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歲月 (北京) 丁子霖 （一） 很快又到了８９天安門運動和「六四」慘案新的一個週年了，我們作為那場 慘案的受害者，也將度過第十一個艱難的歲月。然而，在過去的一年裡，無論對我 個人來說，還是對整個「六四」受難群體來說，都是最艱難的一年。 自１９９８年下斗年以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異議活動和民間結社活動遭到中 國政府自「六四」大屠殺以來最嚴厲的鎮壓。這是連西方國家裡一些對中共統治者 持綏靖主義立場的人都無法否認的。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國政府簽署了聯合國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們對政府的這一舉措曾一度表現出樂觀的情 緒。然而，簽字的墨跡未乾，政府當局一翻臉即在全國範圍內鎮壓了中國民主黨的 組黨活動；緊接著，又在全國各省區鎮壓了所有民間的異議活動和勞工運動；再接 下去，就是從去年開始至今仍在繼續的大規模鎮壓、取締法輪功等民間信仰和民間 結社的運動。善良的人們再一次被愚弄，他們所面對的現實恰恰與自己的願望相反 。現在，中國人權記錄的加速倒退和惡化。已成有目共睹的事實，以至一些歷來幫 中共領導人說好話的人都難以啟齒了。 那麼，在中國政府如此凌厲地整肅國內異議活動的情勢下，在過去十年裡以 淚水和相互扶持逐漸凝聚起來的「六四」受難者群體的命運又是怎樣呢？政府當局 是否會因他（她）們是一場劫難的受害者或出於一種負罪的心理對這個群體網開一 面，採取一種較為寬容的政策呢？事實給予人們的答案是否定的。 誠然，截止到今天，政府當局還沒有象取締法輪功那樣來取締我們這個受難 者群體；在這個群體的成員中，也還沒有一個被捕坐牢的。但是，這一切並不能表 明當局的寬大為懷，而只是因為，這個群體始終以一種和平、理性、克制的態度來 對待自己身受的苦難和不公。我們的訴求僅僅是為死者討回公道，為生者爭取一份 做人的尊嚴。如果對這樣一個群體也要趕盡殺絕，那只能說太沒有人性了。然而， 政府當局並沒有因此而放過這個群體。對於我們群體的每一個人來說，身上仍然有 一塊巨大的磐石重重地壓迫著，周圍仍然有一張無形的羅網向我們張開著；政府當 局對我們這個群體的政策目標是明擺著的，那就是處心積慮要分化、瓦解並最終消 滅這個群體，以去掉他們的心腹之患。 （二） 這裡，我想粗略地列舉我和我的難友們這兩年來所經歷的一些事情：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也就是中國政府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的第三天，政府當局即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名義凍結了一筆委託我轉 交的來自德國留學生的１１６２０馬克人道救助捐款。這筆捐款現已凍四次仍未發 還。 １９９９年３月３日至４月７日我和我先生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軟禁（強制 性監視居住）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寓所，歷時３４天，不准跨出校門一步。 ４月５日清明節，我想陪同我先生去校外為死去的兒子購買祭奠用品，被十 多名便衣警察圍堵在校門口。我們被告知，只要跨出校門一步，他們就立即採取行 動，把我們抓走。在我們與便衣人員據理力爭的過程中，他們辱罵丁為「賣國賊」 。 ５月４日至６月２３日，我和我先生再次被軟禁在人民大學寓所，歷時５０ 天，同樣不准跨出校門一步。 ５月４日上午，我先生攜６歲小外孫女去校外街頭公園，當他們步行至黨校 東大門時，遭一大幫便衣警察阻攔，而且被告知，如跨出校門一步他們就立即採取 行動。蔣抗議他們的粗暴舉動給孩子幼小心靈造成了恐懼和傷害，便衣警察竟置之 不理，仍強制蔣返回家中。 ５月１８日，曾經幫助過「六四」難屬的北京異議人士江棋生被捕，公安著 局追查的一項內容，即江與我的關係及活動。 同年6月1日，「中國人權」和「全美學自聯」受「六四」難屬委託在紐約舉 行控告李鵬的新聞發佈會。之後的第二天，監控我住家的便衣警察急劇增加，而且 十年來第一次把監視崗哨設至樓內我家居室門口。我因此突發心臟病。晚，我家住 宅電話被切斷。深夜，有匿名者不斷向手機（移動電話）撥打騷擾電話，對我和我 先生進行無端的辱罵、威脅和恐嚇。此類匿名電話一直持續到3日白天、晚上直至深 夜。據留在手機上的電話號碼判斷，可證實系安全部門所為。 ６月４日晨「六四」慘案十週年紀年日，晚上7點半到12點，北京市國家安全 局兩名官員來我家裡分別與我和我先生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以阻止我通過移動 電話向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發表講話。他們並警告蔣必須放棄敵視、仇視現政 權的立場。他們還威脅我，說我所做的事情已超出了尋訪和救助的範圍，因此他們 隨時可以對我採取措施，僅僅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才沒有這樣做。 同年秋，「全美學自聯」寄給「六四」難屬的捐款支票連同信件再次遭北京 市國家安全局扣沒，而當時我們竟一無所知。 同年12月下旬，旅美學者陸文禾先生趁回國探親的機會，受「全美學自聯」 、「中國人權」和「明尼蘇達州民主基金會」委託，準備向我轉交一筆捐款支票， 同時轉交埃得加·斯諾先生的遺孀路易絲惠勒斯諾夫人寫給我的一封信。12月28日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在我所在學校中國人民大學附近無理拘押了陸文禾，沒收了埃 得加斯諾夫人給我的信。30日，又把陸遞解至其父母所在地上海市。在上海，當地 國家安全官員威逼陸在支票上寫上丁子霖的名字，企圖以我名義向美國銀行騙取這 筆匯款，後又責令陸改寫為——安全局人員的名字。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官員還逼陸 的父親按他們口授的內容簽署擔保書，聲稱如果陸返美後不兌付這筆匯款則由陸父 負責償還，否則不准陸離境。此後，當他們得知托收支票已被美國銀行退回後，又 多次威逼陸父以個人資產作抵押。最後，竟無理收繳了陸父的房卡，並恫嚇要以拍 賣住房來抵債。時至今日，上海國安局仍未歸還陸父的房卡。 在此次扣押、審問陸文禾先生的過程中，上海安全局官員還誣指我危害國家 安全，聲稱他們想什麼時候抓就什麼時候抓。以此對陸進威脅和恫嚇。 2000月2月29日，聯合國人人權專員瑪麗·羅賓遜女士訪華，北京市國家安全 局的便衣警察再一次對我和我先生實行監視。3月1日至16日，我和我先生離家赴川 、鄂一帶訪友，同時看望該地區一些「六四」死難親屬，但所到之處，均遭所在省 市安全部門便衣警察嚴密監控。他們在我們駐足的友人住所設監視，動用小汽車、 摩托車尾隨跟蹤，連旅途中也不放過。在歷時半個多月的時間裡，不僅極大地限制 了我們的行動自由，而且給接待過我們的友人及我們所訪問過的「六四」難屬造成 了不堪承受的恐懼和不安。 3月31日，已故美國著名記者埃得加·斯諾先生的遺孀路·易絲惠勒·斯諾夫 人以旅遊簽證來北京為斯諾先生掃墓並看望我，以此表示她對「六四」難屬的同情 和慰問。當4月1日斯諾夫人來到人民大學時，遭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便衣警察的無 理阻攔，與此同時，我的住所遭到眾多便衣警察的嚴密監控，以阻止我出門迎接斯 諾夫人。4月3日便衣警察又在我家門口暴力綁架了曾於1日接觸過斯諾夫人的「六四 」難屬蘇冰嫻女士，並對蘇女士實行非法搜身、審問，直至斯諾夫人4日中午登機離 京時才獲釋。在4月3日的衝突中，便衣警察再一次辱我為」拿美元的漢奸、賣國賊 」。 5月11日，國家安全部門切斷了我在江蘇無錫的住宅電話，以阻止我與斯諾夫 人的通話。12日，為了同樣的目的，安全部門切斷了蘇冰嫻女士在北京寓所的住宅 電話，同時把蘇女士軟禁在家不許出門。 以上所列，只是在短短不到兩年時間裡發生的一些最主要的事情，但已足以 說明，政府當局對我們「六四」受難群體的打壓沒有絲毫放鬆，反而還升級了。從 ９８年捐款被扣事件，到９９年的陸文禾被扣事件，一直到今年4月發生的斯諾夫人 會見丁子霖被阻和「六四」難屬蘇冰嫻女士遭拘傳事件，我深感我們這個受難群體 的生存空間已變得十分狹小，我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 （三） 顯然，政府當局的上述舉措，主要是要切斷我們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尤其是 涉及「六四」人道救助事宜的聯繫。他們把世界上一切善良人們對「六四」受難者 的同情和聲援，把一切民間組織、人權機構以及一切個人對這個群體的人道幫助看 作海外敵對勢力的金錢收買。他們以為，只要切斷了海外的捐款來源，這個群體也 就會自動地作鳥獸散。這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始終盯住捐款問題不放的原因。 最早，他們在捐款問題上把所有的打擊集中於我個人。他們在海內外，甚至 在受難者和受難親屬中散佈「丁子霖貪污捐款在南方蓋小樓」的謊言。他們在九五 年把我和我先生軟禁在無錫43天也是為了要給我扣上「貪污捐款」的罪名。當他們 對我的一切誹謗和誣陷失敗之後，又改變了方式。他們從竊聽到的電話及截獲的信 件中獲取有關捐款活動的信息，接著採取沒收捐款支票、命令銀行拒辦托收手續和 凍結捐款、扣沒我與海外捐款者的來往信件及捐款收據等手段來切斷捐款渠道。在 之後一段時間，當他們獲悉有海外歸國人員直接前來送交捐款並通過我轉達給難屬 群體，他們又把重點放在了阻遏、扣留、驅逐他們認為有嫌疑的返國人員方面，僅 98年至99年兩年裡，此類事件就曾發生過五起之多。去年底發生的陸文禾被扣事件 ，是此類事件中最惡劣、最令人髮指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形同黑道上的劫匪。即 使是斯諾夫人4月的來訪，他們也沒有放過在捐款問題上做文章，在審訊蘇冰嫻女士 的過程中一再逼迫她說出斯諾夫人攜帶捐款的數額。 對於上述種種，我惟有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那些一貫以馬克思主義者自詡 ，口口聲聲不謀私利的中共官員，怎麼一下子都成了他們曾經反對過的拜金主義者 。現在他們似乎認為，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除了金錢已沒有別的更珍貴的東西。他 們認定，「六四」受難者及受難親屬今天之所以能凝聚在一起，完全是靠金錢的神 力。我這裡不想對中共官僚集團作全面的評價，但單就他們在對待「六四」人道捐 款上的種種令人作嘔的表現，也不得不促使我作出這樣一個常識的判斷：這個官僚 集團確實已經被金錢所征服並徹底墮落了。 （四） 我們這個「六四」受難群體即使從93年算起也已經存在八年了。這八年來我 們的所有言論和行動，都證明了我們既不是一個追求金錢的利益團體，也不是一個 謀取權力的政治黨派。我們不過是一個要求得到公正對待的道義群體。我們是一群 普通的平民百姓，只是因為共同的命運和基難才凝聚起來的。如果世界各地的好心 人不是出於同情自願地給予我們人道的幫助，我們根本不會想到伸手去要求這種幫 助，因為在中國還沒有這個先例，尤其是在中共統治的這五十年裡。當然，多年來 的救助活動使人確信，對這個群體的很多人來說，能得到這份幫助是重要的，特別 是對於那些失去了兒女的年邁父母，失去了父母的年幼孤兒，以及那些生活在邊遠 貧困地區的難屬來說，因為這樣的幫助至少可以稍稍減輕他們經濟上的壓力。但即 使是這樣，難屬們今天能得到一份來自遠方的人道捐款，對他（她）們來說更重要 的是感受到一份人世間的溫暖。他（她）們從這份溫暖重獲取了生活的勇氣和力量 。這些年來，我深感此項人道救助活動對於難屬們的真正意義所在。如果真有那麼 一天捐款來源被切斷而不得不停止此項活動，我想，對難屬的最沉重的打擊首先是 心靈上的；而我之所以不顧當局的圍堵阻截也要咬緊牙關設法把此項救助活動堅持 下去，也主要是為了不讓難屬們心靈上再一次受到傷害。 從前年的捐款凍結事件以來，難屬們都知道要把救助活動堅持下去越來越困 難了，他（她）們並沒有因為處境艱難而有所退縮。我不止一次聽到難友們說過這 樣的話：既然大家不是為了錢而走到一起的，也不應該為了錢而各自走散。這使我 得到很大的安慰，也使我減輕了心理上的壓力。 （五） 人說金錢是萬能的，但我要說，愛和道義的力量是偉大的；尤其是當這種力 量彙集在一起的時候。現在，當局已不得不承認「六四」難屬作為一個群體的存在 ，而且用他們的話說，這個群體已經「國際化」了。當然，我明白他們這種說法的 潛台詞，那無非是說我們已經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工具。我也知道便衣警察一再辱 我為「漢奸賣國賊」是什麼意思；現在乾脆罵我是「拿美元的賣國賊」了。我相信 這不會是那些愚蠢警察的自作聰明，他們不過是他們上司的傳聲筒而已。 我沒有必要為自己作辯護，因為這恰恰表明，在一個古老東方大國的土地上 ，現已站立起一個不屈的群體，儘管他（她）們滿身傷痕，儘管他（她）們步履艱 難，但他（她）們不再孤立，他（她）們已匯入國際自由人類的大家庭，他們正以 不屈的抗爭為人類的尊嚴，為世界的和平與安寧作出自己的努力。我把這看作是對 國際大家庭的一種回報，因為我們已經從這個家庭得到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