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北京) 徐友漁 一 評制度創新與國情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發生在知識界的大爭論 。 　　先是出現了新左派思潮並引起廣泛批評，然後是自由主義思潮正式露面並引發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峙。這場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興趣，二000年開年不久， 已有好幾本相關資料彙編陸續出版。作為當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對這場爭論的 起因、過程、實質，以及雙方分歧究竟何在，並沒有清楚、確切的瞭解。比如有人 認為，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而新左派強調社會公正；自由主義者爭取言論自由 不過是提出了知識份子自身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經濟民主則是代表了工農大眾的 利益。我認為，這種混亂不確的認識只表明了某種話語策略的成功。我願在此闡明 自己的看法，偏頗和成見在所難免，祈望各方指正。 (一) 新左派思潮的出現背景 　　新左派思潮以什麼機緣產生？為何它與自由主義的論爭成了九十年代的重要景 觀？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學術論爭格局及社會 生活兩方面的變化作一說明與比較。 　　首先是爭論場地轉移。在八十年代，黨內高層思想路線分歧與理論界、社會上 的觀點對立是貫通一氣、互相呼應的。而在九十年代，由於有鄧小平「不爭論」的 指示，黨內或官方意識形態對立很少張揚（當然也偶有發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 「萬言書」與《交鋒》等作品的論爭），知識界內部的爭論顯得突出。 　　其次是爭論內容的更替。八十年代主要表現為革新與保守的對立，黨內理論界 表現為教條的馬列主義與政治新思維之爭，黨外文化界表現為中西文化大討論。而 在九十年代，交鋒的基本陣線是現代與後現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在九十年 代，人們不再滿足於抽像的、形而上學的思考和爭論，更關注制度安排，社會發展 的方向和過程之類的現實問題。一批人文學者從哲學、歷史、文學、思想史轉入社 會學或社會批判。有人說，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個從哲學-美學到社會學的 轉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識份子中的主導傾向是對五四新文化和啟蒙運動的繼承 與宏揚，與五四時一樣，反專制、反封建是主要議題，批判自身傳統，瞭解和借鑒 西方學理蔚然成風。而在九十年代，風向發生逆轉。八九年的六四風波之後，在批 「全盤西化」（甚至具體到對電視系片《河殤》進行大批判）的指導方針之下，對 西方學理的學習和借鑒變成了清理與批判，反專制、反封建的主題變成了反西方資 本主義。與此同時，在八十年代後期傳入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急劇滋生，以前人們接 觸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現在開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價值的 非主流觀念。 　　反專制、反封建從中心話題變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暫時沉默。而從另一些知識 份子的心理層面上看，這已經不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學問，而是直面現實的勇氣和 耐性的問題。痛感的尖銳性與求變的迫切性經不住時間與日常生活的消磨，遲早會 鬆弛下來。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驅使人轉換話語。中國的現實並無根本變化， 需要改變的是立場和視角。許多人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國當成另一個中國——與八十 年代 不同的中國，與一九八九年不同的中國——來對待。這樣，美國的問 題會成為中國 的問題，西方知識份子的思維套路會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思 考模式，尤其是，當代西方左派對西方和全球問題的診斷會成為對中國問題的診斷 。 　　在政治問題不得不暫時懸置起來的同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凸顯了。權力肆無忌 憚地將自己兌換為金錢，本土資本的運作寸步難行，除非投靠和寄生於權力，貧富 差距急劇拉大，金錢（資本）作為第二種惡，對許多人而言顯得比第一種惡更難於 忍受。知識份子開始認真考慮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 　　中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出在哪裡，不同的知識份子給出了不同的診斷。 　　對於被稱為（或自稱為）自由主義派的人而言，他們始終沒有忘記政治問題。 他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強調法治，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他們的問題 意識可以概括為：新情況，老問題。 　　而與之對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認為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的危害。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 有走過的創新之路，而這麼做的啟發和激勵因素可以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一類 毛澤東晚期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到。一九九九年爆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使敵視西方陣 營的新左派思潮在氣勢和輿論上佔壓倒優勢。 (二) 所謂「制度創新」與國情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是脫離實際，為了得到自己預先設定的結論，為了施展自己 剛剛學到的西方最新學理分析，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歪曲、割裂，強行納入自己的 理論框架。甘陽和崔之元在九十年代初指責中國知識界主流迷信西方經驗，是「制 度拜物教」，認為他們根據西方最新學理和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發 掘出的制度創新因素如果發揚光大，就可以對西方的現代性作出超越。但把他們的 高論和中國的現實相比較，只能使人產生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陽認為，中國鄉鎮企業具有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模式意味 著，「華夏民族從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或許可能創造不以徹底摧毀鄉土社會為 代價的歷史經驗。果如此，這不僅對華夏民族『生活世界』之歷史延續具有無可估 量的意義，而且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莫大貢獻。」「中國鄉鎮企業所提出的問題， 毋寧應該看作：中國現代性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並正在形成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 alternative.」（見《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載《二十一世紀》1993年4月 號第5頁）甘陽以「對鄉土中國的大量經驗研究」為自我標榜，但中國的現實如何呢 ？ 　　真正從事過田野調查，把結論建立在實證考察之上的農民學家、社會學家、經 濟學家指出，中國鄉鎮企業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原則，關鍵是不允許農 民改變身份。中國社會半個世紀最基本的事實，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鄉二元化，全 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戶口者」和「農民」兩個等級，他們在居住、求職、受教育 、醫療、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是中國農村大量剩 余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的結果。「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決非最好的經濟組織 形式，更非廣大農民的心願。和城市化相比，鄉鎮企業的形式使城鄉收入差距無法 縮小，便勞動力的轉移處於不穩定、低效率狀態。千百萬農民不顧艱難險阻湧入城 市，形成震動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說明把農民束縛在鄉土上是多麼不合理和不得己 。（參見秦暉《「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土中國重 建問題」》載《東方》1994年第1期） 　　指出鄉鎮企業發展的困難和實質並不是想否定其成就，與以前那種一輩子「面 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比，鄉鎮企業無疑帶給農民一定程度的機會和富裕。我們也 知道，立即、徹底取消城市/農村身份差別，是不現實的。但從農民自身的利益和中 國農村發展的前途看，取消身份制畢竟是無可迴避的必要條件。前不久中央政府在 使農村人口取得城市戶口方面鬆動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歡呼為中國改革 戶籍制度有重大意義的舉措，可見人們對於什麼是文明和進步，心中是有數的。 　　不顧事實，把數億中國農民的無奈當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發點，在美國校園中 暢想自己如何洞見了落實文化中國的歷史機遇，真不知叫人說什麼好。更有甚者， 把與自己對立的一派知識份子說成是津津樂道於「不平等的自由」，是貴族派，標 榜自己的「平民」立場，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情嗎？（見甘陽《自由主義：貴 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月號第85頁）。 　　崔之元也喜歡談鄉鎮企業，他是要說明，大躍進固然不好，失敗了，但其中也 包含了相當的「合理因素」，鄉鎮企業就是大躍進的合理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 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月號第7頁）。但他對下列事實不 作解釋：為什麼大躍進、人民公社使鄉鎮企業辦不下去，而只有在徹底否定了人民 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後，鄉鎮企業才有突飛猛進？ 　　崔之元急不擇路地為人民公社評功擺好，把改革開放後農村實行的村民民主自 治也歸功於人民公社：「1958年後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雖然不如今天的 聯產承包責任制靈活，但也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首先，土地的 集體所有，為鄉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實實創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現在的聯產承 包責任制是『雙層經營』，並非簡單地分田單干，鄉村公共建設、產前產後服務等 『集體層』更趨重要，各家各戶在為鄉村公共財政交納稅費時，必然同時要求政治 參與監督，從而為鄉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質利益動機（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 次思想解放》第15頁）。 　　崔之元的以上議論只能使對中國現實有所瞭解的人目瞪口呆。在人民公社體制 下，村民和村一級的集體連種什麼莊稼、怎麼種的權力都沒有，村民們失去了自留 地、果樹、甚至爐鍋碗瓢盆，他們吃飯去公共食堂，行動軍事化，常常在半夜打著 燈籠搞大會戰，上級的命令不論多麼荒唐（比如種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 光樹木去大煉鋼鐵）都得執行，不然會被捆綁、鬥爭、監禁，這是中國農民最沒有 自主權的日子。在這段時間，任何違背農作常識和基本生存的命令他們都無法違抗 ，其結果是餓死三千萬以上的人。這居然是「為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 　　崔之元想說明的是，公有或集體所有，是民主自治的前提。他的例證是「印度 地方選舉常被大地主操縱」，多麼奇怪的邏輯！其前提是：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礙是 金錢勢力，其推理是：凡沒有金錢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麼，怎麼理 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 　　崔之元似乎完全不懂得下列道理：只有當人們的生產資料和財產有保障，他們 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國目前的鄉村民主，說到底是國家「給」的，當然也適應了分田到戶的形勢 。 　　崔之元企圖為中國當前的鄉村民主提供一種物質利益驅動機制的解釋：村民為 公共財政納稅，必然（？）要求政治參與監督。這完全是一種在西方歷史上起作用 的機制，比如人們常說的美國公民的「納稅人意識」，又如英國近代中產階級抗爭 皇權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這些當然很好，但可惜中國的現實並非如此。名 目繁多的稅款、集資、攤派，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的強征強收，這一切並沒有使村 民樹立「交了錢，我就是主人」的意識。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嚴禁濫收費亂攤派，而 這種命令收效甚微，充分證明崔之元的解釋模式之荒唐可笑。 二 評中國的現代性與批判 (一) 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與汪暉的分歧，同樣涉及到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汪暉與崔之元和甘陽在立 場、觀點方面相當一致，但論說的側重點不同。他沒有專門論說中國舊體制中有多 少優秀事物，可以與西方最新冒出苗頭的優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 的因子。他著力證明，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一 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能變了，知識份子的功能、與政府的關係變 了，知識份子的批判對象也應當變。 　　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社會作用是批判，在汪暉看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在九十年 代卻表現出批判性的喪失，因為他們並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 在發表於《天涯》1997年第5期上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闡 述了自己的觀點。當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來風》時，其名稱是「市場時代的降 臨與思想的潰敗」，把主題表達得更直露了。 　　我們來看看汪暉是怎麼說的：「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 和三資企業佔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已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 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資本活動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歷史語境 中，政府和其他國家機器的行為和權力運作也已經與市場和資本活動密切相關，從 而也不能簡單地從政治角度來分析。」（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載婥《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4-35頁）「在迅速變遷的歷史語境中，曾經是中國最 具活力的思想資源的啟蒙主義日益處於一種暖昧不明的狀態，也逐漸喪失批判和診 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啟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社 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同上，第141-42頁）汪暉認為， 新啟蒙思潮已經遭到了歷史性的衰落，因為它把批判的視野局限於國家的內部社會 政治事務，特別是國家行為，而在他看來，應該及時地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轉向剖 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為的變化，因為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 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同上，第146頁）。 　　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實質十分清楚：第一，中國社會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社 會、資本主義社會？第二，由於中國政府的職能與行為發生了轉變，因此針對政治 專制的批判必須及時地變成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分析？ 　　我曾經指出，對於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作出斷言，是不能信口開河的。說中 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需要一系列指標和事實來證明的。汪暉 在文章中除了「三資企業佔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這句文理不通的話之外，沒 有提供任何論據來支持他的判斷。我引論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治年鑒》 關於1997年（汪暉文章發表的那一年）的以下數據：關於投資，國有經濟占總投資 的52.5%，聯營經濟占0.5%，外商投資占7.8%，港澳台投資3.8%；關於就業人數，國 有經濟占總數的15.9%，聯營經濟占0.1%，外資占0.4%，港澳台投資占0.4%，農民占 從業人數的71%.我還指出，時至今日，憲法條文中只說到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保 護，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 》載《開放時代》1999年5月第50－51頁）根據以上這些情況，我不知道汪暉有什麼 理由讓人相信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汪暉的思想遠不止於下列主張：在九十年代，知識份子的批判矛頭應及 時轉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實際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八十年代的啟蒙思 潮，甚至近一百年來的啟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專制，提倡學習西方，走現 代化之路的主張都叫做「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目的論世界觀」（見《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第147－48頁）。他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可以叫做 反現代性立場，雖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單純地、教條地肯定現 代性，而是把現代性看作一種悖論，一種充滿矛盾的結構。 　　正是這種反現代性立場，給汪暉提供了一個異乎於啟蒙派知識份子觀察和評判 中國現代化歷程的獨特角度，他據此評論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思想狀況 ，乃至馬克思、毛澤東的學說。在他看來，除了崔之元、甘陽的「制度創新」說， 其他所有的主張，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不論是有影響的還是影響甚微的， 都有致命的缺陷，因為它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認可現代性的預設。（同上，第135－ 146頁） 　　問題在於，汪暉從反現代性立場向近代和當代幾乎每一種社會思想立場發出質 疑、挑戰和批判，難道不需要為這種立場作出辯護，難道不需要說明他那同樣是得 自於西方學理的觀點，在闡釋中國問題時具有合法性和適切性？但是，汪暉除了引 述福柯（（MichelFoucault）、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阿明（Sanmir Amin）和華倫斯坦（ImmannuelWallerstein）等人的言論外，並未證明他們的論述 與中國歷史語境的相關性。 　　有人認為，中國學者之間的論爭進行到底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代理人戰爭」： 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學理資源，將其用於解決中國問題，把自己擺在作為西方某家 某派在中國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駁或捍衛西方某個人或某一派的觀點。我不否認 「代理人戰爭」有一定的道理和意義，我不知道汪暉是否準備把隱蔽的「代理人戰 爭」變成公開的「代理人戰爭」（如果要那樣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學理 來源——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認為 打「代理人戰爭」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面將通過簡短的歷史考 察與對比分析說明中國的反現代化思潮（包括汪暉的最新主張）是不正確的。 　　 (二) 現代性與批判精神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主流思想傾向是以現代化為導向。但由於中國的現代 歷程始於列強侵略，因此對西方的疑慮和對現代性的疑慮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可 以同意汪暉的這種看法：「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本身構成了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最 基本的特徵」，「『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 之一。」（同上，第136頁）這種特徵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是反對資本主義、自由 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傾向。誠如艾愷（GuyS.Alitto）所指出的：「某種形 式的社會主義幾乎永遠是反現代化思想家們思想中的構成部分。這相當自然，因為 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評在經濟思想的領域常有重疊的地方，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是 他們共同的敵人。在中國關於社會主義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20世紀中所有重要的 思想家與政治領袖——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孫逸仙及其他小黨，以及較次要的人 物如閻錫山、馮玉祥、胡漢民等等，都沒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事實上，不管其意識形態的傾向如何，中國的人物幾乎無人提倡任其自為的資本主 義。」（見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頁） 　　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現代性主流話語，即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市場經濟 、憲政體制（法治、權力制衡）的肯定，屬於資本主義，而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 範圍和程度不等地對之持反對態度。而愈是激進、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得愈全面 、愈徹底。但事實證明，正是那種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了 巨大的災難。經濟的無效率、人民的貧窮、個人迷信、個人專權、法制被踐踏、人 身安全的喪失，這一系列慘痛經驗使中國人重新考慮歷來遭到否定的東西的價值， 認識到它們的普遍意義。即使是力倡「四個堅持」的鄧小平，也主張要重新認識社 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中國當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剝去七十年代末倡導它時的意識形態外衣，實質上 就是重新認識和認同被搞得臭不可聞的名為「資本主義」，實為人類文明中具有普 世意義的東西。崔之元在「制度創新」名義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剛 好相反。 　　我不知道他的口號在美國是否有新意，在中國，卻是閻錫山、胡漢民者流都可 以接受的。 　　汪暉力圖表明，和那些只有簡單的、整體性思維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現代性的 異質性。但他強調，具有正面價值的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說：「現代 性的衝突結構恰恰是現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種活力的原因，但是，這種內在活力恰 恰來自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衝擊本身。」（見《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載《天涯》19 99年第1期第23頁）對此，有一系列問題應作辯析。 　　第一，汪暉把發生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所有反抗運動都視為反現代運動，這是 一種混淆。事實上，許多重要的社會進步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運動。現代性在西方 社會並未走到盡頭，它還是未竟之事業。讓我們以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來作分 析。請問，當馬丁·路德·金作講演：「我有一個夢」時，他授引的難道不是美國 當初的立國理念？他是想真正實現這些理念，還是摧毀這些理念？當總統約翰·肯 尼迪、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支援黑人進校，甚至不惜派軍隊保護黑人進校時， 當約翰遜總統終於實現平等權利法案的立法時，你能說這並不是西方現代國家（資 本主義政權）在強行推行自己的價值？難道這幫大人先生是社會主義者，要與黑人 聯手打倒資本主義？ 　　第二，汪暉承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評是從現代性自身中孕育出來的，但他不 願意進一步承認，在已有和現有的各種結構中，只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 構，才是唯一為批判自身提供條件的結構。馬克思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為資本主 義掘墓鍛造思想武器，哈維爾（VaclavHavel）在後極權體制中談論後極權時代政治 卻要入獄。我們可愛的新左派朋友現在鼓足了勁批判現代性，批判資本主義，卻從 來不提，正是他們的批判對像為他們提供了批判的條件（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 也是從西方新左派那裡得來的）。 　　第三，難道我們不應該因此想一想，在中國應該爭取和創造這樣的條件？當然 ，我們可以同意，當某一天現代性在中國業己充分確立甚至過份成熟時，它的負面 作用會暴露出來，需要我們警惕與批判。當然，新左派們可以自豪地宣稱，他們特 別有遠見，正在未雨綢繆，但雨天未到你就打傘，不是太可笑了嗎？你總不能說： 「人家美國都有好多人在打傘」呀！中國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間大批「資本主義法權 」的鬧劇，難道不值得人們引以為戒嗎？中國的反現代性和社會主義傳統是如此根 深蒂固，令人憂慮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過份強大。 　　現代性，不論作為觀念還是制度性安排，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批判。觀念 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滿活力、引人入勝、發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 制度安排，如人權、自由、民主、自由經濟、法治等等，卻經受住了時代變遷和歷 史發展的考驗。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各種思潮（包括反現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 平台。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如果只想重複從尼採到海德格爾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那是問題不大的。但他們現 在的興趣是在制度安排方面，他們對於建造這樣一個平台的努力發出挑剔與指責， 但除了批判與解構，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個更好的平台的可行方案。也許，有人會 辯解說，知識份子的使命只是批判。談到批判，令人想起這麼一則政治笑話。一個 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爭論誰的國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國人說：「我們可以喊打倒 裡根總統，你們能麼？」蘇聯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怎麼不能，我們當然可以喊 打倒裡根總統。」 　　新左派宣稱中國思想界在市場經濟來臨時表現出潰敗，指責中國知識界不批判 資本主義，我想，在北京大罵美帝國主義，在美國的大學講台上大講資本主義不民 主，這與在莫斯科高喊打倒裡根總統有什麼區別？這就是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 三 評新左派的學風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既令人矚目，又令人失望。許多人認為，雖然雙方分歧 嚴重，但既然討論的問題涉及到中國要不要現代化，要什麼樣的現代化，以什麼方 式實現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就希望爭論雙方能心平氣和，表現出學者風度和 嚴謹的治學態度，使討論深入。 　　爭論的水準和氣氛不令人滿意，從根本上說與參與者的整體思想學術素養不高 有關，這是有待包括本文筆者在內的人今後努力提高的。另外，也與新左派的學風 有關，我在下面將用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然，這決不能說明我本人或與我觀點一 致的人就沒有學風問題。我希望所有的問題都被指出來，以利於當事人自省，求得 提高學術爭論水平。 　　爭論中，自由主義者被反覆指責為只關心個人自由、知識份子的自由、富人的 自由，而不關心弱者的權利、不要社會公正，甚至替腐敗辯護。例如，甘陽說：「 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 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 》載《讀書》1991年1月號第85頁）俗說話，眾口鑠金，現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 情自由主義的人，也覺得自由主義有不關注社會公正的缺陷。但是，我從未發現以 上指責有文本根據，甘陽的攻擊既多又猛，但從未指出究竟是誰，有什麼主張，其 他新左派的抨擊也從無具體引證。相反，我卻明確列出了自由主義者強烈主張社會 公正的文本根據。（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6 月號第47頁） 　　這很簡單，因為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備受新左派攻擊的朱學勤和我本人寫的。 　　我現在倒想反過來問一下新左派朋友們：你們能引證多少文本或事例，說明在 你們在把社會公正問題當棍子打自由主義之前，就研究和闡發過這個問題，為社會 公正大聲疾呼？ 　　在我看來，學風問題是新左派的通病。為了免蹈對方「只指控，不舉證」的覆 轍，讓我對本文前面所說及的三人的學風問題舉例加以說明。 (一) 先說崔之元 　　崔之元的學風問題是卞悟在與之論爭時立刻就覺察到的，現只引證卞悟批評其 學風問題之一例：「崔先生在與美國人用英文合寫的文章中盛稱美國政府長期以來 一直與農民結成『夥伴關係』並百般『幫忙』，但在以漢語寫的批駁我的文章中卻 又說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棄農民於不顧，即使偶有幫助也是非『常態』的『短期 結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參見卞悟《「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 問崔之元先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第134頁。崔之元論點矛盾的兩文， 分別見《以俄為鑒看中國》（與RobertoMangabeiraUnqer合寫）載《二十一世紀》 1994年8月號第19頁，《三論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載《二十 一世紀》1996年4月號第133頁。）用英文寫的，美國人可能讀到的文章，就說美國 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說美國政府不好，論者質疑崔之元的寫作動機，那是自然的 。退一步講，在同一場論戰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論及中國現代化方向這麼重大的問題，缺乏應有的嚴肅認真態度。文章 胡征亂引，藉以嚇人，極盡東拉西扯之能事，論據與論點無關甚至矛盾，邏輯混亂 ，曲解事實之處俯拾皆是。你要與他認真論理麼，你就得像分身乏術的救火隊員， 四外奔忙，累得精疲力盡。現僅從引起廣泛爭議的「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 一文中舉幾個例子。 　　崔之元引證新進化論，力圖說明曾經被證明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往後新的 歷史條件下也可能復活，因此「自然選擇，適者生存」並非是最終的。他過硬的證 據是，在實驗室裡通過基因重組技術，造出了長牙齒的雞。他以此說明，中國的大 躍進、農業學大寨，也不能簡單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應該繼承發揚。 　　但是，僅這麼一個論證，就犯了一系列的低級錯誤。第一，他把「遺傳信息」 等同於「合理因素」，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遺傳信息在今日歐洲新納粹那裡顯現 ，這決不能證明法西斯主義的合理性；第二，他談的是自然選擇，怎麼能用實驗室 的基因合成技術作例證？這只人工雞既非在自然界長成，更沒有證明它在適應自然 競爭條件方面有更強的生命力，這根本就是文不對題的論證；第三，他擔心別人這 麼反駁：他說的是自然科學，怎麼能用於社會呢？他的回應是：達爾文的理論（自 然科學） 　　都受馬爾薩斯與亞當·斯密（社會科學）的影響，因此，新進化論這種自然科 學成果也可應用於人類社會，難道崔之元真的這麼不懂形式邏輯嗎？第四，他引證 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一書，想證明「『大寨經驗』中的 合理因素——抓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陳永貴創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國今日 發展農業的有力促進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 一世紀》1994年8月號第6－7頁）如果一般地講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農業有好處， 那麼中國人用不著學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對川西平原農業的好處延續了幾千 年，問題是大寨那種勞命傷財，不計成本地建設，那種「西水東調」的蠢事，是不 是合理因素？文革後，中國人對此已有結論，吳思的書中也有說明（見吳思《陳永 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花城出版社1993年，頁305，310，316），崔 之元以這本書為論據，但並不具體說明引證的頁數，為我所用地解釋書中的材料， 是聰明，還是不誠實？ 　　崔之元為禍害中國的極左路線招魂，講得最離譜的話是：「今天，我們應把毛 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為定期的全國性直接普選，這才是『人 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見崔之元《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 》載《亞洲週刊》1996年5月26日頁47）毛澤東的原話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 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 跳出來不可。」根據文革的經驗，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亂中國一次，停產關校，使 法制蕩然無存，打倒自己的政敵，使知識份子受盡凌辱和摧殘，這有什麼「合理因 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話壓縮成一句，其中只有兩個內涵，一是內容，即「文革」，一 是時間，即「七八年一次」.文革指無法無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於「七八 年一次」，毫無新意，中國、西方的選舉，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看聽毛的話 才辦。所以，崔之元的所謂合理因素，就只能是大搞階級鬥爭、橫掃牛鬼蛇神了， 這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要從這裡推衍發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 那樣的「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才行！這麼可怕的主張，這麼莫明奇妙的聯想 ，難道值得對之進行認真的學術探討？ (二) 再說甘陽 　　甘陽一直沒有停止過訓誡、辱罵中國知識份子，他的攻擊既包括立場、觀點， 也包括智力水準與道德。請看他是怎麼說的：「確切地說，自由主義或『英美自由 主義』在今日中國基本已成為反對民主的一種變相說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 多；大眾參與越低，個人就越有保障；積極自由越小，消極自由就越大。」（見甘 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2月號第5 頁） 　　他認為，中國版本的自由主義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 弱肉強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 》載《讀書》1997年1月號第85頁）對於這麼嚴重的指控，以及其他一系列類似指控 ，甘陽提供了什麼樣的文本依據呢，沒有，一點也沒有。正是根據以上虛構的罪名 ，甘陽對整個中國知識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為『中國知識界 的集體道德敗壞症』.因為這種信仰只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 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症』」 .（同上）面對這種刻毒的攻擊和侮辱，難道可以通過學術討論來辯解麼？ 　　甘陽似乎對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渲洩不盡的怨毒心理，請聽了他的以下叫罵： 「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人裡還有隨著西方媒體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種 種醜態，唱起一種新的『凡是歌』，歌詞大意無非是：凡是西方說的就要照辦，凡 是西方作的就要緊跟。他們以為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像他們一樣，努力作一個好奴才 ！」（見甘陽《自由主義與轟炸》載《明報》1998年5月17日）。至於到底是什麼人 ，說了些什麼話，活該擔當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陽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惡狠狠 的訾罵，人們難於相信這是一個學者之所為。 　　甘陽的另一拿手好戲是文過飾非，把功勞歸自己，把錯誤推給別人——不，推 給整個中國知識界，把他一個人犯的錯誤說成是中國知識界的錯誤，搖身一變，聲 色俱厲地教訓中國知識界。他曾唱過一場批判中國九十年代的極端保守主義的獨角 戲，在這方面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中國知 識界開始認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學中的英國式經驗主義傳統和法國式理性主義傳統 ，撇開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重新認識伯克（Edmund Burke）、盧梭、法國大革命 和中國的五四運動。 這種重新認識在學理上和實際上都有重大意義，它是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深 化和成熟的標誌。 　　在這場重新認識、深化認識的過程中，有兩種傾向。一是分寸得宜，矯正以前 的意識形態偏見，擺脫「革命至上」、「民主萬能」的束縛，但又不徹底否定革命 與民主，與以前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主流，朱學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可 視作代表。 　　另一傾向則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為從伯克和「自由」這個概念中發現了另一 種萬應良藥，一味推崇英國模式和伯克，把中國近現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惡都歸諸於 法國革命和五四運動。這是支流，其代表幾乎只有甘陽一人。甘陽在幾年之後徹底 改變立場，大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義（即他所謂的「以自由主義的名義貶斥民主」 ，大談「所謂『英國模式』與『法國模式』，或『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對 立等等」，參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 》1997年2月號第6頁）進而把「反民主的、貴族的自由主義」的罵名以及前面所引 的種種罪名傾到中國知識界的頭上，標榜自己所謂「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義」立 場。 　　甘陽有一個躲避不了的任務：解釋、評價自己幾年前的言論。如果他認真清理 ，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當然是好事。但他很聰明地使了一個小伎倆，一方面淡淡 地提了一句，說自己在「許多方面事實上已開90年代保守主義先聲」，另一方面把 以前的觀點和作用總結為：「在中國大陸首先引入柏林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 自由』的區別等觀念，在知識界曾產生比較廣泛的影響……又在大陸思想界集中提 出了自由主義與民主的張力問題，以圖概括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國啟蒙運動的不同 ，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分野等等」.（同上） 　　這麼說有什麼錯呢？但實際上，甘陽說的是，五四個性解放所嚮往的是積極自 由而非消極自由，這種「全盤社會改造」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社會感」，導致 了「從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掛 』」.（見甘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載《讀書》1989年第5期第12 －17頁）他還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通常所謂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並不是由 法國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為主要基礎的……我們不能不深思： 如果繼續被法國革命和共產革命的傳統領著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見甘陽《 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載《二十一世紀》1991年2月號第8頁 ）如果要對那一時期的保守傾向進行清理，我不知道還有誰發過如此偏頗的言論。 　　甘陽的錯誤有三重，第一，不老實，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態，隱瞞極端和錯誤的 言論；第二，誇大自己的影響，他說了一些錯話，自以為中國知識界也跟著錯了， 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第三，歪曲了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況，其實，只要 甘陽改弦更張，值得痛罵的人就基本沒有了，動輒就說「中國知識界」如何如何， 純屬無的放矢。 (三) 最後說一說汪暉 　　汪暉發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評論。 就我的閱讀範圍而言，支持和批評的意見都有，我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對汪 文作了認真討論和正面批評，我一直期待汪暉的回應。但我們等到了什麼樣的結果 呢？ 　　汪暉僅在他的《死火重溫》一書的「序」中掃蕩了所有的不同意見。這篇只有 幾千字的小文還概論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主要爭論，除掉大量的感情渲洩和自矜 之詞，他用在嚴肅討論上的筆墨實在是太少了。 　　汪暉說：「文章成為『事件』，卻沒有真正的論敵。因為他們並不把它當作文 章來對待，而是看作某種象徵。」（見汪暉《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頁1-15，下同）。　　這話頗令人吃驚，我無疑是汪暉的論敵，我認為汪暉是個學 者，寫了一篇值得注意、應該批評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徵」是什麼 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領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誰會這麼認為。 　　在我與汪暉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論與中國的國情與現實不 符，我舉出了一系列事實和數字來證明我的看法。汪暉對此避而不答，而寫出了下 面一段妙文：「談論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異見，號稱學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納，這麼 多名人碩儒習慣於道聽途說——一切一切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倘若要談論『國 情」和』現實『，則這一現象本身就是國情與現實之一。「我現在仍然要說，我用 事實和數字反駁你汪暉的下列論點：中國已經變成了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你 能否作出反批評？ 　　汪暉沒有把一個字花在正面回答批評意見上，卻花了大量筆墨描述其成文經過 ，剖白作文時的心態，和成文後自我感覺到的遭遇。他說，1993年一位外國學者冒 著寒風，不怕路途之遙，尋了半天，終於找到他，約他寫稿，他終於感動了，把文 章寫出來，登在那個進步知識份子的旗幟的刊物上。後來，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剛 從國外歸來，就跑到他家談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興趣。再後來，他當 了《讀書》的主編，總是感到有人遞過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滿，但怕一說出話來 就要傷人，於是避到香港。再後來，文章在國內不止一家刊物，在國外以不止一種 外文發表。汪暉感慨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應和明槍暗劍：「在許多名人的口耳相 傳之間，這篇文章迅速地獲得了各種各樣的頭銜，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後由聞人 加以總結，儼然成為『歷史』.論戰的方式不像是討論，而像是冷戰：南北呼應，內 外有別。」 　　如果說我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反對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於承認，但我不覺 得文章會在思想學術界引起這麼大的風波。在九十年代，怎麼會呢？況且我們又不 是王朔或余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學術探討和學術爭鳴純然是一種公共事務， 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為準，寫作的心理過程 與 文章觀點對錯無關。你要捍衛自己的正確性麼，就得回答、駁倒批評意見。你不能 大談自己寫作時動機的高潔和心情的壯懷激烈來證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間接地 說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編者的懇求和讀著翹首以待才勉強應允 發表，來說明文章的價值；更不能營造這樣一種氣氛：自己像魯迅一樣地經受飛短 流長，在黑暗中與惡勢力抗爭，來證明文章經得起考驗——學術爭論中不能用哀兵 必勝的策略。 　　總之，重要的是觀點和論證，而不是剖 自心跡。成文過程中精神狀態 的高尚並不能證明論敵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已經開始之後，被視為新左派的李陀發出了並不及時 的號召：「讓爭論浮出海面」.不知是否為了呼應這個題目，朱學勤在1998年底的文 章中說：「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 理立場浮出水面。」汪暉在這篇序中將朱戲稱為「上海名人」，然後是聲情並茂的 道德檄文：「偉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沒有喚起英雄對於災難的思考，倒是激發 起了爭先恐後浮出水面的激情，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 ，豈不信乎？」一個比喻，為什麼朋友用得，論敵就用不得？一個比喻，何至於與 九八年大洪災聯在一起，在道義上置論敵於死地？手法高明嗎？我不知道，我只想 起「技窮」二字。 　　我不想再評說論敵了，我只發出正式邀請：回應我在「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 和本文第三、四節中的批評，讓我們在學術觀點上交鋒吧，你意下如何，汪暉君？ 　　最後我想說，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所引起的關注，產生的影響，遠遠大於學 術上的收穫，對於理解和解決實質問題所取得的進展。中國知識界不能滿足於自己 有良好的問題意識，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敵制勝」方面。更虛心的態度 ，更勤奮的學習與研究，方能孕育無愧於時代的思想成果。□(原載《世紀中國》網 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