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 余 傑 一份具備了無可辯駁的合法性的協議，居然被輕率地拒絕履行，這樣的事情 堂而皇之地發生在提倡「依法治國」的今天，讓人覺得難以置信；一個在憲法所規 定的範圍內發揮公民創作自由的青年作家，居然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剝奪工作的 權利，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巴金老人擔任主席的中國作家協會，讓人更是莫名驚詫。 我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在今天的中國，究竟是「人」大還是「法」大？ 今年年初，我在研究生畢業前夕，希望選擇一家學術氛圍良好的研究部門， 畢業後從事文學研究工作。我聯繫了中國作家協會下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真正吸 引我的是該館保存著近、現代作家的手稿、藏書等大量珍貴資料。文學館的三位領 導──館長舒乙先生、副館長吳福輝先生和劉澤林先生，詳細地閱讀了我的履歷材 料並進行了面談。他們對我在北大學習期間發表的數十篇學術論文表示欣賞，對我 到文學館從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意願表示歡迎。4月初，我與北京大學、中國現代 文學館以及文學館的上級主管部門──中國作家協會，正式簽訂了一式三份的《全 國畢業研究生就業協議書》。6月初，我與中國作家協會又簽訂了一式兩份的《就業 協議書》。至此，所有的協議文件均已齊備。 7月，我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北京大學文學碩士的學位。按照正常手續，我持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印製、北京大學開出的《全國畢業研究生就業報到證》， 去中國現代文學館報到。但是，該館突然不予報到，聲稱遵照中國作家協會領導指 示，不再按照協議接收我。此後，我多次與現代文學館和作家協會聯繫，但他們都 不出示任何拒絕畢業生的理由──連「莫須有」的說法也不敢給出，卻一直態度強 硬，不讓我報到。報到的最後日期是8月5日，這一日期過去將近兩個月之後，我依 然沒有獲得一個明確的說法，無法到現代文學館展開我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作 協人事部門態度粗暴而輕率，將其保存的一份《全國畢業研究生就業協議書》通過 文學館退還給我。他們無視協議中規定的有關條款和《勞動法》等法律法規，居然 無知地認為：退還協議書，協議就不存在了、就作廢了。這種蔑視法律、毫不負責 的行為，讓人難以理解。 由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制定的《全國畢業研究生就業協議書》中，有如下規定 ：「三方中有任何一方提出不能履行協議，必須經另外兩方同意並支付違約金（在 學校的建議計劃上報教育部之前違約，交違約金2000元；在學校的建議計劃上報教 育部之後，教育部下達就業計劃之前違約，交違約金3000元；在教育部就業計劃下 達後違約，需報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批准，交違約金5000元）後，本協議可中止執 行。」然而，作家協會不僅沒有經北京大學和我本人同意、也沒有支付違約金，居 然突然襲擊、單方面毀約，給我的正常生活造成嚴重的影響。此時，我已經錯過了 畢業生聯繫工作的時間，無法再聯繫其他單位。作為一個公民應當享有的的工作權 利，被作協無法無天地剝奪了。 2000年9月28日下午4點，我與律師和幾位朋友來到中國作家協會辦公樓，希 望與作協人事部門的負責人見面，聽取該負責人對作協單方面違約的原因說明，並 希望獲得文字性的說明意見。作協人事處處長認為，今天我本人沒有提前預約就找 上門來，這一行為十分「不妥」。而我認為，作協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裡不履行協 議，不與當事人聯繫，無緣無故地將協議退還本人，這才是真正的「不妥」。今天 我上門來交涉，完全是為了捍衛協議的合法性和個人的工作權利，是合情合理合法 的，並無任何的「不妥」。該處長又認為，我應當與文學館方面交涉，此事與作協 無關。而我認為，《全國畢業研究生就業協議書》中，有作為甲方「畢業研究生」 的我的簽字，有作為乙方的「用人單位人事部門」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簽章和「用 人單位上級主管部門」的中國作家協會的簽章，以及作為丙方「培養單位」的北京 大學的簽章，我與作協都是地位平等的簽約方。所以，我有權直接找與作協交涉。 更何況我又與作家協會單獨簽署了《就業協議書》，作協必須承擔此協議帶來的相 關法律責任，沒有權利拒絕與另一簽約方直接對話。 就在與該處長交談的過程中，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周圍幾間辦公室 裡衝出若干名工作人員，將我們團團圍住。有兩名年輕力壯的男工作人員對我們進 行粗魯的辱罵，其中一人甚至衝上前來，企圖動手打人，在尚未得逞之前被另一名 女工作人員拉開。 如此野蠻的言行居然發生在堂堂作協大樓之中，讓我對這一機構的本質有了 更加清醒的認識。我險些以為自己身處某黑社會總部的大樓之中，連基本的生命安 全也得不到保障。 據知情人士告訴我，我被作協拒之於門外，是因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禍。我 不知道這是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我認為：一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有思考、言論和寫作的自由。我的論文和文章都發表在國家公開出版的報刊雜誌 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國家正式的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在法律的意義上，我毫不 畏懼地對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字負責。對於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為讀者 （包括某些官員在內），當然可以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作為作者，我也會虛心地 傾聽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自然包括某些官員的批評意見）。當然，經過我的獨 立思考之後，是否接受這些意見，同樣是我的自由。如果作協的有關領導對我寫作 的立場和文章中具體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可以直接找我溝通和交流，也可以通過其 他途徑向我轉達。如果認定我的哪篇文章、哪個觀點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甚至有「 政治傾向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公開場合指出和批判。但是，中國作家協會既沒有 私下與我交換意見，也沒有公開宣佈我的文字存在著什　程度的問題，卻採取了最 等而下之的辦法：全然是幕後黑箱操作，企圖通過剝奪個人工作權利的方法來壓制 不同的聲音。這種做法，與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化潮流背道而馳。 我在北大從本科到研究生度過了長達八年的學習生涯（包括為期一年的軍政 訓練）。在此期間，我一直勤奮思考、勤奮寫作，出版六本著作（總數達二百多萬 字），並在第一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引起學術界的好評與重視。我的 碩士論文《知新報研究》，受到由孫靜教授、溫儒敏教授、陳平原教授、劉勇強教 授和吳福輝研究員組成的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評價。答辯委員會指出：「該論文具有 彌補學界薄弱環節的價值，且為報刊個案研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是一篇優秀 的碩士論文。」作為一名優秀的北京大學2000屆畢業研究生，居然無端被簽約單位 拒絕接收，畢業後無法從事正常的研究工作，這既是對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 的侮辱，也是對國家人才培養計劃的嘲笑。國家投入巨資培養的一名優秀人才，卻 被作協某些領導單憑一己之私見拒之於門外，這也是對國家財產的肆意浪費。在國 家領導人強調不拘一格地為青年的成長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的今天，作協的某些領 導卻以壓制、打擊人才為榮，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國作家協會的性質，究竟是為 作家提供幫助和服務，還是破壞作家的創作自由？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鄭重指出：「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 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保障。」（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中國政府已 經正式簽署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也明確規定：「本公約締約各 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采 取適當的步驟來保障這一權利。」（第三部分第六條）作為一名履歷清白、學業優 秀的北大畢業生，我所要求的僅僅是協議所賦予我的工作的權利，這也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和法律、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等權威文件所保障的公民的合法權利。 我深知，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名思考者、言說者和寫作者，需要 為自己的觀點付出特殊的代價。我有這樣的思想準備，也不迴避任何不公正待遇的 來臨。即使失去了應得的工作，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寫作在自己的祖國生存下去， 儘管生存會變得艱難一些。我深愛這片苦難的土地和生活在它之上的苦難的人民。 我為自己而寫作，也為苦難的土地和苦難的人民而寫作。同時，作為一個現代社會 的公民，作為一個強調「民主和法治」的國家的公民，我更要捍衛自己天賦的權利 。我相信，在我的背後還有法律、正義和良知。我不願意像我的長輩一樣，在不公 正的待遇降臨的時候，只會屈辱地承受、默默地忍耐。我將拿起法律的武器、運用 輿論的力量，以一種相當理性的方式，為我自己──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而奮鬥。 其實，這也是為每一位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識分子的命運而奮鬥和抗爭。抗爭的結 果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抗爭的過程本身。 我生活過，寫作過，抗爭過，這就夠了。 從這一刻起，感到恐懼的將不是我，而是那些躲藏在黑暗的角落裡的傢伙。 從這一刻起，我讓自己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之下。我將生活得更加充實和快樂 、更加堅強和自信。 我將不畏懼任何的傷害。 2000年10月1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