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正名 (陝西) 黨治國 中國的二十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二十世紀的中國是革命的中國。 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以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為己任，連阿Q先生都通過目睹政 府殺頭的盛典而知「革命黨」之名。中山先生去世前，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還需努力」的遺訓，北伐乃「國民革命」的繼續。國共兩黨分裂，共產黨發動「革 命____革命」，建立割據的「中華蘇維埃政府」。於是兩黨各以「革命」標榜而詆 毀對方為「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歧義由是紛生。感於「革命」的反 復，魯迅先生遂有「革命，革革命，革革命命……」之諷。毛澤東給革命下的定義 是「暴動，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他那「造反有理」的名言一時深 入人心。湖南軍伐何健則獨創「反革命」的**定義：「老子有刀你有頭，要命就是 反革命」(魯迅)，足以網羅一切人入於「反革命」的大罪。難怪本世紀下半葉以來 ，「攻擊林副主席」是「反革命」，「偷聽外台」是「反革命」，損壞毛澤東像是 「反革命」，批判「血統論」是「反革命」，認為反右擴大化了，說三年困難餓死 了人也是「反革命」，甚至小孩子打了一隻碗，父親也瞪著眼睛罵說：「不過了？ 我看你們真是個……反革命！」。由「反革命」反思「革命」究為何物，到了誰也 說不清的地步。法律終於取消了「反革命」罪，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革命」被陳列到了歷史博物館，留給學者們絮叨。「辛亥革命本非需要」之 類的清談於是有了市場。據說滿清一朝多有英明的「改革皇帝」，「革命？豈不是 多此一舉？」 孫中山的「革命」從西方借來了人權思想，社會主義學說以及林肯「民有民給 民享」的偉論，共產黨的「革命」以俄為師，舉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等西人為導 師，使許多中國人誤以為「革命」如同「主義」、「階級」一樣都是舶來語。 實則「革命」是中國的「國粹」，不但古已有之，而且當中國早在公元前一 千多年先後發生成湯革命和周武革命時，歐洲人還不知「革命」為何物。「湯武革 命」見之於《易經》，但它決非簡單地是什麼「暴動」、「造反」、「不要命」、 「不聽外台」、「不毀壞領袖像」、「不批評議論領導」、「不打碎一隻碗」這樣 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概念大雜燴。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人類最早的革命，可列為中 國文明優秀傳統之一。為革命正名，就是要對本世紀使用頻率最高的「革命」追本 溯源，弄清「革命」的原旨，才能克服那種口宣革命而不知所云，身行革命而不知 所為的盲目革命並識別借「革命」以營私的偽革命。 以「周武革命」為例，革命發生的前提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集中表現為周公後 來制定的「禮」、「樂」)先是在百里之地的西歧產生出來的，人心歸附，天下倣傚 ，擴而大之，直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對於紂王代表的商殷舊制度形成了絕對的 優勢。但此時殷紂仍掌握中央政權為天下王，要用王朝的名義和權威否定，討伐各 諸侯國的新制度，堅持其對各諸侯國享有的利益，從而成為束縛壓迫新制度的舊形 式。在此形勢下，周武王與八百諸侯會盟於孟律，誓師伐紂，就是別無選擇而又順 天應人的事情。這是流血的革命。孟子認為周武革命至仁伐至不仁，百姓順風響應 ，何至於「流血濺杵」呢？實為任何暴虐的政權代表的都是某一統治集團的群體利 益。紂王本人不過是殷末腐敗的中央政權的首惡罷了。垂死力量的最後反抗有時確 實會使雙方都付出慘重的代價。周武革命如此，夏商時代夏桀的革命亦是如此。湯 武革命是中國古籍中僅有的革命模式，捨此或「起義」，或「造反」，或「篡位」 ，或「弒逆」，之所以無資格稱為革命，蓋因其事並未具備新制度已經產生、成功 並擴軍大到量變的極限而為社會的質變準備了前提這個根本條件，中央政權的更換 不過是新內容撕破舊形式的外殼順理成章地取而代之罷了。 歷史上許多政權更迭，不論發生在肅條之內還是揭竿於江河之間，其中有不少 也曾為世人承諾過美好前景，展示過盛世畫圖，結果卻只是由一種統治形式代替另 一種統治形式使百姓暫時作穩奴隸，而在社會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毫無進步，終 於逃不出中國數千年歷史治亂循環的怪圈。或曰：「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 ，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不就是立，立也就在所其中了。」這種對革命 的杜撰最能迎合群眾思變的聯想而成為致亂的根由，破並不就是立，雖三尺童子可 知，而一種「道理」要外化為社會存在尤非易事。對確定條件下某一具體問題，錯 誤可以有千萬個而真理只有一個。可以用正確的東西破除錯，也可以用一個錯誤破 除另一錯誤。就概率而言，用新錯誤取代舊錯誤遠大於用真理取代錯誤的可能性。 找不到治亂循環的根本原因而滿足甚至歌頌由一個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進入另一 個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可悲亦復可憐。而當一個政權昏 庸至於極點以致民眾恨不能與之同歸於盡，以致用任意一個政權代替它都會減輕百 姓的痛苦時，人民被迫進行的反抗就是所謂的「起義」，「不破不立」僅僅適用於 這種特殊情況。 之所以會有湯武革命的形式，是因為中國古代的中央政權起源於為數眾多的部 落之間的聯盟。夏、商、週三代還沒有形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各諸侯國基本 上都是自治的小國，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和差異性，新的制度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從 一個小民範圍誕生，逐步完善並壯大起來的。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制度層面 和文化層面弊病叢生，這時需要更新社會制度，更新行為規範和道德文化，孔子學 說於是應運而生。孔子對自己的思想體系非常自信，自詡「有能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在中國東部恢復、改造，重建一個類似於西周的新朝代。孟子也很自信， 認為當今之世欲要治平天下，「捨我其誰！」可惜都沒有知遇志同道合的君主，空 懷經邦的志向和濟世的學問煢煢獨立，不得志於當世。當所有的諸侯都建立不起順 應人的新制度時，就只剩下強國角力爭霸而戰這一種可能了。秦滅六國，沒有人認 為是一場革命。陳勝、吳廣扯起「張楚」的義旗是因為有一群想做奴隸而不得力的 戌卒被他們利用作了造反的資源，也沒有人稱他們為革命。劉邦、項羽乘亂奪權， 本意是取秦始皇而代之，和革命正義相差萬里。自秦以降，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成為 中國政治兩千年一貫的模式，即使出現了分裂局面，有國者和擁兵者孜孜以求的也 是吞併或自保，哪有機會試驗、創立新的社會制度，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類似湯武 那樣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農民造反運動，有的也曾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以及 「天朝田畝制度」之類的社會設計。但有口號無具體措施只能是空洞的口號。有設 計而無實行條件，只能是紙上的設計。何況提出口號和設計的人，未必都出自真誠 的動機，欺世惑眾者不乏其人，更多的則是見利忘義的斗筲之徒，這是一種「虛幻 革命」，與本來意義上的革命毫無共同之處。 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取法列強，五六十年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來自蘇聯基因。 這種「革命」當然不可能在舊政權的虎視下，先在百里之城移植成功之一種新的社 會制度，等它壯大後再推翻舊政權，而只能在觀念上從世界歷史中的整體著眼，把 中國看做世界潮流的一部分，把國外的新制度視為湯武而把中國的舊政權當做桀紂 ，實際上是一種「摸擬革命」。湯武革命都是一舉成功的，因為革命的任務只在於 給予已佔絕對優勢的新社會一個中央政權的形式。「摸擬革命」卻只能先奪取政權 ，再在政權的推動下塑造一個新社會，它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良好願望和假設的基礎 上。歷史雖說是人類活動的產物，但歷史卻從來不是按照某種計劃、設計憑人的意 志創造出來的。 三十年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許多「蘇區」根據地，卻沒有建設成功那怕一個具 有示範性質可供倣傚的新社會榜樣。除了國民黨的中央政權不允許它安心試驗，「 蘇區」政權自己也未必知道新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以及怎樣才能建成一個新社會。 惟一的超前於蘇聯社會的是「蘇區」提前進行了以內部互相殘殺為特徵的駭人聽聞 的「肅反」運動。 先奪權後建立是一種「逆向革命」。列寧和毛澤東都向人民承諾過奪取政權後 將會出現一個美好幸福自由平等的新社會。但從來的奪權鬥爭真正熱衷的都是政權 特別是中央集權本身而不是什麼虛幻的新社會。它不可能給地方以寬鬆自治和創新 試驗的自由空間，因為「革命」政權自感沒有新的社會制度可以依托，如何鞏固政 權對於它就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試問一種全新的美好制度在這種睡不安穩的情 況下又如何能夠自下而上地產生出來？中央集權的政府以壟斷真理的全知自命是它 先天的缺陷，它一定要自己設計歷史並在它的命令和庇護下讓歷史服從政治權威。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一開始就被稱為「第二次革命」。它惟一正義的道路只能 是將自下而上的創新和自上而下的支持結合起來。但這只有在中央政府把自己看得 不那麼全能，把創新的任務交付地方，努力提高自己的判別能力，選擇推廣那些經 得起時間和複雜情況檢驗的新社會因素才有可能。「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因為 有能力成功地制定禮樂和組織征伐就要「自諸侯出」了。歷史的火車頭是地方的首 創精神而不是某種含義不明的「革命」。 有可能超越革命的道路是充分的地方自給自治和開明而權力有限的中央政權的 恰當結合。孫中山為中國設計了以縣為自治單位的政治制度，既有全國統一的法律 ，也有各縣的地方法律，大概是參考了歐美的聯邦制，給地方的創新活動以充分的 自由空間，用中央和地方上下結合促使社會和平改良的現代國家制度，從根本上取 代儘管順天應人卻又流血濺杵的「湯武革命」。 二十世紀有許多以「革命」命名的崇高理想，表現出感人的英雄氣概，也在「 革命」甚或比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做得更加理性也更加成功，人類有能力從自己的錯 誤中學習，並從中獲得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