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是否存在著民主派 楊建利 針對《天安門密件》的討論基本上是圍繞著三類問題進行的。首先是它的真 實性，這方面的討論最多最充分而且已基本上有了共識，大部分的當事人和學者都 肯定《密件》所記錄的歷史的真實性。當然，文本是否是原始記錄或原始記錄的復 本是另一類學術鑒定問題，在看到原件之前，無論怎樣憑空探討都不會有什麼結論 。第二類問題是，《密件》是誰拋出來的，目的為何？對這類問題的討論大都限於 猜測，但是，試圖通過分析「六四」真相曝光對誰有利對誰不利來尋求答案的討論 再提醒人們，誰應該為「六四」屠殺負責任，誰又應該為遲遲不解決「六四」問題 、阻止民主化進程負責任，因此，是相當有意義的。這類問題的討論還引發了人們 對另一類更有意義問題的關注，那就是，中共黨內是否存在著民主派？除了張良的 英文版《天安門密件》的前言裡明確肯定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存在並且宣稱它是中國 民主化的唯一希望外，其他論者均未對這個問題做正面的探討和解答。其實，它是 一個不能迴避的重要問題。 為了更清楚地論述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什麼叫做一個政黨裡的「派」。 一個政黨中的一部分人在該黨裡能夠稱得上是一個派，必須具備幾個條件。首先， 他們要對黨內的決策有一定的影響力，影響力可以來自他們所佔據的官位，可以來 自他們在黨內的資歷或威望，也可以來自他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被黨容忍的某種言 論；再則，他們必須有相當明顯和一致的利益取向或政策取向（甚至政治取向）， 而且他們要把這些不同於其他人的利益或政策（政治）取向在決策過程中或黨內言 論中表達出來，如果現存的黨內條件使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他們就要經常地進行 一定程度和範圍的串連和溝通，以維繫力量和謀劃未來。 由此來推理，說中共黨內存在民主派就意味著說，中共有一批以民主化為其 政策或政治取向的人，或者他們身居高位在中共的決策過程有一定的影響力並把他 們的主張反映在其中，或著佔據黨內的一部份輿論園地，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公開發 表傾向民主化的言論，或者他們常常秘密串聯聚集力量，為未來的民主化做組織或 政治上的準備。 從這個定義所要求的條件來看，目前中共黨內並不存在著民主派。今天的中 共不像八十年代中至「六四」前那個時期，黨內明顯存在著一個以趙紫陽為代表的 民主派，現在人們實在看不出來，正在當權的中共領導集團中到底誰更傾向於民主 化。曾經被看成開明領導人的朱熔基，從他這幾年的言論和表現（比如說，他給來 訪的奧布來特女士上的那堂「人權課」，對台灣民主選舉的那番評論）來看，到今 天為止，他絕對稱不上是民主派。朱熔基充其量是個親美派，但是親美不等於民主 ，他親美不是因為美國民主而是因為美國強大，是出於外經政策需求的考慮。在這 一點上江澤民一樣是親美派，但是，到今天為止他卻是徹頭徹尾的反民主派。原先 中共黨內的民主派成員紛紛被清除出黨，之後，他們仍然扮演著倡導民主化的重要 角色，無論是從別人的觀感還是自己的心態上他們都已經不再是中共的一部分。劉 曉波曾經這樣描述原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殘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沒有使他沉默，反 而使他通過不斷地發言，徹底與執政黨集團決裂，毫無保留地公開自己的自由主義 政治立場。」事實上，這段話可以用在幾乎所有被清除出黨的原中共民主派成員的 身上，包括在一九九八年提出系統的政治改革構想、目前仍被關在中共監獄裡的中 共中級官員方覺，也許有人會問，中共黨內公開的民主派看來是真的不存在，那麼 是否存在著秘密的呢？不可否認，在中共的任何一個層次或角落中都有可能藏著傾 向民主的人，也不乏三五個黨員（不是黨的領導人）常常成群聚會譴責一黨獨裁議 論政治改革的情況，但是，他們只是中共黨內的民主個人而不構成黨內的民主派。 基於中共滲透國內和海外民運組織的情況來判斷，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人的串聯， 謀劃等准組織活動一旦超過一定的規模就不可能是秘密的。 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下這樣的結論，目前在中共黨內存在著一定數量的民 主個人但是他們尚沒有形成中共黨內的民主派。這看上去好像是在玩一個文字遊戲 ，其實不然，民主個人和民主派之間的差別是本質的。一個個分散的個人，即使有 相同的想法，如果不能形成集體行動，便不具有改變改治走向的力量。這就是為什 麼中共要控制信息，隔離反對人士，分離民眾的根本原因之一，目的無非就是要讓 異議人士和反對活動不能形成集體行動。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出現將意味著大的政治 環境改變的契機，只不過黨內外的民主力量在那場較量中沒有成功而已。 中共黨內目前不存在著民主派並不意味著民主派永遠不會出現。恰恰相反， 中共黨內的民主派遲早會出現的。然而，它在什麼條件下和什麼時機下出現其意義 是大不相同的。我們可以想見，當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演變得使中共幾乎無法維持 統治的時候（中國正在往那個方向演變），中共黨內一定會出現一個有別於頑固抵 抗民主化的死硬派的派別，他們追求新制度建立後的政治生命，會把民主的口號喊 得震天響，成為推動制度變革中的一個重要力量，甚至有可能在那個時候宣佈脫離 中共。我們也許並不應該懷疑這些人在那個時候對民主的真誠，也不應該否認他們 在那個歷史關口的正面作用，而且為了中國的民主前途，長期奮鬥在中共黨外的民 主力量還要認真真誠地和他們合作。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不會像張良在英文《天安 門密件》的前言中所斷言的那樣，是中國民主化的唯一希望。到中共大廈將傾之時 才出現的中共黨內民主派，就像我們山東人俗稱的「三十晚上打來的兔子」一樣， 是不能指望它過年的。 即使是到了除夕夜，打了一隻兔子也不是一件壞事，特別是對那些貧窮的家 庭來講，它畢竟讓年過的更容易一些。但是，最有幫助的年貨肯定不是到了三十晚 上才知道有沒有的東西。說回來就是，人們最期望的中共黨內的民主派並不是到了 大部分不願和共產黨一起結束政治生命的黨員不得不支持民主的時候才出現的。用 近些年來流行的詞來講說就是，人們最期望的不僅僅是不願和共產黨一起「等死」 的黨內民主派而且還是要替共產黨「找死」的黨內民主派。一般來講，這種性質的 派別在任何組織中都是與其組織的本身運行機制相抵異的，在中共現行的體制和利 益結構下更是如此，因此它的出現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六四」以後，先後有 好幾個中共的領導人被人們一廂情願地幻想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可是他們楞是沒 按戈爾巴喬夫的戲碼唱。自改革開放後，中共吸收了許多知識分子入黨，八十年代 初，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還號召年輕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來改造共產黨」， 有些人因此幻想中共遲早會被這些人質變。不幸的是，這些人大部分都被共產黨的 母體同化吸收，不能被同化吸收的和原體中發生異化的部分一起不斷地被「排泄」 出來。時至今日，中共已經變成了被權錢色的魔咒迷纏捆綁在一起的利益集團。毛 澤東曾經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事實證明，黨內無派，不僅千奇百怪， 而且還千惡萬壞，在中共現存的機制和利益結構下，黨內民主派的出現只可希望不 可預期，更不可預設為「中國民主化的唯一希望」。 統治集團在壟斷權力並享有權力帶來的巨大利益的時候就有意願甚至著手限 制自己權力，固然是件再好不過的事情，然而卻是件再難不過的事情。這其實是所 有國家從專制轉化成民主的過程中最難克服的困境。政治家在困境中看到的是機會 ，政客在機會中看到的是困難，政治小丑則把所有機會都吞食來填喂私慾。從某個 角度來看，現在中國的困境正是產生偉大政治家的絕佳機會，尤其是那些中共各系 統的中高層人士，他們所佔有的豐富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方面固然是他們政 治選擇的束縛，但是，另一方面卻使他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條件做「大好事」。 一個人或幾個人一個轉念就有可能減少老百姓許多年的痛苦，他們事實上為自己選 擇如何「蓋棺論定」的光譜也比別人的跨度大的多；他們可以成為催生中國民主的 大政治家，也可以是被送上斷頭台然後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歷史小丑或者成為這 種人的殉葬品。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中共的任何一個領導人和少壯的勢力派人物 ，無論他們以前的歷史如何，面前都放著轉念進化為黨內民主派的首領的機會。雖 然，我們決不幻想奇跡會出現，但是，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放棄良善的願望， 同時準備最壞的情況。 人們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提條件做過許多討論和爭論，有一個結論是不容置疑 的，那就是，如果中國沒有民主力量的存在和壯大，中國就不可能有民主化。有人 認為，中共黨外民主力量太強大會使共產黨更抱團，因而會降低黨內出現民主派的 可能性。其實恰恰相反，黨外的民主力量的成長會創造一個政治環境使黨內民主派 的出現和形成過程的代價降低，內部派別的出現常常是外部壓力下的裂變。當年戈 爾巴喬夫就是利用黨外民主力量給共產黨造成的壓力而一次次擊退黨內保守派的進 攻，進而發展黨內民主派的力量的。八十年代初，匈牙利共產黨黨外的民主力量漸 成氣候，黨內民主派應勢出現，隨後，黨內黨外的民主派同步成長，致使共產黨成 功地轉化為社會民主黨，匈亞利的民主化也因此以較小的代價而實現。捷克的民主 化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即使在「千惡萬壞」的中共黨內，也存在著一定數量傾向 民主的人，但是，他們要形成黨內民主派，還需要有具有較高地位的人首先站出來 發出集體行動和「信號」。然而，這樣作勢必面臨著許多政治風險。對有政治抱負 的人來講，其中一個風險就是有可能會被清除出黨從而失去共產黨的政治舞台，假 如黨外的民主力量的氣候能為失去共產黨資源的人提供較可觀的政治舞台的話，這 類風險的代價自然就會降低，中共黨內出現民主派的可能性也會因此而提高。總而 言之，不管中共黨內的民主派何時出現以何種方式出現，建立一支黨外的強大、成 熟而有希望的民主力量都是當務之急。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