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中國民主化的道路 ——「六四」十一年祭 (荷蘭)王鵬令 提要：從根本上說，天安門悲劇是由於國家與社會在一種極「不合理」的關 系中互動，沿襲20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的政治運作模式所導致的。鑒於這場悲劇的嚴 重歷史教訓，有必要從新思考中國改革的戰略和現代化道路。本文 認為，中國的改 革可能需要經歷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等三個基本的 階段，而這同時也是 從經濟自由到社會自由，以致最後實現政治自由和政治民 主化的緩慢過程。 時光荏苒，1989年那場曾震撼了全世界的天安門悲劇，到現在已經過去整整 十一個年頭了。不管人們對其間的是非功罪如何評判，但誰都無法否認其結局的悲 慘。因為即使根據北京官方公佈的數字，也大約有數百名的學生、市民和解放軍戰 士在當時死於非命，而人的生命價值的這種無謂的喪失，畢竟是無法、也不可能以 諸如安定和經濟發展等其他方面的所得予以補償的。 死者已矣！或許，他們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並沒有留下任何一點痕跡。然而所 有在那場悲劇中痛失了親友的人，其餘悲猶在，卻是確定無疑和應該得到同情的。 可以想見，在天安門悲劇十一週年到來之際，一些人難免要訴諸咒罵甚至仇恨，以 一吐長久鬱積於心頭的不平和怨恨，這雖然可以理解，但顯然既無益於生者和來者 ，恐怕也說不上是對死難者真正的告慰。 與中外歷史上許多因自身的失誤而以失敗告終的改革相類似，八九年在中國 爆發的那場規模浩大的民眾抗議運動，雖然與舊制度和舊體制固有的弊病有關；但 是，直接導致民眾抗議運動的原因，如當時北大學生絕食宣言所指出的「物價飛漲 」、「官倒橫流」、「官僚腐敗」和「社會治安日趨混亂」等等，卻幾乎無一不是 由於改革才產生或突顯出來的。更為弔詭的是，儘管在那場抗議運動的行列中，有 不少人屬於對毛時代不無懷舊情緒的社會階層(如某些國有企業的工人和郊區農民) ，然而主導那場運動的社會群體和社會力量(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激進的青年學生)， 卻是由改革本身召喚出來的；而這些群體和力量，則不僅一向是改革的熱心支持者 和積極倡導者，而且就其主觀願望來看，他們發動和參與那場運動，也是為了推進 和深化改革。然而事與願違，中國現代史上一場空前的悲劇到底還是誕生了！ 六四慘案作為改革的悲劇，其顯著的標誌是：當時執政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 的開明改革派被打垮了，成了那場事變的殉葬者；唯一從那場事變當中暫時獲利的 ，是黨內一直以改革的種種負面效果為借口，抵制、甚至反對改革的保守派；與執 政黨內部這兩種勢力之間的消長相伴隨的，則是後六四時期(到1992年初為止)改革 的全面停滯以至倒退，經濟的衰退和政治高壓的加劇。因此，從其與改革的關係而 言，以上這兩個方面便不免使天安門悲劇披上了一層荒誕的色彩！ 許多論者認為，當時唯一可能使局勢不致繼續惡化以避免悲劇發生的途徑， 是作為那場抗議運動之主體的學生與黨內開明改革派達成妥協，撤離廣場，穩定局 勢；繼而在開明改革派的主導和民間力量的推動下，通過深化改革，在法制和民主 的軌道上來逐步解決運動中所提出的諸多問題。正是基於此種認識，近十多年來， 不少人在批評中共只搞經濟改革、以致造成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局面的同時，也嚴肅 地檢討並批評了當時學生運動在策略上的失誤。應當說，這類檢討和批評都是有益 的。不過今天看來，如果對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局面僅僅陷於空泛的指責，則對 於推動政治改革恐怕很難說有什麼實際的助益；同樣，對反對派運動以往之策略運 用的批評固然必要，卻未必切中了問題的要害。因為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總結當時那 場悲劇的歷史教訓，根本的出發點是為了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而歷史現象的具體 情境是不可能完全重複，與一定歷史情境相適應的那些策略也未必是普遍有效的。 更不必說，任何一種正確策略的醞釀、產生和實施，都需要具備一系列必要的前提 或條件，與前者相比，這些前提或條件顯然是更為根本和更為深刻的因素。可見根 本的問題並不在於當時的學運採取了什麼樣的策略，而是在於我們能否尋找出近代 以來在中國導致類似悲劇誕生的一般原因，從而為相應的改革找到正確的基本路向 ，以為防止類似悲劇的再度發生逐步創造永固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的條 件。個人以為，在這個問題上，已故美籍華人政治學家鄒讜教授的有關研究成果， 恰好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啟發！ 值得注意的是，鄒讜先生在分析和總結六四悲劇及其歷史教訓時，並沒有局 限於簡單的就事論事，而是把這場悲劇置於近代以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 整個中國政治進程的背景上來加以分析的。正是從這種宏觀的視野和歷史的縱深著 眼，他指出：「天安門悲劇不過是二十世紀中國重建國家與社會與其相互合理關係 的一系列失敗中的最後一個」。按照他的這種觀點，天安門悲劇的直接根源，主要 應當從當時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不合理關係中去尋找。根據鄒讜先生的這一 提示，我認為，這種「不合理」的關係，在八九期間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由於官方意識形態與民間的西化思潮和文革造反精神遺緒之間的尖銳 對立，使得雙方不僅在政治文化、而且在政治立場上也彼此對立甚至敵對，因此， 雙方妥協和調和的餘地如果不能說全然不存在，至少也可以說是極為有限的； 第二，雙方在信息交流和溝通方面，缺乏正常的制度化的管道和機制； 第三，由於缺乏某些必要的法律(包括相應的程序和規則)前提和民間社會的 組織基礎，因而雙方的互動不僅在操作方式和行為方式上是非規範化、非組織化的 ，而且在手段和目標上也常常是情緒化、非理性的。 由於代表國家的政府是在這樣一種極不合理的關係中與民間反對力量互動的 ，雙方達成妥協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這就使八九年那場民眾抗議運動最終以悲劇 而收場，幾近難以避免。鄒讜先生十分簡潔而精闢地概括了那場運動如何走向悲劇 的全過程：「在十年緩慢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七個星期內走完了動員─激進化 ─兩極化─兩天內的流血衝突─和重新壓制的一系列的過程。」也就是說，政府與 民間反對力量之間的互動，到底還是沒有能超越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的基本運作 模式，即由衝突到對抗，再到兩極化，最終導致勝者全勝、敗者全敗，而決無由雙 方「分享決策之可能」的模式。 由此看來，要避免天安門悲劇的重演，其關鍵就在於超越這種傳統的政治運 作模式，在重建國家和社會的同時，理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即通過制度化的、旨 在「雙贏」的對話、談判和妥協，使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合理化」。 個人以為，為了達致這樣的目標，進行下列改革是必要的： 第一，在政治文化領域，中共須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以 及毛澤東的鬥爭哲學；而民間則需放棄所謂全盤西化這種不切實際的激進主張，同 時進一步清除「鬥爭哲學」和文革造反精神對中國知識界和普通民眾之政治觀念和 社會政治心理的影響； 第二，在國家與社會的相互關係上，中共有必要進一 步清理與改革前那種全能主義體制相適應的觀念，政府則須在此基礎上進行以「小 政府」為目標的改革，進一步退出企業和「社會」。所謂退出企業，就是政府完全 放棄對企業的人事任命和經營管理權，把這些權力統統交給企業自己去掌握。這也 就是通常所說的「政企分開」。所謂退出社會，則是指政府放棄對所謂人民團體如 工、農、學、商等群眾組織的壟斷。 第三，進行社會改革，即在承認大陸社會已經日益分化為不同的階層和利益 群體的前提下，尊重憲法所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並逐步落實之，允許來自各社會 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公民們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自由結社。「自由結社」當然可 以首先從非政治性的社團（如工會）開始，待條件成熟、取得經驗後，再逐步向政 治領域擴展。倘若擔心這樣的漸進式改革仍然風險「太大」，那末，至少也首先應 當進行以自由選舉為基本內容的工會改革和其他「群眾組織」的改革。筆者認為， 這裡所謂的社會改革，其實質就是要改變與原先那種全能體制相對應的「國家組合 主義」，亦即國家壟斷「群眾組織」的社會整合模式。另一方面，在筆者看來，中 國的社會改革也不宜照搬美國的「壓力團體」或波蘭的「團結工會」，比較適合中 國國情、具有更多參考意義和至少可以作為過渡方式的，可能是西歐的「社會組合 主義」模式。 第四、建立旨在協調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對政府及各利益群體均具 有約束力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使自己與民間社會在解決各種帶普遍性的重大社會 問題和可能影響全局的社會衝突時，彼此真正成為合作的夥伴。為此，政府必須放 棄所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那一類早已過了時的政治口號，在功能定位上，將自 己確立為「協調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很明顯，以上這些改革本來屬於政府轉變職能和社會改革的範疇，但在中國 大陸也都具有鮮明的政治改革的意涵。如果從後一種意義上看，則建立社會協商對 話制度，完全有可能像實行「村民委員會選舉」那樣，為漸進式的政治改革成功地 開闢出又一個新的突破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建立這樣的制度，將把經濟改革、 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自然地結合起來，既有利於實現和維護改革的相對公正性，同 時也有利於突破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僵持局面，因而無疑也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平 穩轉型，可以說是一舉數得的好事！聯想到中共「十三大」已經提出建立社會協商 對話制度的設想，那些設想雖然因受客觀條件的限制，與我們現在所說有不小的距 離，但兩者畢竟有相通之處。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有關人權的兩個國際 公約。無論如何，這都將促使中國政府在兌現憲法關於結社自由方面有所作為。何 況，嚴重的社會不公業已成為當前中國大陸迫在眉睫、不得不解決的問題。而法輪 功事件的出現，則繼天安門悲劇之後，再一次把如何處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 題突顯出來。在這種情勢下，為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而進行上述改革，應當說不 僅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在時機選擇上也是適宜的。 筆者深信，只有通過上述一系列改革，政府才可能以一種嶄新的、即擺脫了 全能主義政治的方式來面對社會，民間社會也才可能進一步發展並逐步成熟起來， 從而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和中國的政治運作超越上述那種不斷導致悲劇的 傳統模式，奠定必要的社會基礎。從中國改革和現代化戰略的角度來看，這其實也 就是一個從經濟自由到社會自由(多元開放)，再到政治自由和最終走向政治民主化 的歷程。儘管在此一過程中，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裡的改革必然互有交叉；然而 ，相對於通常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經改─政改」的二元模式而言，以這種「三段 式」的模式來展望和規劃中國改革和現代化的道路，顯然不僅更為細緻地勾畫了改 革的戰略步驟，更為明確地區分了不同戰略階段上不同的改革重心或重點，而且由 於設置了介於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的社會改革，因而也分散了政治改革的風險 ，有利於中國平穩地實現制度和社會的轉型。 在我看來，不管本文所提出的上述觀念和設想是否合理和是否可行，但通過 回顧和總結天安門悲劇的歷史教訓而從新思考中國的改革戰略和現代化道路，總歸 是那場悲劇留給我們的重要課題和啟示。 謹以此文作為對」六四「十一週年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