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風雲 ──廣州八九：回眸與省思 陳破空 艱難的開端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今又五四》的新聞。報 導三大城市於五月四日發生的高校學生呼喚民主的遊行示威。報導的排列順序上， 北京為首，廣州居次，上海第三。將廣州排到上海之前，大出筆者的預料，因為當 日，在上海參加示威的學生人數，有萬人以上，而在廣州參加示威的學生人數，則 僅在三、五千人之間。《世界經濟導報》的這種編排，多少反映了該報編輯、記者 對廣州的重視和期待。 彼時，廣州，這座具有中國「南大門」之稱的大都市，因民眾「厭倦」政治 、省當局的「技巧」發揮、和特務的預先破壞，使一年前就開始醞釀的學運，處於 尷尬的難產狀態。 一年前的醞釀，直接承繼於「八六學潮」。「八六」學潮和平結束，中共開 明總書記胡耀邦被黨內保守派趕下台，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卓有聲望的自由 知識分子遭撤職批判。社會歸於暫時的平靜，或沉默。然而，八六學潮，為八九民 運埋下深厚伏筆，「思想解放運動」仍在各階層自發蔓延（趙紫陽的開明亦有功於 此），潮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往復震盪，漸鳴漸巨。 八七年夏天，筆者由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任教。 南國花城，商風正熾，人們一律「向錢看」，全民皆商，無暇他顧；嶺南世風一團 和氣，無所謂政見分明。最初一個時期，政治上幾乎找不到一個知己。「經濟綠洲 ，文化沙漠」，是八十年代最後一年廣州的真實寫照。 不甘心就此沉寂，對著講台下的學生，禁不住要鞭笞時政，宣揚民主。對新 交朋友，也情不自禁要慷慨激昂一番。漸漸聚攏一些同道。八八年中期開始，與一 批骨幹學生有心醞釀新的學潮。定時間為八九年「五四青年節」，初衷是紀念性的 ，因而目標並不大：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四十週年。試圖以紀念性的遊行示威，宣傳民主，呼籲政治體制改革。 僅此而已。 八九年元月伊始，發起成立中大第一個「沙龍」，名為「每週民主沙龍」， 由骨幹圈子中人輪流主持，主要主持人為大氣科學系本科四年級女生陳衛。端莊典 雅而落落大方的陳衛，此後一直發揮著極大的感召力。沙龍火爆，參加者十分踴躍 ，常達百人，將管理學院一間大教室擠得內外爆滿，水洩不通。討論熱烈，也輕鬆 愉快，但主題始終沒有脫離民主政治。 與此同時，國安局也滲透進來，醞釀八九廣州學潮的計劃，遭提前洩露。三 月間，在三寓賓館偶遇省委一位李姓秘書，他無意間告訴筆者：省委有一份內部文 件，點明筆者準備在廣州發動學潮。這即是說，密探已經打進圈子。果然，學運一 開始，便遭受連番破壞：學生骨幹名單被當局悉數掌握，骨幹們提前遭到當局壓力 (校系領導個別談話)，並有特務跟蹤。稍後證實：主要告密者是中大化學系一位名 叫陳永潮的研究生，他幾乎出賣了所有參與早期籌備的學運骨幹。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辭世，形勢劇變。全國各地的學運、民運，不約而 同，自發而起，遍地烽煙，驟然間熊熊一片。已遭滲透與破壞的廣州學運計劃，倉 促間提前啟動。實際上，」五四「當天，能有三、五千高校學生走上廣州街頭，已 屬殊為不易。 在此之前，四月二十二日，中山大學學生約二百餘人，在陳衛的帶領下，聚 集海珠廣場，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當局派到場並在廣場環形欄杆外進行合圍 式警戒的警察、加上混跡學生隊伍中的特務，看上去，人數不亞於少得可憐的學生 。 能動員的人實在太少，連第一面旗幟和第一根竹竿，都是由我這個青年教師 親自動手購買，並攜進現場。陳衛是唯一發表演講的人，題目是《海珠廣場宣言》 。演講稿也是由我連夜趕就。集會結束後，以遊行的方式回校，隊伍顯得稀稀拉拉 。 隔二日，作為廣州學潮的發起人，我和陳衛被離奇地調離廣州。我突然接到 系裡通知，為一個學術課題到韶關出差；陳衛則收到從重慶老家發來的電報：父親 病危，速回。後來，我們才明白，這是以葉選平為首的廣東當局「技巧」處理廣州 學潮的方式之一。這是他們最早的「技巧」。 我和陳衛先後離開廣州之後，廣州學運暫時陷於停頓。與我同往韶關的，還 有其他幾位同系同事。出差期原定一周至十日，四天後，我猛然醒悟，此屬廣東當 局的調虎離山之計，當即收拾行李，稱有個人急事，辭別同事，跳上火車，單獨提 前回到學校。還在火車上，我就寫信給遠在四川的陳衛，叫她也速回廣州。 四月底，更多的學生骨幹加入到學潮組織工作中，與其他高校的聯絡也次第 展開。五月三日上午，中山大學一批主要學運骨幹聚集我的宿舍開會，我心急火燎 地說：北京、上海的學潮已經如火如荼，我們廣州還沒有多大動靜，這是我們廣州 的的恥辱；中大是廣州頭號大學，如果廣州沒有學潮，就是我們中大的恥辱；我們 這些人，早已策劃學潮，如果中大不能動，就是我們在場人的恥辱。也是歷史性的 的責任。 討論決定：明天，五月四日，是最後的期限，我們必須衝出校園。具體安排 是：五月四日下午開始，骨幹們在中大東區(即學生宿舍集中區)，進行演說宣傳； 晚七點半，帶領學生衝出校園，主題：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當晚，學生骨 干們再次召開擴大會議，做出部署（此間，同時成立了相關學運組織）。人人埋頭 苦幹，書寫大批大字報和海報，貼往中區(教學區)，並備齊喇叭旗幟橫幅，為此還 於五月三日下午開始展開校內募捐。我則為骨幹中主要演講人撰寫了演講稿。 五月四日晚七點半，在學生骨幹們的帶領下，三千多中大學生，在吶喊聲中 ，衝破大批警察預先設置於中大正校門外的警戒線，踏上新港路，向市中心遊行進 發。阻攔無效的警察們，在隊伍前以摩托車隊開道（廣東當局的「技巧」之二）。 遊行學生沿途演說，呼口號。吸引無數市民圍觀、鼓掌，部份人也參加進來，或在 路旁遞送飲料，表達支持。到省府門口後，與另幾隻高校學生隊伍彙集，他們是： 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遊行學生人數則達五千人。演講、呼口 號，向省政府遞交請願書。到半夜兩點多鐘，示威活動結束，因為下雨，公安調來 二十幾部公共汽車（廣東當局的「技巧」之三），將學生們運載回校。 五月四日的成功出擊，使廣州學運如烈火燎原，迅速蔓延。隨後，參加學潮 的人數驟然大增，幾乎所有廣州高校都行動起來，動輒數萬人或十幾萬人上街，游 行、集會、靜坐、絕食、退黨、退團，形式上，與北京和全國各地大同小異。最大 規模的兩次，當數五月十七日反戒嚴示威，和五月二十三日的「省港大遊行」，上 街遊行示威的學生、市民人數均高達四十多萬人。 而在全廣東省，幾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啟動了不同規模的學運或民運。 這對以「不關心政治」為榮、「我只關心錢」為傲、自以為「精明」的廣東人而言 ，既屬難得的景觀，也算得上自我嘲弄。 於是，珠江揚波，南海漲潮，八九廣東民運，一浪高過一浪，彙集在全國性 民主運動的洪流中。 （註：因過多地使用「技巧」，包括對是否逮捕學運骨幹，猶豫不決，廣東 當局被鄧小平斥為「一手硬，一手軟」，學運後，廣東省主要黨政領導人被「明升 暗降」或「因工作需要」調離他職。葉選平被調任虛職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八九廣州人物 陳衛，重慶市人，中山大學大氣科學系八五級本科生。廣州學潮最早的發起 人和組織者之一，先後任中山大學「每週民主沙龍」主持人，廣州市高愛聯常委， 中山大學學生民主自治會副主席、主席。「六四」屠殺發生後，繼續組織「空校運 動」。學潮失敗後遭通緝，七月間被捕，入獄一年半。現居國內。 於世文，河南省人，中山大學哲學系八五級本科生。廣州學潮最早的發起人 和組織者之一，先後任中山大學學生民主自治會主席、演講團負責人。學潮失敗後 ，仍積極組織營救從北京南下的逃亡學運骨幹和知識分子，七月間被捕，入獄一年 半。現居國內。 劉俊國，四川省人，中山大學英語系研究生。先後任廣州市高愛聯常委、主 席。主動將其宿舍曾在學潮中被充作校或市學生組織的日常辦公室。「六四」屠殺 發生後，繼續組織「空校運動」。學潮失敗後遭通緝，唯一成功逃脫的學運骨幹。 現居美國。 易丹軒，原籍湖南，廣州商學院八七級本科生，先後任廣州市高愛聯常委、 副主席、行動部負責人，省府廣場主要負責人。「六四」屠殺發生後，繼續組織「 空校運動」。學潮失敗後，仍積極組織營救從北京南下的逃亡學運骨幹和知識分子 ，七月間被捕，入獄並被判刑兩年。現居美國，任當屆全美學自聯主席。 李正天，原籍山東，廣州美術學院講師，原「李一哲」大字報起草人之一， 為此曾入獄。八九年時任廣州市高愛聯顧問，學潮失敗後遭通緝，傳訊後免於監禁 。現居國內。 王連平，海南省人，華南師範大學研究生，廣州市高愛聯常委，學潮失敗後 被捕，入獄半年，現居國內。 張宇，四川省人，中山醫科大學八五級本科生，廣州市高愛聯常委、行動部 負責人之一，並承擔與北京學運組織的聯絡工作。學潮失敗後，曾短期被捕入獄； 九四年再度因政治原因短期入獄。現居美國。 余厚強，新疆人，華南理工大學本科生，廣州市高愛聯常委、糾察隊負責人 之一，學潮失敗後，曾短期被捕入獄，現居加拿大。 劉東華，四川省人，中山大學物理系職工，積極參與廣州民運，尤其早期的 籌備，為廣州學潮最早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運動失敗後被捕，入獄並被判刑三 年，現居國內。 陸子斌，河南省人，廣州某公司經理，積極參加廣州八九民運。運動失敗後 被捕，入獄並被判刑五年。現居國內。 陳志祥，廣東省人，廣州海員學校教師，積極參加廣州八九民運，「六四」 屠殺發生後，在廣州書寫巨型抗爭標語，旋即被捕，被「從重從快」判刑十年。現 今下落不明。 馮思明，廣東省人，出租車司機，廣州市工自聯負責人之一，運動失敗後， 成功逃脫，現居香港。 其他骨幹，大都還在國內。(略) 高潮下的危機 回憶廣州八九民運，因屬個人角度，加之篇幅有限，遠不能面面俱到，此文 僅略述大概，詳情尚有待當年共襄盛舉的廣州諸君拾遺補缺，故，完整史料的整理 尚有待時日。拙文更願將若干筆墨著於反思。 其一，複雜性，或者盲目性：知識分子的多重面目。 不敢言，是廣州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通病。雖敢言而不敢為則又成為運動爆發 後，廣州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普遍表現，懦弱，或曰「老練」；雖則大多數廣州知識 分子都同情或支持學運，但勇於參與者寥寥，一些甚至連幕後角色都怯於承擔，於 是，與北京相比，八九民運中，廣州知識分子（以大學教師、文藝界人士為主）的 主體參與，實際甚少。（運動高潮時部份大學教師和部份作家協會作家曾發表聲明 ，表示支持，為其極度表現。此所謂「隨大流」。） 另有若干知識分子，一方面支持學運，另一方面，卻呼籲「珍惜廣東改革開 放的成果」，「維護廣東穩定大局」。語多空洞和矛盾，實不知所云，令人啼笑皆 非。 缺乏政治鬥爭經驗，尤其缺乏嚴肅的政治鬥爭經驗，乃是如筆者這類直接參 與運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又一弊病。以筆者為例，沙龍或聚會，常帶以幽默調侃的調 子，對隨時可能變得嚴酷的現實，疏於提防；對來來往往的人，也疏於識別和防範 ，令學運計劃提前曝光，並遭致不必要的破壞。至於青年知識分子的盲目和「天真 」，也沒有比八九年的表現更「可愛」的了。以筆者為例，竟不曾知道，組織學潮 ，會構成「犯罪」；竟不知道，中國還有「反革命罪」一說（直覺以為一九七八年 憲法修改時已經取消）；竟不知道，中國還有「看守所」一詞（以為只是國民黨時 期的名詞，《紅巖》中讀來的）；對政府是否會開槍，更持懷疑（以為會開槍的政 府已不可能存在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如果熟悉和瞭解這一串名詞及其背後的可 能性，必有更多的考慮，而無慮於此，也構成學運組織過程中的諸多盲點。 同時，作為廣州學潮最早的發起人，沒有通盤的計劃和周密的部署，只知道 一味發動，卻未考慮，如何協調進程，如何收尾，如何善後，如何撤退，如何重振 ，為此，筆者深以為疚。也多少有些「愧對」共產黨所加「有組織、有計劃、有預 謀」之辭。當學潮的發展遠離了初衷，顯得「無序」或「失控」時，無能為力。俗 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種種毛病，應驗此語。 其二，學生「幼稚病」。 幾乎每一次學生運動，都會標榜自己的純潔性，八九學潮也不例外。生怕魚 龍混雜，惹政府抓「把柄」（政府何患無把柄可抓？）。在廣州學潮中，常常看到 這樣的鏡頭：學生糾察隊手拉手地把群眾擋在外面；學生組織開會、哪怕是公開會 議，也要把香港記者拒之門外，或「清場」（據說，九九年抗議美國炸館風波，中 國學生類似的「純情」表現，與八九年一代，殊無二致）。 一方面，激進地反對政府，另一方面，又對政府存以幻想，許多學生的認識 ，恐怕僅僅停留在反對政府中的一部份，即特別專制的部份，特別腐敗的部份，尚 沒有昇華到反對整個專制體制的高度。另外，種種幼稚舉動，除了年齡的因素，何 嘗沒有身份的炫耀（所謂「天之驕子」）？直到今天，耳熟能詳的，是所謂「新人 類」、「新新人類」、「新新新人類」……究竟要冠多少個「新」，才能窮盡標榜 年齡或身份的優越？孤芳自賞。結果是，學生運動變成單純的學生運動，工農大眾 敬而遠之。廣州學運幼稚化的頂峰是：一位主管財務、名叫黃麻的市高愛聯常委， 竟在運動後期，在沒有任何溝通或協議的情況下，突然心血來潮，個人做主，就徑 直將數十萬元民間捐款悉數贈給了遠在北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以期換取「人民子 弟兵」的同情？或許在黃同學本人看來，如此舉動，卻是「成熟」。 其三，無組織的大合唱。 正如八六學潮一樣，八九民運，與其說是有組織的，毋寧說是自發的。胡耀 邦之死，是直接的導火索。《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李鵬的「五一七」戒 嚴講話，反而才是將學運推向高潮的火藥桶。縱觀倉促間成立的各種學運組織，所 發揮的領導能力，十分有限且雜亂無章，與外地學運組織的聯繫，也形薄弱。五月 十七日的反戒嚴示威，五月二十三日的「省港大遊行」，廣州均有數十萬人參加； 而五月二十八日的「環球華人大遊行」，六月四日的譴責屠殺示威，參加人數都劇 減。五月二十八日，參加遊行者僅數百人，天氣炎熱，沉溺午睡，竟是當日中山大 學上街學生人數甚少的主要原因；六月四日，參加遊行和堵橋示威的廣州各高校大 學生，僅數千人，從北京傳來的恐懼，和因謠傳有坦克團從廣東博羅縣開往廣州而 傳染的恐懼，竟使大部份人迅速喪失了上街抗爭的勇氣。人多或人少，在很大程度 上，並非取決於組織性，卻取決於學生的自發性，自發性的參加或自發性的消失， 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發性遠遠大於組織性，情緒化遠遠高於理智，使八九民運成為 無組織的大合唱。 之外，回觀僅僅數日前，學生隊伍還整齊的呼喊著「中大中大，人民養大； 為了人民，死都不怕」，頃刻間竟做鳥獸散，算不算「雷聲大，雨點小」？僅在形 式上舞影揚聲，卻缺少精神的深入和普及，是當年民主運動的可悲之處，激進的姿 態頃刻間化著驚弓之鳥。於是，鄧小平以武力鎮壓北京的民運之後，立即起到了「 殺雞儆猴」的作用，全國其他各地的抗爭，雖然也持續了數日，卻很快就土崩瓦解 ，甚至說得上是一哄而散，因為，我們連軍隊或坦克的影子都沒有見過！筆者並非 主張與軍隊、坦克去硬碰，但起碼應該選擇，策略性地後撤，再轉化為策略性地斗 爭，韌性的、長期的鬥爭，而非一哄而散。自發性對組織性的衝擊，再一次於尾聲 處予民主運動以重創。 其四，內鬥前音。 海外民運的內鬥，聲名遠揚且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內鬥早就開始了，八九 年就開始了。學運組織內的爭吵、再爭吵；選舉、再選舉；重組、再重組，伴隨著 廣州學運的始終，其中，除了少數原則性的問題，個人名利的成份，起了顯著作用 。記得為了確定哪一校的代表應該成為市高愛聯主席，是中大的代表還是華工的代 表？學運代表們曾爭論得面紅耳赤。至於筆者本人，礙於身份的不便（青年教師） ，則一意扶持自己學生骨幹中的「自己人」，令其擔當關鍵職位，除了個人意志， 也不無個人得失的權衡。 現今聲勢微弱的國內民運，是沒有條件內鬥，如果有條件，內鬥的程度，絕 不會亞於海外。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或許，國內民運，遲早也會補上「內鬥」這一 課。因此，內鬥，與其說是民運的，不如說是中國人的。柏楊早有明斷：醜陋的中 國人，哪樣事不內鬥？但這並不意味著，民運隊伍不需要反省，民運人士不需要調 整。相反，何時能將個人名列置諸於後，何時能將崇高理想和團隊精神置諸於前， 一句話，何時能夠走出「內鬥」、超越「內鬥」，將是考驗中國民主運動骨幹隊伍 ，何時走向成熟，何時走向成功的關鍵。 (註：高愛聯------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