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主義：中國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

  ——為於浩成《人權與憲法》一書寫的序言
  

  (美國)黎安友


    我最初在八十年代聽到於浩成的名字，當時他寫了一系列捍衛自由、人權和法
治的勇敢的文章，做為一個外國學者，當我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在中國公安部的出
版社工作時，真鬧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公安部這個機構使我聯想到毛式的鎮
壓，很久以後，我知道於的個人經歷後才使我解開了這個謎團。
 
    早在四十年代於浩成就做為一個有理想的青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相信共產
主義將把中國人民從國民黨專制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在革命歲月中他從事英語翻譯
和新聞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受命組建公安部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前
的幾年中，其任務是宣傳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新的公安制度方面的知識。

    然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這些共產主義的早期理想離開了正確軌道，共產主
義統治走向人治，其政治制度犯下反對自己人民的罪行。於浩成本身也成了這些罪
行的受害者，他於文化大革命中被控搞自由化而被關押在毛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
中高級受害者的地方度過了三個年頭，直到一九七一年才被釋放，他回到群眾出版
社恢復工作，到一九八五年，由於香港一家雜誌刊登了他批評中國法律的文章，大
大激怒了共產黨領導人，他最後被解除在出版社的領導職務。

    因此，於浩成獻身於自由和人權不僅僅基於早期理想和理論知識，而且基於他
的個人經驗，他本人的痛苦經歷加深了對這些理念的認識，對理論的理解以及享有
自由的喜悅。

    在一九八九年以前的短短幾年裡，中國出現了建國以來言論自由最為開放的局
面。於在那時成了呼籲法治的人權的帶頭人之一，並以此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然
而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他再次被剝奪了發言和發表文章的權利。

    哥倫比亞大學於九十年代初開始進行「中國與憲政」研究項目，參加者包括海
外民主運動人士以及中國「體制內的」學者、法官等，我們當然希望邀請於浩成參
加，但是中國政府拒絕發給護照。這件事成為美、中政府之間的問題之一。於終於
在一九九四年獲准來哥大。

    今天，於浩成不得不留在海外以便繼續考察憲政和人權，這一點恰好反映了令
人遺憾的中國現實，對於何任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來說，長期脫離本國生活都是很痛
苦的。但是於為了熱愛自由不得不付出這個代價。弔詭的是他只有留居國外方能為
他自己的國家充分發揮才智，對憲政和人權各種理論進行探索，而這一點正好說明
了他所做的工作對中國之未來是何等重要。

    一百年前，所有愛國的，有思想的中國人都同意憲政主義乃是通向救國的道路
。今天，接受這一思想的人大大減少了。有多種思想流派的競爭，新毛澤東主義、
新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毛澤東思想，它們都把重點放在紀律、權威、集體主義、
個人領導以及其他們與憲政主義相對立的價值觀念上，似乎憲政主義已經成為過時
了的舊觀念。

    然而，於浩成相信對中國說來憲政主義仍然是正確的思想，他從不厭煩地指出
，中國有許多健全的政府原則寫進了憲法和法律，雖然法律制度還有待完善，但它
已向中國人民做出無數承諾，公共秩序和個人自由、參與和決策的機會，實現現代
化的利益和負擔的公平分配。現在缺乏的是當權者按照自己的法律制度行事，怎樣
解決這個問題呢？像於浩成這樣的思想家所扮演的角色是艱巨的，他們要不斷提醒
統治者和人民大眾：領導人正在如何破壞法律以及怎樣才能使法律得到遵守，這仍
然是使中國和平發展，擺脫當前政治困境，進入穩定未來的最佳途徑。

    一個半世紀以前，約韓.彌爾寫了《論自由》一書，儘管他處在自由的社會中，
他仍在書中呼籲保衛言論自由。在那些自由社會中，人民為自由的鬥爭較之那些自
由未受到較好保護的社會說來，要和緩得多。於為了這一事業奮鬥一生，近年來為
了實行言論自由又不得不忍受流亡的痛苦，他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為他的祖國服務
，本書就是他這一努力的成果。

  2000年9月寫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中國大陸旅美法學家於浩成新書《人權與憲法》一書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贊
助下即將在年初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