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和中國政制轉型 ——張祖樺《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序 (北京)包遵信 說起來非常慚愧，我對憲政問題多少有點瞭解，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 ，也就是十幾年前的事。我以往從課堂上，書本上，無數次政治理論的學習中，只 知道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是 人們進入理想天國的必經階段，好得不能再好了。儘管現實生活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兒，也無法往前跨越一步。憲政何物，不曾聞問。所以，當我在一次會上聽人說起 憲政，還以為講的是憲法，爭取憲政無非就是要求遵守憲法、完善憲法。這種想法 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把憲政簡單地等同於憲法，卻是相當糊塗的觀念。我原來就是 這樣一個糊塗人。 憲政與憲法是兩碼事兒，我們離憲政還差得遠呢！正是基於這樣一個現實，近年來 不少學人都在著力從事憲政理論及中國如何向憲政轉軌的研究，張祖樺先生就是其 中一位。他的這部《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中國的憲政民主道路》，就是他多年探 索的成果。它要是能夠出版，那將是中國政治學研究中一件幸事，對中國通向憲政 道路的理論與操作兩個方面，都會具有啟發意義。一個更重要更直接的意義，就是 對廓清像我這樣一大批人的糊塗觀念，會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人權是憲政的精髓 分權是憲政的架構 何謂憲政？我不知道有無經典定義。根據我有限的瞭解，它或許可以概括為 ：國家以成文憲法的形式，規定了公民的自由與權利，並能得到切實可靠的保護； 政府及各類公共機構，它們的職能有明確規定，它們的行為應得到有效地限制。憲 政的要義就在於強調對公共權力給以規範，使它們行為的正當性建立在形式理性的 基礎上，而不是什麼領袖指示、長官意志、文件精神。 當然，說憲政要以成文憲法的形式是不周延的，英國是公認的憲政國家，它 就沒有成文憲法；還有不少國家倒是有憲法，甚至有過好幾部憲法，但卻是非憲政 國家。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突出「憲法形式」？這是由於憲政國家有成文憲法是 常例，沒有成文憲法只是例外。何況一個國家從沒有憲法到有憲法，畢竟離憲政制 度向前跨進了一步。 憲政與憲法不是一回事，憲政與憲法又有相同的地方。它們相同在何處？或者說具 備什麼樣特點的憲法，才符合憲政的要求？那就是對人權有著突出而又明確體現的 憲法，才是憲政的法律基礎。人權沒有保障，即便有了憲法，也與憲政無緣。人權 是憲政的精髓。憲政的確立與完善，總是與保障人權聯在一起，離開了人權保障， 也就無所謂憲政。 憲政的濫觴是英國。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就是早期資產階級與新貴族 向著封建宗教神權專制鬥爭的成果。它掙脫了教會的專橫枷鎖，確立人們信仰的自 由和法律至上；「英國教會當享有自由，其權利將不受干擾，其自由將不受侵犯」 ；「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裁決，皆不得被逮捕， 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不僅如此，它 還限定了國王的權利，第一次把法律的項圈套到了他的脖子上；「不經國會同意不 得加收租稅」……雖然《大憲章》不久就被統治者廢棄了，但人權的伸張終究成為 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此後兩個多世紀，經過內戰、共和、護國和復辟，反反覆覆 的較量，《權利請願書》（一六二八）、《人身保護律》（一六七二）相繼出台， 尤其經過「光榮革命」出台的《權利法案》（一六八九）和《王位繼承法》（一七 零一），終於確立了人權的核心地位，並形成相應的社會機制：法律尊嚴、司法獨 立、言論自由、選舉自由、財政與國防預算由人民同意等，這些都是無可動搖的政 治原則，從而為現代憲政制度奠定了基礎。 憲政制度的最終確立，還是獨立戰爭以後的美國。一七八七年，五十多位美 國社會精英，他們有商人、農場主、法官、律師、議員和州長，齊聚費城，從五月 到九月，經過馬拉松式的討論，終於制定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這是人類有史 以來第一部成文憲法。它的最突出之處就在於凸現了人權的地位，肯定人的生命權 、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是天賦自然之權。「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 間成立政府。」為什麼要政府？是為了保護公民既有不可讓渡的權利。用潘恩的話 說就是：「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以美國憲法為標誌，人類歷史終 於跨入了憲政時代。以往有無數的法律，它們都是統治者用來制馭普通民眾的，美 國憲法和它們不一樣，它強調保護人民的權利，規範和限制統治者的權力，使統治 者和一般民眾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人類文明史從中世紀跨入現代的 重大變化。如果說人權觀念是中世紀末期與宗教神權鬥爭的結果，那麼把人權保障 制度化、法律化，則是現代憲政的結晶。 人權寫進了憲法，如何保障？如何兌現？那就是分權。所謂分權，就是在國 家權力架構上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使它們各司其職、互不相屬，同時又 相互監督、相互制約。這種「由分立的機構分享權力的政府」，既能有效地運轉， 又能避免權力過分集中容易產生的弊端，不會出現專制的暴虐。美國聯邦黨人麥迪 遜曾說：「立法、行政、司法權集中於同一個人之手」，可以肯定它會是「虐政」 。分權可以避免「虐政」，因而它可以使人權得到有力的保障。 分權理論最早發端於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混合國家」，亞 裡士多德《政治學》以中等階級平衡寡頭和貧民勢力的溫和民主制，就是分權理論 的濫觴。當然，作為近代政治理論的雛形，分權論還是洛克在《政府論》提出的。 它的完備論述，則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不僅系統化地闡述 了三權分立的原則，而且明確把三權分立的目的歸結為捍衛人的自由：「當立法權 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 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 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的權利，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 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論法的精神》上冊第一五六頁） 三權分立被寫進了美國憲法，終於從思想家的理論，變成了現實的政治制度 。耐人尋味的是，費城會議的初衷，是要建立一個足夠強大、具有權威，以防止國 家解體的中央政府。可是與會的代表在討論過程中，卻特別擔憂專制的復辟，出現 一個本土的喬治三世。三權分立就可以建立一個既有效能，又不會凌駕一切的全國 政府，從而為憲政民主找到了理想的制度架構。 一個人權，一個分權，構成了現代憲政不可或缺的兩項內容，這是人類文明 發展的最重要的成果。 中國離它還有多遠呢？ 槍桿子打天下和中國憲政道路的坎坷 中國人對憲政，既相當熟悉，又非常陌生。說相當熟悉，是一百多年來，不 少先賢曾為在中國推行憲政，前赴後繼，進行了不懈的奮鬥。說非常陌生，是一九 四九年以後，憲政的呼聲嘎然而止，連憲政的理論研究也被當作「資產階級學術」 禁絕了，以致最具權威的大型工具書《辭海》，竟連「憲政」的詞條也沒有。這也 難怪幾代「新社會」 成長起來的人，不知「憲政」為何物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奇怪現象？回答這個問題，我的學養與知識難於勝任，不 過對於流行很久，認為憲政這條路在中國根本走不通的說法，倒想說一說我的看法 。六、七十年代過來的人，曾從課堂上、書本中，還有五花八門、大大小小的形式 的學習討論中，不知被重複了多少遍的一個理論，說議會道路實即憲政民主在中國 根本行不通，所以武裝革命才是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是中國歷史的唯一歸 宿。有段時期這個理論戛戛乎被提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高度，不但中國如此，世界 上任何國家都不能例外。六十年代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九評」，中心內容就是這 一理論。其中第八評《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就是把所有國家所有 民族走議會道路給統統封死，比起時下的外交辭令：各國人民走什麼道路，實行什 麼制度，我們尊重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九評」這種理論是多麼武斷！多麼霸道 ！它完全是建立在與世界文明對抗的基礎上的。 通向憲政的道路對別國的人民是放行了，可是對中國人卻還是此路不通。理 由是實踐已經證明，它在中國以往都是失敗了。確實，以往中國人曾為爭取憲政奮 斗了很久，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正好半個世紀，最後憲政目標還是未能實 現，一撥接著一撥的民主運動全都失敗了，但是，以往失敗了，注定今後也會失敗 ？爭取憲政失敗了，能說明憲政本身不好，因而可以宣佈此路不通？這樣的結論在 邏輯上也太難於服人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歷史結論，它究竟有多少根據？這是 值得我們認真思索的。 中國人爭取憲政的目標，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可以說是「為而不能」，第二階段則是「能而不為」。「為而不能」是說儘管有志 士仁人熱心憲政，積極為推行憲政奔走奮鬥，只是客觀條件還不具備，時機還不成 熟，結果當然搞不成。戊戌變法如此，晚清立憲如此，辛亥革命依然如此。「能而 不為」則是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可以說已是瓜熟蒂落的時機，可是當政的袞袞諸公 思想滯後，總是竭力阻撓，以致錯過了時機，中國人與憲政終於失之交臂。四十年 代的民主運動就是這樣的悲劇結局。 總之，從一八九八到一九四九年，整整半個世紀中國人爭取憲政的鬥爭，最 終還是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從對憲政的希望中，跌進了天堂的陷阱，迎來了集 權統治的專政。為了證明專政的合理，教科書上斷言：憲政不是善物，那半個世紀 爭取憲政一無所得。這就不但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而且用墨寫的謊言 篡改了血寫的歷史。其實，只要推開教科書，我們換個視角回顧這段歷史，就不難 發現憲政雖然是失敗了，但人們終究多少還是窺見了憲政體制的大致輪廓，「揖美 追歐」的自由民主思潮始終未曾中斷。清王朝倒台以後產生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雖然遠不是一部理想的憲法，但它卻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就是 用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要結束集權專制的封建統治。此後出現的幾次「府院 之爭」，與其說是證明了當時政局的動盪，還不如說是從「專權」到「分權」的民 主政治還不完全成熟的一種正常現象。不成熟的民主，也遠比封建專制得人心有力 量，所以袁世凱想做皇帝，即使有幾十萬梟兵悍將為後盾，最終依然只是一場夢； 辮帥張勳的復辟鬧劇還沒有正式登台就收了場。至於被史家譏為醜劇的「曹錕賄選 」，以往總忽視它另一面：一個手握軍權的強人想當總統，卻不敢依恃手中的槍桿 子，更沒有組織手段去搞幕後交易，而是還要靠國會議員的選票。這難道不是從一 個側面說明了當時民主觀念相當深入，民主程序得到普遍認可嗎？ 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五四」運動。它最終能使政府當局釋放被捕的三十二 名學生，將曹汝霖、張宗祥、陸宗輿撤職，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面對 這樣的勝利，使八十年代的人們簡直不可想像，不能不欽羨「五四」那代人的幸運 。有本「五四」的專史說，這說明了人民群眾的力量。不錯，可是不能忘了，人民 群眾的力量能夠取得勝利，說明了當時的政府還不那麼專制。他們這樣處理，或許 出於無奈，或許迫於壓力，但這無關緊要，我們關心的不是當時政府的心態，而是 透過這件事反映出來的群眾自覺，政府的理智，以及處理過程中體現出的法治精神 和民主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的勝利是民主的勝利，是恰如其分的。 當然，我決無意說當時的政府就是民主憲政，但無可否認的是由於《臨時約 法》還在，而後又有《天壇憲草》、《民國約法》，國會也還在，總在不斷開會。 這些多少體現了憲政原則的成果還有它的作用，憲政的框架儘管歪歪扭扭，甚而支 離破碎，可是它照樣能夠範圍執政者的行動，誰也不敢公然拋棄它，反對它，新聞 媒體也不儘是「黨的喉舌」，而是溝通民意的管道，許多社會民意都能得到及時的 反映。正是這樣諸多因素，才有「五四」的勝利，才有那個時候思想文化上空前活 躍的局面。 那為什麼憲政最終還是失敗了呢？有很多原因，一個不是最重要但卻不能忽 視的原因，就是武人干政，槍桿子當權。辛亥以後，袁世凱當上了臨時大總統，革 命建立的共和政權落到了北洋軍閥的手中，從此墮入了民國初期連軸的政爭。總統 年年換，內閣月月新，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前後不到十六年的日子，總統 換了十三個，內閣則有四十六屆之多。雖然許多政爭都是圍繞著立法、執法、體制 等問題展開的，大多數問題也都通過國會辯論，投票表決形式決定的，可是每次政 爭實質上都是代表了封建宗法勢力的軍閥之間利益的爭奪。軍閥統治都是實力的武 治，與法治是兩碼事，當然沒有什麼真正的民主可言。即使有約法，有國會，對他 們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尤其是像袁世凱那樣的強人。他就是用丘八威脅國會，選 他為正式總統。當時有人就說：「縱使將來國會議員人人皆肩比盧梭而駕孟德斯鳩 ，一入袁氏武力之世界中皆成無數木偶。」這叫「秀才遇見兵」，法理總是鬥不過 武力的，所以宋教仁的被殺害，就不是偶然的。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裡，非法總 是比合法更有力量，有槍就有權，有槍就有理。袁世凱在台上就是如此，以後的黎 元洪、段祺瑞、曹錕、張作霖也都是如此。慶父不死，魯難未已。軍閥不除，憲政 難成！ 這種武人干政槍桿子當權對憲政的障礙，到了四十年代又讓中國人領略了一 次。四十年代中國有一場民主運動，當時正值抗戰時期，伴隨抗戰形勢變化，民主 運動也不斷深入，明確提出結束「一黨專制」的「訓政」，實現民主憲政的目標。 抗戰勝利以後，全國上下，地無分東西南北，人不論農工士商，都是一片呼聲：停 止內戰，和平建國。國共兩黨，黨內黨外，都有許多睿思明達之士，也都要求結束 戰時體制，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當時國際的大環境，英美與蘇聯都贊成中國走憲政 民主的道路。羅斯福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建議國民黨實行憲政，斯大林在日本投降後 ，曾給毛澤東來電，要中共走法共的道路，即議會鬥爭的道路。這一切都說明，當 時的形勢無論是國際的「大氣候」，還是國內黨內的「小氣候」，都為中國建立憲 政制度提供了最好的歷史機緣。終於國共雙方簽定了《雙十協定》，不久又召開了 政協（舊政協）。那時真可謂民主在望，憲政不遠，形勢頗為喜人。可是到了一九 四六年底的國民大會，中共卻拒絕與會，不承認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 國民大會結束不久，國民黨當局公開宣佈：結束「訓政」，實行「憲政」。 「國民政府改組完成之日，即為訓政結束之時。由此以至向憲制過度期間，中國之 政治已不復為一黨負責之政治。」未曾料到的是，行憲的公開告示，不但未能贏得 全國的和平，反而點燃了內戰的炮火。毛澤東指揮百萬大軍，由北而南，先遼沈， 再平津，又淮海，直到把國民黨趕出大陸。至於所謂「憲政」，還是讓它見鬼去吧 ！ 我不想把當年內戰的責任，歸咎於國共哪一方。或許雙方都迷信武力，都想 用武力壓倒對方，因而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憲政又與中國人失之交臂，責任在於槍 桿子肆虐，握兵者當道，阻撓和破壞了憲政目標在中國的實現。 最近讀著名美籍華裔史學家唐德剛教授的《晚清七十年》。他在講到近代中 國的政治轉型時說：「袁、蔣、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馭文。如能把既顛倒的再顛 倒過來，近代中國文明就要從波濤洶湧的『歷史三峽』中，平安『出峽』了。」唐 先生講的「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是指應恢復中國傳統的以文馭武，進而把軍隊 國家化。所謂「出峽」則指憲政制度在中國的最終確立。可見唐先生也認為武人干 政槍桿子當權，是中國實現憲政的最大障礙。 三峽呀、三峽，難道大自然如此神奇的造化，不僅為中國河山戳起一道壯麗 的景觀，而且還要它成為象徵中國歷史轉型中一條驚險的峽谷？當我們以三峽自豪 的時候，可別忘了排除穿越它的險灘啊！不管是誰，衝出了峽谷就是好樣的中國人 。這就是我從中國爭取憲政的歷程，想到不久前台灣大選的示範意義。 陳水扁大選獲勝和台灣的政治轉型 說到台灣的大選，不能不從一九四六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談起。這是因為 台灣大選以及台灣的政治轉型，都與這部憲法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九四六年憲法公佈八年之後，中國又出台了一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當它還沒有送到全國人大討論時，毛澤東就有一長篇講話，對它做了全面的肯定 。同時指出四六年憲法是「反動的」。一九五四年憲法雖然不像毛澤東講的那麼好 ，但它絕不是「反動的」，可以斷言的是，它完全是無用的。它墨跡還未干，就被 踐踏了。不但對普通民眾形同具文，就連國家主席的生命它都保護不了。現在它早 已成了歷史文獻，人們一提起它就是一場辛酸的回憶。可是，一九四六年憲法不但 一直存在，而且為台灣的政治轉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國民黨到台灣以後，儘管出於鞏固它在台灣統治的需要，宣佈繼續執行戡亂 政策，但它卻不敢宣佈廢棄憲法，放棄憲政，而只能實行「戡亂與憲政並行」的方 針。當然所謂「並行」是不可能的，實際還是在「戡亂」名義下實行國民黨的「一 黨專制」，「憲政」只不過是一種緣飾。問題是有這個緣飾和沒有這個緣飾還是大 不一樣的。為了維持這個緣飾，台灣的選舉一直保存了下來；當年按《訓政結束程 序法》改組的五院一直運轉著，它實質體現了分權的政治架構；自由民主的思潮不 但沒有消失，有時還是主流思潮；市場經濟更得到了充足健康的發展。這一切都說 明，一九四六年憲法雖有幾次修訂，但它根本大法的地位一直沒有動搖。有人在評 價這部憲法時曾經說道：「如果國民黨是一個對民族負責的政黨，沿著這部憲法走 下去，中國可能成為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共和國。」（徐禾《中華民國政治制度 史》第三六三頁）這一論述大體不差，台灣地區的憲政緣飾就為通向現代憲政開了 一扇之門。既然有門，打開它也就不難，只要有人給它用力一推就行了。蔣經國就 充當了這樣的歷史角色，他宣佈了台灣解嚴，解除了報禁和黨禁，台灣就順利地轉 型成為憲政民主的社會制度。陳水扁大選的獲勝，就是它轉型成功的標誌。 台灣直選和陳水扁獲勝，這件事放在整個中國爭取憲政的大格局中來審視， 有什麼樣的示範意義呢？ 一、多少年來，我們從教科書得來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任何政權的取得 與轉移，都得靠槍桿子。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至今還是一句經典名言啊。 所以認為憲政民主固然好，沒有槍桿子，單靠漸進民主方式，能夠達到既定目標嗎 ？這一點很多人心裡還在犯嘀咕。陳水扁直選獲勝的事實說明在中國不靠槍桿子， 不是用暴力，同樣可以取得勝利。陳水扁的成功這在中國還是開天闢地頭一回，意 義很大，影響一定會久遠。 二、當然，這一條路能走得通還要有個前提：那就是執政黨必須首先放棄獨 裁專制，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允許民間有自己的言路，新聞要從黨的工具變成 人民喉舌，大家都能在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政治平台上開展活動。這一點國民 黨在十幾年前就做到了，所以才有今天陳水扁的獲勝。就國民黨本身說，雖然它在 這次大選中失敗了，可是它卻完成了用和平方式移交政權，為中國民主化揭開了新 的篇章，為我們民族的政治轉型樹立了一個樣板，這也是不小的功勞啊！如果國民 黨還死守著江山是老子打下的，只能由老子來掌權，不丟掉「黨天下」這一封建政 治邏輯，總是要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堅持黨的領導，那陳水扁一類人可能還在坐牢 。即使出了牢門也沒有活動空間。所以，中國憲政的前途如何，主要的責任還在執 政黨身上。常常聽到有人講「亡黨亡國」，這純然是危言聳聽！沒有外敵入侵，何 來「亡國」？至於「亡黨」，倒確有可能。因為一黨專政，權力沒有限制，沒有平 衡機制，沒有有效監督，始終與民眾是兩張皮，最後就有可能被人民拋棄。當今世 界這樣的事難道還少嗎？如果有了憲政，執政黨就有了制止腐敗的有效機制，這樣 即使執政失敗下了台，也並不等於就是「亡黨」。調整政策，再做奮鬥，把失去的 選票再爭取回來就是了。 三、長期以來，圍繞中國要不要民主，能不能推行憲政，有各式各樣的議論 。其中一個最蠱惑人心的說法就是：由於中國有著特殊的「國情」，所以憲政無法 推行，至少短時期內沒有門兒。所謂「國情」是指我們的歷史傳統、文化、民情等 等。台灣也是中國。台灣也有過與大陸相同的文化傳統，而且「由於種種特殊的歷 史原因，中國文化在那裡還保存相當多，至少遠比大陸為多」（余英時語）。要說 「特殊」，台灣要比大陸還「特殊」，可是這並沒有影響台灣通向憲政。台灣直選 和陳水扁上台，難道還不能宣告「中國特殊論」的破產？一切借口「國情」反對憲 政的，今後還有臉面繼續聒噪唬人嗎？ 台灣大選和陳水扁獲勝已經兩個多月了。遺憾的是大陸媒體對這件事，卻少 有結合中國歷史與現狀的客觀分析，炒得沸沸揚揚的卻是兩岸關係的「談」與「打 」。一段時期戰爭的氣球被膨脹得似乎一觸即發，那時我真為台灣也為大陸捏一把 汗呦！ 台灣當然是中國的一個部分，兩岸中國也一定會統一。問題是何時統一，在 什麼基礎上統一，用什麼方式統一，這些事關民眾前途的大事理應發動全民來討論 ，可是目前還看不到有這種討論的可能。我現在只能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說一點想 法，知我罪我都顧不得了。 兩岸何時統一，這是誰也說不准的。五十年代毛澤東，八十年代鄧小平，都 曾排過時間表，可是最終都未能兌現，可見這個時間表不完全由誰的主觀意願，還 要由客觀形勢來確定。所以只能說什麼時候形勢變得可以而且應該統一了，統一就 是自然而順當的事。目前還看不到這樣的形勢，當然這不排除兩岸為統一進行談判 。 最難的還是在什麼基礎上統一，換成時下炒得最熱的說法，就是兩岸談判要 不要有個前提？要前提還是不要前提，這些都只能由雙方協商來確定。現在大陸強 調要以「一個中國為前提」，台灣當局則竭力迴避，以至一方劍拔弩張，弄得局外 人莫名其妙。兩岸無論談還是不談，當然還是一個中國。不是一個中國還談個啥？ 將來統一了是一個中國，現在分立依然是一個中國。何必為此楸楸然，不依不饒呢 ？台灣當局為何這麼小器，連這麼一個明擺著的簡單問題也不肯鬆動？原來在「一 個中國」的背後，大陸想要表明的是：我是中央，你是地方；我是正統，你是異數 。難怪台灣當局不接受這個原則呢？ 其實，撇開「一個中國」背後的潛台詞，把它作為談判前提也有說不通的地 方。既然雙方坐到了一起談了，彼此當然都承認「一個中國」，要談的不過是統一 的具體條件，結果只能有一個：從分立的中國變成統一的中國，談判的結果成了談 判的前提，這在邏輯上也著實讓人費解。如果強調「一個中國」的實在意圖，是要 表明自己是中央是正統，那就更不能作為談判的前提了。因為還沒坐到談判桌前， 彼此身份就不平等了。不錯，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可是那裡的政權和大陸卻從來 沒有上下的隸屬關係，彼此之間不存在誰是中央誰是地方，更沒有什麼正統不正統 的問題。因此，一定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就有違雙方談判的平等原則。 講到「正統」，我想順便說幾句題外但非無關的話。講正統、爭正統，是中 國歷史上統治者視為比身家性命還重要的大事。為什麼會這樣？早在上個世紀之初 ，梁啟超就尖銳地指出：所謂「統」是「始於霸者之私天下」。就是那些用武力爭 得了天下的統治者，把天下的國土、人民都當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又怕人民不 服，「乃編是說以鉗制之」，是用來欺騙人民、嚇唬人民的，根本就沒有什麼深奧 的道理。而「千餘年來，陋儒及及於此事，攘臂張目，筆斗舌戰，支離蔓衍，不可 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 新史學·正統論》）原來兩千多年來統治者奉若神明的政治原則，史家恪守不敢逾 越半步的「正統論」，只是一個教人怎麼自覺做奴隸，樹立牢固的奴隸劣根性的玩 意兒。明白了這一點，再看某些流行的義正詞嚴的政論，不但覺得非常可笑，也覺 得實在可悲！可憐！ 一個中國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根本用不著為它饒舌的。可是潛台詞裡又無法 挑明了說，這就難怪大陸媒體上諸多皇皇巨文，費了那麼多筆墨也說不清楚，甚而 越說越使人感到糊塗。論者或許會說：台灣島內有股台獨勢力，「一個中國」是針 對對他們的。可是大陸是與台灣當局而不是與台獨勢力談判，直到現在還沒有確鑿 的證據說明，台灣當局就是代表了台獨勢力，當然，不排除台灣當局某些人有台獨 傾向，要知道那是民主自由的社會，什麼言論都敢於發表，什麼主張都敢於提出。 如果把那裡的任何聲音都不加區別地給放大，反倒抓不住主導的聲音了。台灣當局 不來談判改變不了一個中國的事實，如果他們來談，就是已經承認了一個中國，何 必把一些非主導的聲音拿來討伐，這豈不是節外生枝，無意間給談判設置障礙嗎？ 一個中國既然從哪個方面講都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前提，那麼談判還要不要前 提？兩岸統一難道可以不要一個共同的基礎嗎？當然要一共同基礎，這個共同的基 礎就是自由、人權、憲政和繁榮。這是可以得到兩岸絕大多數中國人認同，符合中 華民族的共同利益，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振興，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 我不知道這一對於雙方都有利的方針，能否被當事者吸納？如果被吸納了， 那將是中國人之大幸，不但兩岸能結束半個多世紀的分治局面，而且中國政治也將 借統一的大勢轉型為現代憲政，圓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進中國人的夢。如果這個意 見遭到堅拒，兩岸談不起來，甚而兵戎相見，那不但這一切都成泡影，二十多年改 革開放積累的家底也可能毀於一旦，至於剛剛確立的台灣憲政民主制度則肯定會銷 毀在火箭導彈之中，那可是台灣的悲哀，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 祖樺的這本著作較為全面地總結了近年來有關憲政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對國 內出現的各種思潮都有條分縷析，並為中國的政治轉型的途徑，提供了多種選擇方 案，與學院派的純學理演繹是大不一樣的。這不但表現了祖樺理論的嚴謹與慎重， 而且也表現了祖樺現實關懷的熱誠與真摯。我相信這部著作的出版，對中國政治改 革和憲政理論研究，都將有相當有益的參考意義。(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 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