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範疇內兩條主線的殊途同歸 ——兼論公有制若干問題 (北京) 陳 林 (一)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自經濟改革始。而關於經濟改革的主線或切入路徑，早在 一九八零年代，國內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並大致可歸結為兩種對立的觀點，即企 業改革論與市場改革論，分別主張所有制先行和價格先行。雙方在理論界和決策層 各有代表，其力量對比因為形勢的變化而互有消長變動不居。當然，企業改革論與 市場改革論在二十年間又各有發展，兩者雖相持已久，在實踐中卻是相互交織的。 自一九八零年代初，企業改革的實踐起點就是，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 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加企業可支配收入，實行利潤留成、工效掛鉤等等。其後花樣 雖有所翻新，一度並以承包制引為時髦，但借用理論術語而言，無非都是將企業的 部分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從政府轉移給企業經營者和職工。這些初步的改革措 施確使國有企業在經營計劃、採購、銷售、定價、用工、收入分配等方面放開一些 手腳，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的個人收入（貨幣收入及其他各種隱性收入）與企業短期 的盈利水平相聯繫。由此帶來的巨大的激勵作用，引發了空前的經濟熱潮。但仍然 不能建立健全相應的約束機制，故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和扭曲，很快暴露出來並日益 突出。在這種責權利不對稱的制度安排之下，「負贏不負虧」的問題不能根本解決 ，遑論國有資本的有效保全和不斷增值了。進入一九九零年代後，越來越多的國有 企業面臨嚴峻的經營危機，其中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的或在事實上已經陷於癱瘓的 在數量上有蔓延之勢。可見以「放權讓利」為主導思想的企業改革確已走到其盡頭 。 人們無法不注意到「所有者缺位」的問題（這本來是個最為淺易直觀的事實 ）。有鑒於此，企業改革論的積極探索者回到了「所有制先行」的概念，把目光聚 焦於企業的產權構造本身。於是又紛紛寄希望於股份制以及法人相互持股之類的設 計。現在改制而來的股份公司已經日益增多，卻舊病未去，新症狀不少。只怕是陷 入「一股就靈」的另一個誤區。但是進行深層次的產權改革確乎無可迴避，這是企 業改革內在邏輯的必然要求。近年提出的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所謂「有進有退， 有所為有所不為」，本身就意味著不同部門所有制結構的改變。舉凡股權多元化、 混合所有制，以及國有控股、參股等形式的發展和企業兼併、重組以至破產、出售 、拍賣等嘗試，都屬於產權改革的範疇。即使正在探討之中的針對企業管理層的股 票期權制度，亦莫能外，因其終將引起產權結構的改變。一言以蔽之，中國的企業 改革，從潛意識到主動自覺，終於找到了產權改革的正確方向。 而所有種種產權改革，典型的如股份制，都有其內在邏輯的必然要求，那就 是產權的可交易性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這裡所說的資本市場取其廣義，遠不限於證 券市場或股票市場，而包括種種產權交易形式的總和。從根本上說，不能交易的產 權，並不是完全的產權。你賦予我一棟摩天大樓的所謂產權，既不准賣且不准租， 那只是聊勝於無；不准賣而可出租，或者只准賣給、租給指定的什麼人，情況也不 會好到哪裡去，因為這剝奪了我可能得到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剩餘。進一步說， 不能交易的產權，也談不上是資本，無法基於市場不斷進行優化配置，因而必然導 致效率的損失。不僅理論上如此，在實踐中一旦發生了產權改革，也立即就會提出 產權交易的問題，也即發展資本市場的問題。 例如現在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准流通，這已經被認識到是個弊端叢生的根源。 就是一些實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的原中小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手頭持有許多 分散的股權，迄今仍被規定為不可交易的，或者有種種的轉讓限制。至於股票期權 ，倘若不能變現或變現何其難，肯定不會收到預期效果。新近的「債轉股」措施， 轉股之後怎麼辦，也尚無主張。如此下去，體制的復歸在所難免，可能遺患更為深 遠。故企業改革——產權改革——股份制的成功，「功夫在詩外」，有待於資本市 場的建立健全和發展。「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真正解決了產權的可交易性的問 題，才能為經濟的健康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相信這將成為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決 策者的共識。 至於中國的市場改革，同樣也有一個歷史的和邏輯的展開過程。最初是以價 格改革為中心，從一般消費品到重要生產資料，「先調後放」，雖然在相當程度上 誘發了大規模的通貨膨脹以至怨聲載道，而雙軌制的尋租空間又不知催肥了多少官 倒，但是近年的統計資料已表明，全國85%以上的生產資料價格，90%以上的工業產 成品價格，95%以上的生活資料價格已由市場調節，國家計劃管理的生產資料和生活 資料已降到目前僅有的30多種，國家控制的社會零售價格僅為7.2%。有學者據而認 為到一九九零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總量的90%已經「市場化」。 不過我對上述「市場化」指數持謹慎保留態度。由於長期以來的條塊分割沒 有根本的突破，中國的橫向經濟聯繫並無充分的發展，已有的市場化進程往往有所 局限，故此「橫向」意義上的市場化程度或曰「市場一體化」程度不宜高估。另外 ，現有的這個「市場化」指數主要只覆蓋產品市場。雖則產品的市場化大勢已定， 但更具核心意義的還是要素的市場化，要素市場的深層形態則是確保產權的可交易 性的資本市場。至今大多數行業的資本進入和退出壁壘仍然都很高。作為全社會資 源配置的樞紐，產權市場化的進程尚屬任重而道遠。故我們對於「縱向」意義上的 市場化或曰「市場深化」的程度更不宜高估。我正積極建議構造「市場一體化」和 「市場深化」的指數，這將另文專論。需要指出的是，不難看到，從消費品市場到 生產資料市場，從產品市場到要素市場，直到產權市場或資本市場，市場改革經由 歷史的發展，循其內在邏輯進入攻堅階段，而與企業改革相會於此。產權流動的一 個必要前提是產權界定明確，這本身就向企業改革提出了要求。而企業改革的成敗 恰在於資本市場的深化。在上述意義上，「吳市場」（吳敬璉）和「厲股份」（厲 以寧）們雖然理論起點不一，最後都得面對的是同一個現實境遇。這就是我所指明 的經濟改革範疇內兩條主線的殊途同歸。 （二） 經濟改革範疇內兩條主線的殊途同歸，亦即促進產權的可交易性和發展資本 市場，卑之無甚高論。這是一件大勢所趨、順理成章的事，又已經迫在眉睫。當前 卻還存在諸多意識形態上的困擾，需要加以澄清和驅除。特別是針對國有企業的產 權交易和資本重組，往往被指責為「私有化」和「國有資產流失」。這些批評者只 有純粹的實物觀點，而無價值形態轉化的概念，甚至也不配當馬克思的學生，馬克 思還知道，「資本不是物」。出售產權，回收貨幣，只是價值形態或資本形態的轉 化，並不必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也與嚴格意義上的那種無償派送式的「私有 化」有別。當然國有資產流失是嚴重存在的，據保守估計每天至少就有一個多億不 見蹤影，除了低效導致的虧損之外，有相當比例被中飽私囊甚至已經抽逃國外了， 但這恰恰說明了改革的緊迫性。與其口口聲聲地反對「私有化」，卻實際對國有資 產放任自流，倒不如公開有序地推行產權交易和資本重組，實現根本性的制度創新 。 　　一些人本著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深懷恐懼，總疑心 開放交易特別是產權交易要吃虧，卻不知交易意味著共享市場剩餘，完全可以實現 雙贏和帕雷托改進。人們還往往拘泥於現有資產的帳面價值或「評估價值」而不敢 越雷池半步，這種「價值」觀念也是僵化的。在我看來，市場經濟中的「價值」准 則，與其說是「值多少，賣多少」，倒不如說是「賣多少，值多少」。物有所值， 必須經過市場的認可，在這個意義上，帳面價值也好，「評估價值」也好，都是不 足為據的。另外，「等價交換」的說法也要修正，當然不是主張「不等價交換」， 而是說「價」（也即交換比例）本質上是一個事後的概念，是交換過程的產物，因 而「等價交換」無異於同義反覆。「等價交換」意在交換的公平性，這個出發點是 好的，卻陷於循環論證。交換公平終究只能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來實現。故當前真 正緊要的問題並不在於公有制抑或私有制（即姓「公」姓「私」）孰優孰劣的爭論 和非此即彼的取捨，而是在於「化公為私」、抑或「化私為公」（均就人們慣於理 解的實物形態而言）的過程中，以盡可能開放、多元和透明的市場結構，促進充分 競爭，實現物有所值。 　　如果更進一步，我們不妨追問一下至今仍被廣為頂禮膜拜的「公有制」，其 根據何在。即便按照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全面公有制之所以必要，在邏輯上只是計 劃經濟的一個推論。馬克思首先構造出一套理論，通過繁瑣晦澀的推導，大意無非 是說市場經濟不行，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由於其「內在矛盾」終將導致自我毀滅， 出路在於取消一切商品貨幣關係改行計劃經濟。上述理論的內在邏輯是否可靠且不 論，其隱含的前提是否成立也不論，其預言是否符合實踐的發展也不論。反正在馬 克思那裡，雖然也不清楚知道計劃經濟究竟該怎麼搞，但是據認為計劃經濟是被嚴 格「證得」了。接下來不難想見的是，計劃經濟必然意味著無償調撥，這與私有制 的內在邏輯相衝突，因而計劃經濟必以全面的公有制（現實中是國有制以及形同國 有的所謂集體所有制）作為自己的基礎。（「資產階級」顯然不會輕易答應，那就 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好了。）一言以蔽之:在實踐中（當然是蘇中等國的實 踐），計劃經濟以公有制為基礎；在理論上（當然是馬克思的理論），公有制以計 劃經濟為前提。中國人現在是終於放棄計劃經濟、皈依市場經濟了，卻死抱著「公 有制」不放，這實在是件很奇怪的事，可見並沒有讀懂馬克思。考慮到馬克思的不 肖子孫們的對於馬克思的種種誤解、肢解、曲解和一知半解，也難怪馬克思生前就 要自稱他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 　　另一種關於公有制的說辭則是避免和消除剝削云云。必須指出，馬克思雖然 認為資本主義存在剝削並對工人寄予無限同情，但是縱觀其政治經濟學，他絕不是 從這種價值判斷出發論證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的命運的。馬克思認為自己比空想 社會主義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馬克思）並不訴諸於道義激情，而是要探究一種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發現其宿命。 如前段所述，即使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並不在於克 服剝削。那麼在客觀上公有制是否必有助於避免和消除剝削呢？不然。我已另文專 論，剝削與其說是來自於私有制和僱傭勞動關係，倒不如說是根源於壟斷或扭曲的 市場結構。可能受到剝削的並不限於勞動和勞動者，也包括其他一切生產要素和市 場主體。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實質上是一種在所有經濟部門和經濟環節的無限壟 斷，廣大勞動者、消費者和儲蓄者（已經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者了），在當 局的單邊壟斷之下，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恰恰難以擺脫受「剝削」的命運。例如 在糧食統購（是一種買方壟斷）和農業生產資料專營（即統銷，是一種賣方壟斷） 之下，名為支農護農，實為坑農害農。在統一安排就業的制度下，工人們並不享有 擇業自由，其勞動力難以賣上個好價錢，另一方面廠商也不能有效降低其勞動成本 並實現優化組合，這種所謂福利實為禍患。近年來頗受非議的中國電信、電力、鐵 路乃至公立醫院、學校等部門，也已足以證明「公有制」的官僚壟斷勢力是如何大 肆剝削消費者和全社會的。故抑制剝削的關鍵還在於深化市場，以盡可能開放、多 元和透明的市場結構，促進充分競爭，實現物有所值特別是勞有所值。 再說，「公有制」本身又是個歧義性的概念。究其所指，一會兒是指一種「社 會制度」，一會兒又是指某個具體企業的產權結構特徵。如果取前者，那麼起碼要 求公有特別是國有成分佔經濟的不說全部也得是大部的比重。這就引申出一個問題 ，究竟佔了百分之多少才算是「公有制」呢？估計無人能夠回答。而近年的統計資 料表明，中國國有經濟在全國工業產值中所佔的比重已降到1/3以下，在商業流通行 業更只佔到1/4左右。這已低於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可見前者的定義自顧 不暇。而如果取後者，則這樣的企業在西方也廣為存在。作為一個具體企業的產權 結構，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時而有調整的需要，如果在這個意義上卻頑固堅持所謂的 「公有制」，無異於畫地為牢，自我斷送發展前景。值得指出的還有，現在中國國 有企業的總體負債率已在80%上下，即帳面上的淨權益只在20%左右，再扣除一些隱 性虧損和非經營性資產，剩下的那點錢如果能夠足以建立一筆社會保障基金（如養 老、失業、醫療）就謝天謝地了。要說起來，這筆社會保障本來就是對國有企業職 工的歷史欠帳，也是一種負債。至於農民被「剪刀差」拿去的那部分就根本無人再 提了，反正是筆糊塗帳，農民也一直被當作二等公民。——寫到這裡我多少有些心 酸——但我更為那些「公有制」的衛道士們擔心的是，他們所堅持的可能已是個莫 須有的、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東西。 中國現行憲法中關於公有制的定位，頗有外強中乾、過猶不及之嫌；而在私 人財產權的保護上立場暖昧，含糊其辭。這無疑已遠遠落後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 。須知公有制不過是公民財產組織形式的一個並不格外神聖的特例，重要的是還其 本來面目，從虛幻走回現實。而1949年前中國社會的積貧積弱，原因恐怕也不在於 什麼號稱「萬惡之源」的私有制，而恰恰在於對私有制的保護不得力，故也有必要 為私有制正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私有制與公有制不僅可以並存，而且兩者的相 互轉化也是大量和經常的。從價值形態和動態觀點考察，有必要突破過去那種截然 分明的思維定勢，也許公有制與私有製作為對稱已經過時。兩種經濟成分並不應當 預設比例或主從關係，都得平等接受市場的檢驗，政府則退居超然的的地位，不得 與民爭利。推而廣之，全部經濟改革的最終成果，都將歸於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的 範疇，以及進而派生出來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凡此種種，均應在憲法中有所體 現。故修憲勢在必行，中國政府有必要重建其合法性基礎。 （轉載於網上社會科學期刊《中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