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的民主轉型更順利 ──「民主轉型期反對派的角色及功能研討會」紀實 本刊記者 紐約的嚴冬終於過去，在人們聆聽到春天腳步聲的時候，《北京之春》編 輯部於三月二十五日主辦了「民主轉型期反對派的角色及功能研討會」。來自各地 的六十多名與會者濟濟一堂，探討這個關係到中國民主前途的重大課題。《北京之 春》主編胡平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致詞，《北京之春》經理薛偉、中國自由民主黨 主席倪育賢、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中國和平」主席唐柏橋、八九民運學 生領袖項小吉分別主持了五個單元的討論會，「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美國西東大 學教授楊力宇、美國《世界日報》副董事長馬克任、政論家凌鋒、中國民聯主席徐 水良、民進黨顧問洪哲勝、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等二十五名主講者在會上作了精彩 的發言，著名人士嚴家祺、鄭源、白夢也參加了會議。 如何扮演好反對派的角色 胡平在會議開始時候的致詞中首先表明，民主是世界的大趨勢，原有的共 產黨專制在理論上已經徹底失敗，自由民主的思想確實「打遍天下無敵手」，這是 中國將來的民主轉型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十月革命開啟了近一個世紀的共產 主義惡夢，共產主義的信念在中國也曾經吸引了很多人，包括有理想主義和獻身精 神的人。今天，許多人認識到這種理念的虛妄，徹底拋棄了它。胡平認為，中國民 主轉型中的一個困難就是沒有經驗，因此台灣經驗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台灣與中 國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中國的開放使得人們覺得與台灣開放以前的情況相似，但是 也要看到，中共與二十年前的國民黨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是，國民黨包括 在它的威權時期，在理念上還是接受民主，而中共到現在還沒有接受這種理念。在 考慮到台灣經驗的時候不要忘記這樣一個區別。胡平還指出對於原蘇聯和東歐各國 的與中國相同的很多經驗可以吸取，不過也要注意到在八九年之後中共仍然堅持一 黨專政，所以使得中國的情況與八九以前的蘇聯、東歐出現了差異。當年蘇聯與東 歐所以能夠完成民主轉型是因為共產主義在理論上破產，在實踐上的碰壁，舉國上 下求新求變，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共產黨領導人在他們意識到過去路線錯誤，意 識到應該向西方民主制度學習的時候，自然放棄了暴力鎮壓的手段。這在中共領導 人胡耀邦、趙紫陽那裡可以看到同樣的思路。但是八九年共產黨赤裸裸使用暴力鎮 壓，因此這十幾年來中國的情況與八九年前的蘇聯、東歐的情況有了區別，這對今 天希望在中國民主轉型中扮演反對派角色的人來說是嚴峻的挑戰。胡平說：「當然 我們對前途有信心，在中國，除了民主自由的道路沒有其他選擇。我們的分歧主要 是在時間的估計上，有人樂觀一些，有人悲觀一些。今天我們需要共同討論的是怎 樣將反對派角色扮演好，如何使得中國未來轉型更順利、平穩。」 中國處於劇變的前夜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從分析中國最近發生的一系列社會動盪開始，指出 石家莊爆炸、法輪功事件和下崗工人示威都表明，中國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並向對抗 及暴力方向轉變，社會忍耐到了某個極限，種種跡象表明中國面臨「變」的前夜。 但是怎麼變，是否是民主轉型，劉青表示不是特別樂觀。他認為向戰爭和軍閥割據 的暴力形態轉變的可能在中國也非常強烈。中國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是黑社會已 經滲透到公安警察中去，這種力量不見得會朝民主方向發展。共產黨內部的各派官 員也可能演變成各佔山頭的地區自治及軍閥割據，面對這種情況，作為想在中國推 進民主化的民運人士怎麼辦?劉青認為要在這種嚴重局面出現之前就讓共產黨放出一 些空間。劉青還表示民運中一些激烈的做法在一定情況下可以起到作用，是導致當 權者作出讓步必要的社會力量。但是真正起作用的還是理性的、溫和的力量。這樣 社會才能避免大動盪。以往中國多次民主運動中，從民主牆到八九，在對抗的方面 做得比較多，而在與政權的相互作用中爭取空間，根據條件作出讓步和妥協方面做 得比較少。既要爭取民主，但又講究策略的意見如果在未來佔上風，中國民主前景 就比較樂觀。 著名政論家凌鋒也從三個方面論證了中國處在大變化的前夜，第一是中共 十六大要召開，權力鬥爭相當尖銳，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表明上層政治鬥爭失 控；第二是社會矛盾尖銳，發生了連續的爆炸案，連最穩定的「後院」上海也有下 崗工人上街；第三是布希上台之後對中共採取了強硬態度，國際關係中對中共的姑 息態度有所收斂。凌鋒還就反對派陣營的合作發表了意見，指出中共不僅收買國內 人，也收買海外華人和外國人，試圖在國際上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幫它講話。所以 凌鋒指出，在勢力強大的敵人面前，包括海外民運、國內民運、台灣、少數民族、 法輪功、其他宗教、體制內改革派在內的反對派陣營力量要合作。在很多大事件上 ，包括對「六四天安門文件」，對統獨問題、法輪功問題，對民進黨新政權和民運 內部存在的問題，即便理念不完全相同，也要諒解、包容、尊重。這即是民主素養 的要求，也是鬥爭策略的需要。 重視農民問題與工人運動 老資格民運人士陳破空在發言中提出了面向國內民運的兩個著力點，一個 是農民問題，第二是腐敗問題。他認為共產黨建立所謂「新中國」的過程就是農民 被欺騙的過程。中國農民比「解放前」還窮，收入低，負擔重，各種攤派壓到農民 身上，苛捐雜稅，沒有社會保障。農民到城市打工也受歧視。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之後，中國農業與機械化程度高的國外農產品更加沒有競爭能力，農民問題將更加 嚴重。所以民運要重視農民問題，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的鑰匙就找到了中國問題的鑰 匙。至於共產黨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共產黨不可能根本上解決反腐敗問題。抓住 老百姓都懂的腐敗問題作文章，也是民運的一個突破點。 去年才從大陸出來，現在美國主辦《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在會議上專 門介紹了中國的工人運動，他提供了工運方面的一些數字。去年中國發生了十一萬 次示威，大部份由工人參加，其訴求大致是退休金拿不到，工人勞動條件差，一天 工作十五小時，國營工廠大量工人失業下崗。李強指出這些示威請願每一次都有人 在組織，工人在參加了第一次示威後很可能會有第二次，從一般經濟的、生活上的 要求進入政治上的要求，從而在未來影響國家政治。中國工人以前號稱「國家主人 」，現在是沒有地位和保障的打工者。所以要在社會經濟轉型期間重視工人的聲音 。中國的工人運動不斷出現，對瓦解共產黨起了很大作用。中國最需要變革的是農 民與工人。民運應該把工人作為變革的主要力量，為工人踏實做事。 台灣反對運動經驗的啟示 在兩岸關係上著作甚多的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專題論述了台灣反對運 動經驗對大陸的啟示。他指出台灣反對運動有三個階段，第一是五十年代的《自由 中國》雜誌運動被鎮壓，第二是七十年代的黨外運動，第三是八十年代後期到現在 的民進黨時代。楊力宇指出，當年蔣介石從大陸到台灣，雖然鎮壓自由民主運動， 但是並不是沒有做好事。一九五零年蔣介石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陳誠的兩個大的 動作對後來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有幫助。第一是推動了土地改革，緊接著是推行地方 自治。民眾至少可以有限度地選舉縣市長和議員。在這個時期，原是國民黨官僚的 雷震在台灣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胡適作發行人。到五十年代中期，雷震提出 要建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起草組黨宣言，其重要訴求是解除戒嚴，開放組黨 ，解除報禁，提出改選國會，犯了蔣介石的大忌，蔣介石決定鎮壓，將雷震判刑十 年。《自由中國》雜誌停刊，胡適稱這是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來以後「對民主最大的 一次傷害」。楊力宇還回憶了自己當年在台大讀書，參加討論會，向《自由中國》 投稿的歷史。在自由中國運動結束後，蔣經國上台後可以聽不同聲音，不准辦報但 可以辦雜誌，在去世前還解除戒嚴，報禁和黨禁。民進黨時期開始基本是街頭運動 ，修改憲法，鼓吹政黨輪替，直至去年實現。楊力宇指出台灣經驗顯示，要有強大 反對黨，發揮監督制衡作用；要有監督制衡政府的國會，三權分立；要有獨立的媒 體發揮批評作用；要有獨立的司法體系，還需要有一個願意推動改革的政府。而在 今天大陸，有人要求組黨被鎮壓，人大是橡皮圖章，媒體為中共控制，司法體系不 獨立，政府不要改革，連得共產黨內比較開明的領袖朱熔基上星期還說反對政黨輪 替，要中共一黨專政，所以大陸在上面說的五個方面都需要學習台灣經驗。 民進黨美東負責人田台仁認為對民運來說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是角色與功能 的落差：角色已經很清楚，但功能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如果將大家提出來的選舉 、辦報和遊行示威等等工作真的落實下去，那麼角色與功能就能夠相平衡。田台仁 指出，很多反對派的成功取決於執政者的開放，絕不是一反對就會成功的。民運的 角色是如何在開放的環境之下落實功能，台灣反對運動的經驗是在角色與功能上創 造平衡點。角色與功能，永遠角色在前面，功能在後面，如果功能沒有發展，角色 遲早會被淘汰。田台仁感到中國民主化是會成功的。現在民運裡面存在的枝枝節節 的問題是在任何一個反對力量中，包括在台灣過去和目前的民主化中都有的。他還 提醒大家，現在搞運動的未必是將來能夠執政的，這一點民運人士心裡要很清楚。 王涵萬以一個國民黨員和國民黨顧問指出，台灣的民主轉型經歷了艱辛的 道路，經過民主轉型，原先是反對黨的民進黨現在成為執政黨，執政黨的國民黨卻 淪為反對黨的地位。中國國民黨也是以反對黨的形式起家的，孫中山先生創立了國 民黨是針對滿清政府的。在國共鬥爭中，中國國民黨失去政府，退居台灣，中國共 產黨成了大陸的執政黨。在台灣，國民黨執政了五十年。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台灣 的民主與自由，很多人提出反對的聲音，還為之坐牢，付出了很沉痛的代價。民進 黨對台灣的民主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也付出了非常慘痛的代價。政治民主最關 鍵的問題就是政黨輪替。但是反對派或反對派的組織者，絕不能有到時候一定我執 政的心態，這是非常錯誤的。陳水扁組成的內閣中，很多是年輕的，沒有坐過牢。 民進黨的前輩們坐了很多年的牢，他們完成了歷史史命，退出了歷史舞台，讓給年 輕的一代組成政府，為這個國家作貢獻。民運人士在這方面也應該有認知。王涵萬 指出，台灣的民運轉型有幾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第一，要完全民主轉型，必須要有 客觀的經濟條件。要組織反對派，反對黨，如果這塊土地的人民的經濟水準還很低 的話，那麼這些黨派很容易淪為花瓶黨，附屬。台灣民主轉型雖然付出了很大代價 ，但與其他國家的民主轉型期相比，仍然值得慶幸，這與台灣的經濟起飛有很重要 關係。第二，教育非常重要，人民的知識達到某一種水平以後，有判斷，有智慧， 有選擇。所以教育制度、教育水平能夠提升的話，會給這個國家的民主轉型奠定一 個很好的基礎。台灣實行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學，政府提供人民一樣的受教育機會 ，在台灣民主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反對派與反對黨能夠以身作則，樹立起 很好的形像，能夠加速反對勢力的集聚。台灣民進黨人士確實地做到了這一切。第 四是執政黨的心胸與遠見。如果不是蔣經國總統放開手，使民進黨合法化，讓政黨 進入競爭階段，台灣的民主付出的代價會非常慘痛， 選舉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博士在發言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小小的希望， 希望海外民運能夠在充份討論的基礎上對國內局勢拿出一個聲明。楊建利指出，最 近中國發生了許多爆炸的惡性事件，如果我們看到傷害老百姓就譴責當局，看到懲 治貪官及其家屬就高興，這樣就與在中國進行爆炸與暗殺的人的立場沒有兩樣了， 所以我們應該對這些暴力事件有一個站在道義立場上的看法。長沙有人將一個貪官 的全家殺了，很解氣，但是老百姓說，把一個保姆都殺了，太過份了；第二，當惡 性事件蔓延的時候，這種亂象對誰最有利?當然是對中共有利，它可以說應當重新「 恢復秩序」。文革中的暴力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當暴力威脅到公眾利益的時候，人 們就希望秩序。雖然中國的革命與暴力不是民運領袖和自由知識分子可以拉住的， 但是我們應當站穩立場，不能鼓動這種暴力行為。 楊建利接著討論了「轉型」的意思就是變。中國早就在變，包括制度的與 道義兩個方面。在制度力量的遷移方面，民運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投入選戰，選舉是 民主制度的核心，有言論自由而沒有選舉，不能說是民主。在這個時期，舊秩序消 失，新的沒建立，就需要當局或權威，沒有權威就要創造權威，選舉可以創造轉型 期間需要的權威。所以要重視選舉。關心老百姓的生活問題是一個大話，只有參與 選舉，才有可能切實關心我們所當人民代表的那個地區內的人民利益，才有機會幫 老百姓解決問題。如果我們這些人通過選舉與老百姓接觸，我們的理念就會被他們 接受。楊建利還指出選舉是清洗劑，轉型期間的腐敗可以通過選舉清洗；選舉是一 個篩子，可以將中共當中不少好人選出來讓他們為老百姓工作，通過選舉也可以讓 那些已經不能再對中國起積極作用的民運「老革命」不再成為民運的負擔。 暴力革命與和平轉型 原天安門學生領袖項小吉提出在討論中有幾個問題要澄清，第一是誰來轉 型？是開明政府來轉型還是民眾在這種不滿長期專制的狀況之下來推動轉型？第二 是怎麼轉？是自上而下的轉還是自下而上的轉，是革命性的轉還是改良性的轉？第 三個問題是何時轉？是漸變還是突變？項小吉認為在這個轉型期內，「公開的、合 法的、非暴力的，」是能說不能做的；另外一種是能做不能說的，就是「地下的、 非法的，暴力的」。關於「合法」的問題。項小吉說在中國很難找到合法的途徑進 行中國民主化的轉型。雖然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有結社、遊行、示威、出版、言 論、宗教等等的自由，但還有一個「序言」。所以要是想在中國走合法的道路是走 不通的，法律制定本身是為專制政府所制定的，這種法律無法去遵守。項小吉提出 反對派的任務目前有五點。第一是聯合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包括西藏、東土、內蒙 、台灣、香港、澳門，當然更包括深受苦難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廣大中國民眾，農民 及下崗工人。第二是要廣泛尋求國際援助，取得國際支持，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的。 第三需要有一個很好的組織建設，有一個比較完善的政綱，不但要鮮明的提出反對 什麼，更要明確提出追求什麼。第四要傳播民主理念，動員及關心民眾。要關心中 國大陸的民眾，而不是主要去關心某位政治人物的某次講話是否帶有開明性的動向 ，要把注意力、同情心，集中放在民眾身上。第五還要揭露、澄清、批判種種共產 黨的歷史謊言。 八九民運中的工會運動者李進進一九九八年曾經在《北京之春》上發表過 「建立中國的反對黨」的文章。主題就是要反對黨做建設性的工作，拿出自己的施 政綱領，包括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綱領。李進進認為，當人們提出「共產黨是不好 ，可是誰能代替」的問題時，反對派可以站出來說自己可以取代共產黨。反對派要 團結起來，拿出施政綱領，跟國際貨幣中心取得聯繫，跟所有的國際組織，所有的 外國政府取得聯繫，建立准外交關係，成立影子政府。為了解決現在的中國工人問 題，可以建立一個龐大的基金來支援他們。反對派可以以未來中國的代表的身份跟 國際貨幣基金談判，要求國際貨幣中心為解決中國工人問題提供貸款。作為一個律 師，李進進還考慮如何在法律方面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他認為中國現在讓法官獨 立審查案件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中共在這方面的改進應該給予鼓勵。他指出司法獨 立的概念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司法機關與其他各種機關、黨派獨立，中國現在的 概念是獨立於行政機構，但不能獨立於人大立法機構與共產黨，這是不健全的。第 二就是指法院之間的獨立，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獨立。在審判過程中法院有完全獨立 的操作，只有當下級法院審判案子以後，被告上訴時，上級法院才有權重新審理案 子，否則不能干預。第三是法官的獨立。目前中國的法官完全獨立不可能，要受法 院的領導，法院還要受各級黨委的司法委員會的領導。對今天中國法制建設方面好 的改變，海外反對派應該鼓勵，促使它不斷改善。 民間民主力量與中共黨內改革派 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談的主題是改革只會在民間民主力量的壓力下 產生。他指出一個社會的改變方法，一個是革命，一個是改良。革命與改革之間的 區別是，革命意味著重建，改革意味著改建。革命往往把原有的制度、機構都打亂 或者丟掉。改革是一步一步來改造舊有的。但革命與改革的最終目的一樣，就是更 新。只不過更新方式不同，革命的更新是比較突發性的，時間比較短暫，效果比較 明顯；改革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代價不大，社會震動不大，最後的結果反正是 一個更新。劉國凱認為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他完全同意一些朋 友的看法，人們有權進行暴力革命，目前中共完全是頑固派掌握政權，拒絕了所有 的改革方案，民間反對派完全有法理進行暴力革命。但是他還認為民間反對派和民 運團體除了法理考量以外，還要考慮可操作性及取得勝利的可能性，這樣才是一個 比較負責的態度。在大陸，革命方法比較渺茫，共產黨頑固派牢牢控制著國家機器 。雖然現在暴力事件很多，但這些事件是否可納入政治革命還是個疑問，要考慮到 這種暴力事件是否對社會造成另外一些負面的影響。因此劉國凱考慮中國目前的變 革方式還是以改革來進行。 對於有沒有一種政治力量能夠代替共產黨的領導，劉國凱認為只要共產黨願意 交出權來，民間力量完全有可能組織一個廉潔政府，把國家治理好。現在不是沒有 一個政治力量能夠取代共產黨，而是沒有一個民間力量能夠使共產黨交出政權。民 間力量的能力操守、智慧足以替代共產黨。劉國凱指出由於私有經濟的出現，廣大 人民吃飯不一定要靠共產黨了，人民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與人格，促使出現體制改革 的呼聲；共產黨集權所以能夠存在，主要是靠思想的鉗制，由於現代科技的出現， 這種思想鉗制受到了空前的衝擊，共產黨控制了出版，報社，電台，台視，控制不 了電腦網絡。我們可以利用網絡，不斷地發電子郵件，把民主理念，民主想思往裡 面發。 劉國凱認為中國黨內有反對派人士，但是完全不能認同《天安門文件》提 供者張良所說的，改良只能靠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民主派人士來推動。劉國凱指出， 如果說共產黨過去確實存在一批為了理念而進行革命的人，經過幾十年黨內的殘酷 鬥爭以後也曾經出現過趙紫陽這樣的改革派坐上了中共總書記的位置，而現在執政 的是江澤民、李鵬之類的頑固派，中共黨內陣營裡已經很難找到真正的改革派。中 共黨內改革派的出現和中國的頑固派的解體還要等十年至十五年。因此體制外的反 對力量在民間的崛起對中共黨內就會有衝擊，民間有很高的民主要求，中共黨內的 民主力量才敢於萌動，才敢於出來。但中共內部改革派的訴求是否與民眾是否相似 還是個疑問。 來自上海的民運人士周建和認為要依靠共產黨自身來民主轉型是不可能的 ，因為共產黨不具備自省的功能。國民黨之所以能夠轉型，第一是它的起點即基礎 比較好，是反對清王朝政權，而共產黨是靠叛亂起家，靠陰謀詭計來執政；第二是 國民黨執政以後自身沒有什麼罪行，而共產黨靠奪取政權後用暴力來統治，對人民 犯下了很多罪行。對於將共產黨改變成社會民主黨，周建和認為這條路在中國也走 不通，因為這種模式需要全面私有化，承認民主體制並加以實行，而這個條件中共 不可能達到，它明確宣佈「四個堅持」，不可能在全面實行私有化。 不要寄希望於共產黨的自我更新 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發言的題目是「極權制度下的反對派」，他認 為嚴格地說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就是公開、合法的體制內 或體制外的反對派，對整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還是有效維持的，就像美國的兩黨 ，一黨上台，另一黨就成為反對派一樣，台灣現在國民黨下台也成為反對派。極權 之下的反對派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能不能稱之為「反對派」可以探討。「極權 制度下的反對派」完全是一個新的概念。在極權制度之下，法輪功、民運力量，都 可以歸到「反對派」中，但是如果以反對的面目出現，在大陸就失去公開活動的機 會，共產黨就會將他們抓進去。共產黨的目的就是不允許國內出現反對派，不但堵 塞了反對派的產生，而且堵塞了一切反對力量的產生。一九九八年國內組黨活動的 失敗充份說明了這一點。對有些朋友提出的「合法」建立民主的途徑，倪育賢覺得 這個理論是有矛盾之處。共產黨的憲法裡明確宣佈這「不合法」，四項基本原則規 定一切都由共產黨說了算。如果觸犯了四項基本原則，可以定罪。倪育賢進而指出 ，法輪功一再聲明與政治無關，也不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只不過有自己的信仰，要 煉功，要成為一個團體，就是這樣一個現象共產黨也要斬盡殺絕。這顯示了共產黨 不但堵塞合法的反對派的形成，還堵塞了任何異己力量的產生。不讓民眾有言論自 由，也沒有結社自由。倪育賢重申人民有自衛的權利，但不倡導暴力革命。中國大 陸的社會矛盾已經尖銳到不能維繫下去的地步，人民積累下來的怒氣與怨恨只能靠 暴力來渲洩。本來可以通過組黨來提出要求，但在政治上已經阻塞了這條路；去練 法輪功，共產黨也不允許；什麼辦法也沒有，那就只能暴力革命。人民沒有選擇的 餘地，就一定會使用暴力。反對派盡可能要使社會和平轉型，反對暴力，和平演變 ，應該向共產黨去呼籲。 倪育賢不同意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自我更新上，認為共產黨領導人換 了新人，等待下去可能會變，和平演變的希望就存在。他認為指望共產黨內部產生 健康的反對力量，現在看來不可能，利益的熏陶使這種力量已經消亡。建立一個強 大的反對黨勢力，這是中國民主的唯一道路。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立一個 健康成熟的反對派，到每一個反對派力量都向共產黨質問其「合法還是非法」的問 題時，反對派就成熟了。一個重大的任務是要組成一個自覺對共產黨的合法性提出 異議的反對派。 辦好《北京之春》，支持國內民運 美國《世界日報》副董事長馬克任在發言一開始就向《北京之春》雜誌社 表示敬意，他對在中國如此現狀之下《北京之春》能夠堅持自己崇高的理念，表示 支持。他回顧二十五年之前，得到《聯合日報》的指令，在這裡發展《世界日報》 的時候，就得知很多人對民運人士各種活動進行幫助和支持，二十多年以來雖然海 外民運在美國的發展遇到了很多挫折和變化，但他始終認為海外民運的發展是目前 對中共最有威脅力的力量。他感到海外民運一定要有明確的道路才有發展前途。中 國大陸民主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和平理性的道路。因為到目前還沒有看出在中國大陸 有那一個政治力量有計劃、有堅強後盾，並且其力量足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的，而 共產黨對一切反對的聲音都不惜一切鎮壓，在這種情況下要暴力革命是不可能的， 勢必要走和平演變的道路。要走這條路，海外民運就必須要重視媒體的力量，二十 年前《世界日報》只印一百份，現在整個北美就只有它一枝獨秀，為了促進大陸走 和平演變的道路，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一定要重視如何來宣傳理念，號召民眾。現在 已經進入英特網時代，一定要把反對聲音傳播到中國去；還要聯合各方面反共的， 堅持民主理念的力量。馬克任指出海外民運的「清流」是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唯一希 望。隨著中國這兩年的經濟開放，許多海外人士都紛紛回去，這些人回去帶回了高 科技的技術，未來很可能會成為一股給大陸帶來民主化的力量。 周建和回憶在國內的時候，拿到一本《北京之春》就像得到一件寶貝一樣，寄 到你家給你看，對別人說千萬不能弄爛，在圈內大家流傳。所以他建議大家想辦法 ，給國內朋友多帶點《北京之春》去。 魏玲在發言中也特別提出，國內的老百姓確很看重《北京之春》。在她工 作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國內來的一些訪問學者、留學生，包括一些不會英語、 不會開車的老人家，每天九點進東亞圖書館，五點鐘下班還沒出來，如饑似渴地在 獲取一些海外信息，其中最突出的，因年齡層次的不同所選擇的圖書，一個是《大 眾電影》，還有就是《北京之春》、《爭鳴》與《開放》。作為圖書館管理員的魏 玲經常發現這些雜誌被翻得很破。在每過幾個月圖書館把書架上的雜誌取下裝訂成 冊存放到地下室後，總有讀者詢問以往的《北京之春》等雜誌在哪裡。讀者們這樣 的求知使得魏玲深受感動，她說自己總是在不同的場合呼籲大家要支持《北京之春 》。這次討論會也是《北京之春》主辦的，《北京之春》是海外民運媒體裡堅持得 最好、最成功的一個，每個月都以反對派的角色發出很多的不同的聲音，反對中共 一黨專政。魏玲希望大家全力以赴地支持《北京之春》，讓它堅持下去，辦得更好 。□ (記者附記：司馬璐、徐水良、洪哲勝、唐柏橋在研討會上發言之全文在本 刊此期上另行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