家幹了這種事後還能無動於衷？ 不久前，ＮＥＷＳＷＥＥＫ柏林分部主任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ＧＯＲＳＫＩ 撰文記述他三年多的德國經驗。ＮＡＧＯＲＳＫＩ出身於波蘭血統，其父作為波蘭 軍官，一九三九年參與了抵抗德軍的毫無希望的戰鬥。在德國，ＮＡＧＯＲＳＫＩ 曾採訪了一個名叫ＮＩＫＬＡＳ ＦＲＡＮＫ的德國的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當 年希特勒派住波蘭的總督ＨＡＮＳ ＦＲＡＮＫ的兒子。在老ＦＲＡＮＫ手下，六 百萬波蘭人被屠殺，其中三百萬是猶太人。在這兩位不共戴天的仇敵之子的會見中 ，ＮＩＫＬＡＳ ＦＲＡＮＫ毫無保留地談到他的童年：「在波蘭，我被最好的食 物喂得胖胖的，玩的是最好的玩具。可是，就在兩公里之遙的地方，德國人把我這 麼大的孩子的頭，在牆上撞得粉碎。」他最後一面見他父親，是在他父親作為戰犯 被處絞刑前的一次監獄探視中。在談到這位「魔王」父親時，他直率而冰冷地說： 「我反對死刑，但我堅信對我父親的處決是正當的。戰後幾十年，我沒有一天不在 想我父親，想德國人幹的每一件事。世界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每當我出國，告訴人 家我是德國人時，人們馬上會想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這也是百分之百正當的反應。 」 這位納粹之子「殘酷的誠實」，代表著戰後德國痛苦的心史。ＮＡＧＯＲＳ ＫＩ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哪個民族能像德國人這樣徹底地檢討自己的陰暗面。每 一個德國人在長大的過程中，都要經過無數有關德國的罪孽的課程、電影、電視諄 諄討論、專著等等的洗禮。從戰後至今，德國政府沒完沒了地對各種被害者支付賠 償。而大多數德國人接受這樣的觀念：他們的贖罪沒有盡頭。正如一位德國出生的 猶太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ＦＲＩＴＺ ＳＴＥＲＮ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說得那 樣：「歷史沒有終結，也沒有最後的清賬，更沒有嶄新的開始。」 德國人選擇在罪惡感中生活。結果是，德國人如今已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向世 界。這次北約出兵科索沃，德軍理直氣壯地參與其中。儘管對這次出兵國際上有各 種批評，但沒有一個批評者把德國因素作為批評的理由。 日本如何呢？我一有機會就向碰到的日本人說：家父你十七歲時就在華北參 加了抗日游擊隊，熬過了惡夢般的八年。可是沒有也不能想像一個日本人會對我說 ：「家父曾是中國戰場上日軍的一員。」在日本，你無法期待ＮＡＧＯＲＳＫＩ和 ＦＲＡＮＫ式的對決。偶您碰到老一代日本人因失言而透露出他們戰時曾在華效力 時，一旦追問他們當時幹了什麼，他們一定說當時是在醫院工作。我和妻子碰到的 這樣的例子已有三四起。似乎當年日本人在中國修了八年醫院。唯一的例外，是妻 子在鄉下的一個宴會上碰到的一個沒文化而又喝多了酒的粗人，當問及他當年在中 國幹了什麼時，他擺動出一副機槍掃射的架式。答道：「我就噠、噠、噠……」弄 得在坐的其他日本人緊張得臉都白了。 戰後日本的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評價戰敗徹底失掉自信的日本人時 ，說他們精神年齡不過十二歲。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強國，然而日本人的精神年齡似乎仍然一歲未長。當被問及戰爭問題時，日本人會 像一個干了壞事後被家長追問的孩子一樣，蒙上眼睛耍賴說：「沒看見，不知道， 不是我幹的。」當年教科書上掩飾侵略罪行時的理由之一，是怕孩子看了日本的過 去有罪惡感。結果是，不少日本人出國留學時才開始聽外國人給他們講日本近現代 史。 日本對過去的罪孽這種不認賬、不道歉、不賠償的政策，傷害的不僅是東亞 諸國的人民，而且是日本的下一代。日本政府已將「國際化」定為二十一世紀的既 定國策。日本的年輕人將不可避免地出入於國際社會。然而，日本的教育制度、大 眾傳媒和政治氛圍，使這些走向世界的年輕人毫無歷史意識，對於日本給他國造成 的傷害以及國際上對此的反應毫無認識和心理準備。於是與外國人一接觸，就很容 易像我們的朋友典子一樣，與人發生衝突，最後陷於孤立。這種孤立感，當然可能 幫助他們反省過去，但更可能在他們心裡引起一種反動，覺得舉世的人都恨自己， 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是一種你恨我我恨你的關係。於是他們更覺得日本人要抱成團 ，與外國人抗爭。走向世界的日本人，在外面碰了壁以後，自然會變得仇外，自我 封閉，甚至會像三十年代那樣，覺得外國人要吃掉日本，日本必須以攻為守，進行 先發制人的「自衛」。戰後，日本的右翼一直要求修改憲法，恢復發動戰爭的權力 。其代言人之一江籐淳直言不諱地說，日本需要在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威脅時，對他 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如果說日本戰前的歷史，是以明治對外開放開始，以恐外 、仇外、自我封閉、自我毀滅而告終的話，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以「國際化」 開始，進而走向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甚至軍國主義的可能性，也絕非是一種 天方夜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