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與中國前途」國際研討會 魏 過 今年六月，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聯合主 辦了一次「選舉與中國前途」的國際研討會，就近年來基層選舉的現實運作及其影 響和中國的前途進行較為廣泛的探討。與以往這類會議不同，除了美國各地和澳洲 、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專家學者，來自中國大陸的何清漣、秦暉、曹錦清、溫鐵軍 、高放、趙履寬、梁曉燕等學者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給會議帶來了許多第一手的 資訊，令會議增色不少。 見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傳統 六月十七日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壯思堂，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博士 主持會議，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英時致歡迎詞，他以范仲淹《靈烏賦》中的「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勉勵與會者和中國知識分子，即寧可像烏鴉一樣叫死掉，不 要無聲地活著；用西方的話來講叫作「不自由毋寧死」。他強調「我想中國知識分 子的傳統，一個很重要的傳統恐怕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個傳統明明活 到今天，我想在座各位都是這個傳統的活生生的見證人，所以我就用這四個字，一 方面做為贈言，一方面做為我歡迎的一種真實的感覺。」 中國學社董事長、普林斯頓林培瑞教授在致詞時談到自己關於中國選舉的感 想。「有一些外國觀察家包括一些老華僑，有時候評論中國的當地選舉的問題，有 一個論調我是聽了很不高興的，說中國老百姓的素質不高，沒有資格投票，或者文 化水平太低沒有資格。」他認為，能夠投一個負責的票的具體條件基本上有三個， 一、認識候選人，理解候選人。第二、理解當地的問題。第三、選舉過程要自由和 公正。他用這三個標準做一個小試驗，「我要是在普林斯頓當地想投一個負責的票 ，我不能看那些現有的東西，但是我又不認識候選人，只好自己花時間自己慢慢找 材料、打聽、問。但是我又很忙沒有時間去做這些事情。到投票的那天，我常常很 奇怪，能投總統、副總統、和國會的票覺得自己能夠負責，但是自己當地（鄉村裡 面）的選舉投票只好棄權。把這個情況和中國農村裡面隨便一個張三李四來比，我 沒有研究但是我看小說設想大概是一個鄉村裡住了一輩子，鄰居村民熟得不得了， 誰姓張誰姓李，誰在誰的家裡吃飯，誰在誰的廟裡燒香，都很清楚。村裡有什麼問 題也很清楚。這種人難道缺乏投當地票的資格嗎？素質太低嗎？文化水平也許比普 林斯特教授低，但是具備剛才說的三個條件比普林斯特教授強。而且強許多。 當然當地選舉和省級國級選舉在這些方面上有區別，省級國級選舉所要配備 的知識當然不能依靠鄰居之間的那種直接的認識。要依靠報紙、雜誌、電視、廣播 等全國媒體。在這個層面上文化水平當然有用，在這個層面上媒體自由不自由當然 關係也非常大，而現在大多數中國民眾還不能享受自由媒體。」 中國學社主席蘇紹智教授在致詞中對這次會議的舉行，「感覺到非常的興奮 」。當前中國正處在轉型過程中，這轉型過程使各方面的毛病越來越突出，大陸的 知識分子越來越開始敢說話了，開始醒覺了，但是中共的統治特別是意識形態的統 治，越來越緊。有的朋友甚至說，現在大陸的意識形態的統治簡直有點像是文化大 革命末期，一方面對不同意見的壓制，一方面對領袖的吹捧，製造個人迷信是達到 了極端。最近報紙上對江澤民所謂「三個代表論」簡直吹捧到無以復加的地位，但 蘇紹智發現，學者沒有跟風寫文章吹捧，這說明知識分子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角色 和使命。「我們現在來討論選舉和中國前途，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當然，農村的村委員會的選舉只是基層的選舉，也不算是一級政權，但是我認為它 是有積極作用的，特別是使得農民習慣來如何選舉；另外政府也企圖讓大家選舉防 止出亂子，但是現在政府控制得非常嚴。」 原《人民日報》記者、著名作家劉賓雁表示，九十年代出的很多書，八十年 代是出不來的。自由度擴大了是大家爭取的結果。但是，他又指出，八十年代的自 由大家沒有充分利用－－以各種方式沒有充分利用，要不然八九年的運動我相信不 會失敗得那麼慘，說的就是知識界，至少在做學問的功夫上面沒有現在這麼實，現 在你看一篇文章一本書，你都感到真是沉甸甸的，不僅有新的思想，大量的論據， 不論是經濟學的、文學的、和歷史方面的書籍，都是這樣。 自由公平的選舉才是人民的節日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博士在致詞時表示，回顧二十世紀，人們 不免驚歎於在短短的一百年裡，人類從騎馬代步到太空旅行、從鴻雁傳書到英特聯 網、從長矛土槍到洲際導彈、從進化標本到基因工程，回想二十世紀大家還會記起 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和冷戰的結束，然而我認為發生在上個世紀最有意義的事情， 是以全民參與自由公平的選舉各級政府領導人為標誌的民主制度，先後在120個不同 膚色人種、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民主制度在這些國 家，特別是在近二十年裡，開始民主化國家和地區的成長過程，給了我們很多的啟 示。南美、東歐、原蘇聯、台灣、馬裡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告訴我們，自由公平的 選舉是民主化的牽引機，更是和平變革的保障，它為民眾提供了制度化的問政和參 政的渠道，競選活動也直接增進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南非、格魯 吉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自由公平的選舉為緩解各政治力量之 間的激烈衝突，特別是武裝衝突，走上和平共治，提供了幾乎是唯一令各方信服的 途徑。上述國家和地區政治變革時所要解決的各類難題，幾乎無一不是現在中國大 陸所要面臨的，而且今天中國大陸的問題，只會更多更加複雜。繼續自外於世界民 主化的潮流，只會陷入更深的困境。要走出困境，要起動根本性的政治變革，選舉 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但是，大家知道，沒有競爭，自由充其量只有票箱那麼大 的選舉，是無濟於事的，不僅無助於民主化的進程，恐怕連當局所致力的安定團結 都不能保障。 楊建利指出，十幾年來，村民選舉在中國大陸悄然興起，在座的有幾位專家 在這方面做了非常細緻紮實的研究工作，我們期待著他們的研究報告。但是進一步 的問題是中國的政治變革按照十幾年來村民選舉的發展速度，能否吸收和解決不斷 出現和迅速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難題？現在擴大並制度化公民政治參與渠道的契機 在哪裡？動力是什麼？所必備的經濟、文化、國際條件是什麼？等等，等等，所涉 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各方面的問題都將是此次研討會探討的內容。 楊建利在美國和台灣觀察過許多次大規模的選舉，這常常使他想起中國傳統 的龍節－－就是舞龍、戲龍的文化，龍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是高高在上的權威象 征，人們祈求它的保護，但是老百姓卻每年定期通過過龍節，讓龍和他們接近，在 龍和他們接近的時候，直接向它提出他們的要求，老百姓也藉著舞龍出出平時敬畏 龍的權威的氣，可以按龍頭，支龍身，結龍尾，盡情地把它戲耍一番。任何政府無 論他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都是一種權威，老百姓都希望他的保護，但是民主政 府和專制政府的不同是，民主的政府必須定期讓老百姓過選舉節，讓老百姓直接提 出要求，讓老百姓盡情地戲耍一番，因此而達成的民眾對政府的一種心理平衡，應 該是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說，「我們以前常常被告知，革命是人民的節日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自由公平的選舉才真正是人民的節日。我相信我們這次研 討會將為中國大陸人民早日定期過上大大小小的選舉節，起到積極而正面的作用」 。 八七年以來村民選舉的發展演變 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選舉項目副主任劉亞偉博士以《村民選舉的發展和演 變》為題，首先發言簡要介紹了西方學者和大陸學者對村委會選舉的研究。並從村 委會選舉和鄉鎮政府的關係（因為村委會是自治單位，鄉鎮是中國五級政府最低的 一層政府）；村委會選舉和中國共產黨他們態度的關係；村委會選舉和選民之間到 底有什麼關係，闡述了村委會選舉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中的所起到的作 用。 海外學者從很早就開始研究村委會選舉的情況，剛開始的時候比較樂觀，認 為這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說中國的民主終於起步了；後來這種比較樂觀的現象就 逐漸冷清了一些，大家開始研究當時搞村民自治搞村委會選舉的動機是什麼？其次 選舉這十幾年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路？選舉的效應是什麼？一般認為，中共允許農 村基層選舉，主要是為了填補權力真空，與其說是把權力給農民，不如說是他們為 了強調社會穩定－－讓中國的老百姓出氣。杜克大學的史天健教授，最近撰文指出 ，鄉鎮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富有的地方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和經濟精英的結合， 他們利用手中的資源，實際上在控制和操縱村委會選舉，實際上在給村民自治和村 委會發展設置障礙。對於村委會選舉村民自治對的效應，特別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一般認為實際上是加強了政府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對農村社會的控制。 在國內，村委會選舉是剃頭的挑子－－兩頭熱。即上面熱，下面熱，中間不 熱，但也有學者認為，村委會選舉最後能夠啟動和中國的中層官員有改革的意念， 有改革的慾望還不夠，還要有改革的技巧。這些人利用了高層領導人對村委會選舉 的讚口不絕，同時又利用他們最害怕的東西，比如說你要不搞選舉農村就會出現動 亂，你要維護社會的穩定就必須要搞選舉。中國的學者對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的 看法，百分之八十是認為是史無前例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開端，但是最近又 有了一個新的聲音，對村委會選舉是全盤否定，指出村委會選舉起來以後，造成了 村委會和黨支部關係特別惡化，形成一種內耗；第二，村委會選舉使一些地痞流氓 也進了村委會，使他們管理不善；另外，因為村委會選舉，鄉鎮兩條腿都被砍斷了 ，因為聯產承包砍掉了一條腿，村民自治又砍掉了一條腿，所以國家通過鄉鎮想在 下面徵糧、搞計劃生育、宅基地呀，這些都沒有辦法推行。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學者指出，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有選舉，但不是所有國家 的選舉能夠把這個國家引到一個民主制度，就是台灣基層選舉從五十年代四十年代 就開始了，但是實際上沒有哪個國家說它是一個民主國家，一直到開放黨禁，最後 允許新聞媒體的自由以後，這時台灣才真正變成了一個民主的國家。另外一個就是 小區域的選舉，更容易被操縱，特別是在村委會，這是個熟人社會，可以有形無形 地控制這種選舉。另有一種觀點是這種自下而上的這種民主遠遠不及自上而下的， 比如說像在蘇東，包括台灣，最後蔣經國決定開放黨禁，如果沒有這樣的實力的話 ，村委會的選舉現在走了十三年，再走二十年，能發展到什麼地步，現在是一個未 知數。其它民主條件不具備的村委會選舉難以為繼，那麼現在的選舉在他來講等於 是做遊戲。等於是中共利用村委會選舉來改善自己的形象，增加自己的實力，控制 村民。另外，他認為村委會選舉因為是先立法，最後開始搞選舉，他就說這是相當 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另外的一次社會總動員，這種動員把中國的農村、中國的社 會引向何處，現在也是不可知。所以大家應該很好的研究這個問題。 劉亞偉覺得，權力一旦給了人民，人民一旦認識到自己的權力，就再壓也是 壓不下去了。所以他的結論是，村委會選舉村民自治能夠搞起來，這是雙方的努力 ，一個就是上層，另外就是下層有這個要求，其次中層領導特別是民政部的官員的 推動造成村委會選舉村民自治如火如荼的搞起來。選舉的效應後果應該是有待於進 一步的研究，沒有疑問，它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強化國家在村 級推行政策的作用，但是村委會選舉村民自治和將來中國的民主化之間是不是有什 麼必然的聯繫，大家這次應該能充分的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一種培訓 ，這種對選舉過程的瞭解加上他們意識的轉變，認為他們現在手中有權，可以向國 家要權，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我想對今後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發展一定會起到巨大 的作用。」 國際社會在推進中國鄉村選舉中起的作用 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任教的何包鋼博士在會上以「浙江的村民會議和 村民代表會議——村級民主完善之嘗試」、「國際社會在推進中國鄉村選舉中起了 何種作用？」和「關於浙江選舉的幾個案例」為題，作了數次發言。他指出，全球 化席捲到中國的鄉村政治。也許中國的農民尚未感覺到這一點。但是，中國上層領 導在策劃、推動鄉村選舉中，已深刻感受到國際社會對中國鄉村選舉起了不可忽略 的影響作用。以非政府的民間組織為例，福特基金會出錢支持中國學者的研究、召 開國際會議、組織人員參與《選舉法》的起草。卡特中心與中國政府簽訂協議書， 培訓中國鄉村幹部，建立電子網絡中心，共享研究成果。西方學者更是作了具體的 建議。比如採用秘密投票箱、一人一票制。與此同時，國外在評價中國鄉村選舉時 ，往往積極肯定，很少批評。儘管國外學者知道選舉中有許多弊病、缺點、弄虛作 假，但是他們以鼓勵為主，大力稱讚鄉村民主建設的成就，以此來增強中國領導人 的信心，進一步推廣鄉村民主建設。 中國政府內部有些人認為，國外對鄉村民主選舉的支持是進行和平演變的一 部分，並建議限制國外資金和與外合作。這種保守勢力雖有一定影響力，但不能阻 擋鄉村政治與全球化政治日益加強聯繫的趨勢。民政部中的改革派認為村民自治必 須在開放的環境中進行，不能神秘化。非常有趣的是，國內改革派巧妙地利用國外 輿論、資金、人員來推進鄉村民主化。1995年外交部發現一貫反華的「華盛頓郵報 」發表文章稱讚中國鄉村選舉。此外，外交部與民政部密切配合，開始大規模宣傳 鄉村選舉現狀，邀請十幾個國家的上百名記者參觀選舉的過程。鄉村選舉不僅有利 於國家長治久安，而且有利於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正是在這種樹立民主中國國際形象的思考中，民政部中的王政耀等人說服福 建省領導人放棄以家庭為單元的投票制，採用一人一票制，因為前者會在國際上形 成中國選舉制度不民主的形象。此外，98年12月四川省步雲鄉不經中央批准，直接 選出中國第一名鄉長。此事在法律上不符合地方法程序，但是中央默認直接鄉長的 事實。其中一個原因也在於考慮到國際形象。如果廢除直選結果，這將會在國際社 會中造成不良影響。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聯合國的支持，在比中國更貧困的柬埔寨 不可能進行順利的民主選舉。如果沒有聯合國及澳大利亞等國的支持，東帝汶絕不 可能進行全體公民投票。同時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支持，雖然中國鄉村選舉仍可進 行，但其發展速度將會更慢、波折將會更多。 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國家力 量巨大，仍可控制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例如，歐洲聯盟提供一千萬歐元的資金贊助 ，是目前國外資金贊助最大的一個項目。但是，中國設定了許多使用國外資金的條 件。由此可見，國際社會的作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但是，國際社會將會在中國民 主化進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全球化政治已是中國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有機 組成部分。 權力劣質化和宗族化即家族化同時發生 來自上海的曹錦清教授發言題目是「1978年以來中國鄉村政權管理的轉型」 。從一九八九以後，主要在王國維老家浙江農村，進行了四年的調查研究，在九六 到九八年他又到河南鄉村，在那裡待了半年，連寫書再回訪大概前後三年，所以這 十年當中，他主要是在農村裡面，研究中國的農村問題。 據曹錦清教授介紹，他在研究過程當中牽涉到一個方法的問題，，首先是我 們從西方輸入的一套術語，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一套術語，它能不能概 括、指實（指稱中國的現實）？這是他多年來感到沒有解決的問題，很困惑；另外 根據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能不能觸及中國的生存的現實？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解 決。曹錦清已經寫了三本書，但出版後自己也很不滿意，因為寫出了很多的概念， 很多概念還是西方的，避免不了它，所以你不使用西方的概念，你無法表達思想， 但是你用了這些概念，你指稱不了你感受到的現實。這是他十年很深切的一個感受 。 他以到中國農村去調查為例，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進入這個現場？進入這個 調查現場，問卷能不能夠進入調查現場？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農村是充滿了忌 諱的地方，那麼通過官場一級級下去能不能深入到農村？可能，但是調查不到真實 的情況。所以他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投親訪友，就是中國自己熟悉的方式。避開一切 官方，沒有介紹信，沒有記者證，就是通過朋友的朋友，親戚的親戚，這樣很辛苦 ，但是中國老百姓所能夠接受的。如此才能進入村落，觸及中國社會這種比較深層 的現實，但也帶來了全部的弊端，因為是個案訪談，他不可能進行比較一般的概括 。所以前面發言人所講的村民選舉的東西方各種各樣的研究、各種結論，這些結論 同時是真實的，但沒有一個結論可以涵蓋全部，因為都可以找到它足夠的案例來支 撐他的結論，但是不足以說全部如此，不可能。 曹錦清指出，透視中國，在區域上可以分成三塊，沿海這一塊和內地不同， 內地和邊疆不同。沿海和內地有非常大的差別，主要表現在沿海這二十年來它做了 一塊工商業的新蛋糕。農業那塊老蛋糕，基本上給農民吃了。由於種種的原因，農 業這塊蛋糕是做不大，新蛋糕又做不了，而且虧損。但是基層的政權日益膨脹，消 費日益增長，還要搞「政績工程」，耗資龐大。 這些負擔也直接間接地落到農民頭上。政府通過徵稅、收費、罰款從農民處汲取資 源，一個鄉計劃生育罰款和農民負擔和稅大概是各佔三分之一。這就涉及到村這一 級到底是農民要建立起來對抗官府對它的壓迫和掠奪，還是官府要建立村一級向農 民要控制生育？收超生這個罰款，收各種農民負擔，就是「要臉要錢要命」，這個 到底承擔什麼責任？毫無疑問是承擔官府的責任。 曹錦清指出，在這種官民爭食老蛋糕高度的對立的情況下面，要求這一級進 行民主選舉意味著什麼？可能嗎？在這個大的背景條件下面，如何來進行這個所謂 的民主選舉呢？它的客觀性、可能性在哪裡呢？關於這一級的選舉，我覺得被傳媒 ，被理論界誇大，他的意義，向民主化推進的意義，是我們套用西方或者套用一些 經驗認為它會怎麼樣，這是我們的一廂情願，是我們過度的民主熱情使然的。我自 己看到的好像不是那麼回事。在這種情況下面，村這一級幹部基本上又向劣質化發 展的趨向，因為它不可能選舉出來，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有能力，把那個糧、錢征 收出來的，把計劃生育管住或者把計劃生育罰款收上來的那個村的權力機構。那麼 如果他受到上面支持還不夠，必須還有家族的支持，所以這個權力的劣質化和宗族 化即家族化是同時發生的。 選舉尚未改變農民與政權之間關係 《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博士作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鄉村選舉 」的發言，來自深圳的《中國的陷阱》一書作者何清漣女士以「當代中國農村的重 構」為題發言。程曉農認為，基層選舉並不等於民主化。中共最初進行農村基層選 舉的初衷是為了遏制腐敗，改善黨群關係，但是村委會選舉並沒有改變農民與政權 之間的關係。何清漣說，經過村委選舉後，一些鄉村出現了「黑白合流」，也就是 黨政官員和地方惡勢力相互勾結、官員組織農民和政府對抗的情況。而在政府能夠 控制候選人、能夠控制黑白合流的地方，政治腐敗又更加嚴重。在中國農村作過實 地調查研究的與會者介紹道，一些農村選舉出來的村幹部都是當地的一些名人或富 人，他們競爭村幹部實際上是為了爭奪對公有或集體所有財產的控制。一些「土豪 」或「劣紳」經常利用賄選、捐款等方式來籠絡人心、收買選票，從而得到對當地 鄉村經濟政治資源的控制權。有人形容這是「富人的民主」。一般來說，鄉鎮選舉 1998年和1999年又有了新的進展，而第一屆鄉鎮長換屆選舉也要在明年進行。程曉 農認為，中國近年來的政治腐敗導致，「縣鄉官商利益集團」的形成，官民矛盾非 但沒有解決，農民和龐大的「縣鄉機構附屬集團」的矛盾更為突出。這個「縣鄉機 構附屬集團」完全靠農民來撫養，但是反過來又用高壓政策繼續壓搾農民。農村基 層選舉只能向上擴大，擴大到鄉一級，「只有這樣，才能對他們構成約束。」 但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認為，打破這一官商利益集團的唯一途徑是 取消鄉級政府，把鄉級政府改造成類似「鄉公所」的服務機構，而不是政權機構， 同時把經濟利益下放到村。 對於非中共黨員或非中共推薦的候選人當選，在一些西方學者眼裡，是中國 農民擺脫中共統治的第一步。但是，與會者卻發現，近來中共加強了黨對農村基層 組織的控制，重申了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不能動搖，並通過建立村支部和村委會 聯席會議制度，以確保重大決策由村支部形成決議，村委會向村支部請示匯報工作 。與此同時，一些鄉村還在推行村黨支部幹部和村委會幹部交叉任職的試點。蘇紹 智教授作了題為「村委直選和村民自治的局限性」的發言，他提出:如果黨支部領導 村委會，「兩委」合一，那麼還有什麼村委直選和村民自治而言？蘇紹智說:「村委 直選和村民自治，還差十萬八千里。」 發展和擴大基層選舉能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是這次研討會上爭論最激烈的 問題。北京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以「鄉村選舉在中國農村中的自組織功能」作了發 言，他指出，中國的農村選舉和城市居委會選舉實質上都在社區民主的範疇之內， 而歷史證明，社區民主和國家民主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他強調「這個邏輯並不 存在。」 產權清晰下的直選可保護財產主體 中國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溫鐵軍講了「兩個村的故事」，以闡述 「社區股份合作制與村級民主」的現狀。在他看來由於「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 民主是財產關係清晰的經濟主體分享權利的制度安排，因此產權清晰條件下的農村 直接選舉不僅能夠導致政治民主制度。而且會讓這種制度服務於對財產主體及其經 濟利益的保護和調節。支持這個判斷的案例分析來自對草場村和勝利村的調查。 他介紹了廣東南海「以土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以及草場村 的「增人購新股，減人不減股」的股份合作制具體做法、實際執行情況。南海於19 99年3月全面進行撤區建村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一般認為，在這種通過股份合作 制改造、產權相對明確的地方，有條件實現村級民主。村委會通過民主選舉重新建 立以後，也會保護產權主體合理的權利要求。他講述的另一個勝利村的故事，是私 有企業老闆聯合起來支持黨支部書記競選。 此外，龔小夏女士以「鄉村選舉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衝擊」為題發言，香 港城市大學鄭宇碩教授發言的題目則是「中國城鎮領導的直選：實驗、進展及其意 義」。在討論選舉在中國的轉折過程中的實際政治與經濟功能時，中國人民大學的 趙履寬教授作了題為「對民主和選舉的哲學思考」，大陸青年學者、哈佛大學費正 清中心訪問學者吳稼祥先生作了題為「基層選舉對中國民主化的價值」的發言。 會議的爭論焦點之一是民主到底是應該自下而上，還是應該自上而下？普林 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余英時指出，台灣的村民選舉進行了幾十年，但是直到國民黨 開放黨禁報禁之後，整個台灣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表示， 中國民主化要從中共黨內做起，否則村民自治又有什麼意義?但是，哈佛大學費正清 中心訪問學者吳稼祥認為，中國民主的出路只能在發育中間組織、地方層層自治的 基礎上上升到聯邦化。 以「逐層遞選」實現中國的平順轉型 劉賓雁先生作了題為「中國選舉制度化的可能性」的發言。中國大陸著名學 者王力雄雖然未及出席會議，但還是在會上發表了《以「逐層遞選」實現中國的平 順轉型》的書面講話，他提出，專制制度在中國肯定來日無多，但是先不談民主制 是否適合中國，問題首先是如何從目前的專制社會過渡到成熟的民主社會？很多跡 象都表明中間必定有一個四處爆炸的雷區，而中國有可能在那途中被炸毀甚至多次 炸毀。如果是那樣，民主制不管多好，對中國而言也是可望不可即。或者說，走在 平坦大道上的人，打碎他身上枷鎖是解放，而一個走在鋼絲上的人，打碎他身上枷 鎖的同時卻可能使他跌下深淵。我們的中國，今天正走在鋼絲上。因此要考慮對中 國是否適合，不僅在於一種制度實現後是否適合，首先還應該看它能不能平穩地實 現。正是以此為出發點，我提出「逐層遞選制」的概念，這只是一種選舉方式，區 別僅在於方法。逐層遞選制的簡單描述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的公權力，其各級當權 者由其直接下級選舉產生。以現在中國農村的權力結構舉例，就是村民選舉各自的 村民組長，村民組長們選舉本村的村委會主任，村委會主任們在一起選舉鄉長，以 此類推，鄉長選舉縣長，縣長選舉地區專員，專員選舉省長，最後是全國的省長們 在一起選舉國家元首。「我稱這樣的過程為『自下而上逐層地實現逐層遞選』。這 一過程一旦啟動，就會逐步向上層擴展。當一個地區之內逐層遞選產生的縣長佔了 多數，他們就會要求掌握地區的決策權，並且由自己推舉地區領導人。那時省當局 任命的原地區領導人就被和平地架空，那個地區也就平穩地實現了體制轉換。如此 繼續發展，下一步就該是選舉新的省長，直至多數省長都是經過逐層遞選產生，省 長們就會要求對國家最高領導人也進行選舉，一旦完成那個最後層次的選舉，整個 社會也就完成了轉型。」逐層遞選制可以在舊體制內部生長，與舊體制涇渭分明又 你中有我，既保持社會平穩，又保證轉型徹底，既能夠取得勝利，又不需要戰鬥。 當然，現在談逐層遞選制對社會的全面改造未免太遠，眼下的基本點應該放在保證 中國政治體制的平穩轉型上。對中國的未來，如果多數人仍然選擇民主制，那麼逐 層遞選制至少可以成為通向民主制的中間過渡，因為它能夠做到自下而上和平地架 空專制權力，從而避免出現權力真空和社會動亂。隨後，再由和平產生的新權力體 系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制，那也不失是一種好的途徑。總之，保證中國平安，人民 無難，是我追求的首要目標。 基層民選在城市的發展前景不明朗 從去年開始，包括瀋陽和北京在內的一些大城市也進行了居委會的民主選舉 試驗。城市社區選舉目前進展得怎麼樣了？劉亞偉在會上還以「最近鄉鎮選舉和城 市街道委員會選舉的實驗」為題，作了另一次發言。據劉亞偉介紹，目前中國民政 部正在21個城市的26個居委會進行社區選舉的試點，走在前面的是東北工業城市沈 陽。過去，瀋陽有兩千七百多個居委會，經過選舉成立了一千二百七十七個社區管 理委員會，選舉過程是「公開招標、街道聘請、居民選舉」，選舉辦法完全採用「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農村基層民主在城市中的擴大。 劉亞偉認為，城市社區民主選舉確實擴大了居民的自主權，但是也存在選舉 經費不足、缺乏法定程序、選舉出來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權職不清等問題，有待於進 一步摸索。用劉亞偉的話說:「村委會選舉目前在搞......還要拭目以待。」 許多與會學者認為，目前中國國營企業困難重重，城市人口失業嚴重，大量 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城市治安日益惡化，中共在城市裡進行社區選舉只不過是為了 應付城市中的各種問題，而不是把民主真正賦予城市居民。 從早年台灣地方選舉展望中國鄉村民主 陳奎德博士向會議提交的論文「變風起於青萍之末－－中國鄉村民主及早年 台灣地方選舉」，他並將大陸鄉村選舉與台灣早期地方選舉作了比較，就宏觀歷史 流程的概貌而言，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與40年前台灣的社會發展是有頗多相似之處 的。中國大陸在80年代開始的基層民主選舉自治，也許不一定會完全踏著台灣當年 的腳印走。但是，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兩個中國人社會，如果又具備了某些相似的 歷史條件，譬如，逐步有了保障私有產權的市場經濟制度，又有了地方的民主選舉 ，則它們發展軌跡的某種相似性是不難想像的。因此，如果說大陸的地方選舉將松 動中共的一黨專政體系，將對形成自主性的民間社會產生正面作用，我認為都是不 必懷疑的。當然，我們絕對不能忽視大陸目前情勢與當年台灣的相異之點。基本差 別在於，國民黨仍是承諾以民主憲政為基本目標的，「戒嚴」只是被稱為不得已的 臨時措施。而大陸雖然目前已由全能主義的極權統治轉向了類似五、六十年代台灣 式的威權主義統治，但中共仍一直(口頭)堅持共產意識形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並未把自由民主作為其目標。因此，台灣的最終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乃是其 題中應有之義。而中共則相反，(起碼在口頭上)把目前的經濟自由化等政策視作「 臨時退卻」，就其公開的目標而言，最終還想返回公有制去。第二，事實上，正如 儲安平的名言所說：在國民黨，自由只是多少的問題；而在共產黨，自由則是有無 的問題，即使在現在，這一判斷仍未完全過時。第三，就疆土面積而言，大陸之廣 闊及各地區發展的極端不平衡都增加了比台灣更為複雜的因素。諸如此類差異，還 可舉出一些。由此視之，無庸置疑，大陸的憲政民主之路肯定要比台灣艱險得多， 曲折得多。如果我們沒有原創性的思維和戰略，不經過一段出人預料的崎嶇坎坷歷 程，是很難到達類似台灣在1986年的那種歷史轉折點的。對此，作為已經經歷了深 重災難的中國人，我們恐怕還應有更充分的思想準備。 海外對中國基層的民主選舉一直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持正面肯定意見的 認為這是「偉大的民主成就」、代表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光明前景，而持批評意 見的人看來，這完全是「共產黨的政治遊戲」。這次會議的與會者感到，近年來， 海內外學者們對農村選舉的成果和意義進行了更多的研究和思考。也有學者認為， 基層選舉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農民的興趣未必很高、也不能解決農民的基本問題 ，但不容否定的是它對基層民主建設確實會產生很大的意義，而且長此以往它將改 變人們的話語系統，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博士在總結時表示，會議的成功超出了預 期。正如趙履寬教授在會上指出的那樣，「就推進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而言， 制度文明比其他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更為有效。我們甚至可以說，不與制 度文明結合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絕不是真正的文明，而只是文明的扭曲。…… 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把民主思想轉化為民主制度，即把經濟民主思想轉化為以自 由經營、公平競爭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把政治民主思想轉化為以公平選舉 、多數決定、少數安全為特徵的現代民主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