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與中共權力 李 哲 法輪功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比「八九」年事件更為重要。「八九」事件可 以說主要是學生運動，「民主」、「自由」還可以說有西方外來的影響。「八九」 是政治運動。它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學生、知識者和城市民眾對共產黨權力、制度 、統治思想的背離和對抗。它是由意識形態所引發的政治運動。「六四」的發生， 完全是由於中共極權一貫的暴力專橫所至（同時也有長久以來中國左傾極端化思想 對學生的影響）。就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問題並未嚴重到如此地步，起碼是中國 社會內部隱含的危機還未顯現到如此之地步。而法輪功的事情不同。法輪功來於民 間，其參加成員包括社會各階層，但主要是社會下層民眾。可以說它有廣泛的民眾 基礎，即人民性。它的「思想」不是西方外來的，而是中國民間自生自長的。可以 說它是共產主義之後，中國所發生的唯一能影響感召民眾的「思想」。嚴格地說， 它不是思想，而是宗教──早期巫術性宗教（成熟宗教的標誌之一，即巫術排除） 。法輪功一再引發中國的政治事端，但法輪功本身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意識形態 的，而是宗教的－－中國民間宗教。如果說「八九」更多的表現了中國人對於民主 的理想要求，那麼法輪功則更多的反映了中國社會深重危機的現實。 中國以儒家文化為正統統治思想。儒家文化作為非神的人文文化，其本身有 欠缺。因此歷史上，中國始終有廣泛的民間宗教和巫術活動。在社會正常的狀態下 ，這些宗教、巫術是中國正統文化的補充，是民間文化的一部份，它是零散的、平 靜的，小範圍，限於個人生活，無關宏旨自生自滅。但當社會發生嚴重危機，有些 便迅速膨脹起來，成為有組織、有教義、有教主的龐大團體，其活動也由宗教轉向 社會、政治和軍事，甚而構成社會大規模的動亂。因為人民喪失了起碼的生存條件 和安全，自發的宗教便成為他們自發的組織，成為他們唯一的希望與安全的寄托。 其表現了他們走投無路，生存和精神的危亡狀態。中國歷史上，民間大規模的巫術 宗教的驟然興起，常常是在一個社會的末期，是其滅亡的先兆，例如黃巾軍、白蓮 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它們的出現說明社會失去了正常的平衡，進入了矛盾不可 解決的危亡狀態。 中共於中國的勝利，本質上與之是一至的。它是一百年來，中國內憂外患， 不斷動亂、革命、戰爭、破壞的結果。中國如果不是危亡至極，人民塗炭無路，中 共不會奪得中國，人民也不會接受它。而中共也是由早期政治組織，發展到軍事團 體，進而「宗教化」而取得民眾，奪得中國權力的。它是勝利的太平天國（太平天 國也曾經有過勝利）。沒有「宗教化」，其不能取得中國如此之民眾；如果中國不 危亡，人民也不會信奉它。四九年後，毛作為教主不斷神化，而他在創造神化烏托 邦中喪失理智，把中國一次次帶入毀滅性災難。如果中共指法輪功是「邪教」，那 他們本身也正是由於它的「宗教化」而吸引民眾凝聚力量，奪得權力，控制中國的 。而以後中國所不斷發生的災難，也即由其精神之「偏邪」所至。
在正常的社會，出現各樣宗教活動是正常的。但法輪功在如此之短的時間， 得到如此之廣泛的傳播和發展卻屬異常。其說明中國的社會到了危機深重的地步， 甚至可以說它是其崩潰的先兆。毛為了建立自己的神話王國，對中國進行了瘋狂而 徹底的破壞。由經濟到社會結構，由文化到風俗禮儀，由教育到語言，由宗教到家 庭飲食衣著。其破壞的規模和徹底為中國歷史前所未有。其使中國除他以外無所信 奉，無所知道，無所遵從。他以暴力和破壞建立他個人絕對的神化權力。但他的暴 力和破壞最終也摧毀了他的神話和主義。伴著他的死亡，共產黨的意識隨之開始瓦 解。中國重新回到它的世俗社會。但這已是毀壞極盡一片瓦礫的世俗社會；是沒有 傳統、文化、信念、公義、道德、規範依循的世俗社會，其危機重重不可能有正常 秩序和生活。其只能是充份畸形、腐敗、野蠻無序，唯依靠極權暴力和官僚利益所 維持的社會。 法輪功的出現應合了中國社會的危機現實。法輪功成員多是中國社會下層人 民。他們面臨三重危機：一、生活；二、社會；三、精神。由於沒有法律和正常的 秩序，中國經濟畸形野蠻地競爭發展，分配極端不合理，其把大批底層人民拋入到 難以維生的困境。其日常生活日益唯艱，更恐疾病醫藥。對之無人關心無人救助， 這是他們生存的絕望。免醫治病，是其成員練功的直接原因。再，社會的野蠻、腐 敗、不公正，無法律無公益，惡道當行，能力弱的民眾處於赤裸的被欺負掠奪的狀 態。他們沒有依靠，亦無能申訴。這是他們對社會的絕望。法輪功倡善，不斂錢財 ，集體練功，在絕望中給予他們道德與人性情感的慰籍和召喚。還有，共產黨對中 國文化和宗教的長期破壞與迫害，使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處於嚴重的荒蕪飢渴狀態 。他們需要寄托，卻沒有寄托；需要信仰，卻沒有信仰；需要慰籍卻沒有慰籍；需 要希望，卻沒有希望。社會需要精神信仰和文化慰籍，但其卻破壞得已沒有成熟的 精神文化可以提供，那麼它只能自發地重新發生。無論其多麼幼稚簡陋，有多大風 險，人們也會接受。飢不擇食。法輪功就是這樣產生的。法輪功作為一個學說，其 本身有偶然性。但是它在中國社會如此迅速廣泛地傳播擴展，且成為一種宗教，卻 是自然的。它反映了中國後共產黨社會內部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精神危機。 因此可以說，法輪功之事是中共半個世紀的極權暴力統治的結果，是毛喪失理智瘋 狂破壞的結果，是中國社會危機重重之必然。它是中國社會可能崩潰的預兆。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是這個政權半個世紀以來迫害中國人民的繼續，是其繼 「六四」屠殺後的另一種屠殺。這個權力的本質就是要統治人民。中國古代封建社 會也還是以民為本，但是中共權力卻一向是以其權力（甚至是個人權力）為本。這 就注定了與其人民的對立。四九年後，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政治災難都是這個極權 權力對人民的摧殘迫害。其一旦感到（僅僅是感到）權力受到威脅，便施以極端暴 力，沒有法律、道德牽制，甚至不惜毀滅整個社會。五七年反右如此，文革如此， 六四如此，此次法輪功亦如此。這是他們權力的傳統。 如果說六四的參加者主要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尚有政治理想和要求 ；那麼法輪功的成員主要是中國社會的底層並無政治意識的人民。他們處於中國社 會的最不利位置。在殘酷畸形的經濟競爭中，他們是弱者，缺少文化，也缺少競爭 的能力和心態。而眼下中國社會腐敗野蠻，又無生存保障。（資本經濟的早期發展 是以對下層人民的掠奪和生存淘汰為代價的，這是無奈的事。）他們本應被社會關 心同情，但他們卻沒有依靠指望。他們接受法輪功，無非是免疾治病，求圖精神的 寄托和慰籍，這是他們孤零無助所至。他們在「進步」中失落，政府無視他們，社 會不幫助他們，他們投向法輪功，在微弱的生存中求得個人精神的慰籍，這是再正 常不過的事。他們本是和平、不問政治的，而中國政府對他們居然亦不允許。因為 政府害怕他們結伙，威脅權力。於是迫之，害之，投入監獄，毆打致死。一個政府 把它的暴力施向社會那些微弱無害的人，其本身即已沒有了政府的意義，而只是蠻 橫的暴力權力。至此，這個權力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 法輪功的基本教義無可指責。「真、善、忍」體現了東方傳統文明的基本精 神，對社會有益無害。特別是對中國這樣百經破壞的社會－－其以「專政」「鬥爭 」為國家學說，以腐敗唯利是圖為現時時尚。「真、善、忍」的提出，正是由於中 共半個世紀的統治中國社會過於殘酷暴虐。如果中國的權力在如此長久的時間對中 國的社會、文化和宗教，進行了如此殘酷毀滅性的暴力破壞，那麼他們有什麼理由 譴責法輪功和人民對它的信奉呢？法輪功起碼比「專政」「鬥爭」要好。它起碼是 和平的，向善的，忍耐的，而非暴力破壞的。「真、善、忍」幾個簡單的詞即聚集 了幾千萬人，充份說明了中國社會的危機，說明了民心對中共權力的背離，說明了 共產黨意識在中國的徹底完結。中共如此鎮壓法輪功，因為他們預感到他們命運的 結束。他們的權力已經沒有了基礎。 宗教不是科學，不能以理智要求，任何宗教都有其神秘「迷信」的成份，否 則不為宗教。至於法輪功成員練功發生迷狂，以至死亡的現象，按照數據統計其在 總人數的正常比率之內。這不足以證明法輪功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就是醫院也有非 正常死亡的發生。客觀地說，法輪功作為中國民間早期宗教，與人類傳統宗教相較 ，尚有種種欠缺。其要成為成熟的宗教還需要漫長的時間和考驗。此期間它亦有走 上邪途的可能，但這是未來的事。但至今為止，法輪功是和平非暴力的；它的教義 符合人類文明的基本原則；他們的行為是練功求善。其並沒有危害社會和他人。他 們反迫害的抗議活動，也還是和平、忍耐、平靜的。這本來是正常的民意表達，但 他們卻被不斷投入監獄。最近有人自焚，這是共產黨權力殘酷迫害，激化矛盾的結 果。這些受害者無法阻止政府的暴力，亦不許申訴他們的理由和冤情，他們只有焚 燒自己伸張正義。事情如此悲慘不幸。 至今，法輪功已有一百多人迫害致死。而且迫害仍在繼續。現在中共對法輪 功的迫害遠遠超過了對「民運」的迫害。 宗教是複雜的問題。凡宗教都有危險性。它可以有益社會的安寧，但也可以 導致其崩潰。因此宗教是對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考驗。其需要有寬容的精神， 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相應的法律。歸根結底，它需要社會本身的正常和穩定。宗教 不能以簡單的政治手段，尤其不能以國家暴力解決。如果宗教未衍成暴力，就不能 動用國家機器。而只能用社會的、文化的、宗教的方式相互彌補調和，使之成為社 會有益的因素。宗教，不在於它真或偽，對和錯，而在於它是否合乎法律，是否危 害或有益於社會。從根本上，人不能避免宗教。一個社會必須接受宗教的存在，給 它合理的位置和空間，與之和平共處。 共產黨由唯物主義開始（這裡我不是指一般的共產主義學說和一般的共產主 義者），而使自己成為最極端化的政治暴力化宗教（「邪教」）。由於它具有宗教 性，因此它排斥所有的宗教，以暴力摧毀消滅之，欲以自己一家之教一統天下。在 蘇聯的歷史中，在中共的歷史中，這再清楚不過。毛後，中共有了世俗化的轉變。 但是，在其中心集團，他們的意識深處也還是以獨我的「唯物主義」的教義看待世 界。因此，從根本上他們不能容忍「異教」法輪功的存在（如果他們有力量，如果 現在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沒有歷史和國際之背景，他們也將同樣不能容忍，他 們曾經對其消滅之），非斬草除根不可。因此，他們對法輪功的迫害「源遠流長」 ，有根深的傳統和情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權力不可能寬容、多元地看待人 和世界；更不可能放棄意識形態，依於法律，民主地管理國家。他們不是一般意義 上的政治專制，如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如三十年代國民黨，他們是極權專制－－專 制的極端化（專制與極權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們的極權根於他們偏執、極端 、不容異己的狹隘心理。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大災難。 中共權力對法輪功的鎮壓不僅殘酷，違背人權，而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甚 至愚蠢。 中共依於暴力奪得權力，依於暴力控制國家為所欲為，他們把政治退化到最 簡單的暴力殺戮與強制。「槍桿子」與「專政」是這個權力的本質，也是他們的歷 史與傳統。毛以此發動「反右」「文革」；鄧以此鎮壓「六四」；江澤民以為以同 樣的方式也可以消滅法輪功。他們習慣了他們的蠻橫。但是，今天已不再是昨天。 世界已經變化，中國已經變化。共產黨已經沒有了昨天的權力基礎；法輪功也不是 昨日毛澤東的信徒。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暴力是有限的，權力是有限的，共產 黨需要明白這個道理。當社會進入危機，人的存在陷入絕境，任何權力、暴力都無 濟於事。人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屈從權力、暴力。 中共（主責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實際上已經失敗。法輪功沒有消匿，也沒有 屈服，反而贏得更多的同情；而中共則更徹底地喪失了民心；就其內部也由此更加 分裂，江本人也為之更加孤立。在國際上中共人權形像進一步下落，為之遭到世界 輿論的共同譴責。事情並未到此結束，江澤民詣旨孤行，把鎮壓法輪功進一步升級 。但這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其只能是把更多的人投入監獄，有更多的人摧殘致死 ；使民怨升騰，加深社會危機；同時也使共產黨權力更加脆弱，激化其內部紛爭。 至今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法輪功可以就此屈服消滅。看來，江澤民難以收場。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其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江澤民為之得咎，逼退讓權。中共被迫對 法輪功作出相應讓步。中國社會如果不想就此崩潰，這是只能的收場。 法輪功事件表明了中共權力暴力的限度，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僅僅依靠極權 專制就能控制的。極權專制只能激化社會的矛盾和危機。科技、經濟的發展一定使 社會走向權力分散。所謂現代社會，即是社會經濟、文化、信息、交通、民眾生活 自身運動的社會，而不被單一政治權力所控制。中國一方面發展經濟，一方面強化 極權權力，這種對向背馳只能導致中國社會的崩潰。如果法輪功由中國社會自然發 生（社會需要），而又沒有違背社會的基本規則，遵從法律，且又形成了它的社會 力量，佔據了一定社會空間，那麼就應該（哪怕是只能）承認它的存在和權力，無 論其有怎樣的信仰和意識。政治權力是有限的，它的行使不能超出法律的限定，政 治不能取代一切，也不能解決一切。社會的問題、宗教的問題、文化的問題應該交 還給社會、宗教和文化。今天，政治權力為所欲為的時代已經結束。由法輪功，中 共應該得到教育。 中共一向認為中國的權力是他們浴血奮戰得到的，因此也要浴血奮戰予以捍 衛。他們把國家民族種種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意識、社會 問題統統簡化為權力與權力的爭奪。這就是他們政治的歷史。這是近代以來他們給 中國帶來一次次災難的根本原因。法輪功本來是社會問題，進而是宗教文化問題。 這本來可以社會、宗教文化的方式予以解決。但是他們一定以為法輪功威脅他們的 權力，要亡黨亡國。於是他們將其激化為政治問題，發動全社會剿滅法輪功，迫害 致死一百多人，把大批的無辜人民投入監獄，給整個中國帶來混亂，民怨鼎沸惶惶 恐恐。他們自造社會危機。八九年之事，本來不至於流血，學生抗議政府在現代社 會再正常不過，但是中共權力卻一定認為這是顛覆共產黨。於是有「六四」。此次 法輪功又是如此。由此再上溯到「反右」「文革」，中國的政治災難一目瞭然。權 力的目的不是權力，而是對國家與人民的責任。中共如果不由之改變－－放棄權力 的永久性壟斷，把權力逐步交還給國家，那麼中國將永無寧日。他們將永久不休地 進行政治運動和鎮壓。 停止迫害法輪功，實行政治改革，把權力歸還國家，這是共產黨必須而應該 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